被征地农民受偿意愿与政府偿付意愿的博弈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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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土地征收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探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土地征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土地征收对农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农户的土地征收意愿则直接影响到土地征收的顺利进行。
研究农户土地征收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土地征收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户土地征收意愿的现状农户的土地征收意愿是指农户愿意将自己的土地交给政府或者企业用于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用途的愿望程度。
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显示,中国农村地区的农户土地征收意愿整体上呈现出较高的态势。
80%的农户表示自愿将土地交给政府和企业使用。
高产值农民和中等产值农民的土地征收意愿普遍高于低产值农民,这可能是因为高产值农民更加看重土地的经济价值,愿意通过土地征收来获取相应的经济回报。
农户土地征收意愿与农民的教育程度、年龄、家庭收入、土地面积等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关联。
在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时,我们发现教育程度高、年龄偏大、家庭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对土地征收的支持度更高;而相对而言,教育程度低、年龄偏轻、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户对土地征收意愿较低。
1. 经济因素农户的经济因素直接影响其对土地征收的意愿。
农户的土地产出对其日常生计有着直接的影响,土地征收可能会对农户的经济状况产生较大的影响。
农户对土地征收意愿的决策往往受到土地征收补偿额的影响。
如果农户能够获得合理的经济补偿,那么他们对土地征收的意愿就会相对较高;反之,如果土地征收补偿不尽合理,农户就可能对土地征收产生抵触情绪。
土地征收后的土地使用权归属、分配机制等也对农户的土地征收意愿产生着影响。
2. 社会因素社会因素也会对农户的土地征收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
农户所在的社区环境、地域文化等因素会影响农户的土地征收意愿。
与此社会关系网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土地征收意愿。
如果农户所在的社区与政府或企业之间的关系较好,那么农户对土地征收的意愿可能会相对较高;反之,如果社会关系网较差,农户可能会对土地征收产生较大的抵触情绪。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受偿意愿研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受偿意愿研究引言: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和土地资源的紧张,农户宅基地退出成为了当前中国农村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农户宅基地退出涉及到农户的迁移安置问题以及宅基地的合理利用等多个方面,而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关键在于农户的退出意愿与受偿意愿。
本文旨在通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受偿意愿的研究,探讨农户在城市化进程中进行宅基地退出的不同动因和态度,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背景与现状:1.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农村地区的集体宅基地面临被征收、用于建设公共设施或产业发展的压力。
2. 资金需求和土地利益与保障问题:农户宅基地可以成为农户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来源。
然而,很多农户关注自身的土地权益以及退出宅基地后的财产保障问题。
二、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1. 家庭背景因素:家庭人口结构、年龄、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直接影响。
2. 经济因素:农户对于宅基地退出后的受偿情况以及未来经济收入变化的期望会影响其退出意愿。
3. 宅基地利用效益:农户对于宅基地的合理利用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促使其愿意退出宅基地。
4. 个人态度与价值观:农户的个人态度以及对于城市生活的期望也会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影响。
三、农户宅基地退出受偿意愿研究:1. 宅基地市场交易研究:通过分析农户在宅基地市场交易中的受偿意愿,可以得出市场化交易对于农户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
2. 政府政策因素:政府提供的相关政策对于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受偿意愿影响明显,政策的科学合理性和执行力对农户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3. 扶贫政策与受偿意愿:针对贫困户提供的扶贫政策会改变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例如政府提供的一定的搬迁补助将使农户更有动力退出宅基地。
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启示:1. 完善相关政策:政府应建立健全的宅基地制度,提高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受偿能力和保障水平,合理考虑农户的受偿意愿。
征地过程中的各方利益主体博弈分析摘要: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风险及矛盾日益凸显,给社会的稳定和谐带来一定威胁。
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之间的博弈分析,明确了征地过程中各方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动机,并得出违规征地的处罚力度及征地补偿费是影响各利益主体行为选择关键的结论。
关键词:土地征收;利益主体;博弈目前中国采用的征地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健全及外部环境的改变,土地征收带来的社会风险凸现。
在近年国土资源部受理的来访案例中,违法占地依然是群众反映的重点问题,一些项目存在边报边用,甚至是未报即用的现象;有的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占用,这些都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一定威胁。
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征地过程中各方主体利益诉求不同,产生了各种矛盾。
因此,通过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各方主体的博弈分析,明确影响其行为选择及动机的关键性因素,从而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对缓解征地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协调城市发展与耕地减少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1 土地征收的相关概念1.1 土地征收的界定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的过程[1]。
从定义上来看,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进行土地征收,但由于征收制度的不完善及土地增值收益的巨大诱惑,土地征收范围被人为扩大,不仅局限于非营利性公益事业用地,还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工业、商业等用地。
本研究所涉及的土地征收特指被扩大化的土地征收范围。
1.2 土地征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中国的土地征收是在多方利益主体参与下共同完成的。
首先由中央政府下达征地命令,然后地方政府代表中央政府执行具体的征收行为,并且在征地后需要给予被征地农民相应的补偿,因此土地征收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
中央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总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征地问题,既要着眼于城市的发展,又要考虑土地被征收后的粮食安全问题、生态问题、失地农民安置问题等[2],从宏观角度制定征地政策,并对征地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征地政策在一定辖区内的具体执行者,总是从局部利益出发,主要考虑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地方建设的发展以及官员的个人业绩;农民是征地过程中的微观主体,由于成员结构分散、组织力量薄弱,在整个征地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3]。
研究探讨 Research352拆迁过程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博弈机制与策略分析叶青(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综合服务中心,福建厦门 361000)中图分类号:G3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6344(2019)01-0352-01摘要: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农民采用多种实用主义方式以获取实利,而政府部门则会采用多种策略主义方法达到拆迁的目的。
所以说,农民行动和政府行动彰显了拆迁过程中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对抗且不可变,而是可以通过有效的调适措施协调两者的关系。
基于此,文章将拆迁过程作为研究背景,重点阐述政府和农民关系的博弈,提出相应的调适策略,希望有所帮助。
关键词:拆迁;政府;农民;博弈机制;策略0 引言目前阶段,征地拆迁过程中所引发的政府和农民矛盾日益激化且备受关注。
要想确保在征地拆迁常态背景下实现政府和农民的良性互动,不仅要强调道德的作用,同样也必须深入实践。
究其原因,导致征地拆迁中政府与农民矛盾主要是行动策略所致。
由此可见,深入研究并分析拆迁过程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博弈机制、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拆迁中农民的行动策略1.1诉苦在拆迁中,诉苦是农民最常使用的行动策略,也是权利表达的传统形式。
农民在陈述困难的过程中,以达到的施加相关主体,使其产生同情情感。
一般情况下,诉苦的形式包括两种:其一,部分家庭困难拆迁户会向拆迁人员诉苦,讲述拆迁后对于生活的担忧与所面对的困难;其二,新建房屋村民会向拆迁人员讲述接受拆迁后的经济损失,特别是精神与物质方面。
之所以诉苦会成为拆迁过程中农民常使用的行动策略,最主要的原因是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农民可以利用网络发布帖子,一旦拆迁人员无视其困难与损失,即可借助网络力量,对政府征地拆迁违规行为进行披露,以获取社会关注,使拆迁工作障碍重重,达到向政府试压的目的。
1.2软磨硬泡通常情况下,软磨硬泡的类型包括两种:1)拆迁户畏惧政府且害怕和政府对抗吃亏,不对政府劝说做出反应,而是利用“拖”的方法,对拆迁人员加以逼迫,一旦临近拆迁日期期限,即可直接增加补偿的金额。
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博弈摘要:征迁矛盾的性质是利益博弈而非观念对抗。
地方政府一方,有将土地资本化的冲动,村民一方,也有将土地货币化的意图,双方共享一套“发展”的话语。
征迁矛盾难以化解的主要症结在于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往“无序化”逆向发展。
如果只有村民和地方政府两个博弈主体,村民在双方“策略行为”的互动中将完全处于下风。
中央政府和媒体作为第三方,预期角色为平衡者,平衡的结果应是抑制地方政府各种不合理的“策略行为”,将双方纳入共同的规则之治中,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媒体倾向于从绝对化的角度定义“出事”,第三方的加入反而强化了民众的“策略行为”。
地方政府和村民相继升级“策略行为”,到最后难免有村民使用“边缘政策”,从而引发双输的悲剧。
关键词:征地拆迁利益博弈策略行为地方政府村民中央政府媒体一、解决征迁纠纷的视角:“制度”与“治理”征地和拆迁(下文简称“征迁”)中,各方主体针对土地增值利益的分配进行激烈地博弈,各主体都试图争取和扩展自己的收益份额,各群体之间、各群体内部频频产生摩擦,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政府与村民之间关于补偿安置的争议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上访事件、群体性事件、暴力事件等等,征迁工作被许多政府工作人员称为“天下第一难事”。
各时期土地利益的分配,是“宏观-中观-微观”三层综合作用的结果。
宏观层面主要指国家资源禀赋和战略目标,中观层面主要指各种土地资源分配制度,如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税赋制度、土地征收制度等等,微观层面主要指基层治理形态。
三个层面的关系可以简述如下:1、宏观层面决定中观层面的总体变动方向,中观层面又决定微观层面的总体变动方向;2、中观层面影响宏观层面的具体实施效果,微观层面又影响中观层面的具体实施效果;3、三个层面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但任何一方的变革不可能彻底代替另一方变革。
传统时代[②]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土地的农业产出,是土地利益分配的核心。
历朝历代政府关注的重点都是:如何从千家万户分散的小农手中提取农业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