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信,达,雅”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地位

浅议“信,达,雅”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地位作者：杜晓军来源：《价值工程》2011年第19期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Du Xiaojun（Weinan Teachers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摘要：文章简要回顾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并且分析了各个时期翻译大家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从而得出“信、达、雅”三字是对中国古代翻译理论的全面概括和总结，这三个字也是中国传统译论的精华之所在。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and analyzed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great translators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It concludes that the translation 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ummariza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and these three words ar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关键词：翻译理论“信、达、雅” 直译意译Key words: translation theory；"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literal translation；free translation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9-0224-020引言众所周知，理论起源于实践。

人类的任何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必将随之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理论反过来又指导实践。

翻译活动也不例外，当然，刚开始的翻译理论是极简单的、极粗浅的。

我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史一般从三国时说起，当时由于佛经翻译事业已经相当兴盛，所以有关翻译的论述已经相当多。

从三国时期直到晚清民初，我国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翻译家，翻译工作者，当然他们也积累了很多翻译理论，但每个人的翻译理论或翻译思想都被后人认为是有瑕疵的，有其片面性。

严复在1898年提出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这个翻译理论的提出继往开来，言简意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之言。

”（《佛典之翻译》）郁达夫甚至说：“信、达、雅的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

”（《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由此可见，严复“信、达、雅”的译论标准有着极其高的地位及实践意义，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译学理论的总结，是中国古代译学理论的精华浓缩。

但“信、达、雅”译论标准的提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扎根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深厚土壤之中的，这一切从我国古代的译论发展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东汉至宋：佛经翻译理论的发展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理论。

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而且此序在我国译论史上具有开篇意义。

东晋·前秦时高僧道安在译论上的贡献也是杰出的，他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著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道安的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正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

因此，他说明自己无意轻率指责译经大匠。

不过，他还是巧用了《庄子》中的典故，批评支谦等人是“斫凿之巧者”，七窍成而混沌死矣。

这是因为他主张翻译必须力求合乎原文愿意，“唯惧失实”。

他坚决反对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

后秦时期又有一位译经大师出现，他就是鸠摩罗什，从所见的零星译论和一些他的译作来看，鸠摩罗什是比较倾向于意译的。

如前所述，道安是主张直译的，而罗什则倾向于意译。

东晋高僧慧远对这两家的翻译主张都比较了解，而在这两种互有扞格的译论之间，提出了自己主张“厥中”的见解。

梁启超指出: “此全属调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

”（《翻译文学与佛经》）至此，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质”之争，可以视作暂告一个段落了。

“文”“质”之争暂停了，但这种争论促进了佛经翻译理论的发展。

在这基础上，隋代名僧彦琮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辨证论》，在此书中，彦琮批评了历代译经的得失，他的批评尖刻而泼辣。

他这种敢于“遥议”前贤之失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他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

但就是在这种争论批评声中，我国古代的译经理论一步一步前进着，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最杰出的译师当推玄奘，他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新局面，他译经的质量，也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

他译经的指导原则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这是一切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理想，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

佛经翻译事业在唐朝达到高峰，译论的发展创新也达到了高峰，到北宋时，我国的佛经翻译已趋式微，宋代高僧赞宁对译经理论做了总结，他的理论论述，可算是我国古代译经理论的殿军。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其理论在明末清初的翻译高潮中，中国人译者中最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以及冯应京，李天经等人，他们的主要译著和有影响的译著都是西方科技类著作。

徐光启是这些人中最突出的一个，他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还翻译了大量科技类著作和一些西方哲学类著作，他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以及文学等扩大到自然科技了领域。

徐光启在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

但是明末清初的这些科技翻译工作者都未能留下系统的详细的翻译理论，只是谈了有关翻译的目的功能以及翻译工作的迫切性等等，只有乾隆初年魏象乾在《繙清说》这本书中谈到了“翻译之道”和“正”译的标准：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

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审焉。

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也。

正如刘半农指出的，这一段论述十分符合现代翻译的标准，包括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意义内容，再现原文的话语风格等要求，而且表述十分精到，该文也算是他对我国古代“翻译之道”的一个精彩的小结。

3鸦片战争以后的翻译活动清王朝闭关锁国，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帝国主义强盗打开，面对一个原先封闭而独立的国家猝然遭到四方来袭，甚至逐渐被瓜分的危机，国内的政治势力分成了几种：顽固派、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各派人物虽然在政治上主张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并对翻译问题发表过见解。

马建中在《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孽生之源，同异之故。

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以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

”“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是则为善译也已。

”这段话的意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马氏指出要达到“善译”，必须平时就对译与所译两种语言都深有研究，甚至对各自文字的字源及其异同也深入考察。

在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繁简，文体的变化，以及义理精微之所在等，反复斟酌，最后还要摹仿原文的神情与语义。

这就已经涉及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致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了。

他提出的“善译”的标准，是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

这一提法，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

魏源和林则徐等人则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对近代译学理论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魏源编译了《海国图志》一书，林则徐把司马光《谏院题名记》、韩愈《师说》等文译成满文，名扬京师，很可惜他们都未留下有关翻译的论述。

当然这时期的翻译家还有许多，像林纾、罗振玉等，他们翻译了大量作品，尤其是林纾，他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把大量外国作品翻译到中国来，成为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但是他们也没有谈到翻译的本质及翻译应遵循的原则问题，只是论述了译名统一问题和一些翻译方法。

到清末民初，中国古代的译论思想仍然未系统化，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仍然是每个译者就自己的翻译心得体会谈一些片言只语，中国古代译论思想亟需一个翻译大师或理论家对其进行总结。

这个人很快就出现了，这就是严复。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杰出的译学理论家，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法意》、《群学肆言》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共约200万字，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大家，和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

在翻译《天演论》时，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

虽然“信、达、雅”三字早在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即已全都出现。

但将这三字按译事的内在规律和关系排列组合，明确而自觉地将它们作为“译事楷模”（即标准）而提出，则始自严复。

周作人曾说“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谈翻译》）。

由此可见，中国译者对“信、达、雅”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三字是判断一篇译文好坏的标准，是指导翻译工作的金科玉律，这三字是对中国传统的译论思想的总结，是中国古代传统翻译理论之精华，它是严复多年翻译经验的积淀，也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深厚土壤之中的，因为以往的翻译家往往只论述了翻译标准的一方面，如：道安是主张直译的，而罗什则倾向于意译；或者有些译者只谈到翻译的译名问题和原则，如：孔子和傅兰雅；有些译者译著甚多，译论却很少，玄奘和徐光启就属于此类译者，只有严复“信、达、雅”的理论全面地论述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