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翻译理论

我看中国传统译论——浅议传统思维模式下的译论和发展方向论文导读：感性思考、经验综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论著大多以感性为主或经验之谈，较多译论的提出大都为僧人或文学家所言而非译论家所发，可以得知中国传统译论较多的是从经验中“悟”出来的，突出了译论中的直觉悟性。

同时，积极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学者，各译学体系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拓展译学领域，把研究引向深入，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关键词：传统译论，思维方式，中国特色中国的翻译实践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译佛经开始有翻译理论的出现，到严复时期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再到鲁迅、钱钟书、傅雷等这一代人时，已经具有了非常成熟的品质。

大多译论都是由积极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家根据亲身体验总结得出的，这种理论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真实感人的品质。

笔者认为要继承发扬传统的翻译理论，既要清楚地认识到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又要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

一．中国传统译论的特征及表现形式1.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悟性感性思考、经验综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它与西方所谓的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并非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论著大多以感性为主或经验之谈，较多译论的提出大都为僧人或文学家所言而非译论家所发，可以得知中国传统译论较多的是从经验中“悟”出来的，突出了译论中的直觉悟性。

这和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和直觉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由于汉语文字具有高度形象性和语义模糊而概括性强的特征，因此，翻译家们不仅在翻译实践中强调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译者的灵感和顿悟，而且在翻译研究、译论文字的表述与理解中也重视“悟性”。

刘超先（1994:2-6）指出：如在佛经翻译中悟出的“文”与“质” ，从译事“三难”中悟出的“信、达、雅”，再被后人领悟，发展为译论圭臬。

林语堂“忠实、通顺、美”三元标准就是对严复“信、达、雅”的领悟和发展——除了“美”较“雅”涵义广泛了一点，已无太多新意。

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启示
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主要包括：
1、把翻译工作看成是实现“忠于原文、灵活处理”的历史使命。

它认为翻译者负有将原文真实无损地翻译成目标语的责任，但是又需要灵活的处理，以保证文化的相通性。

2、翻译的严谨性。

中国传统认为，翻译是文化的精神写照，它必须严谨，不能有纰漏，也不能有差错，以达到严谨的理论追求。

3、务实谦虚。

对于翻译来说，传统文化有说“务实谦虚”的概念，翻译者应具备谦虚精神，面向大众，创作服务大众，不提以高调。

4、把翻译看成是学习和创新的过程。

无论是否完美，翻译者都要从整个过程中学习以改进自己，以达到更好的翻译水平。

从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我们可以启发出以下几点：
1、翻译应把完全忠实原文和文化的传承相结合，兼顾细节的忠实性和大的意向的传达。

2、翻译者需要具备严谨的精神，注重每个细节，以获得最正确的翻译结果。

3、翻译者应当务实谦虚，努力把原文的精髓信息传达给每一个读者，为大家服务，而不是聚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4、翻译者应当在向职业价值追求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努力做到更好，不断创新，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林纾翻译理论：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A. 洋务时期的翻译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贡献：“善译”说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他的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

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

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第四章翻译理论常识简介4 ． 2 我国传统译论要点1) 严复的“信、达、雅”：信：“忠实”，即“意义不倍（背）文本”，忠实于原文意义。

达：“流畅”，即不拘泥与原文形式，尽译语之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使译文通顺达意。

雅：“古雅”，原本指当时能登大雅之堂的文言文，一种古雅文体，即“用汉以前字法、句法” ( 严复 ) 。

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求“雅”实则是讲究“修辞”，讲究译文表达要有“文采”。

严复的的翻译实践：“与其伤雅，毋宁失真”，重在一个“雅”字，并不十分注重“信”：“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

严复在其《天演论· 译例言》中对“信、达、雅”解释得非常清楚，就是“修词立诚”（信）、“词达而已”（达）、“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雅），“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所谓“行远”，就是提倡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这一所谓“桐城派”的古文体译书，已能让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普遍接受的效果。

这一点，王佐良先生曾说的极其透彻：“严复的翻译是有目的的，就是要引起他所认为真正有影响的人，即知识分子的注意……他所翻译的书都是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思想体系的经典著作。

他知道这种思想，对当时沉缅于中古世纪迷梦中的知识分子来说，等于一味苦药。

所以，他用知识分子所欣赏的古雅文体给苦药裹上一层糖衣，使它容易下咽。

所谓‘雅'也者实际上是严氏的推销术。

……果然，不出数年，他的译作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他的思想攻势取得了成功”（王佐良：关于文学翻译答客问，《翻译通讯》1983/10 ）。

他翻译的《天演论》，其文本实际是一种“信息型”功能的社科哲学读本，严复为了实现他特定的翻译目的，人为地在文本中设置了一些戏剧性场景，以增强吸引力迎合当时士大夫们的口味。

例如，他将原文中很平白的一句译为：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

一、佛经翻译时期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

“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

世间伎艺，多所综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

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

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

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

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

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

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

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

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严复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

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鲁迅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

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

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

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

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关于理论理论与应用的关系：传统观点，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

是理论就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

申报基础理论项目一定要回答“该项目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的问题。

现代观点: 理论“虚用”说。

“理论实用”论使得许多有前途的基础理论研究搁浅。

翻译界同行拿不出与国外同行挑战的实力的理论来，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论实用论禁锢，他们认为是理论就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目前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理论总是出不来。

中的翻译理论从总体上看是注重“实用”的，是解决翻译具体问题的，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相比，在体系上相对较弱。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而理论当然应该受到鼓励，但对理论的要求不应该以是否有实用价值为前提。

在科学史上，有些重大理论在一开始并不表现出实用性，后来才引起大规模的应用。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问世时人们看不到它的实用价值，在部分理论得到应用后，甚至在新的理论出现后（霍金），其余部分的实用价值还未显现，但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成熟的理论总是在等待着实用出现的契机，或者它引导出一种是用契机。

我们不能因等不到这种契机就指责这种理论无用。

许多翻译工作者不愿阅读翻译理论文章，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理论不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只有当有外在要求时才勉强看一些理论，比如职称要求。

翻译工作者要有理论意识。

人们主动认识规律的倾向就是理论意识。

又有些理论可能永远找不到实用契机。

这种空头理论具有不显形的性质，但能使我们学会思考，是我们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

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理论也是理论。

对理论的首要要求应是该理论能不能逻辑的认识和解释对象。

能不能在别的方面派上用场，那不是它们的事。

“用”有“实用”也可有“虚用”。

翻译理论既鼓励“实用”也鼓励“虚用”，实用理论的威力自不待言，虚用理论可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可以放飞我们的心智，使其抵达极限之极限。

关于翻译理论翻译学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由一系列的相互联系的概念构成。

我们在第一讲关于翻译学的框架中可以看到，翻译理论是构成翻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以《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为标题，写一篇3000字的中文文章《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的翻译理念，它们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反映出国家在当时的态度。

中国古代的翻译思想，比如为了保证语言正确，会注重翻译准确性，还有为了传达真实意义，会从语义上去考虑翻译，另外在翻译时，也会融入一些中国的元素，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

首先，在中国古代，翻译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任何译者都要站在一定的思想立场来进行译作，这种思想立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译者的传统文化所左右的，因此在译作的背景之中，一定就有着特定的传统文化。

因而，中国古代的翻译思想也因此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其次，中国古代的翻译思想也反映出国家在当时的态度，尤其是在翻译宗教文献的时候，就更加显著，比如汉朝的翻译者，他们会一方面尊重佛家的教义，另一方面又会站在民族自身的观点来加以诠释。

而今日翻译却是在一定的语境中。

再者，为了保证语言正确，中国古代的翻译者也注重翻译准确性，他们会根据文章本身的意思进行翻译，很少加入自己的观点，因此语言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对读者来说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此外，中国古代的翻译者也会从语义的角度去考虑，他们会注意翻译的真实意义，而不是停留在字面上，因此很多译文中会体现出深层的意义，而不是只是一个字面的解释。

最后，中国古代的翻译者在翻译时也会融入一些中国的元素，比如说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容易理解，他们会使用一些和中国文化相关的字眼，比如把英文的knowledge翻译成“知识”，而不是把“knowledge”直接翻译成“知道”，这样就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翻译思想很复杂，它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反映出国家在当时的态度，另外为了保证准确性，也会从语义的角度去考虑，并且在翻译时会融入一些中国的元素，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

而伴随着今天中国古代翻译思想研究的发展，也让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并从中获得更多的启发。

84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及其特点——以话语权与中国特色翻译学为例■詹鑫鑫/黄河交通学院摘　要：纵观中国译论史，中国译论自古以来成就颇丰。

然而，与西方译论比较，虽历史悠久，但在理论系统的构建方面远远不及。

中国优秀的译论历史并不比西方的差，但是我们却在理论构建方面一再借用人家的理论，中国译论却没有话语权可言。

针对这些，亟待建立一门独立的中国特色翻译学，从而确立中国的翻译理论话语权。

而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翻译理论需要“和而不同”，建立“和谐共生”的翻译思想。

关键词：传统译论特点　话语权　中国特色翻译学　和而不同一、中国传统译论特点陈福康教授的《中国译学史稿》，详细介绍了中国传统译论史，分四个时期，以下是对四个时期的特点进行的概括：（1）中国古代译学理论，主要集中于经书翻译，内容零星，但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有“文质之争”，“五种不翻”等）；（2）晚清民初译学理论，则由信仰翻译向科技翻译转变，而期间发生了两次较大讨论，一次是关于翻译的文体、语言等，另一次则是关于译名问题。

（3）民国时期译学理论，可以从社团与流派角度来区分。

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论语派、哲学研究派等。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争论的焦点主要为翻译的“外部研究”。

（4）新中国成立后译学理论，即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史，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大部分论者都努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注意运用哲学方法来分析问题。

二是从延安时期就开始的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翻译马列著作的经验和理论得到了总结和发扬。

据记载，中国有史料记载的翻译活动可追溯至千年之前的周代。

直至今日，中国翻译界成绩斐然。

可是，说到系统的翻译理论，我们并没有系统的理论，这与中国的汉语言文化特点不无关系。

今后的翻译理论工作应注重理论研究，使之科学化，系统化，不能再停留在一般的具体的经验之谈上。

从哲学角度讲，前人所做的努力都可以说是量的积累，而我们要以此为基础，争取做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借助当代科学的方法对翻译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要客观定量以及准确描述，综合各个学科的最新成果，引进国外的翻译研究成果作为借鉴，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传统译论进一步分析总结，为早日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而努力，为确立中国译论的话语权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