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黄宗羲《原法》篇思想

黄宗羲法的思想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武晔【摘要】黄宗羲作为生活于明清之际天崩地解时代的思想家,其政治思想始终与自身的政治实践和时代背景相关联,尤其对于“法”的思想探讨更是体现出近代民主法治的意味.黄宗羲认为有别于私天下的三代以下之法,三代之法是符合公天下的立法本意的,这样的法具有宽松而不繁密的特点,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黄宗羲又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论断,认为法治先于人治能够最大程度上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够弥补德治和人治的不足,同时不放松对于执政者和执法者的德才要求.黄宗羲对于法治优先性的强调以及对于德治优点的兼顾对当今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期刊名称】《林区教学》【年(卷),期】2019(000)001【总页数】3页(P1-3)【关键词】黄宗羲法的思想;法制建设;立法为公;法治从简【作者】武晔【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35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40-02在《明夷待访录》的《原法》篇中，黄宗羲对法的本意的阐释主要是从社会运行和治国理政的规则展开的，君主和臣子的职能需要通过“法”的形式来表现，因此法的内涵不仅仅是传统政治思想当中的法律、法令，而具有了更为普遍的范围。

一、三代之法与三代以下之法黄宗羲首先比较了三代之法与三代以下之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

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

”[1]原初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是人各自私自利，君主为了协调民众利益而产生，为了供养天下之民，君主按户分田给民众让他们耕种；为了让百姓穿暖，君主授田给他们让百姓栽桑种麻；为了教育民众，君主建立学校；为了防止淫乱的发生，设立男女娶嫁之礼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君主征收赋税并以此供给军队。

可以说，三代之法的产生是君主为了民众的需要并最大程度实现百姓个体利益而制定的治理规则的总称，是完全以天下公利为目的而不掺杂一丝一毫个人私欲的对社会公共产业的建设。

从“私君”到“公君”：黄宗羲《原君》思想研究苟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哲学专业，四川成都610071摘 要：《原君》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开篇之作，过去一般认为黄宗羲的思想要么具有超越性，要么重蹈孟子覆辙。

但本文认为应当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即黄宗羲在不超越时代背景的情况下，提出了一种否定一家一姓担任君主却保留君主制度本身的这样一种折衷的政治构想。

对此本文从黄宗羲原文入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政治思想著作。

历来对其的解读多样。

梁启超认为，《待访录》是“人类文化的高贵产品”，是对封建君主制的大胆反抗①。

萧公权则认为，《待访录》虽然反对君主制但是未能超越君主制度的框架，仍然是孟子思想的延续，并没有更大的突破②。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道理所在，但笔者认为，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

由于时代限制，黄宗羲的确不可能提出一种近代化政治体制，但是又因为他处在明末清初一个天崩地解、一个顾炎武所谓“亡天下”的境况下，因此他的理论亦不可能是对孟子君主制下的民本原则的简单继承。

黄宗羲对于一家一姓的君主制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因此提出一种“公君”制度，即保留君主头衔，却使君主制度不再属于一家一姓。

这就使得黄宗羲的思想既没有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范畴，而又的确超越了孟子，旗帜鲜明的反对过去一家一姓担任君主，却又保留了君主制度本身，使得君主成为“公君”，即所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原君》篇大量陈述了这个观点。

一、君主制的起源与嬗变《原君》是《待访录》的首篇。

“原君”意为君主的本质或最初的君主。

黄宗羲开篇就点名了君主的起源与君主设立最初的目的。

人类诞生之初，并不存在君主。

随着生产资料不断累积，社会公共事务增多。

急需提升效率。

黄宗羲认为，国家概念刚刚诞生时，大部分人比较自私，这是生存的本能，而有人站出来，展现反天性的无私，这种无私领导下的整体比自私的个体具备了更大的生存机会。

因此最早站出来无私奉献的人成为了“原君”。

黄宗羲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启蒙思想家。

基于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在这批启蒙思想家中，与法律思想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和唐甄，而以黄宗羲最为突出。

黄宗羲（1610-1695) ，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其父黄遵素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后被宦官杀害。

黄宗羲知识渊博，既是思想家又是史学家，对数学、天文、地理等也很有研究。

他的著作很多，不下数十种，主要有《南雷文定》、《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明夷待访录》不但是他，也是当时所有启蒙思想家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学术界曾将其与17、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同类著作相提并论。

但《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2年（一说1663年），比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1762年）要早几十年或上百年，比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更要早得多，比洛克的《政府论》(1690年）也早二十多年。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

他的法律思想是当时启蒙思想家法律思想的集中表现。

（一）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黄宗羲认为政治之所以腐败，人民之所以受难，最大的祸根就是专制君主。

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这里指的不是君主个人的好坏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在他看来，“人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并没有君主。

但到后来，各人只顾各人，天下有“公利”无人去兴，有“公害”无人去除。

为了兴“公利”、除“公害”，于是才产生“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君主。

他认为唐、虞、三代（夏、商、周）的君主就是这样。

黄宗羲肯定三代以上的君主，正是为了否定三代以下的君主。

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不是兴公利、除公害，反而“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浅论《明夷待访录》中的法律思想【摘要】《明夷待访录》是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关于政治理想和法律思想的代表作。

在这部书中，黄宗羲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作了大胆的反抗，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法律构想。

【关键词】明夷待访录；法律思想黄宗羲“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

”他在作为东林名士的父亲被魏忠贤阉党所害之后思报父仇。

在明亡后，他追随鲁王反抗清廷统治多年，并在此过程中写下《明夷待访录》。

在停止反抗清廷后，他就隐居著述，清廷几欲召证，他力辞不往。

他的《明夷待访录》与他的亡国之痛是分不开的，在亲历明的灭亡后，他或者已经感到君“视天下为莫大产业”的政治权利系统只能带来天下的不安定，然而他一生的著作和活动，仍不能脱儒家和儒学的范围。

《明夷待访录》开卷是《原君》篇，黄宗羲从社会的起源说起。

在他看来，最初的君是为天下服务的，一心为公，法也如此；然而“后之为君者不然。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

”“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诸子孙，受享无穷。

”在这样的权力系统下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其法律也只能是“一家之法”。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君视天下为巨大的产业，他是要为自己也为子孙保有这份产业，由此看来，君已经站在了民的对立面上。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也。

”“君”的所作所为是导致社会不安定以致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所以黄宗羲在其这本书的开首就提出了改造这种封建体制下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在黄宗羲看来，封建的君权是应当受到抑制的。

在《原臣》篇里，黄宗羲所谓的“臣道”，已经不再是只忠于君主一人而置天下人民生计于不顾的”臣道”。

他认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力所能治，君应当分治天下之权与臣共治。

即“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臣者不应当是君的“仆妾”，只为一家一姓的兴亡；天下也不是君橐中的私有物。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

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

然而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

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

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

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之余名，此俗儒之剿说也。

即论者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

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

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

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

黄宗羲的思想主张影响
黄宗羲的思想主张有⼒的批判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提出经世致⽤等思想，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批判了重农抑商思想。

主张从理学的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社会的变⾰,在当时具有⾮常明显的进步意义。

黄宗羲的主要思想主张
黄宗羲激烈反对君主专制制度。

进⼀步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

他指出，专制帝王的袭法，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统治⽽制定的，因⽽是⾮法的。

黄宗羲认为，在法治的原则下，可以不废除君主。

但“天下不能⼀⼈⽽治”。

同时黄宗羲还驳斥了轻视⼯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商业和农业⼀样，“盖皆本也”。

他认为有关国计民⽣的⼯商业应该受到保护。

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他所提出的⼯商皆本的思想，反映了⼯商业发展后市民的⼀些政治要求，带有初期的民主思想的⾊彩，在当时是进步的。

论黄宗羲的法律思想【摘要】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个系统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对明代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了批判，他倡导民主、民治、法治。

强调从政治法律制度上解决社会治安乱的问题。

本文从介绍黄宗羲的生平入手，主要对其在《明夷待访录》中的法律思想进行论述。

【关键词】黄宗羲法律思想民主法治一、黄宗羲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明清之际的文化巨人，我国早期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17 世纪具有先进法律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黄宗羲知识渊博，既是思想家又是史学家，对数学、天文、地理等也很有研究。

他一生的著作很多，主要有《南雷文定》、《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其中《明夷待访录》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在《明夷待访录》中他总结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并对封建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体现出一定民主思想，也体现出他进步的政治法律思想。

二、黄宗羲的法律思想（一）民主君客思想。

黄宗羲认为政治之所以腐败，人民之所以受难，最大的原因就是君主专制。

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认为，“人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即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并没有君主。

但到后来，各人只顾各人，天下有“公利”无人去兴，有“公害”无人去除。

为了兴“公利”除“公害”，于是才产生了“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君主。

由此可以看出，君主的产生也是要保障人们私人的权利，君主原来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压迫者。

黄宗羲明确指出君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一人与天下之人的利益一致，这是天下大公。

黄宗羲认为君主与人民的关系应是客与主的关系，君主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君主的首要任务是为人民服务。

他否定三代以后的君主，批判自秦王朝以来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变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君权神授”为“君权民授”，超越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民本思想，逐渐向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方向发展。

对黄宗羲法律思想的几点认识【摘要】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对于“君”、“一家之法”进行最为猛烈抨击的，典型代表人物当属黄宗羲，批判的同时，他对于未来社会法律制度提出了许多构想。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仍然没有脱离“士大夫”立场，而是固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

因此，其构想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关键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法律思想一、《明夷待访录》所体现的法律思想《明夷待访录》是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法律思想的代表作。

其法律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一为对君主专制体制下法律的批判；二为对大同社会下法律制度的构想。

（一）对君主专制体制下法律的批判1.对于“君”及“一家之法”的批判。

在清王朝覆灭之前，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的父权制家长式的统治，也既是“家天下”。

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是维护帝王统治的合法性。

这种法律和西方那种分权制衡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差别，因此，往往会导致帝王本人的权力极度膨胀，并使其滥用手中的各种权力，而葬送自己的“家业”，遂被另一姓氏王朝所代替的可悲结局。

黄宗羲经历了明、清两个王朝的交替，在总结明王朝及以前历代王朝覆灭原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末然以为之法。

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即是说“君”为天下之大害，“君”所立之法为“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

在黄宗羲看来，最初的君是为天下服务的，一心为公，法也如此；而后世之“君”却拿天下服务自己，立“一家之法”，导致生灵涂炭，祸害天下，而且与此同时，也往往葬送了自己的王朝。

所以说，“君”为天下之大害，“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

黄宗羲没有对“君”作出分类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他那里，为天下之大害的“君”为“后世之君”，也即是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