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格拉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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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的权力服从实验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
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
实验的目的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的发展历程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份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Milgram, 1974)米尔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 (Milgram, 1974)里写道:“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
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
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对象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和寄出许多邮递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
心理学中的经典实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心理学中的经典实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他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为“服从实验”的著名研究。
这个实验揭示了人类在权威压力下的服从倾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本文将介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的背景、目的、方法以及结果,并对其意义和影响进行讨论。
一、实验背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事件。
米尔格拉姆对此深感震惊,并产生了对人性的思考。
他想知道,在那种极权统治下,为什么那么多人能够听从命令,并执行残忍的行为。
这促使他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研究人们在权威压力下的服从行为。
二、实验目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的目的是探究个体在权威压力下是否会放弃自己的道德判断,听从他人的命令,并执行与自己价值观不符的行为。
通过这个实验,他试图揭示人类的服从倾向以及导致这种倾向的因素,为心理学领域对人类的道德行为以及权威与服从关系的理解提供线索。
三、实验方法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通过招募志愿者参与者进行。
实验设立了“教师”和“学生”两个角色,实验对象被随机分配至“教师”角色。
在实验中,“教师”被要求对“学生”进行记忆测试,每次学生回答错误,教师需要给予电击作为惩罚,电击的电压会逐渐增加。
实际上,学生是实验人员中的一个合作者,并没有真的接受电击。
四、实验结果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结果令人震惊。
在实验中,大约65%的参与者对“学生”给予了最高强度的电击,而且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给予了中等强度的电击。
这显示了人们在被认为有权威的人给出指令时,对于道德判断的放弃和服从的倾向。
五、实验意义与影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对心理学和其他相关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揭示了权威对人类行为的巨大影响力,暴露了人们对权威和社会规范的高度服从性。
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
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 An Experimental View 里所讨论。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Milgram, 1974)米尔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1974年)里写道:“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
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再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
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米尔格拉姆实验方法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
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
对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理解和看法米尔格拉姆实验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实验之一,该实验旨在考察被试在权威者压力下是否会对自己的道德观念进行妥协。
实验设置了多个条件,通过对不同条件下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揭示出了人类在群体中易受到外部压力影响的本质。
在该实验中,实验者面对一位假装带电的受试者,而这位“受试者”则代表着一位常见的普通人。
实验者需要向这位“受试者”逐渐增大电流,以测试其对电击感受的承受力。
若实验者没有犯错,他们就会一直增加电压。
在不同条件下的实验,研究者更改了实验者所处的权威者,以探究其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在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实验者很容易被权威者的命令所左右,不仅主动增大电击强度,还会对不同声音的反应做出明显的区分。
在实验中,实验者的德性和个人思维几乎被完全摒弃,他们被迫遵从权威者的命令行事。
米尔格拉姆实验揭示了“,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些人会在行为上犯下严重错误或大规模罪行。
我的看法是,米尔格拉姆实验对于社会心理学领域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实验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权威者的影响可能削弱人们的德行和个人思维,导致他们在行为上偏离正轨。
人们在面临不同情况时会有不同的反应,而这就是群体现象存在的原因。
但是,通过人们的自我反省和不断的改善,我们可以避免这种现象在未来的发生。
此外,我们可以从米尔格拉姆实验中得知,拒绝遵从指令并不容易,人们在行为和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地做出某些行动,要深思熟虑后再做出决定。
总的来说,米尔格拉姆实验是一项对社会心理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实验,揭示了人们在群体中易受到外部压力影响的本质。
其结果也提醒我们,在面临不同情况时需要有自我思考和自我反省的能力,以免在权威者的压力下,偏离了自己的行为准则,从而产生负面的后果。
伦理困境著名案例
著名的伦理困境案例包括:
一、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
米尔格拉姆实验是由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于1961年至1962年间在耶鲁大学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测试人们对权威的服从程度。
实验中,被试者被要求给予电击,尽管知道这可能对受试者造成极大痛苦。
该实验引发了对权威和伦理责任的深刻思考。
二、海因兹偷药难题(The Heinz Dilemma):
海因兹偷药是由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提出的伦理困境,以一个无法承受药费的海因兹为例。
在这一案例中,人们被问及是否应该窃取药物来救治自己的妻子。
这引发了对道德发展和伦理决策的深入研究。
这些案例突显了伦理困境的多样性,揭示了在科学、医学和社会各个领域中面临的伦理挑战。
解决伦理困境通常需要深思熟虑和全面考虑各种价值观和权衡。
无法忽视的真相:6个极具争议的心理学实验引言心理学,作为一门探索人类行为和心理过程的科学,通过无数实验揭示了人类的复杂性。
然而,在心理学实验的历史上,也存在着一些极具争议的实验。
这些实验,有的挑战了伦理底线,有的引发了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本文将深入探讨六个最具代表性的心理学实验,揭示其背后的科学价值和伦理争议,并引发读者对心理学研究的思考。
1. 米尔格拉姆实验:服从的黑暗面米尔格拉姆实验,一个令人震惊的实验,揭示了普通人对权威的服从程度。
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对另一个人施加电击,而实际上施加的只是模拟电击。
实验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受试者在权威人物的指令下,会不惜伤害他人。
这个实验引发了对纳粹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的深刻反思,同时也引发了对实验伦理的广泛讨论。
2. 斯坦福监狱实验:环境对人的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模拟了一个监狱环境,将参与者随机分为囚犯和狱警。
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环境对人的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原本正常的大学生在扮演狱警的角色后,表现出了残暴和虐待的倾向。
这个实验揭示了情境力量对个体行为的强大影响,但同时也引发了对实验伦理的质疑。
3. 洛伦兹的印刻实验:动物行为的启示洛伦兹的印刻实验研究了刚出生的小鸭对母亲的依恋行为。
实验结果表明,小鸭在出生后不久会将第一个看到的移动物体视为母亲,并对其产生强烈的依恋。
这个实验为我们理解亲子关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也引发了对动物福利的关注。
4. 班杜拉的娃娃实验:暴力行为的学习班杜拉的娃娃实验研究了儿童对暴力行为的模仿。
实验结果表明,儿童会模仿成年人的暴力行为,并将其内化。
这个实验为我们理解儿童的暴力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也引发了对媒体暴力对儿童的影响的担忧。
5. 阿斯实验:社会认同与从众心理阿斯实验研究了人们在群体压力下的从众行为。
实验结果表明,当个体与群体意见不一致时,往往会为了避免被孤立而选择顺从。
这个实验揭示了社会认同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对群体思维的思考。
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
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 An Experimental View 里所讨论。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Milgram, 1974)
米尔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1974年)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
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再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
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
米尔格拉姆实验方法
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
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
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
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
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
实验小组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
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
“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
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
“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
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
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
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
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
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
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注:实验者(E)(有时会是米尔格拉姆)命令“老师”(T)为“学生”(L)给予“电击”,扮演“老师”的参与者被告知这样做真的会使“学生”遭受痛苦的电击,但实际上“学生”是实验的一名助手所扮演的。
参与者相信“学生”每次回答错误都真的会遭受电击,但其实并没有真的进行电击。
在与参与者隔离以后,助手会设置一套录音机,而该录音机则由“老师”的“电击产生器”所操控,并会根据电击程度而播出不同预制录音。
实验设计中被电压“学生”的反应
75V嘟囔
120V痛叫
150V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V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
300V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330V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
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
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
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
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
米尔格拉姆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了。
他接着与Harry From 制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
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拉姆的第一次实验中:
1、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
2、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
3、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
后来米尔格拉姆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州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拉姆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对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反应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现在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拉姆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拉姆表达谢意。
而且米尔格拉姆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
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拉姆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
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夥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
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
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 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
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
米尔格拉姆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