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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6期（总第245期）学术论坛ACADEMIC FORUMNO.6，2011（Cumulatively NO.245)在急剧转型的城市基层社会，政府部门“还权于民”的改革正如火如荼地推进，市场经济“理性选择”的力量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行政权力的退出是有限的、分步的，市场力量的渗入亦是不均衡的、渐进的，在体制比较灵活、传统力量相对薄弱的区域，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最早发生。
中国的城市社区，长期处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之中，是一个保守力量强大、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紧密相连的区域。
尽管针对这些传统社会区域和组织的体制改革，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却仍残留着许多明显可见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史痕迹。
国家治理的策略、社会控制的手段、地方施政的需要均通过街道-社区居委会清晰地在基层社会留下了深刻烙印。
如果承认“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明显下降”这一基本事实，那么我们必须追问，国家权力如何通过居委会这一代理人的行动和话语渗透到市民日常生活，并因此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异动？城市基层再整合在“后单位时代”又该如何可能？一、单位社会的终结与基层再整合的难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国家原先赖以整合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模式的控制功能已逐步弱化和消逝，“后单位时代”的结构特征和社会景观渐趋显现。
正处于社会转型重要关头的城市基层，大量单位职工流向社区，各类弱势群体亟需救助，诸多原子化个体缺乏联结，群体性突发事件显著增加。
由于作为社会整合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单位制度宣告解体，各种社会关系、利益格局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问题的处理不当极有可能成为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导火线，诱发剧烈的社会动荡[1]（P102）。
对于成功的社会转型而言，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持续稳定。
而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基础，是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前提。
因此，就中国当下的时空背景而言，采取有针对性的从“去单位化”到“去社区化”———城市基层社会再整合的“结”与“解”刘威[摘要]解开转型时期城市基层社会整合和秩序建构的“结”，应该跳出“社区”，从社区居委会之外寻求答案。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总第１８９期治理研究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５，２０１９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８９再组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枫桥经验”为分析案例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２８作者简介：刘开君，博士，中共绍兴市委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讲师；卢芳霞，中共绍兴市委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常态下基层社会矛盾的协同治理研究”（编号：１６ＢＺＺ０８３）；中国法学会课题“枫桥经验”５５年发展与创新（编号：ＣＬＳ（２０１８）ＦＱＪＹＺＸ１２）。
① 胡重明：《再组织化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例》，《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② 卢芳霞：《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浙江“枫桥经验”十年回顾与展望》，《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 刘开君 卢芳霞 摘要：基层社会再组织化是实现基层社会结构重构与整合、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托，也是“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发展的基本逻辑。
纵观“枫桥经验”５０多年演变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基层社会从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过程。
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整合党政组织、规范村级组织、发展社会组织”三种途径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并通过互联网科技手段把三种基层组织的力量有机整合，使基层治理创新又有了质的突破。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再组织化建设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可以给各地带来深刻启示。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创新；“枫桥经验”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９０９２（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９８－００７ 组织化生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结构“原子化”与社会共同体逐渐扩大相并存的趋势相互影响，共同左右社会结构变迁，影响着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新中国建国７０年的经验表明，根据时代变化与时俱进地推动基层再组织化建设，夯实基层基础，是从源头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基本执政经验。
浙江：以“基层治理四平台”改革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王剑侯浙江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浙江省作为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时提出了“八八战略”，其中涵括的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等理念，为推进浙江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近年来，浙江省在“最多跑一次”改革基础上，根据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提出“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改革举措，既推动了政府职能整合、条块关系理顺与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也符合中央关于基层社会治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重心下移、属地管理”等目标，有效提升了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和便民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改革的背景“基层治理四平台”改革方案的提出主要有两大背景。
一是国家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央又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的要求。
在镇（街）层面出台《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增强乡镇基层服务能力，构建乡镇服务型政府。
在社区治理层面出台《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
二是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利用，政府依托信息技术加强便民服务、提升治理能力，成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刻体现。
依托信息平台和大数据技术，补足基层政府为民服务力量和民众有效参与不足的短板，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这是新时代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使命，也是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环节。
正是结合这两大背景，浙江省通过整合政府职能、理顺条块关系，同时运用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推动社会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实现政府四个平台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无缝整合，真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全面推进法治宁波建设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作者：励健来源：《宁波通讯·综合版》2021年第10期寧波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20年成功创建首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并在法治浙江（法治政府）考核中居全省第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突出立法先行完善社会治理法规制度体系一是加强重要领域立法。
加强惠民、环保、弘德等重点领域立法，在全国率先出台调处医患纠纷的地方性法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在全省率先制定《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并出台垃圾分类、养犬管理、非机动车管理等地方性法规。
在服务保障民生领域，完成《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宁波市菜市场管理条例》《宁波市电梯安全条例》《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宁波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条例（修订）》等法规议案。
注重法治政府建设立法，制定《宁波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规定》，为政府行政决策立规立矩。
二是完善立法工作机制。
不断推进科学立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深化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和政府部门共同参与立法调研制度，全面推行重要法规草案起草“双组长”制度，探索建立法工委和专（工）委“双员制”立法工作机制。
建立常态化的地方性法规动态维护机制，已经对《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9个地方性法规进行修改完善，对11件与民法典等上位法不一致的法规规章提出修改或废止建议，坚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完善立法审查内部工作机制，出台《行政立法项目审查办理工作规程》，进一步规范立法项目审查办理程序。
建立地方性法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率先启动立法联系点和立法志愿者制度。
三是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颁布全国首个文件审核指引地方标准《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指引》。
按照“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主动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2020年共接收、登记、分送、审查、报送备案的市政府规章2件，其他规范性文件22件。
基层治理规划的发展方向基层治理规划是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从事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规划。
随着我国城乡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基层治理规划显得尤为重要。
未来，基层治理规划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以下将从多个角度展开回答。
1. 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在基层治理规划的发展方向中，首要的一点是完善社会管理体系。
只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才能够做到有效地管理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2. 推动全面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基层治理规划发展的方向之一。
在基层治理规划中，应该将加强法治建设置于突出位置，推动全面依法治理，倡导社会文明法治，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实现法治和人治相结合。
3. 强化智能化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基层治理规划的发展方向也应该包括强化智能化应用。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应用，提高基层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增强基层治理的科学性和效率。
4. 促进社会协同发展基层治理规划的发展方向之一是促进社会协同发展。
各级政府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推动各种资源在基层社区合理配置，形成社会协同治理格局，实现社会治理共建共享。
5. 建立健全社区自治机制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建立健全社区自治机制是基层治理规划的重要方向之一。
通过加强社区自治性建设，让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提高社区治理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6. 推动志愿服务发展志愿服务是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层治理规划的发展方向也应包括推动志愿服务发展。
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发挥志愿服务在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7.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基层组织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基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基层治理规划的发展方向之一。
要注重培养和发展基层组织的干部，提高基层组织的组织化水平和运行效率，确保基层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
8. 优化基层权力运行机制权力是治理的手段，也是治理的难题。
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1]。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2]。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3]。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下简称“新阶层人士”）是新时代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和增长点，这一群体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收稿日期：2022-04-11作者简介：黄天柱，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统战学专业合作博导，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复旦大学统战基础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央社院与地方社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研究组合首席专家，浙江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与中国政治研究；冯超，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浙江省统一战线智库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族宗教政策；李腾，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浙江省统一战线智库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营企业统战。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宁波鄞州为例黄天柱 冯 超 李 腾摘 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关涉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阶层关系和谐稳定的关键群体，也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挑战的重要力量。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具有“自我赋能+统战赋能”的双重优势。
宁波鄞州区在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探索形成了资政建言、矛盾调解、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公益帮扶、价值引领、楼宇微自治、社区共治等实践模式，从中可总结提炼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经验规律。
7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四大转变”作者：向春玲来源：《人民论坛》2019年第29期【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转变，从“一元主体”到“多元共治”治理结构的转变，从行政化管理向法治、德治和自治综合治理转变，力求实现社会有序运行与活力迸发相统一，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
【关键词】新中国社会治理成就经验【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世界发展形势的变化为主要依据，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社会和谐發展为导向，以“善治”为基本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方式，维护和保证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社会活力得到释放，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新格局，逐渐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复杂的局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摸清家底”，重建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并迅速承担国家体制、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重任，以稳固新生政权。
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时间里，我国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体，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模式。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社会管理也带有强烈的行政化和指令性色彩。
全体社会成员被纳入统一的管理体制中。
在城市，单位是最主要的社会组织载体。
在农村，人民公社是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
单位制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组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功能的高度融合。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我国还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除了对新中国的人口进行登记，还加强了对人口流动的管理。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建立的社会管理制度为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进而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然而，这一社会管理模式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存在着限制社会流动、压抑社会活力的弊端。
改革开放所迸发出的巨大活力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的社会管理也随之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转型。
统编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1第六单元《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练习题（含答案）一、单选题1．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成了福利国家制度。
政府扩大了社会福利的供给，且直接干预社会福利保障和福利供给，使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从局部劳动者向全体社会成员扩展。
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背景是（）A．经济危机使企业纷纷倒闭B．欧盟成立促进各国经济发展C．国家干预使经济发展较快D．民权运动废除种族歧视政策2．社区是以一定区域为基础,由具有相互联系、共同交往、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一个社会实体。
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社区组织开始形成的主要原因是（）A．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的确立B．工业革命导致社会问题丛生C．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增加D．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3．1834年，英国《经济法》明确规定接受救济的贫民必须以丧失个人尊严、自由与政治权利为代价。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贫困被认为是一种不幸，这种不幸的后果应该由社会承担。
这反映出（）A．英国社会福利制度较为完备B．社会保障理念由道义转向权利C．人文主义思想影响非常深远D．贫困是工业社会发展必然结果4．秦简中的《傅律》规定：百姓傅籍时，“匿敖童"“占癃不审”“不当老"等弄虚作假行为是不允许发生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则更是明显的必须登记年龄大小的铁证。
这表明秦朝（）A．法家思想指导司法实践B．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弱化C．政府高度重视户籍管理D．地方社会治理效能提升5．秦汉时期，户籍相伍制度被推广到全国。
当时户籍的具体制作层级在乡，乡承担户籍管理责任，据此征发赋税、徭役，并对人员流动进行掌控。
据此可知，秦汉户籍相伍制度的推行（）A．强化了君主专制权力B．实现了对流民的管控C．加强了社会基层管理D．推动了地方自治发展6．关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度，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有这样的描述：“封建领主不但通过各种地租形态对农民进行剥削，同时也对农民施行‘超经济的强制（政治、社会附属）’，有统治、惩罚农民的权力。
新时代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基层社会治理是指在城乡居民自我管理、自治、自我服务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协调，使社会治理活动有序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
新时代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建设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面对当前社会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对策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中，首先需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基层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它可以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我们需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建设和支持，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和服务水平。
在城乡社区建设中，可以通过增加社区工作人员、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高社区居民自治意识等途径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政府还可以设立专门的基层社会组织管理机构，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财政支持等方式，推动基层组织的健康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
在新时代，需要大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基层干部队伍。
首先要加强基层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其法治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其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和沟通能力。
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激励他们积极履职、服务人民。
还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监督管理，督促其依法行政，廉洁奉公，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在新时代，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首先要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调机制，通过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居民代表等多方参与，形成协同合作的社会治理机制。
其次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标准化体系，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标准，规范基层社会治理行为，提高治理效率和质量。
再次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信息化，提高信息共享和处理能力，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智能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