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方正义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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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西方正义观比较----从柏拉图和孔子说起对正义的不懈追求,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一个显著标志。
千百年来,这一问题引起了古今中外政治家和哲学家们的思考和关注。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也包含对正义的诉求。
深入探讨和研究正义问题,显得很有意义和必要。
在这一问题上要追根溯源,必须回到古代贤哲那里去汲取智慧和营养。
对正义问题的学习和研究,有两个人是无法绕开的,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中国思想家孔子。
这两人是举世公认的中西方文化轴心时代的两座丰碑。
古希腊的柏拉图是对正义开始系统论述的第一人。
而在东方,孔子是作为与柏拉图同时期的思想家,也对正义问题开始了思考。
笔者试图从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关于对正义问题的思考入手并略加比较,从中找出东西方文化在正义观上的差异。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古代中西方正义观加以比较研究,对近代、现代中西方的正义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不作探讨。
一、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先后对“正义即言行诚实”、“正义就是帮助朋友和加害敌人”、“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等,从不同方面进行了驳斥。
首先,强者制定的法令不一定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他在无意中会制定对自己不利的法令。
在这种情况下,臣民遵守法令实质是违背强者的利益。
其次,任何技艺对其服务对象都有权威性,目的是服务其对象,这就决定了技艺服务对象利益具有唯一性。
再次,公正比非公正更加有利。
柏拉图对应地提出,在品位和智力方面,正义者比非正义者优秀,内部的团结一致靠正义来维持,非正义者没有正义者幸福。
借助于上述批判,柏拉图把“正义”分成两种,即“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并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正义既存在于整个城邦之中,也存在于个人身上。
城邦正义是个人正义的集合和放大,个人正义是城邦正义的浓缩和微观。
柏拉图认为,正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产生了国家,目的是为了满足出于人类本性的基本要求。
略论古希腊人的公正观摘要:公正在古希腊是先哲们追求的理想。
从荷马时代,“公正”一词的出现,中经赫西俄德,梭伦,伯利克里,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时代,到古希腊三大圣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人对“公正”进行着不懈地思考,提出了自己关于“公正”的理解,为“公正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的公正观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古希腊人; 公正;公正观引言公正向来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道德理想,它体现着人们的共同利益,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以互利为原则的平等要求。
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有了公正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学界对公正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见, 90年至今,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呈逐年急剧递增之势,而且涉猎范围逐步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我国的社会经济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旗帜下,人们对公正的渴求越来越强烈。
但是,现实中的一些人对公正的认识和了解模糊不清,甚至有部分人对公正有着错误的认识。
要深入而全面的认识公正观,我们无法绕过人类的那个历史时空——古希腊。
纵观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对公正的探讨、论述,古希腊人的公正观对人类的公正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笔者拟对古希腊人的公正观的起源、内容和影响,作初步研究。
一、古希腊人公正观的起源1、公正的涵义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说:“公正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的形状。
当我们仔细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之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
”[1]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公正”一词的多义性,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自古以来,思想家们对“公正”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
公正(Justice)也称正义。
它常用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的一种道德认识和价值评价。
《美国百科全书》有言:“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
”它“不取决于人们关于它究竟是什么的想法,也不取决于人们[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中西方比较法———社会公平与正义西方正义思想1.古希腊正义思想如果诸多其他问题一样,西方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也始于古希腊。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率先对公平正义展开讨论,奠定了公平正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基础地位,为后人的探讨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最早对社会正义做出完整的理论叙述的哲学家是柏拉图。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正义的观点,并将正义总结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智慧、自制和勇敢为国家做出最好的贡献,也就是做分内该做的事情而不干涉别人”。
对统治者来说,正义就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来为社会服务并且不计较私利。
对武士而言,正义就是就是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
对农夫,商人等劳动者而言,他们的正义就是要有节制。
他认为国家正义的实现是通过个人正义来实现的。
在柏拉图那里,个人正义就是能在智慧的统帅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一致,各司其职。
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理论。
他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不同角度来论述正义。
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正义就是平等。
“既然不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事都是不平等的,在不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就存在一个适度,这就是平等”。
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区分了正义的不同学科归属。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作为品德的个人正义,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分配、法律的公正、正义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
亚里士多德将具体的公正分为两类,即分配(钱财、荣誉)上的公正,以及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公正。
矫正作用的公正又分出于意愿的和违反意愿的、强迫的矫正。
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公正是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的。
因为“法律的运作就是以对公正和不公正的区分为前提的” 。
所以当人们出现纠纷的时候便需要法律的标准来判断怎么样才能达到公正、平等。
所以说依法办事才能得到公正。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明确的把“正义”纳入了利益分配和调节利益冲突的范畴。
2.近代西方正义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近代西方思想家在古希腊理论的基础上对正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西方哲学家对正义的自由平等之观点的论述一、古希腊时期的平等思想古代希腊一般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
远在荷马时代,希腊社会已经是一个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社会。
在社会的一端,是拥有大量土地的、有权势的、富有的贵族群体,他们有很大势力,拥有从属于他们的小民和附庸。
而在社会的另一端,则是没有土地的雇工以及处于最低层的、没有自由的奴隶群体。
大部分人是中间阶层,也就是靠自己的一块或大或小的土地为生、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隶属于贵族的公民。
古代希腊的平等思想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
在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扎就是最早谈及公平问题的,但他谈及的公平也只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公平,奴隶和异邦人并不包含在内。
毕达哥拉斯派遣最早说道至公民间的公平就是真理和正义所建议的公平,伯里克利指出法律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地公正。
希腊人国家理念的基本思想就是:国家全体成员共同拥有一种生活的人与自然。
柏拉图不仅就是古希腊的、而且就是整个哲学、政治学和法学史上最优秀的思想家之一。
尽管他指出每个人天生适合于某种分工,相同等级的人就是由相同元素形成的,鼓吹赤裸裸的不能公平的自然正义观。
但在他的理想国中,妇女在权利与机会上就是与男子公平的。
柏拉图反对不公平的现实。
他对贫富悬殊的不断扩大并由此产生对付和骚乱则表示愤慨和忧虑。
他指出,累积财富就是一种罪恶,而财产上的差别可以并使统一的社会土崩瓦解。
但他又指出,从腐化堕落的原因来看,富于和贫困都会并使人沦丧。
富有者不愿再劳动,而沦为满脑罪恶性欲的游手好闲之徒;而贫困则并使人无法赢得生产工具和生产上所须要的各种东西,无法缔造高质量的劳动产品,无法较好地教育子女,因而也不能存有高尚的道德。
直观地说道,富于并使人软弱、本该;贫困则并使人卑微、反感。
他在“法律篇”中,明确提出了统治者必须同时对贫困和富于的现象并作斗争的忠告。
“立法者必须同两个敌人——贫困和富于——登陆作战”。
因为社会中存有着旗鼓相当非常大的富人和穷人,可以在社会内部出现矛盾直到战斗的现象。
古代东西方关于法律与道德的认识作者:裴凡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6期摘要法律与道德是一对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它们之间的作用和影响,一直都是法律思想所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古代世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思索已经开始萌芽,并且在东西方世界中有所差别。
本文将通过介绍现象,解释原因,分析古代东西方关于法律与道德的不同认识,并探究其影响。
为方便研究,在这里仅以儒家法律思想和自然法学派思想为代表。
关键词儒家法律思想自然法思想作者简介:裴凡星,南开大学。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6-295-01一、观点概述(一)儒家法律思想中的法律与道德儒家法律思想最重要的特点便是以礼为主,礼法结合,主张为国以礼、为政以德。
“礼”即是儒家法律思想中所认可并推崇的道德。
从这一特点不难看出,儒家法律思想主张法律与道德紧密结合,共同为治。
在儒家的法律文化中,核心和精髓就是它的德治思想。
在儒家看来,法治过于霸道,与道德相比是较低一等的统治方式。
因为法律主要是通过人对惩治的恐惧而起作用的,是对外在力量的屈服,是强迫与被迫的结果。
如果诉诸人的内心感化,通过道德的力量改造和净化一个人,从而消灭邪恶,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这就是所谓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二)自然法学派的观点自然法学派因强调法律应该符合自然正义而得名。
自然正义也是一种道德。
可见自然法学派同样赞同法律与道德应该紧密结合,只不过自然法学派强调的是自然理性。
法律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眼中就是自然道德的体现。
因此古代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同样认为道德高于法律,法律要在道德的指导下制定与实施。
只有符合自然理性的法律,即自然法,才是良法,一切违背自然道德的法律则都是恶法。
苏格拉底就认为法律是神定的原则,是正义的表现。
神的意志从广义上说也可以算作一种道德,而自然法就是遵守神的意志这种最高道德的法律,具有普遍性。
西方社会公正思想简评公正思想在西方可以说源远流长。
公正思想演变过程,是一个人类理性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以及人类由不自觉逐步走向自觉的过程。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公正思想可以划分为古希腊德性论公正思想、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公正思想、近代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公正思想、现代西方公正思想等不同发展时期。
一、古希腊的公正即美德古希腊的公正思想主要是以德性论来体现的。
其中主要体现在古希腊三大圣哲的思想上。
苏格拉底认为公正如同美德一样,是智慧的一部分,他认为:“公正和所有的其他美德即是智慧。
公正的行为和一切以美德为基础的行为都是美的和好的。
因此,懂得这些行为依据所在的人们,就不愿意用其他行为来代替这种行为,而人们不懂得一些行为不能实现,偏要竭力去做,就会陷入错误。
这样,只有明智者才会做出美的和好的行为,而不明智者不可能做出这种行为,即使竭力去做,也会做错。
所以,公正和所有一切美的和好的行为都以美德为基础,那么,由此可见,公正和所有的美德即是智慧。
”柏拉图在继承苏格拉底哲学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德性公正论。
他的《理想国》被称为古代的《正义论》。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试图为他所生活的古希腊奴隶制城邦生活建立一个理想的公正原则。
他在批判原来所谓智者的利益决定公正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城邦公正应分为个人公正和社会公正的观点。
他认为,就个人而言,公正是四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之总。
个人公正就是在智慧的引领下,使人的灵魂各个组成部分各司其职,各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他人;社会公正,是针对城邦而言的,社会公正就是组成国家的各个阶级,按照自己的职能各尽其职。
柏拉图进一步将公正分为绝对公正和相对公正,认为相对公正是现实世界的公正;绝对公正是理念世界的公正,是本体善,是一切“善”中最好的善。
相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柏拉图对公正理念的理解,更加符合社会现实,对后世的影响也更深远。
亚里士多德在继承柏拉图公正观的基础上,不仅把公正看作是一种道德意识情感,而且还进一步认为,公正还表现在人的行为中。
人权问题既有普遍性,又存在特殊性,中西方在追求人权的基本理想目标、价值和内容上存在着广泛的共同性,但是,受历史、自然、文化、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西方在对人权的理解和实现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权精神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与法律价值追求一种等级差别秩序的对立统一,在天理、国法、人情的协调统一中,实现了古人所追求的和谐统一。
古人的对人的认识,对人的态度,国家对人的认识和态度,在这种“和谐统一”的法律制度中最充分地体现出来。
1、平等与差别的相对性是中国传统人权文化的特色;2、中国古代等级制度同时内涵着一种朴素的平等意识。
3、中国古代人权的差别对待,从社会公平正义观来分析,类似一种“分配的正义”。
所谓“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相称,即根据每个人的功绩、价值来分配财富、官职(政治权力)、荣誉等,它是以承认人天生的体力和智力的不平等性为前提的”。
4、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群、集体的观念压抑个体意识,追求的是集体的安定和权利。
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在反对并推翻封建等级制度、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有着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资产阶级的人权观是有所指,其本身也有其局限性。
1,资产阶级的人权指的是“个人人权”。
2,西方人权观念中的平等思想的局限性。
西方文化中的平等思想,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完善,逐渐完成了由理论观念到制度的过渡。
对个人政治权利的重视,对私有财产权的情有独钟,反映在制度建设上,必然是以机会平等为价值追求来构建,机会平等是社会的最大公平,体现的是一种效率优先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平等保护还是差别对待,其根源于对人权的主体——人的认识。
人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
人普遍性和特殊性一方面表现在人的自然属性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人的社会属性上,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体现。
人的普遍性,也就是人的共性,这是人权平等保护的依据;人的特殊性即人的差异性是差别对待的依据。
中西侠文化对比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殊分类,与西方文化相比具有独特的魅力和特点。
侠的价值观不仅反映了古代文化的特点,也更加切合人类文化的普遍特征,具有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
与侠文化不同的是,西方文化没有明确的“侠”的概念,但他们历史上的骑士文化既包含自由、荣誉、勇气和无私精神等相似特点,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本文将分析中西方侠文化的异同点。
侠的起源和意义侠,字义为仗剑自立、依仗才华之人。
在古代的中国,侠被视为一种尊贵的品质,他们代表了正义和荣誉,以维护社会的安全与和谐为使命。
而在西方,骑士更多是指中世纪欧洲骑士文化中穿着华丽盔甲的战士,他们以勇气、荣誉和忠诚为中心,追求名誉和财富,也会为了国家和被认为正确的事业而战斗。
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侠文化既强调个体的力量,也注重团体的生存发展,无私行动反映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奉献与义务的价值观。
而西方骑士文化则更重视个体的个性、自由和追求,信奉“权利”和“自由”为中心的价值观。
侠意味着一种深刻的“道德责任”,追求“仁义礼智信”,始于善而终于美,骑士则更专注于荣誉、名声、财富和个人实力的表现。
骑士文化表达了追求成功和个人权力的冒险精神,而侠文化则代表了一种深厚的道德情感,重视团体和个体的和谐发展。
不同的行为准则侠讲求的是义务和奉献,该承担的责任,他将会毫不犹豫地承担和完成。
而骑士的行为则更强调自由和权利。
在西方骑士文化中,他们奉行坚固的道德准则和信仰,自尊、勇敢、强壮和战斗技能都是他们所尊重的特质。
骑士也可以追求公共福利,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他们往往是追求快乐和私人财富的个人主义者。
不同的道德观念侠文化坚信无私奉献和道义原则。
为了维护正义,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和冒任何风险。
骑士所珍视的一些价值观是忠诚、勇气、智慧、慷慨和礼仪等等。
两种文化在道德观念方面都有共同点,比如都相信正义和团队合作。
但骑士文化的高度重视荣誉和忠诚,往往让人们将他们视为模范。
不同的标志物在中国古代,侠人常常身着闪闪发亮的长袍,往往装备有刀、剑、弓箭和类似武器的装备。
古代东西方奴隶制法的异同点1.东西方奴隶制法的差异(1)发达程度,由于东方奴隶制国家的早熟长期保留土地公有制形式和原始公社制度的大量残余,只是东方奴隶制法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特别在初期更为明显。
加上多数亚非国家盛行家庭奴隶制,在生产经营上使用奴隶的数目有限,商品货币关系又不够发达,以致它的法律制度未能达到古希腊和罗马中后期那样的发达水平。
(2)民主程度。
古代亚非诸国多数采取君主专制制度,其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而西方奴隶制国家多数采取民主共和制或者贵族共和制,所以法律也不同程度地具有某些民主因素。
(3)立法指导思想。
古代东方各国的法一般宣布为“神”所授予,披着“神意”的外衣。
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既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又被视为天上诸神在人间的代理人,他的意志就是法律。
立法指导思想是神权主义的。
如希伯来人的法律被看做是上帝耶和华意志的体现,先知和国王只不过代替神在人间“治世安民”。
而西方奴隶制国家,由于奴隶制经济发展迅速,商品货币关系比较发达,加上历史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存在着差异,其立法指导思想往往表现为正义法律观或者自然法律观。
如罗马法学家塞尔苏士曾指出:“法是善良和公平的艺术”。
所谓“善良”在罗马法学家看来就是“合乎道德”,所谓“公平”即“合乎正义”。
罗马著名思想家西塞罗认为:自然法具有普遍、永恒的性质,发生于成文法未制定和国家产生之前,是衡量“人定法”好坏的惟一标准,它不像成文法那样可以根据人的意志随意制定和废除,而是万世长存。
(4)立法权。
多数古代东方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国王,法律制定多由君主独掌。
古埃及的法老、古巴比伦的国王,都是惟一的最高立法者,君主的命令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任何人不得违抗。
西方则不同,最高权力形式上往往属于有关国家机关,如雅典的法律长时期多有民众大会制定;古罗马在共和国时期立法权更为分散,分属于民众大会、元老院、最高裁判官和著名法学家等。
2.东西方奴隶制法的相同点(1)东西方奴隶制法的最初形式均是习惯法,后来经过一个时期逐渐过渡到成文法或编纂成文法典,不过过渡的时间各有先后,长短也各有不同。
古代中西方正义观比较----从柏拉图和孔子说起对正义的不懈追求,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一个显著标志。
千百年来,这一问题引起了古今中外政治家和哲学家们的思考和关注。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也包含对正义的诉求。
深入探讨和研究正义问题,显得很有意义和必要。
在这一问题上要追根溯源,必须回到古代贤哲那里去汲取智慧和营养。
对正义问题的学习和研究,有两个人是无法绕开的,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中国思想家孔子。
这两人是举世公认的中西方文化轴心时代的两座丰碑。
古希腊的柏拉图是对正义开始系统论述的第一人。
而在东方,孔子是作为与柏拉图同时期的思想家,也对正义问题开始了思考。
笔者试图从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关于对正义问题的思考入手并略加比较,从中找出东西方文化在正义观上的差异。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古代中西方正义观加以比较研究,对近代、现代中西方的正义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不作探讨。
一、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先后对“正义即言行诚实”、“正义就是帮助朋友和加害敌人”、“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等,从不同方面进行了驳斥。
首先,强者制定的法令不一定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他在无意中会制定对自己不利的法令。
在这种情况下,臣民遵守法令实质是违背强者的利益。
其次,任何技艺对其服务对象都有权威性,目的是服务其对象,这就决定了技艺服务对象利益具有唯一性。
再次,公正比非公正更加有利。
柏拉图对应地提出,在品位和智力方面,正义者比非正义者优秀,内部的团结一致靠正义来维持,非正义者没有正义者幸福。
借助于上述批判,柏拉图把“正义”分成两种,即“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并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正义既存在于整个城邦之中,也存在于个人身上。
城邦正义是个人正义的集合和放大,个人正义是城邦正义的浓缩和微观。
柏拉图认为,正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产生了国家,目的是为了满足出于人类本性的基本要求。
国家正式形成,是分工不断扩大,行业不断增加的结果,到后来产生了专门负责守护国家的保卫者和专门负责治理国家的统治者。
理想城邦由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三个等级组成。
柏拉图认为,人与人之间天生是有差别的,统治者的人具有金子特质,保卫者具有银子特质,而生产者具有铜和铁特质。
只要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互不僭越,城邦就实现了正义。
建立国家的目的是要让社会大部分成员享受幸福生活。
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三个等级都各司其职,社会会发展就呈现出秩序良好、井井有条,城邦正义就实现了。
城邦中有四种美德,分别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城邦中的公民也与这四种美德相对应。
其中,统治者对应的是智慧的美德,这是因为管理者管理国家的职责使然;保卫者对应的是勇敢美德,这是因为保卫者保卫国家的职责使然;节制贯穿全体公民。
在考察完智慧、勇敢和节制后,柏拉图开始考察正义。
他认为,正义就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城邦正义就是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这三种人在城邦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
柏拉图在考察完城邦正义后,又考察个人正义。
相应于城邦中有统治者、保卫者和生产者三个部分,人的灵魂中也有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
与国家正义相类似,当理性在灵魂中处于主导地位、激情辅助理性控制欲望、欲望能够节制时,那么就实现了个人正义。
二、孔子《论语》中的正义观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孔子在其著述中没有明确的“正义”的概念,但是我们从《论语》的叙述中,还是能够体会出孔子对正义的理解。
西文话语体系中的“正义”与中国古代“道统”、“道义”和“礼”等概念含义相似。
孔子将“道”和“义”分开使用,既用于对个人行为和德性的衡量,又用于对政权合法性的衡量。
“礼”这个概念在中国也很重要,孔子认为,每个人如果能够按照符合其身份的行为规范去行事,理想的社会秩序就能得以实现。
孔子在对“道”、“义”、“礼”等有关正义问题开展讨论时,也是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君子个人道德方面的正义,二是诸侯国政权合法性方面的正义。
他认为,当人们以“义”行事不违“礼”时,“道”的社会才能实现。
这与柏拉图论述正义的方法如出一辙。
在个人伦理方面,孔子认为,君子以“义”作为为人处世的根基,行为就会表现出“礼”。
“义”是人之本体的正当性,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修身取义的同时,君子还要遵从“道”的要求,以“道”作为修身立世的信仰,所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在国家层面,孔子将国家区分为两种,即有道之邦和无道之邦。
而“有道邦”和“无道邦”的划分标准就是礼乐出自哪里。
在孔了看来,在符合正义的国家,其制礼作乐兴兵攻伐都的决定权来自于天子,而不符合正义的国家则决定权来自于诸侯。
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正义”观是建立在秩序之上的,符合“礼”的要求是具有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
三、柏拉图与孔子正义观之比较第一,划分社会层次和进行社会分工是二者对正义进行论证的相同点。
在柏拉图理想的城邦中,存在统治者、生产者和保卫者三个社会群体,他们分别负有管理城邦、为城邦提供物质保障和护卫城邦的职责,三者在各自岗位上尽心工作,不越位、不逾矩,和谐相处,实现了城邦正义。
孔子虽然没有进行过这样明确细致的表述,但是从《论语》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社会分工的态度和对各个不同阶层从事不同工种的认同。
比如在《论语·子路》中记载:有人向他请教农业种植,他说他不如老农;有人向他学园艺,他说他不如园丁。
孔子认为,天下事分为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人之事,而务农种圃自食其力是小人之事。
孔子认为社会需要多方面人才,但希望他的学生能专注做大事。
第二,对有德性或有能力的圣贤领导的期待,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柏拉图认为实现城邦正义有两条路,一是让国王成为哲学家,二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否则国家就不会摆脱灾难。
而孔子推崇的是圣人,类似于哲学王,都是道德与知识兼备的人。
孔子对尧舜禹和周公等人的推崇,正是他缅怀和期待圣人之治的明证。
第三,他们高度重视个人美德的实现和个人道德修养。
柏拉图认为,个人正义的实现有赖于把自身灵魂中的理性、激情与欲望加以合理掌控,处于主导的地位的是理性,它能驾驭激情和压制欲望,从而使灵魂达到最佳状态。
孔子则对君子修身作了明确规定,把“仁”、“义”的实现设置不前提条例,通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实现个人修为的提升。
上述三点是柏拉图和孔子在正义观上的相依之处。
他们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这体现了中西方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和心理的不同。
首先,柏拉图对于正义的阐述比较明确,城邦正义的条件和个人正义的条件都井然有序,互不重合,而孔子对于正义的叙述则是体现在《论语》的字字句句中,对于“仁”、“义”、“礼”、“智”、“信”和“道”等概念的阐释条目繁多且涵义互有重合。
可见,西方文化具有理性源流,而中国文化更偏重感性,需要综合起来看待才能窥得全貌。
其次,柏拉图的正义观较孔子更加乌托邦和理想化。
柏拉图对正义的设想有一种极端的理性崇拜,是从造物主的立场对城邦和人的重新建造。
个人只是一种符号,其命运就是被安排。
而孔子的正义观有种人文的关怀,可行性更强,使人觉得君子、仁者、士是可以培养和塑造的,不同性格的人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的培养趋近于正义的要求。
第三,柏拉图寻正义于未来,而孔子则拥有复古的正义观。
柏拉图要重构正义的个人和正义的城邦,以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理想国作为正义的载体。
理想国只是柏拉图个人构想出的未来图景。
而孔子则不同,他提出的关于正义的观点都源自于对礼崩乐坏时代的不满,认为欲达到正义就要克己复礼,回归尧舜禹和周公之治。
他对国家合法性和个人正义所持的观点都是圣人之治在他所生活的年代的投射。
四、启示辩证地对柏拉图和孔子的正义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正义”的内涵,也对思考如何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性意义。
第一,构建和谐社会既应该重视制度设计的正义,也应该倡导个人行为的正义。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大等社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在收入分配、城乡差距等方面,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逐渐趋近于正义,但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切实落实最多只能实现“国家正义”,要构建和谐社会还应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相结合。
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使正义的人构建正义的国家,却无法避免不正义的人做出损害国家的事。
所以,在制度设计之外,为了构建和谐社会,还应重视培育个人美德,实现柏拉图所谓的“个人正义”和孔子的“德”。
国家应通过教育和治理,全面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引导社会风尚,培育公民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这也正是柏拉图所倡导的,让理性居于首要位置,统驭激情,控制欲望。
第二,构建和谐社会应重视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在新形势下,不断提升党的领导水平,警惕腐败,应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做起。
柏拉图和孔子的正义观中都体现了国家对于有德性、有领导能力的领导层的需要。
柏拉图期待哲学王统治国家,孔子主张“德治”,正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所以,为了构建和谐和正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应全面重视自身建设,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坚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保证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地位。
第三,构建正义社会、和谐社会,既要看到未来的光明,也要看到现实的问题。
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追寻一个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孔子的有道之邦,,理想都是要植根于现实的,理想社会是作为目标存在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只有在现实中才能产生。
柏拉图和孔子的畅想,都源自于他们各自游学和周游列国时的经历,他们各自也都尝试过在叙拉古、在鲁国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所以,在探讨正义的时候,要以中国现实发展情况为基础,以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的现实问题为着眼点,将理想性与现实性加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