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

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主要有“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形式。

其中“以法抗争”这种新型的农民维权活动在方式和内容上都表现出明确的主动性和政治性，并且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

农民从诉求外部力量的上访请愿向依靠自身组织起来维权的转变，对于中国农村政治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维权活动抗争形式政治目标农民组织一、有关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目前主要有两种，即斯科特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

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中，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用“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这一重要概念来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并提出了农民“日常抵抗”这一重要概念。

他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

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

因此，如果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中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

为了具体描述农民的隐蔽的抵抗，斯科特还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基础，出版了《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这两部著作。

他指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

为了回? 苷庑┓缦眨?┟窀?嗟氖遣扇∪粘Ｐ问降姆纯梗?雌匠５娜闯中?欢系呐┟裼氪铀?悄撬魅〕?康睦投?⑹澄铩⑺笆铡⒆饨鸷屠?娴哪切┤酥?涞恼?贰Ｕ庑┤粘Ｐ问降姆纯雇ǔ０?ǎ和道粒?昂?浚??〔睿?僮八炒樱?档粒?吧德舸簦?贪??莼穑?」さ鹊取Ｕ庑┍怀莆?叭跽叩奈淦鳌保╳eapons of the weak）的日常抵抗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

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本文为于建嵘应燕南讲坛邀请于2004年12月2日在北京大学所作演讲全文，经本人批阅）最近，我主持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受到朝野关注并引发了一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辩。

国内最具阻碍的媒体《南方周末》对此评论讲：“于建嵘在这场争辩中是比较孤独的一个。

他的‘弱化信访权益救济功能’观点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

有人认为是不考虑中国国情的理想主义，更有人认为是迂腐。

”尽管我对许多媒体的有关报道并不完全认同，却不得不承认上述有关我目前处境“孤独”的描述是比较客观的。

的确，在我每天接到的数十个电话或邮件中，虽有人对我表示关怀和慰咨询或求助，但鲜有明确表示同意我观点的，更多的是不满或指责。

如此的指责要紧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国家信访系统的官员，专门是那些要求强化信访的官员，就有地点信访官员从南方飞到北京来，其目的确实是要当面指责我：“如果不给我们信访部门实权，那老百姓的冤屈如何才能解决呢？！”。

其二是那些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者如康晓光等人，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行政主导的国家，加大信访机构的权力来解决社会咨询题是“亲民”和“仁政”的重要表现；其三是一些信访群众和具有社会底层关怀的学者。

有一位打算到北京来上访江西农民给我写信讲，如果没有信访了，中央如何才能帮我们解决咨询题呢？就连我十分仰慕的秦晖教授也在电话里质咨询我，“如果取消了信访制度，人民还有讲话的地点吗？” ( 燕南面对如此多的批判和质疑，我感到有必要作一些回应了。

正因为如此，我专门感谢北京大学的燕南讲坛为我提供了如此一个陈述的机会。

我的差不多观点仍旧是，现行信访制度已成为了祸国殃民的遮羞布，必须进行完全的改革。

我今天要讲两个咨询题，其一，调查结论；其二，改革设想。

( 燕我认为，中国现行的信访制度的理念基础是驭民乃至人治,设置信访制度的初衷是建立一条民意“上达”的渠道，而不是民意“表达”的渠道。

社会２０１４·１ＣＪＳ第３４卷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以ＤＨ事件为核心案例及其延伸分析陈　颀　吴　毅＊作者１：陈　颀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Ａｕｔｈｏｒ　１：ＣＨＥＮ　Ｑ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作者２：吴　毅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Ａｕｔｈｏｒ　２：ＷＵ　Ｙ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ｍａｉｌ：ｗｕｙｉｙｏｎｇ＠ｍａｉｌ．ｃｃｎｕ．ｅｄｕ．ｃｎ本研究得到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０１－１８－４０４０１８）资助。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感谢《社会》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及编委会对论文修改所提的意见。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对涉及核心案例的地名和人名等信息做了匿名处理。

摘　要：关注情感的机制是理解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视角。

通过对ＤＨ事件的分析及延伸性讨论，本文指出，因表达不畅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及民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感成为主导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制。

而情感之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性支撑主要表现为情感宣泄和情感管理，前者是针对权力外围和边缘地带的发泄，后者更为常态地支配群体性事件的过程，而情感表演则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形构出与既有社会运动之情感管理不同的特色。

形塑这一特色的是宏观非对称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它决定了当下的群体性事件不太可能转变为常态化的社会运动，只能是沿着传统与现代错综交织的轨道间歇性发作，以作为弱势群体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回应。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情感逻辑　ＤＨ事件　情感宣泄　情感管理　情感表演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ＤＨ　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Ｎ　Ｑｉ　ＷＵ　Ｙｉ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ｎ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ａｓｓ·５７·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Ｈ　Ｅｖｅｎｔ　ａｓ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ａｓｅ　ａｎｄ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Ｔｈｅ　ｐｅｒｖａｄ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ｌａｔｅ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ｉ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ｏｇ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ｗｏ　ｗａｙｓ：ｅ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ｏｎｅ　ｃｏｉｎ，ａ　ｍｏｄ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ａｉｍｓ　ａｔ　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ａｓ　ａ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ｆａｃｔｏｒ．Ｗ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ｓ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ｔ　ｉｓ　ａ　ｃｏｒｅ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ｓｓ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Ｔｈｉｓ　ｉｓ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ｉｓ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ｆｏ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ｔｕｒｎ　ｉｎｔ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ｎ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ｏ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ｋｉｎｄ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ｗｅａｋｅｒｇｒｏｕｐｓ．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ＤＨ　ｅｖｅｎ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ｅｍｏ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梳理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和频发期，其突出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以及在这类事件中呈现出的群体性情感爆发现象。

“微博达人”于建嵘作者：朱长振来源：《记者观察》2011年第07期于建嵘，中国社科院教授，被誉为最贴近高层的国家智囊，最接近底层的国策专家。

在最近轰动全国的“钱云会死亡案”“微博救助乞讨儿童事件”中，又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人物。

他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具有极强的社会号召力。

现实生活中，他竭尽所能为弱势群体说话，殚精竭虑为民众打抱不平。

先后荣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南方周末》“特别致敬人物奖”、《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人物”称号、《新周刊》“年度新锐人物”等。

少年于建嵘的“黑户”生涯破旧的黑棉袄，半旧的棉布鞋，头发凌乱，满口浓重湖南腔，于建嵘看上去就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你很难将眼前这个人与“中国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社科院教授”“48万粉丝的微博红人”等名称联系在一起。

只是那副标志性的大黑框眼镜，隐隐约约地表明他的与众不同。

1962年，于建嵘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普通家庭。

此后几十年，他有关农民的调查几乎全部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他熟悉这里的人民，以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痛苦。

于建嵘的父亲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孤儿，经常在外面流浪，有一次在山里面遇到湘南游击队，这使得他很快成为一名游击队员。

革命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湖南省祁东国营酿酒厂的负责人。

然而，就在于建嵘刚满5岁时，父亲转眼间就被反对派打成了“土匪”。

母亲带着4个孩子一次次从县城被驱赶到湖南永州农村，动荡不安的生活使得他们丢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户籍档案。

于是，一家人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指“文革”期间没有户口的人）。

那个年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一切，因为那时候的所有消费品几乎都要凭票供应，没户口连粮票和布票都分不到。

没有粮票，母亲就去粮站扫垃圾米，攒起来给一家人做饭；没有布票，母亲就把麻布袋染黑了做布料，找盲人裁缝给他做了件怪异的外套。

于建嵘7岁时，他的父亲找人说了很多好话，一所乡村小学才勉强同意接收于建嵘当插班生。

我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方向是社会冲突和整合，关注的重点是工农维权活动。

从学术发展和思想源泉来说，以下几本书对我的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

于建嵘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当年我游学到武汉，读了这本书后，决定师从徐勇教授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徐勇教授在此书中提出了“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中国乡村政治社会。

他认为，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的社会共同体，具体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和变迁，对于认识中国政治社会的进程与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

甚至可以说，“只有深入到作为中国政治舞台基础的城市和乡村政治内部及其相互间的二元结构，才能科学地解析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扑朔迷离的景观”。

徐勇教授的这些观点显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我正是根据这一解释模型，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裴宜理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着迷。

她最初研究的是近代以来淮北地区的农村动乱问题，然而，“当我将研究目光从遥远的淮北农村转向世界大都会上海时，我的研究重点也从农民叛乱问题研究变为工人运动研究。

即使在上海这一高度…现代‟的背景下，我发现，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是那么突出。

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

反之，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地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应当说，我的研究思路与她的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是从研究农民问题然后转到工人问题的。

她研究的重点是历史，我更关注的是现状；她要寻找的，是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的一致之处，我更想搞清楚的是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

正是这些异同，使我与裴宜理教授成为合作者。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
于建嵘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文摘》
【年(卷),期】2004()6
【摘要】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目前主要有两种，即斯科特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

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中，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用“生存伦理”这一重要概念来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

【总页数】1页(P44-44)
【关键词】农民;维权活动;解释框架;抗争行为方式;公民权利;依法抗争
【作者】于建嵘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3.6;D922.4
【相关文献】
1.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 [J], 田先红
2.权变抗争:农民维权行动的一个解释框架——以生态危机为主要分析语境 [J], 王军洋
3.农民维权与农民问题研究路向——关于农民维权活动三种解释框架的评述 [J],
覃琮
4.选择性抗争:农民维权的一个解释性框架——基于皖北X县Y镇三位农民维权过程的比较分析 [J], 陈明
5.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 [J], 于建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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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故事-于建嵘:理想主义者的奋斗一组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在于建嵘的微博上引来网友的上千次转发——照片显示，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

此事继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发布照片的人，又在一次给一个中央机关处级干部班的讲座上，播放了宜宾市执法者殴打上访民众的录像。

学员们均表惊讶，有人言称，下次遇到宜宾市来跑项目，坚决不给！这样一个“上通下达”的人，就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

湘南城乡流浪爷爷要死了。

他是一个裁缝，也算是本地有一点影响力的秀才，家里有很多地。

爷爷死的时候，父亲还很小，不久，奶奶也死了——父亲那时才十几岁，就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管。

父亲就到外面流浪，有一次打架后，他逃到了山里面，碰到了湘南游击队，就参加了游击队。

解放之后，他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就做了一个小干部。

母亲那个时候在团委当保姆，他们结婚之后，父亲被调到衡阳，做了一个县团级干部。

“文革”时，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发生摩擦，把地方武装视为土匪，挖出了我父亲的“土匪”历史，就再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抓他坐牢，就是把他晾起来。

1967年，我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下放到了农村。

父亲是那样的身份，村里没有人愿意让我们留下。

冬天，他们偷走了我们家的棉被，就是为了将我们赶走。

母亲没有办法，就带我们流落到城里，成了黑户（指“文革”期间没有户口的人），没有布票、没有粮票，没有吃，没有住的地方，很可怜。

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去粮站免费帮忙打扫卫生，就是为了在扫地的时候搜集米袋里漏出来的米粒。

她也会到黑市去买红薯回来。

有些人说某样东西小时候吃多了，现在都不吃。

而我小时候主要吃红薯，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吃。

衡阳黑人记忆我8岁的时候，父亲托朋友帮忙，送我去上小学。

母亲没有布票，就去讨了一个麻袋，花几毛钱请裁缝给我做了一件衣服，那人眼睛瞎，衣服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外面，但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穿着它我就上学去了。

班里有个同学是班长，他认出我——我们刚搬进一家木板房地下的窝棚里，他住在木板房里。

于建嵘红了作者：张雄来源：《视野》2011年第04期他是一个最不像学者的学者，不修边幅，村里人以为他是下岗工人，没钱只得住郊区。

他又是一个最有气场的学者，在全国各地开讲座，给官员讲政治，讲到动情处，他大手一挥：“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

”尽管他骂人时不留情面，但各地还是抢着邀请他去讲课。

他叫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最近他有些走红了。

画家村里的大活宝于建嵘把家安在北京城东郊。

大清早从京城最繁华的中央商务区上高速，一路向东疾驰。

到北京最著名的画家村宋庄小堡，已是日上三竿。

“村委会往西两百米，门口有木头架子，那就是我家。

”于建嵘一天要接无数个要来他家拜访的电话，他总是说：“好，好，我在家里，你过来吧！”于是学生、记者、朋友，还有一拨拨的上访者，都一股脑儿集结在这个农家院的客厅里。

屋里的人越来越多，互不相识的人们友善而小心地打着招呼，这里就像一个大沙龙。

于建嵘对每一个来访者说：“每人来吃一个橙子——只能吃一个，多了没有！”在温度已经降到零下的北京郊区，冰冷坚硬的橙子算不上是一种友好食物。

并非主人待客不诚，只是于建嵘就不是个精细人。

他元气饱满，一口喜庆的湖南普通话，与人拍肩大声谈笑。

他讨厌花里胡哨、精挑细选，看中一款衬衫就买好几件换着穿，所以他看起来像是永远没换衬衫。

夏天时，他端着饭碗溜达出门，找块石头一坐大口咂吧起来，管他人来人往。

村里人有的说他是北京病退的老师，有的说是一下岗工人，没钱只得住郊区，于是他有了许多村民朋友。

六岁到14岁，于建嵘经历了八年的“黑人”流浪生活。

因在“文革”中家庭受到冲击，他没读过小学，饥一顿饱一顿扛过了童年。

1979年，他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与一群好读书的朋友思考“中国怎样改革”之类的问题。

毕业分配到《衡阳日报》，1987年“反自由化”时离职当律师。

靠着打经济官司，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万。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认为200万管一辈子已经足够。

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引言农民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一直在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然而，由于土地问题、环境污染、经济利益等种种原因，中国农民的权益常常受到侵害。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采用了多种途径进行维权活动，其中以法抗争成为近年来农民维权的一种重要方式。

本文将解释中国农民以法抗争的现象，并探索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一、农民维权的背景1.1 土地问题中国的农民多与土地密切相关，由于土地征用、流转和保护政策等问题，农民的土地权益经常受到侵害。

例如，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地被征用用于建设，而农民的补偿政策并不完善。

此外，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也使得大量农民陷入土地流转纠纷之中。

1.2 环境污染与土地问题相伴而生的是农民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

工业污染和化肥农药的使用等导致农民遭受了健康和生活条件的严重威胁。

然而，由于环境保护法律的执行不力和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农民的维权需求得不到及时解决。

1.3 经济利益农民的经济利益也是他们进行维权的重要动因。

由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市场竞争等原因，农民的收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同时，与土地流转相关的土地经营权和农机具租赁等问题也影响着农民的经济利益。

二、农民以法抗争的方式2.1 诉讼活动农民通过诉讼活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现象日益增多。

他们向法院提起上访、起诉、申请仲裁等，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土地征用补偿、环境污染赔偿和经济纠纷等问题。

2.2 借助法律知识和组织为了提高维权效果，一些农民开始学习法律知识，并组织成农民维权团体。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强与律师、学者和公民团体的联系，以期通过法律手段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权益。

2.3 新媒体和社交网络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也为农民维权提供了便利渠道。

农民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宣传自己的维权需求，吸引社会关注和舆论支持，同时也可以获取相关的法律信息和资源。

2006年中国农民维权十大事件——我的关注和思考作者：于建嵘文章发于：天益点击数： 443 更新时间：2007-1-6荐★★★【字体：小大】2006年，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

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不法侵害，农民奋起维权，地方政府处置不当而发生的。

土地问题仍然是目前农村社会冲突的焦点问题，但农村基层民主、环境污染及农民工讨薪等产生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2006年因中国农民维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我把福建莆田东郊村失地农民维权事件列为了最需要关注的事件之一。

相比较全国许多重大的土地维权事件而言，这起事件涉案土地并不是最多，冲突的后果也并不最为严重，但由于莆田近年来发生了多起农民因失地维权而受打击迫害的事件，才需要我们对此案给予特别关注。

因为，早在莆田市农民维权代表黄维忠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后，我就对此地的法制和社会公正产生了深深的失望。

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的农民权益状况也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这些地区因农民土地维权引发的重大案件，始终在影响着我对国家法制的信仰及执政者能力的信心。

也许当政者可以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就来自慰。

但我要说，如果经济发展必然要产生如此多的社会冲突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反思，经济发展是为了什么。

而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在这种严重的社会冲突的环境中，经济和社会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和稳定的发展吗？农民工讨薪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办法，环境污染致使农民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不得不奋起反抗，基层民主制度在少数地方被异化成掠夺和压迫农民的工具，这些已经是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

在我看来，这不仅是社会管理层面的问题，而应首先是利益关系及其制度设定问题。

当然，在我们进行制度检讨时，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社会行动，来改变社会制度运行的环境。

1．福建莆田东郊村失地农民维权事件2006年11月11日福建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东郊顶厝村村民为阻止“变电所项目”动工，与地方政府及用地单位雇佣人员和警察发生严重冲突，致十多村民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