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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经翻译时期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
“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
世间伎艺，多所综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
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
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
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
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
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
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
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
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关于理论理论与应用的关系：传统观点，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
是理论就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
申报基础理论项目一定要回答“该项目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的问题。
现代观点: 理论“虚用”说。
“理论实用”论使得许多有前途的基础理论研究搁浅。
翻译界同行拿不出与国外同行挑战的实力的理论来，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论实用论禁锢，他们认为是理论就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目前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理论总是出不来。
中的翻译理论从总体上看是注重“实用”的，是解决翻译具体问题的，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相比，在体系上相对较弱。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而理论当然应该受到鼓励，但对理论的要求不应该以是否有实用价值为前提。
在科学史上，有些重大理论在一开始并不表现出实用性，后来才引起大规模的应用。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问世时人们看不到它的实用价值，在部分理论得到应用后，甚至在新的理论出现后（霍金），其余部分的实用价值还未显现，但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成熟的理论总是在等待着实用出现的契机，或者它引导出一种是用契机。
我们不能因等不到这种契机就指责这种理论无用。
许多翻译工作者不愿阅读翻译理论文章，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理论不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只有当有外在要求时才勉强看一些理论，比如职称要求。
翻译工作者要有理论意识。
人们主动认识规律的倾向就是理论意识。
又有些理论可能永远找不到实用契机。
这种空头理论具有不显形的性质，但能使我们学会思考，是我们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
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理论也是理论。
对理论的首要要求应是该理论能不能逻辑的认识和解释对象。
能不能在别的方面派上用场，那不是它们的事。
“用”有“实用”也可有“虚用”。
翻译理论既鼓励“实用”也鼓励“虚用”，实用理论的威力自不待言，虚用理论可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可以放飞我们的心智，使其抵达极限之极限。
关于翻译理论翻译学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由一系列的相互联系的概念构成。
我们在第一讲关于翻译学的框架中可以看到，翻译理论是构成翻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翻译(理论)史概论
1.翻译的二字由来：
据文字记载，早在周代就有了翻译活动，从事翻译的人员被成为“象胥”/ “象寄”。
从汉代起，“译”逐渐成为了总称。
从东汉起，“翻”字也开始使用。
在南北朝时期，佛经译著中已开始使用“翻译”二字。
2.中国翻译史上重要的四个次时期：
1）. 西汉至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
2）. 明末清初的自然科学翻译
3）. 近代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
4）. 新中国成立后
关于佛经翻译“
❖西汉哀帝刘欣时期的《浮屠经》当为我国最早的佛经译本。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大举兴佛，开启了佛教发展的新高峰，佛经翻译也走入高峰期。
唐朝以后，佛教活动逐渐走向平淡，以潜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佛经翻译日趋衰落。
北宋译经尚有余响，南宋已将近销声匿迹了。
❖佛经翻译名家及名论：支谦(三国): 在《法句经序》提出了“文”与“质”两种对立的翻译观，即翻译的文质之争。
支谦在理论上提倡“文质并举”，而在实践操作中却遵循“因寻本质，不加文饰”。
为早期的直译说。
道安(东晋): 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主张直译要求“案本而传”，是直译理论的代表。
鸠摩罗什(东晋): 主张“意译”。
追求译作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玄奘: (唐朝)：“即需求真，又需喻俗”。
相当于今天的“忠实，通顺”
明末清初的自然科学翻译：
❖西方的传教士，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代表作首推中外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前六卷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
据不完全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共翻译西书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自然科学书籍131种，人文科学55种。
：
❖代表人物：利玛窦（？－1610）意大利传教士，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他外表儒雅，会说中国话，熟知“四书”、“五经”，1583年来中国后，很快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新的局面。
利玛窦与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
利玛窦还与另一些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如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人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书籍徐光启（1662——1633）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杰出的爱国科学家和科学文化的领导者，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扩大到自然科学的翻译家。
他认为，科技翻译就是吸取别国多年积累的科技成果，尽快地为我所用，以此壮大自身。
近代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
❖近代翻译主要包括清末和五四时期：首先是科学翻译，而后是社会科学翻译，最后是文学翻译。
19世纪70年代后，社会科学翻译成为主流。
甲午战争后，文学翻译继续涌现。
进入二十世纪初，文学翻译走向繁荣。
五四期间，文学翻译成为主流。
❖名家及理论：严复（1853-1921）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甲午战败后严复感于时事弥艰，开始致力译著，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
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
他是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其翻译的“信达雅”说对中国翻译理论影响深远。
信达雅说的三层意思分别是：第一：信（不悖原文，切合源语言文章的内容，是力求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忠实于原文）严复的“信”其实就是“达旨”，也就是传达大意，重视原文说了什么，而不在乎原文是怎么说的。
第二：达（通达，晓畅，就是把原文的内容（意义、信息精神、风格等）在译文中很好地表达出来，使译文的读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原意。
第三：雅要求译文必须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严复指的是要用上等的文言文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
翻译名家及理论
❖傅雷：“神似”说。
傅雷：一代翻译巨匠，共译世界名著30余部。
尤以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成绩卓著，共翻译他的人间喜剧14部。
翻译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标准。
1951年《<高老头>重译本序》：“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钱钟书：“化境”说。
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文学史家、翻译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是中国当代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
他学贯中西、涵盖古今。
1963年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境”，从而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推向了顶峰。
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许渊冲：北京大学英语教授，提出中国翻译学派“美化之”理论。
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不是院士胜院士”、“书销中外六十本”、和杨振宁是同学。
重要作品还包括《中诗英韵探胜》（英文）、《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文）等，翻译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众多名著。
他的翻译理论具体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既“三美”、“三化”、“三之”。
“三美”是：翻译要做到“音美、意美、形美”；
“三化”是：翻译要做到“深化、等化、浅化”；
“三之”是：翻译要做到“知之、乐之、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