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校勘与文学作品解读_从_做官_与_做馆_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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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国学的概念和分类国学是指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和传承的学科体系。
国学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
广义上,国学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核心的一种综合性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军事、礼制、音乐、绘画、医学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狭义上,国学特指研究和传承经典书籍,如《诗经》、《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的学问。
国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一个是对经典文献的解读与研究,另一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
国学的核心是经典文献的研究,它强调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理解。
国学通过研读经典著作、解读诗词歌赋、理解典故典籍,来揭示和探究古代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同时,国学也涉及对古代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艺术形式等的研究,以期全面理解中国古代文化。
国学的分类可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划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文化内涵的分类:国学可分为经学、史学、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多个学科。
经学主要研究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包括正史、编年史、集部等;哲学研究古代思想文化,如儒家、道家、墨家等;政治学研究古代政治理论和制度,如《尚书》、《礼记》;文学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理论,如《古文观止》、《文心雕龙》。
2. 时间跨度的分类:国学根据时间段的不同,可分为上古国学、先秦国学、汉唐国学、宋明国学等不同的时期类别。
上古国学主要研究古代先民的文化和崇拜;先秦国学以诸子百家、孔子及其弟子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汉唐国学注重经学的传承和发展;宋明国学则着重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3. 方法研究的分类:国学研究方法上可分为传抄、古籍校勘、经典注释、批评理论等多个方面。
传抄是将古代经典著作手抄流传下来,保持古代文化的传承;古籍校勘是对古籍文献进行整理、校订和校勘,以确保其准确无误;经典注释是对古代经典著作进行解读和注释,以助于理解和研究;批评理论是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析和评价,以揭示其艺术特色和内涵。
1、《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伪史类著录: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萧方等:性爱林泉,特好散逸。
尝著论曰:「人生处世,如白驹过隙耳。
一壶之酒,足以养性;一箪之食,足以怡形。
生在蓬蒿,死葬沟壑,瓦棺石椁,何以异兹?吾尝梦为鱼,因化为鸟。
当其梦也,何乐如之;及其觉也,何忧斯类;良由吾之不及鱼鸟者,远矣。
故鱼鸟飞浮,任其志性;吾之进退,恒存掌握。
举手惧触,摇足恐堕。
若使吾终得与鱼鸟同游,则去人间如脱屣耳。
」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
所撰三十国春秋及笃静子行于世。
2、有人说“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这四句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原来就有的,你的看法?其一,添加说。
余冠英先生在《乐府诗选》中认为“小姑始扶床”与“今日被驱遣”为后人伪附,因为二三年的时间小姑就如我长,于事理不合。
又认为以上四句见于唐顾况的《弃妇行》,因此怀疑本篇四句为后人所添,故应删去。
其二,夸张说。
“‘始扶床’,刚能扶着床走。
按‘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兰芝在焦家只有二三年,小姑不可能长得这么快。
这是夸张写法,极言时光的快。
”一是“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句,焦仲卿说“共事二三年”,即谓时间不长,只有两三年时光;二是焦妻自称“新妇”,新嫁之女,或出嫁时间只有两三年未生育者,才叫新妇,时间长了,如何还叫“新妇”?!三是焦妻被休回家后不久,“县令遣媒来。
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
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这个县太爷的三公子,“年始十八九”,如果焦妻年龄较大,县太爷的十八九的三公子如何看得上她呢?!这首诗的字句,各本颇不同,文词也有费解的地方。
最可怀疑的便是,前言“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
后言“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
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
在二三年中小姑决不会由扶床而走的孩子,骤长至与新妇同长。
即以二三为相乘之数,言新妇在焦仲卿家已六年,而六年的时间,也不能使小姑由扶床而走,而长至如新妇之长。
校勘记范文前言校勘是古籍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指对古籍文献的文字、标点、排版等方面进行考证和校正的过程。
校勘的目的是为了还原古籍原貌,保证古籍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在古籍研究中,校勘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最基础的一环。
下面,我们将以《红楼梦》为例,介绍校勘的具体过程和方法。
校勘过程第一步:收集古籍文献在进行校勘之前,首先需要收集古籍文献。
对于《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名著,已经有很多版本的出版物,我们需要收集这些版本的古籍文献,进行比较和分析。
第二步:比较古籍文献在收集到古籍文献之后,我们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比较。
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找出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和异同点,以及找出可能存在的错误和疏漏。
第三步:分析古籍文献在比较古籍文献之后,我们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
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找出古籍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如错字、漏字、标点符号错误等等。
第四步:校正古籍文献在分析古籍文献之后,我们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校正。
校正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古籍文献中存在的问题,使其更加准确和完整。
校勘方法逐字逐句校勘法逐字逐句校勘法是校勘中最基础的方法。
它的原理是对古籍文献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进行逐一比较和校正。
这种方法虽然费时费力,但是可以保证校勘的准确性。
对照校勘法对照校勘法是校勘中比较常用的方法。
它的原理是将不同版本的古籍文献进行对照,找出其中的差异和异同点,然后进行校正。
这种方法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但是需要对不同版本的古籍文献有一定的了解。
综合校勘法综合校勘法是校勘中比较高级的方法。
它的原理是将逐字逐句校勘法和对照校勘法相结合,综合考虑不同版本的古籍文献,找出其中的问题并进行校正。
这种方法可以保证校勘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校勘实例下面,我们以《红楼梦》为例,介绍校勘的具体过程和方法。
收集古籍文献在进行校勘之前,我们需要收集《红楼梦》的不同版本的古籍文献。
目前,《红楼梦》已经有很多版本的出版物,如程甲本本、程乙本本、程丙本本、程丁本本等等。
第5讲古书的校勘(一)一、校勘及其历史校勘亦称校雠,刘向《别录》:“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
”据此,校勘就是利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及有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文字的异同,恢复原文的真貌。
达到“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的目的的学科。
校勘是进行训诂的第一步工作,是传统训诂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以前,没有雕版印刷,全靠手抄行世。
这些手抄本,文字带有错讹、衍脱,加上抄书的人水平不等。
其所用的本子也时有差异,这都需要校订。
晚唐以后,发明了雕版印刷,紧随着也就出现了版本问题。
版本不同,难免就有文字方面的讹误、衍脱等毛病出现。
加上古代学术各有流派,师承不同,虽然同说一经,文字亦有不同。
其章节断句,往往有异。
东汉以后,以注附经,又出现了经注混淆的现象,或注误入经中,或经混入注中,这些都需要分清楚,否则古代文献就无法理解。
校勘之学,由来已久,春秋是校勘学的源头。
孔子删定《诗》《书》《易》《礼》《春秋》,据《国语·鲁语》记载:周宣王时,孔子七世祖宋正考父任周室大夫,于周太师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
后来孔子对《诗》、《书》、《礼》、《乐》进行“删”、“定”,也就是对先秦典籍进行校勘、整理。
据《公羊传》载:孔子的学生子夏长于校勘。
《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
’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
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
’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但是这时的校勘是偶一为之。
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校勘活动。
但这时的校勘是偶一为之,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
真正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校书活动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初,图书散乱,高祖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
”(《汉书·高帝纪》)这里面就有校勘古代文献的内容。
汉皇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于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校经书、注经书的活动。
中国古典文献学-第3课校勘学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
” ?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
”校勘及其简史古书致误的原因和类型校勘的流程与方法数字时代古籍校勘的拓展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2004。
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序》。
王念孙《读书杂志·读淮南子杂志书后》。
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
俞樾等《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2005。
推荐书目第一节校勘及其简史一、校勘概说二、校勘简史述略(一)“校勘”名义《说文解字》:“校,木囚也。
”《说文新附》:“勘,校也。
”勘亦作刊。
清钮树玉《说文新附考》:“古书用竹简,故校勘字作刊。
《广雅》刊训定。
《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
’义并与勘合。
”应劭《风俗通义· 古制》佚文:“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
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一、校勘概说《文选·左思〈魏都赋〉》:“雠校篆籀,篇章毕觌。
”李善注引《风俗通》曰:“案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
”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序》:“执卷唱读,案文雠对。
”注:湖南长沙晋永宁二年墓中出土的校雠俑,两人相向跪坐,一人读书,一人执笔校正讹字,十分形象地展现出当时人们校勘书籍的活动。
“校勘”一语,出六朝时期,乃稽核审定,评定是否与事实或制度相符之意。
–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宜选史传博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供校勘。
” –《封氏闻见记·定謚》:“太常博士掌谥,职事三品已上薨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拟议讫,申省,省司议定,然后闻奏。
”宋代以后,“校勘”开始逐渐专指校正书籍文字错误。
–《南宋馆阁录》卷三:“校雠式绍兴六年六月史馆修撰范冲、秘书少监吴表臣参定: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圏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圏,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
古书的校勘,刘向《别录》:“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
”一1(1)校异文:文就是指同一语言环境中同一位置上的不同的文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音近而致误:《史记·五帝本纪》:“涿鹿”作“浊鹿”或因形近而误:《礼记·典礼下》:“倾”作“侧”;《后汉书·荀悦传》“欢”作“观”。
或因古今字致误:《仪礼·士冠礼》“緟”后作“熏”;《礼记·王制》“圭”后作“珪”。
或因正俗致异:《周礼·地官·大司徒职》:“鳞”作“麦鱼”;《周礼·天官》“飱”作“飧”。
或因抄写致误:《礼记·月令》:“渔师”作“榜人”;《史记·五帝本纪》:“载”作“履”等。
不作是非判定,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校异文时常用“X作X”,或“X亦作X”的格式。
例“杜蒉自外来。
”(《礼记·檀弓下》)郑注:“杜蒉,或作屠蒯。
”“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
”(《后汉书·荀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按:《申鉴》??劝‟作…观‟。
(1)2、校讹文讹文即文献中的错别字(异文中也有错别字),出现讹文的原因除了上面几种外,还有如下原因:或因字体而致误:如《时则》“戉“误作“戈”,已——己——巳或因妄改而致误:如《杂志·原道》“六”误作“人”;“耳农”误作“耷”。
或一字误分二字,如俞樾《举例》:“覸”误作“见间”;“忘”误作“正心”。
或二字误作一字,如《举例》“小鱼”误作“小鱼”(上下结构)如《岱览》校正讹文常用“甲当作乙”,“X当作X”,“X当为X ”的格式。
如“周作尸,诏侑武方。
”(《礼记·礼器》)郑玄注:“武”为“无”之声误也。
即“武”当作“无”;“方”犹“常”也,即“方当作常”。
“武方当:《后汉书·祭祀上》作??立坛丙地??,非也。
按:??丙??当是??之内??的误写。
收稿日期:2008-02-18作者简介:陈美林,男,1932年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古籍校勘与文学作品解读———从“做官”与“做馆”谈起陈美林(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摘 要:《儒林外史》齐补本将卧本“做官”改为“做馆”,并无版本依据,可见刘红军文中肯定齐补本所改,显系对《儒林外史》原文的误读。
因此,保存卧本原真是必要的。
关键词:校勘 解读 做官 做馆中图分类号:I 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2-011-08我国古籍汗牛充栋,在长期流传中,“后人习读,以意刊改”、“意有所疑,辄就增损”的现象屡屡有之,以致不少古籍失去原来面貌,从而有校勘之必要,以“克复其旧”、“归其真正”[1]。
古籍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文、史、哲、经、农、医、理、工等学科无不有大量古代著作传世,它们都是先贤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经验总结,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
我们在解读各类古籍时,自然也必需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即使文、史两类最为接近的学科也有很大差异。
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史学则是逻辑思维的成果,文学容许虚构,而史学则不能有违史实。
虽然文史可以互证,但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
在二者互证时必须注意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免混淆而致误读。
刘红军《“做官”还是“做馆”———兼论迟衡山武书的结局》(见《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下称“刘文”)一文既缺少必要的校勘,又未曾将文、史二者分辨清楚,以致误读文学作品,因此,该文的结论仅可视为一家之言,而不能成为定论。
一刘文根据1988年中国书店影印之光绪十四年(1888)鸿宝斋《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下称齐补本)六十回本之第五十二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文中所叙及的“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馆去了”来校正早于此本的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下称卧本),卧本第四十八回(回目文字与齐本五十二回同)中的文字为“迟衡山、武正字到远处做官去了”。
刘文认为卧本“做官”误,而齐补本“做馆”是,但缺少必要的校勘根据。
由于《儒林外史》并无作者吴敬梓的稿本传世,自然无法与之对校;同时,在其他文献载籍中又寻不到有关《儒林外史》原作的辑录,也无法进行他校。
但《儒林外史》全文俱在,可以进行本校,提出本证,而刘文作者未能注意及此,仅凭自己的识见予以推断,未免偏颇。
2008年6月第2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 mal University Jun .,2008No .2卧本之后亦有多种刊本行世,重要者有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元年(1862)间的黄小田评本(下称黄本);黄本长时间未曾刊刻,后虽与天目山樵(张文虎)评本合刊,但大量评语被删,仅保留三条,署名“萍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发现,由黄山书社于1986年出版李汉秋辑本。
同治十三年(1874)几乎同时有《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本(下称齐本)及天目山樵评本(下称天本)出现。
齐本也为五十六回本。
至于光绪十四年上海鸿宝斋所出之《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则为六十回本,其中四回显非原著。
总之,这几种评本在《儒林外史》面世之后,是影响最大的几种刊本,不仅有批评,也有一定校勘。
至于申报馆本、商务本、亚东本,大体不出以上几种刊本体系,不过取其所长、舍其所短而已,取舍之间全由编校者择定。
建国之后重要刊本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张慧剑校注本(下称张本);七十年代有南京师院整理本(下称南师本);八十年代有李汉秋的会校会评本(九十年代增补为M校M评本),笔者的《新批儒林外史》本(2002年增补为《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本,下文称陈本);九十年代有李汉秋校、杜维沫注的《精校精注卧闲草堂儒林外史》本(合前二种称李三本)。
以上各本虽然均以卧本为祖本,但在“做官”与“做馆”进行本校时亦可参照。
以卧本“做官”而言,仅齐补本改为“做馆”。
但连刘文也承认齐补本“历来以代为修饰、擅改原文为论者所诟病”,李汉秋就曾指出数例,如“匣上”被改为“闸上”,“U成”被改为“总成”等,“率以己意删改”,而“校改者识力不够而误改反致错误的也不少”[2]。
总之,齐补本中不乏点金为铁之处,即如改“做官”为“做馆”也显系擅改。
但刘文却认为“就‘做馆’这一个案而言,不当视作擅改原文,而是正确的校勘”。
此说其实并无根据,不妨以卧本为底本试求本证如下。
先查“做馆”。
第二回:王惠问周进:“去年在谁家作馆?”王惠接着又说:“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不差不差。
”(按:齐本、黄本、天本、张本、南师本、陈本均同;唯李汉秋1999年8月之M校M评本将第一个“作馆”改为“做馆”,但李氏1984年9月之会校会评本及1999年11月之精校卧本均未改动,仍依卧本为“作馆”)第三十六回:祁太公对虞育德说:“你还该去买两本考卷来读一读,将来出去应考,进个学,馆也好坐些。
”虞博士对娘子说:“我自从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武书对虞博士说:“……因是后来穷之无奈,求个馆也没得做……”(按:以上各本均同)第四十一回:沈琼枝回答杜娘子所问,说:“家父历年在外坐馆……”(按:上述各本均同)第四十四回:萧柏泉对汤镇台介绍余特说:“……今年在一个盐务人家做馆,他不甚得意……”(按:以上各本均同)余特对萧柏泉说:“小弟因有一个故人在无为州做刺史,……他若帮衬我些须,强如坐一年馆。
”(按:上述各本均同,唯齐补本改“坐”为“做”———齐补本为第四十八回)第四十六回:杜少卿对余特介绍汤镇台时说:“便是请表兄做馆的了”;对汤镇台介绍余特时说:“这便是表兄余有达,老伯去岁曾要相约做馆的。
”(按:上述各本均同)第四十八回:“话说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馆……”(按:上述各本均同)以上各例或为“作馆”、或为“做馆”、或为“坐馆”,都是教书之意,未曾错为“做官”即出仕之意。
至于第二十七回倪廷珠对乃弟廷玺所说:“我自从二十多岁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在各衙门里做馆”中的“做馆”则为做幕僚之意,不会与意为教书的“做馆”相混。
至于写成坐或做或作也并无不可,但一般当写成“坐馆”,因坐在人家授徒,第四十六回唐二棒椎对虞华轩说及余特,认为“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这些杂学……”。
正因为此,二思堂在翻印增补齐本时,将鸿宝斋齐补本的“做馆”又改为“坐馆”,越改越失去原真。
虽然上述各例中之“做馆”,有的出自叙述者(作者)之口,有的出自书中不同人物之口,但均未有将“做馆”误为“做官”之意。
唯齐补本第五十二回(卧本第四十八回)中将“做官”改为“做馆”,但均为各本所不取。
再查“做官”。
第二十回:匡超人对他的娘子说:“我如今贡了,要到京里去做官……”他的娘子说:“你去做官罢了……”匡超人又说:“……我而今是要做官的……”(按:上述各本均同)第四十八回:“那知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寻他去了;……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按:除齐补本外,上述各本均同。
齐补本为第五十二回,将后一“做官”改为“做馆”———即刘文认为改得对的“个案”)第五十三回:聘娘说:“……难道做官的、有钱的女人都是好看的?……”聘娘问陈木南:“……你几时才做官?”聘娘说:“我是好人家儿女,也不是贪图你做官……”(按:以上各本均同)以上各例所用“做官”一语均为出仕之意,语义明确,未曾与“做馆”相混,特别是第四十八回余特劝说乃弟余持同赴徽州府学训导之任时说:“……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馆”,将“做官”与“坐(做)馆”并举,并无混淆,而且各本均同。
总之,《儒林外史》全书在涉及教书与出仕时所使用的“做(作、坐)馆”与“做官”两个语词,各自所表述的意义明白准确,并无含混,没有一例可以做为齐补本将“做官”改为“做馆”的佐证。
可见齐补本显系“率以己意删改”,并无版本依据。
二刘文在认定“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应为“做馆去了”的前提下,对《儒林外史》的思想主旨和形象意义做了一番解读。
但由于改“做官”为“做馆”,并不如刘文所说是“正确的校勘”而是“擅改原文”,因此也就连带误读了《儒林外史》。
刘文认为“‘做官’还是‘做馆’,虽说只有一字之差,但毕竟反映了人物的不同追求,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评价也应该有所不同。
如果是‘做官’,便说明迟、武二人直到最后仍留意于科举功名,他们的精神追求的脚步始终徘徊于新旧思想之间,其价值取向便不会与高翰林、施御史、万中书如此 格不入了(第四十九回);如果是‘做馆’,便说明他们和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保持一致,‘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成为‘中流砥柱’(闲斋老人序词)”。
这段解读至少有两点可以商榷:一是沿袭闲序所言,将虞、庄、杜三人一齐归之于辞官行列;二是将是否出仕视作评价人物思想境界高下的唯一标准。
先说第一点,虞育德并无辞官不就的言行。
当他在中进士之前,尤资深曾劝他去求康大人推荐应征辟,他不愿意。
尤资深进一步说:“老师就是不愿,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师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皇上,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老师的高处。
”虞育德回答说:“你这话又错了。
我又求他荐我,荐我到皇上面前去,我又辞了官不做。
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
这叫做什么?”虞育德不愿求康大人推荐,并不是因为不愿做官,而是不愿如此做秀。
当他中了进士,授了“闲官”南京国子监博士后,他便“欢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
我此番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圞着,强如做个穷翰林。
’”全无辞官之意,不过以平常心态对之而已。
在国子监博士离任后又去外地做官,杜少卿与之话别时,他说:“少卿,我不瞒你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
我此番去,或者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
……我要做这官怎的?”显然,他之所以做官并不是求去富贵而是为了生存必需。
须知在科举社会中,读书人除了做官、做馆之外,就很少有其它的出路了。
至于庄绍光在面见圣上之后辞去征辟,是因为朝中小人作祟。
杜少卿则是因为“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而宁可不出去的;少卿此言又是他回答迟衡山所劝“替朝廷做些正经事”而发。
可见庄、杜之所以辞官不就,原因就在于无法“做些正经事”。
既然他们“做官”的目的并不在于追逐富贵,而是要“做些正经事”,即使他们做了官,又有何可苛责之处?这些正面人物的理想是倡导礼乐兵农,借以为朝廷培植人才。
集中体现这一理想的行为则是祭泰伯祠,而主祭者即是虞育德,其时正任国子监博士;亚献则是认为“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庄绍光;三献却是一向劝导士人“总以文章举业为主”、“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的马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