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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黄宗羲的相关介绍1.作者生平：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党首领之一。
因多次同东林党人一起上本参奏魏忠贤等人的罪行，被魏忠贤陷害致死。
曾参加抗清活动，参与对阉党斗争，并成为“复社”领导人之一，与“几社”、“应社”等士人往来，南明弘光年间，阮大铖搜捕复社人士，指为东林党余孽，黄宗羲亦名列其中，被捕入狱。
弘光朝覆灭，乃逃回家乡。
明朝灭亡以后，他投入了抗清斗争，清兵南下时他在浙东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被鲁王任命为左副都御史。
失败后隐居，晚年，屡违清廷征召，严辞拒修明史，死前遗嘱：葬时不用棺椁，“身遭国变，期于速朽”。
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
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明末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师”。
黄宗羲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2.著书情况：《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今人编有《黄宗羲全集》（1）《明儒学案》，为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专著。
《明儒学案》系统记载、总结论述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和流派，是明代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的专著。
全书一共62卷，于康熙十五年（即公元1676年成书）。
《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
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
《师说》总纲之后，分别列出了十七个学案，大致依据时间先后推移次序和学术流派传承关系。
每个学案都有较为固定的结构，拥有案序，传和语录；其中案序为概说该学派之基本情况，诸如该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代表人物，与其他学派的关系等等，传即是学者传记，语录即是收录该派名言至理并附有评论。
黄宗羲主要思想文言文总结黄宗羲（1610-1695），字铸元，号思无邪，祖籍浙江绍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政治家。
他的主要思想包括继承儒家传统、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教育改革和政治改革等方面。
在继承儒家传统方面，黄宗羲提出了"推"与"触"相统一的主张，通过对经典的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以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
在反对封建专制方面，黄宗羲认为君主应当尊崇天命，礼让于民，借鉴西方国家的立宪制度，通过平权与平等的原则，实现国家治理的公正与效能。
在教育改革方面，黄宗羲主张教育平等与普及，在编修《明中庸章句》的同时，提出了"格致"教育思想，认为人的天赋本性完善，只需要通过教育的培养，即可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政治改革方面，黄宗羲提出了"性恶论"与"性善论"相结合的政治观念，以辩证的方式认识人的本性，主张通过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调整人性的偏差，以达致社会的和谐与秩序。
综上所述，黄宗羲的主要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依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黄宗羲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中，《明夷待访录》是他最主要的思想作品之一。
这部著作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的现实情况，批判了明末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的现象，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和主张。
首先，在继承儒家传统方面，黄宗羲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主张"推"与"触"相统一。
他认为，在学习经典时，要用心去理解和推究其中的道理，而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则要主动去实践和实践，用于实际生活和社会发展。
他认为，通过"推"与"触"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经典的精神内涵，并加以应用，使之成为教育和治国的指南。
其次，在反对封建专制方面，黄宗羲对于君主的权力有着明确的界定。
他认为，君主应当遵循天命，以"礼让"的原则对待他人，并且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立宪制度，实现君主与民众之间的权力分配与制约。
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黄宗羲，生于公元1610年（明万历38年），卒于清康熙34年（公元1695年），汉族，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
著有：《明儒学案》、《南雷文定》、《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等文集。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称“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
《清史稿》中曾记载：“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
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发之绪。
”（《清史稿》480卷）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
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
清政府撰修《明史》，曾咨询与他，书中记载：“史局大议必咨之。
”（《清史稿》480卷）黄宗羲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
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
“明夷”本为《周易》中的一卦，其《序卦》有曰：“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
夷者，伤也。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人攸往，主人有言。
”（《易经·明夷·初九·卦辞》）其文题中的《明夷》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即地在上，火在下。
“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
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光明受到伤害。
这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希盼，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
而“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
另外，“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
黄宗羲《诗历题辞》原文及翻译译文《黄宗羲《诗历题辞》原文及翻译译文》这是优秀的文言文翻译译文文章，希望可以对您的学习工作中带来帮助！1、黄宗羲《诗历题辞》原文及翻译译文黄宗羲《诗历题辞》原文及翻译黄宗羲原文：余少学南中，一时诗人如粤韩孟郁上柱、闽林茂之古度、黄明立居中、吴林若抚云凤皆授以作诗之法。
如何汉魏，如何盛唐，抑扬声调之间，规模不似，无以御其学力，裁其议论，便流入为中、晚，为宋、元矣。
余时颇领崖略，妄相唱和。
稍长，经历变故，每视其前作，修辞琢句，非无与古人一二相合者，然嚼蜡了无余味。
明知久久学之，必无进益，故于风雅，意绪阔略。
其间驴背篷底，茅店客位，酒醒梦余，不容读书之处，间括韵语，以销永漏，以破寂寥，则时有会心。
然后知诗非学之而致，盖多读书，则诗不期工而自工。
若学诗以求其工，则必不可得。
读经史百家，则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
若只从大家之诗，章参句炼，而不通经史百家，终于僻固而狭陋耳。
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
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
今于上下数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于唐数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
盛唐之诗岂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归一，将又何所适从耶?是故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
若无王、孟、李、杜之学，徒借咀嚼之力以求其似，盖未有不伪者也。
一友以所作示余，余曰:“杜诗也。
”友逊谢不敢当。
余曰:“有杜诗，不知子之为诗者安在?”友茫然自失。
此正伪之谓也!余不学诗然积数十年之久亦近千篇乃尽行汰去存其十之一二师友既尽孰定吾文但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谓不逼真耳。
(选自《黄宗羲诗文选译》，有删减)译文：我年轻时在南中学习，当时的诗人如广东韩孟郁名上柱的、福建林茂之名古度的、黄明立名居中的、吴地林若抚名云凤的，都曾把作诗方法传授给我。
怎样是汉魏，怎样是盛唐，如在抑扬顿挫声调之间，模仿得不像，无法驾驭学力，剪裁议论，就会流为中晚唐诗，为宋元诗了。
黄宗羲与其编辑思想黄宗羲与其编辑思想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学者称其为梨洲老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又被学者称为南雷先生。
黄宗羲是明朝末年东林党人黄尊素的儿子。
由于生在了明清两代改朝换代的时期，注定了其一生坎坷。
其父被阉党迫害致死，其后他从事反对阉党的斗争。
1645年，黄宗羲追随南明政权反抗清朝，他毁家纾难，九死一生。
1653年，潜心学术研究，总结历史上，尤其是明朝的教训，并对学术进行研究。
黄宗羲的一生，耗尽心血，最有成就的就是其在编辑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
他学识渊博，为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中积累的丰富的遗产。
其创作涉及到各个方面，天文学、地理学、文学、哲学、史学、数学、艺术等等，共有65种，1300余卷。
一生著作主要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等。
本文就其主要的编辑思想进行论述。
一、开创了学案体。
学案体,是在中国明末清初形成的以记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体裁，以黄宗羲、全祖望等撰著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为代表作，是自古代以来继编年体、纪传体等主要史书体裁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史书体裁。
黄宗羲在考察了前人的各种书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写作方式。
以《明儒学案》为例，此书以王学为中心，列学案19目，共叙述明代学者达231人，这些几乎囊括了明代历史上较有成就的学者们。
此书从各个学派的角度，论述了各个门派中不同学者的不同的人生经历、特色和学术成就等，将其做了系统的排比，评论正确恰当，分析深入，描写详细精当，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学术史著作，也成为学案体的开山之作。
后《宋元学案》编著的时候，黄宗羲已于年迈，该书由其草创，但后经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续传而成。
黄宗羲旷世大儒，经世致用作者：暂无来源：《中华儿女》 2015年第20期文孙聚成幽兰，生于空谷，在最贫瘠的岩石悬崖之间，也照样绽放芬芳，清新淡雅自悠闲，雅致无尘大自在，超凡脱俗神韵来。
绍兴自古便为兰花之乡，兰花之高洁一直为人所推崇，而出生于绍兴的一代大儒黄宗羲，就如万丈绝壁上的兰花，饱经风霜，依然保持傲然的君子之德。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学界尊称为梨洲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同时还是经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
黄宗羲的一生波澜壮阔，历尽劫难，并和许多社会变革的重大事件交集而行，成为具有独特阅历的学者。
他曾总结自己一生经历的三个大阶段：“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真实记录。
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他的父亲黄尊素，在朝中任中官御史，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下狱后历尽磨难，最终受酷刑而死。
崇祯帝即位后，先后处置魏忠贤及其党羽。
十八岁的黄宗羲袖藏利锥，怀带诉状，只身进京替父伸冤。
到京时，朝廷刑部正审讯阉党余逆，黄宗羲奔入公堂对质，当堂用所藏长锥猛刺害父仇人许显纯和李实暗。
惩治害死其父的凶手之后，他召集被害诸臣子弟在诏狱中门设祭，祭文读到一半，哭声振荡禁城，浩气震动内外，崇祯帝叹称其为“忠臣孤子”。
黄宗羲也因此而名闻天下。
为父报仇申雪后，黄宗羲从京城回到家乡，在老师刘宗周的指导下发愤读书，抄书，探究古今治乱得失的规律，研讨经世治国的实学。
孜孜不倦的学习生活，充实了黄宗羲的知识，也使他思想更加成熟，目光更加尖锐。
于是，黄宗羲参加了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复社，他与其他社员一起坚持复社“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的宗旨，与当时的宦官乱臣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成为后期复社领袖人物。
明亡后，黄宗羲又遭到南明弘光政权阮大铖迫害，被捕入狱，在清军攻破南京之际，乘乱逃脱。
黄宗羲返回家乡后，立即变卖家产，组织“世忠营”抗清。
目暖融嚣翟幽。
翡一塞变诧研究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及其思想价值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杭州310025)攮耍：本文从致滚蒜怒、哲学愚想以及筹作成果、讲学成就四个方面论述了黄索羲的学求成藐，并在此基确土探讨了簧宗羲蕊想的瑰代价臻。
作者认为，黄宗羲的‘哳氏本'’思想，已经超越了爨童专制案I度下俦统儒家堂民、爱民、。
为民洚命的溜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氏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范式。
黄掌羲在哲学上建藏了议“力伊为穰泰宗饕的实践哲学和“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学术史观，可以启迪我们的雳旋疆蕊臻和兼容褴思维，英瓤期求舞精神及壤呼改革的理论勇气，也激麓着我们令炙螫持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创新的勇气。
关键词：黄宗羲、新民本、经世应务、力抒哲学中隧分类号：B24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05)06-0088-03黄宗羲(1610年一1695)是我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原因在于秦以后“废封建之罪”。
这里所谓“废封建”，指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哲学家、史学秦始皇废除周代的“封邦建国”制度而建立中央集权的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理论家。
他在清代前期与孙奇逢、君主专制制度。
这一思想，为他后来在其民主启蒙性名李颞齐名，并称“国初三大儒”，自清末以来，则与顾炎武、著《明夷待访录》中深刻批判君主专制埋下了伏笔。
王夫之齐名，并称“明清之际三大家”，可见他在清代学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破天荒第一次喊出了术思想史上地位之重要。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的“君为民害”论，一、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并在托古的形式下设想未来社会的蓝图，提出了“天下总括黄宗羲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大方面：为主，君为客”(《原君》)的“民主君客”论以及“天下之治第一，他在《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个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的“万系统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社会改革的具有民主启蒙民忧乐”论，并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原臣》)的性质的政治思想纲领。
黄宗羲的豪杰理想及其诗学安顿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作者简介：孟新东（1972—），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HB15WX018）。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孟新东摘要：在儒家所标举的理想人格系统中，“豪杰”是一种带有雄壮伟岸气质和豪迈色彩的人格类型。
它以居仁由义为底蕴，呈现出刚毅劲健、独立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
明清易代之际，为时势所激，豪杰向慕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黄宗羲积极践履其豪杰理想，将豪杰精神寄寓在毁家抗清、著书立说的英雄壮举之中。
其大力标举反模拟、求创新，倡导“元气”铸就风雷之文，发掘诗文的补史之功以及借传奇笔法表彰故国志士遗民的诗学主张，均彰显出激扬飞越、开拓创新的豪杰情怀。
考察黄宗羲的豪杰诗学，对理解清初的诗学特点及其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及价值。
关键词：黄宗羲；豪杰；风雷之文；补史之阙；传奇笔法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8）02-0139-05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
清初杰出思想家、经史学家、文学家。
对于这位识见卓越、成果富赡的大儒，学术界多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视角解读其学说。
但在笔者看来，自贯注于黄宗羲一生事业的豪杰精神去理解他，亦不可或缺。
豪杰既是黄宗羲毕生追求的人格理想，也是其从事学术和文学活动的精神底色。
如其所言：“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
”[1](p62)本文即通过对黄宗羲豪杰精神的解读，来探究此一精神是如何在其创作与批评中寄寓和安顿的。
一、豪杰作为儒家的人格理想豪杰，是中国传统儒家理想人格之一，也是封建时代士人向慕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
作为人格理想的“豪杰”，或应追源于《孟子》。
《孟子·尽心章句上》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
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2](p304)孟子以“凡民”与“豪杰”对举，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须有周文王这样的圣君支持才能奋发精神、成就事业，后者则无待于圣君，凭借自我奋发、自我砥砺亦能创造伟业。
孟子显然是崇“豪杰”而贬“凡民”，他对“豪杰”的肯定主要在于其自作主宰、独立成就事业的精神。
在孟子的话语系统中，与“豪杰”精神相契的还有“大丈夫”“大人”等词语。
孟子释“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2](p141)“大丈夫”须坚守儒家“居仁由义”之志，虽富贵、贫贱、威武而不能移易，得志时为国家尽心竭力，不得志时则固穷守节，独善其身。
此处所强调的坚定不移地抱志守节，即为一种不屈不挠的豪杰精神。
孟子眼中的“大人”须持守善性和赤子之心，不杀“无罪”，不取“非其有”，居仁行义。
其对仁与义的坚守，甚至可以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坚定的取舍同样也是一种豪杰精神。
由此看来，“大丈夫”“大人”与“豪杰”，在孟子的人格理想上，三者同义。
孟子正是通过它们为儒家树立起了一种有别于孔子、体现着豪迈激越精神的外扬型人格。
豪杰作为一种带有雄壮伟岸气质的人格类型，与君子人格所体现的温良恭俭让的文质彬彬、谦恭平和不同，它更多地呈现为一种雄豪刚猛的崇高美学色彩。
程颐、程颢评价孔子、颜渊和孟子说：“仲尼浑然，乃天地也；颜子猝然，犹和风庆云也；孟子岩岩然，犹泰山北斗也。
”[3](p1234)孔子的天地“浑然”体现的是圣贤人格，颜子“和风庆云”的“粹然”体现的是君子人格，而孟子如“泰山北斗”式的“岩然”体现的则是一种高大、雄奇的豪杰人格。
三者身上的不同气象正是其各自不同人格的折射。
在儒家的三大理想人格中，君子人格是最切近的目标，圣贤人格是最高境界，而介于二者之间的豪杰则是最光辉、最有活力的人格类型。
它虽有不及于圣贤的“不全”、“不粹”，有着无法避免的粗豪与疏旷，但终不失为“伟观和人间胜景”，显现出对儒家士人的强大吸引力与巨大感召力。
就豪杰人格所体现出的精神特质来看，它大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以居仁由义为底蕴和根基。
孟子释义“大丈夫”和“大人”均强调了“仁”“义”对于构成豪杰人格的根本意义。
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立教之本，也是成就理想人格的首要因素。
与君子克己复礼以达仁不同，豪杰更看重“义”，是以“义”为行为准则，通过行义来实现仁。
孟子反复强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2](p267)“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2](p172)义是人应走的正路，也是通向仁这一精神家园的必由之路。
豪杰的立身处世均由义出发，其重义甚于生命。
当生命与道义发生冲突时，豪杰的选择必然是慷慨赴义、以身殉义。
豪杰是仁人，更是义士，他对义的严格践行比起君子式循规蹈矩的守礼来，显得更富活力，也具有更积极的道德意义。
（二）刚毅劲健的意志品质。
与君子的温柔敦厚不同，豪杰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中刚性的一面。
程子赞叹孟子有泰山岩岩的气象，肯定的也是孟子身上那种坚忍不拔、刚正不阿的阳刚之美。
豪杰的刚毅不仅体现在抱志守道的不屈不挠，还体现为自觉地陶冶自身的“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是一种发自于内心道义的至大至刚之气，是人性中阳刚之质的发扬，养“浩然之气”是豪杰砥砺其刚性人格的根本途径。
豪杰以志帅气，以气育志，“持其志，无暴其气”，在持之不懈的修养中培育起一种至刚至强、正义凛然的精神。
（三）独立无畏的精神气度。
君子讲顺从，豪杰则讲无待。
孟子认为，大丈夫居仁行义，自作主宰，独成事业，最反对“枉己”、屈己从人的妾妇之道。
豪杰之独立，首先是独立于“王者”，蔑视权贵，睥睨王者，在权势面前挺立起高傲、独立的人格。
孟子言：“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2](p339)对待“大人”，豪杰不仅不“畏”，反而“藐之”。
这并非故作姿态，而是一种居于道德高位产生的不屑和蔑视。
这种无畏的气度本之于“义”和“古制”，是由道义激发形成的大勇，而非匹夫之勇。
豪杰的独立还体现在其拔乎流俗而独行其是上。
唐君毅认为，豪杰平地而起，推倒开拓，全在于其“有所不安与不忍”，而非先揣摩风气，投人心所好，有所倡导以望人之附和。
正因为豪杰的奋起出于仁、义，追求的是身心的安顿，摆脱了流俗的羁绊，所以当其行动时才能“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四）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君子重内在修养，豪杰重外在担当。
豪杰之担当首在道义，道义是儒家的生命和灵魂，道义之施行也是达成儒家理想目标的基本途径。
因此，卫道、行道就成了儒士责无旁贷的职责。
所谓“士志于道”“君子忧道不忧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等，所传达的正是对道义的承担意识。
豪杰以捍卫道义为生命的最高价值，坚定不移地护卫之、践行之。
豪杰之担当还体现在经世济民的世运承担上。
豪杰往往把济世利民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尤其是在晦盲否塞、天下滔滔的时代，更是因心有不安与不忍而挺身而出。
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
”[4](p154)孟子则更富豪气：“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2](p109)这种自觉担当历史重任的精神，正是豪杰能够勇往直前、自觉开辟的动力，是豪杰之豪气显现的内在底蕴。
二、黄宗羲的豪杰向慕豪杰以独特的人格特质成为历代士人的自觉追求和修养目标，尤其在动荡不安的乱世，豪杰的魅力更是大放异彩。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明清之际士人中涌动着的豪杰向慕之风。
此风尚之形成，由外言之，是明清鼎革、以夷代夏的社会剧变激发所致。
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这场汉族士人眼中的“亡国”、“亡天下”剧变带来的伤痛更加刻骨铭心，建立于“华夷之辨”基础上的对新政权的反抗以及复国的努力也更为激烈。
出于一种反清复明、救国安邦的需要，清初的明遗民士人等对豪杰的渴慕愈发强烈。
由内观之，则与儒学发展道路的变化密切相关。
原始儒学包含“内圣”和“外王”两种价值指向，在孔子那里二者并重。
但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出现了向“内圣”的倾斜，至宋明理学时期，儒学几乎变成了单维的心性之学。
明清之际，儒者对明亡的反思主要集中在“空谈心性”上，于是返经归本、重树外王之地位的大潮促成了儒学发展道路的嬗变，重事功、重经世的“外王”一维从边缘走向了儒学价值的核心。
价值重心的转换内在地影响了人格理想的变化，建基于心性修养之上以惩忿窒欲、持敬内敛为特征的“醇儒”被摒弃，而经天纬地、志在建功立业的豪杰则受到士人的追捧。
身历桑海巨变的黄宗羲因其特殊的家世和经历而对豪杰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
他一生以豪杰自励，积极践行这一人格理想。
无论是锥刺阉党为父报仇的豪侠之举，毁家抗清濒于十死的英雄作为，还是儒林时期著述讲学发凡起例的开辟创新，无不体现着黄宗羲昂扬奋发、气势如虹的豪杰精神。
黄氏崇尚豪杰，认为在“天崩地解”的乱世，豪杰必不可少，一片新天地、一种新气象全凭豪杰赤手打造。
他晚年写作了大量表彰死难殉国的志士仁人和坚守气节的前明遗老的碑传文，这些浓墨重彩、荡气回肠的文字，传达出其对传主豪杰精神的由衷敬意，折射出黄氏持守终生的豪杰理想。
对坚持抗清19年、最终英勇就义的张煌言，黄宗羲将其与文天祥并举，称赞其“险阻艰难，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的发强刚毅，彰显他身一日未死、力一丝未进而“不容已”的“扶危定倾”、勇于担当的精神。
在黄氏眼中，文、张二人“吹冷焰于灰烬之中，无尺地一民可据，止凭此一线未死之人心以为鼓荡”，他们这种勇敢无畏、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豪杰精神，可与日月争光。
[1](p288)作为明遗民，黄宗羲对心怀故国、不事新朝的遗民风节更是心有戚戚焉。
在《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中，黄氏大力称扬余、周二位前明官员桑海之际隐遁于山水、不与新朝权贵往来，不屈于清廷的断发令，一者拒断，一者尽断其余。
他们以不屈的姿态对抗官方淫威，那种坚守气节、独善其身的遗民壮举，也是一种豪杰精神的时代呈现。
黄宗羲的豪杰理想在其厕身儒林后，又全力灌注于学术活动中。
他倡扬以豪杰精神治学，《孟子师说·待文王章》曰：“学莫先于立志，立志则为豪杰，不立志则为凡民。
”[5](p151)学术上的“豪杰”与“凡民”的区别在于是否立志，结合黄宗羲对真正“儒者之学”的阐述可见，其所谓豪杰之志应是儒家“经天纬地”的抱负、“扶危定倾”的担当。
当学者胸怀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树立起学以经世的宏伟志向，他才可能在相应的学术领地里广研深探、开拓创新，从而立一家之言，成一家之学。
这种不待“文王”而自兴的主动创造者，可敏锐洞察学术文化之弊，力矫积重难返之习，独排当时之所崇尚，涤荡一世之心胸。
拥有此种推倒开拓、于荆棘中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气魄者，自然会成为学术领域中的豪杰。
在黄氏那里，真正的学问是人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创造性成果，它们无不寄寓着一种豪杰精神，“老、庄之道德，申、韩之刑名，左、迁之史，郑、服之经，韩、欧之文，李、杜之诗，下至师旷之音声，郭守敬之律历，王实甫、关汉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