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清史研究综述

清史研究清史研究作为历史学中的一项重要领域，主要研究清朝时期的历史。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统治时间跨越近300年，留下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文献和遗产。

清史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清朝的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社会变迁等方面，还可以为我们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提供重要参考。

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对清朝时期历史的客观还原和深入探讨。

清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其政治、社会、文化制度都具有独特性。

通过对清朝历史的研究，可以了解清朝开国以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官僚体系的建立、封建经济的特点等诸多重要议题。

同时，清史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清朝的兴衰周期，从中汲取教训，为今日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清史研究的内容涵盖了清朝时期的诸多方面。

首先是清朝政治制度的研究。

清朝政治制度奠定在封建基础之上，实行专制统治，重视礼制、儒学等传统文化。

清代皇帝的统治方式、官员选拔机制、地方行政体系等都是研究的重点。

其次是清朝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

清朝时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商业、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清政府的税收制度、海疆开发等问题都是清史研究亟需解答的问题。

此外，还包括了清朝文化教育、军事制度、外交关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清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

随着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日益多样化，清史研究也借鉴了多种学科的研究手段和理论，如考据学、文献学、微观史、比较史等。

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在清史研究中也得到广泛应用，提高了历史文献的整理、分析和传播效率。

总体来看，清史研究作为历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意义。

通过对清朝时期历史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只有持续深入研究清史，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历史，为构建更好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

明清史研究综述范文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涵盖了明朝（1368年-1644年）和清朝（1644年-1912年）两个朝代。

明清史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对这一时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文将从几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出发，对明清史研究进行综述。

政治方面，明朝时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政权的建立、维护和衰落。

明代早期的皇帝追求政治和经济的，强调道德和仁义，提倡孝道文化，这在明初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政治逐渐境遇到问题，后期更是频繁出现政变和军阀混战，明代晚期的政治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崩溃的原因与过程。

经济方面，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明代初期，明朝积极进行了土地整顿和农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

此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内外贸易蓬勃发展，经济繁荣程度在当时堪称世界之最。

对于明清经济的研究主要关注商业贸易、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丰富多样的商品经济体制如何催生了明清时期的经济繁荣。

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和文化思潮。

明朝时期的社会结构稳定，社会阶级相对固定，这一时期的社会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地位的获取和巩固。

文化方面，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主要关注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发展，以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明清史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许多学者开始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明清史的研究中，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全面和深入。

总体而言，明清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涵盖了众多的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多样，对于我们了解明清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未来，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时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明清时期历史的深入理解和认识。

清朝的历史文献与史学研究清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封建王朝，其历史文献与史学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清朝的历史文献来源、研究方法和学者贡献三个方面展开，以探讨其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和价值。

一、历史文献的来源清朝的历史文献主要分为官方史料和民间史料两大类。

官方史料包括清朝的官修史书、内阁档案、皇帝诏令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清史稿》、《乾隆实录》等。

这些官方文献内容广泛，记录了清朝统治者的政治决策、王朝兴衰和社会变迁，堪称研究清朝的重要参考资料。

民间史料则是指那些由民间个人或机构创作、保存的文件，如家族档案、私人日记、传记等。

由于清朝社会多元化的特点，民间史料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对于研究清朝社会生活和经济变迁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史学研究的方法清朝的史学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文献研究是指通过研读和比较历史文献，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

研究者需要深入阅读相关文献，分析其内容、背景和时代特征，以获取对清朝历史的深入理解。

同时，通过比较不同文献的记载，可以辨析真伪、查证事实，从而建立比较完整的清朝历史叙事。

田野调查是研究者亲自前往史料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和采集资料的方法。

研究者会深入到历史遗迹、博物馆、图书馆等地，收集与清朝相关的文物、图片和口述历史等资料。

这些实地考察不仅有助于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还可以提供直观的观察和感受，为史学研究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三、学者贡献清朝历史文献与史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一批批杰出的学者的贡献。

首先要提到的是清朝末年的学者钱穆先生。

他在研究清朝史时，提出了“代表理论”与“代表人物”的概念，强调历史研究要着力探讨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与其理论，有力推动了清代史学研究的深入。

还有清末民初的历史学家梁启超，他的《清代秘史》对清朝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拓宽了清代历史研究的视野。

此外，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学家投身于清代史学研究。

近十年清代榷关研究综述10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的传承,职掌,全真教与前四代蒙古汗廷的关系,以及蒙元时期全真宫观经济等等.由于对于这些问题缺乏研究,使得我们无法完整,清晰地展示全真教的形象.再者,对明清时期全真教的历史发展及其对这一时期社会,思想影响的研究,例如全真教对元明民间宗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关系等,尚待进一步深化.对于地域性全真教研究虽然取得不小进展,然而仍需通过进一步发掘石刻,方志材料以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最后,虽然中,日,美,欧等各国(地区)都有一些学者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然而由于各自关注的视点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实际上彼此之间还缺乏有效的对话及互动,互相漠视他方的研究成果可说是这一领域的通病.这说明距离建立一个共同的全真教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尚有一定的距离.近十年清代榷关研究综述杨建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清代榷关,在明代一般称钞关,是明清时期政府在重要水陆交通要津设置的对船只,货物征收商税的专门机构,主要是户部关和工部关还有一些地方关.在清代前期,榷关税收仅次于地丁银和盐课,居第三位,是清代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因而榷关的研究对于了解明清时期经济,财政,区域经济以及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榷关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已经开始了,但主要还是近代海关的研究,只是在研究中述及清代前期榷关,但本文不作述及.真正以清代榷关为对象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50—60年代,兴起于70—80年代,至今有近30年了.已有不少成果问世,涉及到榷关的制度方面,与之相关的商税制度的讨论,以及榷关与商品流通,区域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廖声丰在《近年来明清时期的榷关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1期)已经对1997年以前的成果作出了概述,之后黑广菊在《清时期的榷钞关研究概述》(《历史教学))2oo4年第4期)一文对2004以前的论文做了评述,二者的榷关研究综述各有特色.在这之后不少学者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出版了三部专着.本文将近十年发表并为笔者所阅及的文章作一个概述.在目前所有榷关研究成果中,日本及港台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以香坂昌纪在国内常关制度及国内主要榷关商品流通的研究,和松浦章在沿海海关贸易等研究为代表.相关着作并不是很多.黄国盛所着《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鸦片战争前的粤,闽,浙,江四海关的设置,沿革,管理以及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管理等方面.总结了海关的职能,即管理外商来华贸易及对外事务,船政,鱼政及朝贡贸易.认为这一时期海关所做出的贡献,主要有促使中国社会经济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轨,促进国内航近十年清代榷关研究综述运业及沿海省份的经济交流,促进沿海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沿海区域经济的分工,及新型沿海经贸网络的形成等等.祁美琴的《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是第一本以全国榷关制度为研究对象的着作,可以说填补了一项空白.该书对榷关的管理制度方面如外部组织,内部组织,人事管理;征税方面有税则与税率确定,税额的确定以及额税的分配;榷关的发展和衰落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及影响作了全面的分析,对以往的研究作了总结和突破,提出很多新的见解,为以后的榷关制度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黄国繁,廖声丰所着《清代赣南商品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五章即在廖声丰的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论述赣关的发展及管理制度,征税制度,通过征收税额以及主要商品的种类及流向的考察,进而分析赣关与赣南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一,清代榷关的设置邓亦兵在《清代前期税关的设置》(《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详细考察了清代前期税关的数量,将之分为三类,继承了明代的税关,由明代税课司,茶马市场改设的税关和清代前期新设立的税关,统计在乾隆年间,全国共有4O处榷关,这个统计数字是可靠的.不过其清代税关数量统计并没包括清代前期沿海的海关.关于海关的设置时间及其衙署地点考察,争议最大是江海关与闽海关的设置.黄国盛在《清初四省海关衙署设置新探》(《福建师范大学》1999年第2期)认为”四省海关先后在福建的福州南台与厦门,广东的广州与香山县,澳门,江南的华亭县,潆阙与上海,浙江的宁波与定海设置过海关监督衙署”.作者认为四海关设置时间有先后,衙署的地点也不止一个.二,榷关制度的研究榷关制度所包括的内容比较多,征税是设立榷关最主要的目的,因而税务管理也是榷关制度研究很主要的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主要涉及到税率与税则,榷关管理,榷关制度个案研究.税则与税率.在清代榷关研究中,税则与税率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学者涉及这一方面也很早,有多篇文章论及,廖文已作概述,本文不再赘述.近十年,邓亦兵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又发表多篇文章.在《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指出清代的税则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即税则不能随物价的浮动而及时地改变,物价上涨,税率就低,税收总额就减少,从而使税官的薪俸,管理关税的经费不足,因此各关监督或管关官员,用私自增加税收的办法来补充缺额,从而形成了各关的税则,这样在部颁则例之外又产生地方现行则例.最后作者就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剖析.在《清代前期关税的附加税》(《清华大学))2007年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附加税的来源及沿革,认为附加税是各关税务行政所必需的,是政府以制度形式规定征收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征苛征,并计算出各关行政公费支出大概在11%一24%之间,比重并不是很大.在明清商业政策是否”抑商”问题上,邓亦兵在《清代前期抑商问题新探》(《首都师范大学))2oo4年第4期)提出新12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的”抑商”概念,她认为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利用现代经济学原理来解释”抑商”所指的内容,却忽略了当时的学者和决策者是如何来认识抑末,抑商的.指出明清时期的人们把抑末,抑商看成是对商人收税,这是抑末,抑商的唯一所指,而且政府在征收商税的同时也很注意便商,恤商,保护商人的利益.作为向商人收税的抑商政策确实贯穿于清代前期,而且实践证明这种政策是十分合理而正当的,因为税收是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的必要手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抑商就是政府控制经商人数的手段.榷关管理.清代设关征税主要目的是获得财政收入,为保证稳定榷关税收,就要确定榷关额税,包括正额的数量,盈余的考核.祁美琴在《关于清代榷关额税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中对此有专门的研究,认为”额税的确定始于明朝的钞关,清初清统治者在对明代钞关制度的继承中,不断调整有关政策,并随着对各关情况的熟悉,对一些重要的榷关的额税重新核定,这种情况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直在持续”.该文认为”盈余的出现不是税种,税则,税率的变化而引起的,而是由于过关货物的增多而带来的.即不是主观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尽管如此,清政府对于盈余银的认识还是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又到肯定的变化过程”.廖声丰《试论清代榷关的管理制度》(《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将政府对榷关的管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榷关官员的管理,二是对征税过程的管理,即严格稽查制度,三是对商人和商业行为保护,即整治榷关流通环境,保证商品流通.祁美琴《关于清代榷关”差官”问题的考察》(《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分析专管官即监督的身份,品秩,铨选方式和兼管官即有关省份的督抚,将军及其委员的身份职责等规定与变化的梳理,对内务府官员与榷关监督关系等方面的分析,揭示清代榷关人事管理中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邓亦兵的文章《清代前期税官的考核标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详细考察了税官的考核标准的变化,认为这种量化的考核标准以及在执行中”从高原则”要求各关税银数量逐年增加,致使税官造假制假,虚增瞒报.强调硬指标而忽视了考核的软指标,达不到考核目的,反使税官贪污,国税短缺.廖声丰在《乾隆实施”一口通商”政策的原因——以清代前期海关税收的考察为中心》(《江西财经大学))2oo7第3期)中,通过考察沿海四海关的征收税银数量在”一El通商”政策前后变化,认为实施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和社会稳定;同时清代前期,国内远距离贸易的繁荣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和粤海关对外贸易上优势的承认,粤海关外贸税收较多,广州已经逐步成为清代前期中国的外贸中心,都是促成清政府由四口通商转向一口通商的重要原因.榷关个案.近十年里有多篇相关研究成果涉及到芜湖关,凤阳关,淮安关,临清关,北新关等.陈联在《明清时期的芜湖榷关》(《安徽师范大学)sooo年第2期)中,认为芜湖关的设置是缘于明代中后期商品流通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东西向贸易的增长,以及芜湖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廖声丰在《试论清代前期凤阳关的管理制度》(《淮南师范学院))2004年第7期)认为,凤阳关形成严格的税收报告制度和审计制度,以及完善的征税制度,使清代前期尤其是乾隆时期凤阳关的商品流通量不断增加,关税收入也稳定增长.范金民在《清代前期淮安关税收的盈绌原由》(《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中探讨了清代前期淮安关税收盈绌问题,归结为三点:海运兴盛的商品流通格局;青口豆船对渡刘河口影响淮安的过境商品;商品绕越影响淮安近十年清代榷关研究综述l3关税额.黑广菊在《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及其功能》(《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中分析了临清关管关人员的籍贯和活动,以及税关的设置给临清关城市建制及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此外,香坂昌纪在《清代的北新关与杭州》(《杭州师范学院》1998年第1期)中对北新关进行了研究,将北新关和杭州周围水路状况与关口的分布结合在一起,揭示了关口的职能分工与地方的关系.三,榷关与商品流通,区域经济榷关与商品流通的研究.由于榷关大多设置在重要的交通运输路线,征收过往商品的商税,因而通过考察关税征收的商品种类及数量可以反映出商品流通趋向,区域问及区域内经济联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当流通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时,榷关在商品流通中所起到的作用也随之受到重视,许檀,邓亦兵,廖声丰对国内不少榷关与商品流通的关系作了一系列详尽的研究.不少学者运用榷关资料对运道商品流通量特别是粮食流通量作出估算.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通过乾隆时期粮食免税政策和临清,淮安,浒墅三关榷关资料来折算出粮食的流通量;通过对各关流通粮食来源的考察,估算清代运河粮食流通量大约在一千二,三百万石至二千万石.邓亦兵利用榷关资料分别对沿海和内河的粮食流通量作了估计,在《清代前期内陆粮食流通及其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中对运河沿线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四关,长江沿线的夔关,芜湖关,淮河上的凤阳关等关税收,估计全国内河粮食流通量在6200万石.她又在《清代前期沿海粮食运销及运量变化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首先考察了奉天,山东及南方沿海各省的粮食输出情况,再在天津关,山海关的税关税收量及变化趋势的统计上,估计出沿海的粮食流通量为2050万石.此外,在各个案研究中,各作者也分别对相关榷关流通的商品数量作出估计.近十年来,学者还考察了榷关的主要商品流通种类及来源去向,以此来探讨榷关与区域内,区域间的经济联系.目前学者的研究涉及九江关,浒墅关,淮安关,赣关,芜湖关,山海关,凤阳关,太平关等,其中成果最多的是许檀和廖声丰.许檀在《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中对九江关的商品流通的种类,来源及去向进行了考察,认为随着长江中上游经济的发展,九江对于长江沿线东西之间以及大庾岭商道与中原诸省南北之间的商品流通均起着重要的中转作用,成为长江沿线最重要的流通枢纽之一.在《清代中叶广东的太平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2005年第4期)中,将太平关的盛衰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结合起来,即兴起于”独口通商”,衰落于“五口通商”.许檀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沿渤海湾港口的论文,其中《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清史论丛》,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山海关及各口的税收额进行了考察,认为锦州和牛庄在清前期是东北沿海贸易中最为繁盛的两个港口,随着东北地区的开发,牛庄即后来的”牛庄属没沟营”逐渐取代锦州成为东北最重要的海口,最迟在道光末或咸丰初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营口被选为通商口岸是由于它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研究突破了以往近代史研究的观点.她的《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14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市的崛起》(《城市史研究》第13—1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也突破了以往的认识.她还在《从北洋三口发展的历史脉络看中国近代化历程》(《天津师范大学))2005年第1期)指出,”经济的发展有其连续性,近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无疑渗入了外来势力的影响,但不能因此忽视中国传统经济内在的发展动力.认真考察通商口岸城市开埠之前的发展脉络,对我们深化关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廖声丰在其榷关研究中,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的榷关史料,涉及到榷关个案研究及长途商业管理.《清代赣关税收的变化与大庾岭商路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2oo1年第4期》)考察赣关的税收额的变化与”五口通商”,”独口通商”政策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揭示出大庾岭商道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说明大庾岭商道的盛衰对赣关税收影响非常大.但同时他也指出大庾岭商道在清代地位已不能同明代相比,对赣南以及江西的经济影响是有限的,这也表明在清代中期以前,对外贸易在整个中国商业贸易体系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清代前期的芜湖榷关及其商品流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考察了芜湖关的流经商品种类及来源,指出芜湖关是长江沿线东,西之间以及江淮与中原地区南,北之间商品流通中起了重大的中转作用,促进了社会分工与地区间的贸易,成为长江沿线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之一.他的《清代前期凤阳榷关的征税制度与商品流通》(《淮南师范学院))2005年第7期)认为凤阳关的税收增加是由于凤阳关所处的淮河中枢,成为河南,皖北与江浙地区商品贸易的集散地,而不是自己本身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乾嘉之后河道壅滞,凤阳关也随之衰落.关于浒墅关的研究,日本学者香坂昌纪的研究是奠基之作.廖声丰的研究则深入研究了浒墅关的商品流通和粮食流通,在《试述清代前期苏州浒墅关的商品流通》(《上海交通大学))2007年第6期)和《试论乾嘉时期苏州浒墅关的粮食流通》(《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两文中进而揭示乾隆后期之后浒墅关商品流通减少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人口压力的增大,运输条件的恶化,地区粮价差的影响.并且认为嘉庆时期浒墅关粮食流通量的减少与苏州地区自然经济程度增加有关,对这一地区商品化程度不宜高估.四,近十年榷关研究的特点和展望近十年来,榷关研究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一是榷关档案的大量利用,随着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的整理,利用榷关档案进行榷关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二是,榷关研究与商品流通紧密联系起来,出现了大量的榷关个案研究.随着研究成果的越来越多,有多篇关于榷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出现,从事研究榷关的人员增多,以及档案资料利用程度越来越高,榷关研究应该有新的发展趋势.首先,可以从点的研究向线与面的研究转化,如沿长江,运河,沿海的”线”,经济区域或者行政区划内的若干榷关的”面”.其次,可以多视角研究榷关,诸如从制度变迁,环境与灾害,物价变化,货币比价,地方社会,国家与地方关系等角度来看榷关,且上面诸种角度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可以借鉴,将榷关置于国家大环境中,不孤立的研究榷关.最后,榷关是一个经济单元,也是一个社会单元,因为可以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来研究榷关,完善榷关研究的理论.。

⼆⼗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安徽师⼤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七）⼆⼗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

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学艺术、思想⽂化、历史⼈物等诸多⽅⾯。

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明朝建⽴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

学术界将这⼀段历史⼤抵分为三个时期：第⼀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

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度发展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和巩固明朝统治⽅⾯实⾏了⼀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中书省，改设⼗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颁写《⼤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案”、“南北榜案”以及⽂字狱，以打击功⾂与豪强；分封诸⼦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的统治等。

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

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休养⽣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励垦荒，实⾏屯⽥，承认农民对⼟地的所有权等。

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盾，促进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帝朱允炆实⾏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

秦翠红（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1171）摘要：《清史稿》自上世纪20年代末编成付梓至今，一直为清史学界普遍关注，相关著述层出不穷。

其中对《清史稿·忠义传》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情形：评议《清史稿》时简略论及《忠义传》；评议《清史稿》时涉及对《忠义传》中具体人物的评述；对《忠义传》部分内容的校注、考订。

总体而言，《清史稿·忠义传》的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有待于从各个角度、不同层次进一步拓展与加深。

关键词：《清史稿·忠义传》；考订；评议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3-0037-03 《清史稿》自上世纪20年代末编成付梓至今，一直为清史学界普遍关注，相关著述可谓不绝如缕。

然观其大概，不外三类：一为对《清史稿》通篇或其中某一类目的总体评价；二为对其具体内容的辨正考补；三为对其编纂过程、编撰人员及其版本的论述。

具体到对《清史稿·忠义传》的探讨，则主要集中于第一类与第二类。

《清史稿·忠义传》的相关研究，总体来说十分复杂。

从研究程度上看，或简要论及，一带而过；或稍加分析，未曾深入。

就研究广度而言，或择数个忠义人物传记予以评判，或取部分所载内容进行考订。

现依前人研究的角度及深广度，将相关成果简要分析如下。

一、评议《清史稿》时简略论及《忠义传》此类论述不多，笔者目力所及仅李权《清史稿管见》①、傅振伦《清史稿评论（下）》②、王梦林《赵尔巽与<清史稿>》③三篇论文。

李文从传人叙事角度，认为《清史稿·忠义传》第一卷主次不分，不知所谓，“忠义传一卷，自特晋殊至许友信，皆杂序战功及其他诸战役，而于本人死事状况，仅略提之，令阅者不知其为忠义传，并不知其为何人立传也。

”④王文更是认为“传统的体例十分陈腐，有的毫无价值，例如《忠义传》、《忠孝传》、《列女传》等皆属”，根本无需保留。

而傅文却从选人编次角度，认为其全面得当，“文武臣一二品以下，凡死守土，或死临阵者，均记之。

**大学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目：清朝火耗归公的思考院系专业班级学号学生指导教师完成日期：二○一一年十月清朝火耗归公的思考清代雍正年间实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既是整饬吏治、缓解财政恶化的需要，也是雍正皇帝借改革立威，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

改革将预算外的收支行为由暗变明，由各自为政转为统一规范，促进了吏治清明和财政收入增长，人民的隐形负担也有所减轻。

然而，改革是以对官员厚禄养廉为代价实现的，民生并未改善。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他们纷纷从不同角度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现将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综述如下：一、国内研究现状关于火耗归公的问题历来是各界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一）从火耗归公政策出台的背景、实施、用途展开的研究有: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陈光焱《清代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启示》《地方财政研究（2009年3月第3期》首先提出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原因；其次分析了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实施并对火耗归公与养廉制度进行评价；最后指出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对当今的启示。

2.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学硕士张国基《明末清初枕制中的火耗研究》（2008年4月），提出清初火耗归公是对晚明制度的继承以及火耗归公政策的出台与养廉的关系，并指出雍正帝规定归公后的火耗有三大用途:一是弥补藩库亏空，二是发放给地方各衙门作办公费，三是实行“养廉银”制度，即从耗羡银中提取一部分，发给地方各级官员一定的银两用以养廉。

火耗归公的实施也就同时意味着养廉银制度开始。

3.彦春安平有刚《从“火耗归公”到清费立税》《双塔随笔》详细的对“火耗”实施的背景、过程进行了解说，联系到了我国现在的乱收费现象并提出了“火耗归公”的现实意义。

4.江西省吉安市审计局美芳《火耗归公—清代整顿财经纪律》《中国审计（2003年第18期）》从火耗的来历、康熙帝—默认、雍正帝—归公、乾隆—废弛这四个方面分析了火耗归公的发展到灭亡以及对各个王朝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