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从支配到对话：国家权力在农村村落的运行轨迹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既是当时特定环境的产物,也包含着党和国家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探索。

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国家权力对村庄的控制,由全面直接控制,到通过“和型体制+赢利性经纪”的控制,再到当前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

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来保证和实现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是两者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

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当前正在进入对话的新阶段。

本文以国家权力在农村的运行轨迹为切入点,探索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良性稳定的运行机制以及农村社会的长效发展机制。

一､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全面直接控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新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如何增强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

这就需要国家通过获取和调配资源以迅速增强国力､实现现代化。

而占全国80%的农村人口､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耕经济､几乎是零起点的工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远景,决定了国家对农村全面直接控制模式的形成,决定了国家权力在农村的运行逻辑:对农村资源的全面控制和提取。

这一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前历时30年。

国家通过土地改革､查田定产以及成立人民公社,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直接掌控。

(一)土地改革与国家权力在村庄的初步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助农民“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党和政府发动和领导农民起来改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通过土改工作队的派驻､农民协会权力的行使､阶级划分､大会小会的诉苦以及对地主的说理斗争等,使广大农民广泛参与了土地改革,接受了新的国家权力主导的政治训练,国家权力､阶级意识､党的政治文化无形地楔入到乡村社会[1]。

微观权力分析与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方法入手，探讨在这种研究中方法使用的问题。

本文认为，传统的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及静止性，不适于对转型期社会的研究；应该把社会结构看成是流变的、动态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策略试图通过事件来把握社会结构的变动，但它对权力的理解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分析的方法把权力看成是关系中的，权力不是被占有，而是被行使的，这种方法对解释农村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结构/制度，过程－事件，权力分析在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或者说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是结构/制度的分析方法，即偏重于从社会结构与制度方面寻求对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者认为农村社会的问题是国家权力渗透造成的，或者认为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结果。

这样的认识有一个前提，即国家是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国家可以对农村社会进行塑造和改变。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社会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不能不承认国家力量的强大，它对农村社会形塑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快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农村社会同样也在经历这样一个变化，学者们把这样一个变化称之为市场转型或者是社会转型。

这样一个转型是全面而深刻的，因此对我们研究方法的使用也提出了挑战。

一、结构/制度分析方法的局限按照沃特斯的定义，结构是“在直接感受到的经验之下潜藏的各种社会安排所体现出来的模式”；制度或称“系统”，是“集体性的社会安排似乎有它自己的逻辑和方向，独立于参与者的主观意向。

这些社会安排表现为整合成整体的形式，可以描述为系统”（沃特斯，2000：13）。

结构强调的是现实经验背后的安排，制度强调的是秩序、功能，在此我们把与此相关的分析方法统称为“结构/制度分析方法”。

“结构/制度”分析方法一直是主流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涂尔干的“集体表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外在于我们的力量的存在，个体在其中是微不足道的。

一、引论：村民自治深层次的困境农村集体化改革以后，以“一大二公”为主要标志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农村基层组织亟待重建以确保国家以对农村资源的控制与汲取，同时适应国家尚未明晰的市场化改革的环境。

正如徐勇教授所言，“国家当时面临的紧迫形势是如何迅速填补传统的，政治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度废除后出现的某种公共权力和基层组织的‘真空’，以及如何迅速解决基层社会运行的‘失范’问题”。

（徐勇，1997）。

在结合地方村民自治的基础上，中央198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把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的一项基本民主制度。

虽然村民自治在维护社会稳定、培育农民民主意识、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功不可没，但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难以摆脱两难困境。

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必须执行上级政府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要粮、要钱、要命”，作为上级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代理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既然是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组织，就必须做好“当家人”，争取村民利益最大化。

在国家与村民的利益博奕过程中，村民显然处于弱势的地位，“胳膊拧不过大腿”。

为了完成国家的任务，在上级政府的压力下，村委会的立场往往倾斜向不利于农民权益保护的一端。

名义上是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实质上成为乡镇机关的延伸与附属。

在传统的财政分配格局下，农民的税费负担成为村民与国家利益冲突的焦点。

由于税费征收的制度弹性使得农民负担日益沉重。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反而愈加紧张。

实践证明依靠村民自治解决不了农民负担沉重，农民与国家关系紧张的问题，因为来自国家的行政权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自治权的运作。

二、税费改革与村民自治：从国家与农民的角度进行考察（一）税费改革的国家动机分析单纯地来看，国家税费的直接动机在于减轻日益加重的农民负担，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但这些分析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国家不得不下大力气冒着风险进行税费改革。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杨善华/柳莉国家与农民对于村干部选举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考虑，在此背后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的区分。

农民对村庄政治关注的直接结果是使农民的日常交往行动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从而使村庄政治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交融，出现"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现象。

而且，恰恰是因为村庄政治的存在，农村妇女才可以像男村民一样，通过日常交往去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并得到村落社区的承认和肯定。

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这样的视角去关注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从而发现村庄政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特点，以深化认识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关键词：国家政治；村庄政治；日常生活政治化；公共参与作者杨善华，1947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柳莉，1975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北京100871）。

*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政治化"是与村民的日常交往实践连在一起的。

指被村民赋予理性主观目的的日常交往活动，它围绕着争夺村庄的权利与公共资源、争取中间势力、明确利益群体边界、损毁另一方利益而进行，并因此获得政治含义。

此种活动具有普遍性与频繁性等特征。

**在这里，我们对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给予比较宽泛的界定：指农村妇女对村庄政治活动的参与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

这种参与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所认可的参与范围；另一部分则是村落社区所认可的参与范围。

国家所认可的参与范围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家大事的参与和关心；依法参加村干部的直接选举，其中包括乡人大代表的选举、村民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及村民小组长的选举等；贯彻执行各级政府颁布的各项政令；直接参与村庄事务的管理。

这种参与还可以分为几种形式：一种是进入权力体系参与管理（如村委会）；一种是作为村民代表参与村务管理；再有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参加村庄召开的各种会议并发表自己对村务的意见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对村务或政府政策的意见等。

“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

欧文·斯通《梵高传》下面的三个研究，都是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考察。

这三个研究所选择的案例和分析的角度，都各自不同，但却在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当前中国农村中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或者说是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这些研究中采用了一种共同的研究策略，即“过程--事件分析”。

应当说，这些研究的进展过程以及所获得的研究结论，特别是对上述三个行动主体互动关系中那些微妙之处的洞悉，更进一步说由此获得的对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与这种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的使用是有直接关系的。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先来简要说明“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然后来讨论在这三项研究中使用这种策略所得到的一些独特结论。

一、面对社会生活的“隐秘”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一直在从事有关农村的研究。

尽管没有正面面对一般人们称之为“农村基层政权”或“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但这些研究却往往与上述问题有着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同时也由此接触到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材料和学术界已经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

然而，所接触到的这些材料，特别是在实际田野研究中所形成的种种感觉，在我们的头脑中逐渐积聚成一个巨大的谜团。

几年来，我们时时被这个谜团困扰着，由此也就产生一种冲动：如何解决这个谜团？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和解决这个谜团？这个谜团在最直接的层面上表现为一个古典而现实的问题：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更具体地则表现为一种悖论，就中国目前农村中国家的存在状态而言，结构特征与效能之间存在的明显的不对称性。

即它的组织结构特征与它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对称。

而在这个悖论的后面，则存在一系列需要解释的现实与理论问题。

让我们从解释这个谜团入手。

尽管现在也有人试图将“自主性”、“农民的非正式反抗”这样的概念引入对改革前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理解，2而且这样的解释也确实可以增进对当时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全面的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的控制是相当严密而有力的。

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谢立中摘要：“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的倡导者批评“结构-制度分析”把社会现实当作一种静态的结构来加以看待,因而不能揭示社会生活的真实奥秘。

他们主张只有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把社会现实当作一种动态的、流动的过程来加以看待,才能够对社会现实作出更为适当的描述和理解。

“结构-制度分析”的倡导者则对此种看法进行了严正的反驳。

其实,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的立场来看,这两种研究策略都只不过是我们可以用来建构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而已。

在它们的引导和约束之下,我们能够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来对社会现实做出不同的话语建构。

但对于这两种话语系统及人们在它们各自的引导和约束之下所完成的那些话语建构之间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问题,我们却难以做出绝对的判断和回答。

关键词过程-事件分析;实践社会学;结构-制度分析;多元话语分析;所谓“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是近年来中国大陆部分社会学家所倡导的两种社会研究模式,这两种研究模式的倡导者们之间就两种研究模式的是非优劣所展开的争论也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对这一争论进行分析和评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当会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拟从多元话语分析的立场对这两种研究策略及其发生在它们之间的相关争论做一个简要的叙述和评论。

一、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什么是“过程-事件分析”?参照孙立平等人的描述,所谓“过程-事件分析”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它试图摆脱传统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从社会的正式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之外,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

以下这段话是孙立平自己对这种分析方法的简要说明:“比如,我们来到一个村庄,研究村民们互相之间的社会关系。

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存在于什么地方?一些人在一起抽烟聊天,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吗?在那种场面中,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谁和谁是父子,谁和谁是兄弟;我们能够从村民在互相见面打招呼所使用的称呼中洞悉他们之间的关系吗?也相当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