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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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经翻译时期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
“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
世间伎艺,多所综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
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
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
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
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
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
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
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
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关于理论理论与应用的关系:传统观点,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
是理论就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
申报基础理论项目一定要回答“该项目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的问题。
现代观点: 理论“虚用”说。
“理论实用”论使得许多有前途的基础理论研究搁浅。
翻译界同行拿不出与国外同行挑战的实力的理论来,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论实用论禁锢,他们认为是理论就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目前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理论总是出不来。
中的翻译理论从总体上看是注重“实用”的,是解决翻译具体问题的,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相比,在体系上相对较弱。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而理论当然应该受到鼓励,但对理论的要求不应该以是否有实用价值为前提。
在科学史上,有些重大理论在一开始并不表现出实用性,后来才引起大规模的应用。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问世时人们看不到它的实用价值,在部分理论得到应用后,甚至在新的理论出现后(霍金),其余部分的实用价值还未显现,但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成熟的理论总是在等待着实用出现的契机,或者它引导出一种是用契机。
我们不能因等不到这种契机就指责这种理论无用。
许多翻译工作者不愿阅读翻译理论文章,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理论不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只有当有外在要求时才勉强看一些理论,比如职称要求。
翻译工作者要有理论意识。
人们主动认识规律的倾向就是理论意识。
又有些理论可能永远找不到实用契机。
这种空头理论具有不显形的性质,但能使我们学会思考,是我们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
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理论也是理论。
对理论的首要要求应是该理论能不能逻辑的认识和解释对象。
能不能在别的方面派上用场,那不是它们的事。
“用”有“实用”也可有“虚用”。
翻译理论既鼓励“实用”也鼓励“虚用”,实用理论的威力自不待言,虚用理论可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可以放飞我们的心智,使其抵达极限之极限。
关于翻译理论翻译学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由一系列的相互联系的概念构成。
我们在第一讲关于翻译学的框架中可以看到,翻译理论是构成翻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翻译简史百科知识—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四次翻译高潮:1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3“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4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五四以后---当代)古代佛经翻译(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起步或草创阶段)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代表人物支谦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
支谦的译述比较丰富:约三十年间,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
支谦自译的经也偶尔加以自注,像《大明度无极经》首卷,就是一例。
这种作法足以济翻译之穷,而使原本的意义洞然明白。
特点1主要力量: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2翻译全凭口授3大多才有直译法5佛经内容经常采用中国本土道家思想古代佛经翻译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末(发展期)释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释道安,南北朝时高僧,翻译家。
本姓卫,常山抚柳(河北冀州)人。
总结了汉代以来流行的佛教学说,整理了新译旧译的经典,编纂目录,确立戒规,主张僧侣以“释”(释迦牟尼)为姓。
主要监督翻译了《四阿含》等。
主张直译,不增不减,只做词序调整。
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彦琮(557—610年),俗姓李,邢台隆尧县双碑人,隋代著名高僧,他精通梵文,也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
《辩正论》里翻译要例八备十条:就是对做翻译人的具体要求和翻译要求。
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鸠摩罗什(梵语Kumārajīva )(公元344 ~ 413 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摩罗什婆,简称罗什。
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
中国翻译史简介我国的翻译史可上溯到西汉哀帝时代,差不多有两千年的历史。
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1第一阶段:东汉桓(huan)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到南北朝,历经四百多年。
中国翻译史的一页是从翻译佛经时揭开的,译者是安世高,波斯(今伊朗)人,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
后来月支国(西域)人娄迦谶(chen)来中国,他译了十多部佛经。
支娄迦谶译笔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了。
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
就在那时,月支派里还出现了一个名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他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
这些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行为。
到了符秦时代,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
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
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鞞(bi)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
道安在这期间请来了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者,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
他全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改正了过去音译(transliteration)的弱点,并提倡译者署名。
再后来,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译了四十九部经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1.2第二阶段:从随代(公元五九O年)起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的鼎盛时期。
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经都不多,其中有释彦琮(cong)(俗姓李,赵郡人)者,梵文造诣很深。
他对于翻译理论,曾有比较透彻的发挥,认为译者应该:(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襟(jin)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三)“耽于道术,澹(dan)于名利,不欲高炫”。
在他以后,出现了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出发去印度(天竺zhu)求经,十七年后才回国。
中国翻译(理论)史概论
1.翻译的二字由来:
据文字记载,早在周代就有了翻译活动,从事翻译的人员被成为“象胥”/ “象寄”。
从汉代起,“译”逐渐成为了总称。
从东汉起,“翻”字也开始使用。
在南北朝时期,佛经译著中已开始使用“翻译”二字。
2.中国翻译史上重要的四个次时期:
1). 西汉至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
2). 明末清初的自然科学翻译
3). 近代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
4). 新中国成立后
关于佛经翻译“
❖西汉哀帝刘欣时期的《浮屠经》当为我国最早的佛经译本。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大举兴佛,开启了佛教发展的新高峰,佛经翻译也走入高峰期。
唐朝以后,佛教活动逐渐走向平淡,以潜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佛经翻译日趋衰落。
北宋译经尚有余响,南宋已将近销声匿迹了。
❖佛经翻译名家及名论:支谦(三国): 在《法句经序》提出了“文”与“质”两种对立的翻译观,即翻译的文质之争。
支谦在理论上提倡“文质并举”,而在实践操作中却遵循“因寻本质,不加文饰”。
为早期的直译说。
道安(东晋): 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主张直译要求“案本而传”,是直译理论的代表。
鸠摩罗什(东晋): 主张“意译”。
追求译作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玄奘: (唐朝):“即需求真,又需喻俗”。
相当于今天的“忠实,通顺”
明末清初的自然科学翻译:
❖西方的传教士,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代表作首推中外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前六卷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
据不完全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共翻译西书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自然科学书籍131种,人文科学5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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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利玛窦(?-1610)意大利传教士,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他外表儒雅,会说中国话,熟知“四书”、“五经”,1583年来中国后,很快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新的局面。
利玛窦与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
利玛窦还与另一些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如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人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书籍徐光启(1662——1633)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杰出的爱国科学家和科学文化的领导者,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扩大到自然科学的翻译家。
他认为,科技翻译就是吸取别国多年积累的科技成果,尽快地为我所用,以此壮大自身。
近代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
❖近代翻译主要包括清末和五四时期:首先是科学翻译,而后是社会科学翻译,最后是文学翻译。
19世纪70年代后,社会科学翻译成为主流。
甲午战争后,文学翻译继续涌现。
进入二十世纪初,文学翻译走向繁荣。
五四期间,文学翻译成为主流。
❖名家及理论:严复(1853-1921)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甲午战败后严复感于时事弥艰,开始致力译著,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
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
他是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其翻译的“信达雅”说对中国翻译理论影响深远。
信达雅说的三层意思分别是:第一:信(不悖原文,切合源语言文章的内容,是力求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忠实于原文)严复的“信”其实就是“达旨”,也就是传达大意,重视原文说了什么,而不在乎原文是怎么说的。
第二:达(通达,晓畅,就是把原文的内容(意义、信息精神、风格等)在译文中很好地表达出来,使译文的读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原意。
第三:雅要求译文必须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严复指的是要用上等的文言文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
翻译名家及理论
❖傅雷:“神似”说。
傅雷:一代翻译巨匠,共译世界名著30余部。
尤以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成绩卓著,共翻译他的人间喜剧14部。
翻译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标准。
1951年《<高老头>重译本序》:“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钱钟书:“化境”说。
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文学史家、翻译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是中国当代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
他学贯中西、涵盖古今。
1963年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境”,从而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推向了顶峰。
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许渊冲:北京大学英语教授,提出中国翻译学派“美化之”理论。
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不是院士胜院士”、“书销中外六十本”、和杨振宁是同学。
重要作品还包括《中诗英韵探胜》(英文)、《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文)等,翻译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众多名著。
他的翻译理论具体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既“三美”、“三化”、“三之”。
“三美”是:翻译要做到“音美、意美、形美”;
“三化”是:翻译要做到“深化、等化、浅化”;
“三之”是:翻译要做到“知之、乐之、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