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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朱青生艺术作品分类问题U HUNDRED SCHOOLS IN ARTS24文章编号：丨〇〇3-9104( 2021) 01 -0024-06艺术作品分类问题朱青生(北京大学，北京100871)摘要：对艺术作品的研究，是艺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何界定作品，进而对作品如何进行分类，这不仅涉及对于艺术本身的认识问题，也涉及应用何种方法来进行认识的问题。
论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切入来讨论艺术作品的分类问题，由此引向在新媒体、数据库时代之中，也即在当代艺术的条件下如何界定艺术作品，并建造知识图谱的一些难题的相关分析。
作品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具有客观结构的实体为依据，而是以人作为主体对艺术现象（主要针对作品）的持续评价和概括的过程。
艺术作品分类问题的第一种模式，是将理念作为维度，注重对艺术是什么的“类别性”解释（是这个就不是那个）；第二种是将方法作为维度，在方法维度上讨论艺术的分类，这与作品的功能和作品的意义有关联；第三种是将结果作为维度，比较侧重于就作品本身进行分类，以作品的某一个方面的客观的特性来决定区分。
其实艺术作品的分类方法根本没有逻辑可循，分类方法引入的是一种根据教据的类别事实进行分类的通行用法，是一种从术语入手的自底向上的办法，如现代数据所谓“第四范式”的数据导向（而非假设/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
术语的存在在于它本身就是数据，术语可以算是类别，而具体的作品则是属于这个类别的一个实例。
分类主要是尽可能搜集所有这些术语，并在这些数据之间建立知识图谱。
这个图谱只是艺术作品存在的事实的图谱，它们之间并不一定具有逻辑上的根据，所以艺术作品的分类问题是否可以作为学术课题，本身就是个问题。
关键词：艺术史；艺术；艺术作品；分类；艺术学科；知识图谱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任何作品的功能、意义、形态（质料形式）和风格(呈现形式）以及其中的要素的分配，都跟作品的类别有关，不同的类别之间不一定都能分享和共用同样的原理，甚至有时各自遵循的原则还互相矛盾、冲突，互为排斥。
117SEPT 2013｜ACADEMIC UPDA TE从1847年创建第一个共产党起，至1938年世界上已发展到60个共产党，在近百年时间内，各国共产党(包括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都没有明文规定以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作为党的行动指南。
最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明文规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起源于1939年3月苏共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但实际上是以斯大林偏离马列主义的思想作为指导,而且以后苏共历次修改党章，实际上也都是以偏离了马列主义的新领导人的思想为指导。
辛亥革命渐入高潮的1910至1911年，江、皖两省同时遭遇严重水灾，可谓清末最严重的灾荒之一。
然而，由于此后不久爆发武昌起义，国内局势大乱，清朝荒政体系已无法照常运转。
刚刚建立政权的革命党人发现，当初曾被当作攻击清政府武器的灾荒，如今又成了自身无法回避的威胁。
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3个月时间中，推出了两项宏大计划：其一是制定借款赈灾之议案。
其二是倡举救灾义勇军。
遗憾的是，如果说清廷的赈灾活动属于“异常支绌”的话，那么临时政中共指导思想的来龙去脉辛亥时期江皖大水政府赈灾不力期刊｜《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文章｜《辛亥革命时期的江皖大水与华洋义赈会》作者｜朱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期刊｜《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文章｜《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来龙去脉》作者｜高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共自建立以来，从一大到六大通过的六个党章均未规定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都是以其顶头上司共产国际自认为符合马列主义的有关指示作为行动指南。
1945年以来，中共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先后有过五种提法。
第一种，中共七大、1969年九大和1992年十四大都提出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其间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发生过很大变化，而从1978年至1997年十五大前，着重以邓小平思想为指导。
第二种，1956年八大只写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实际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2012年中国史热点管窥作者：詹夺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01期又是一年光景过去，回首望去，中国史学在几个方面有所推进，虽没有脱离一定的轨道，但也呈现着新的特征。
笔者拟就自己所涉及的相关领域，略述2012年中国史学的一些热点与动态。
聚焦民国肇建回顾2012年，民国肇建是中国史学界特别是近代史的关注焦点之一。
它的重要不仅在于一个全新政府的成立，更是在于传统中国的变革以及清王朝的结束。
继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史的热潮，今年又迎来了对民国肇建的关注。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而言，民国肇建是永不过时的话题。
这一年中比较有代表价值的莫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2年6月于北京主办的“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的规模可谓空前，与会专家和学者来自海内外各种学术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中央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阿克伦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辛辛那提大学、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等大学，《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文化学术机构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共90余人。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和台湾中央大学资深教授汪荣祖等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李文海以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清王朝的灭亡，认为清王朝的结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
汪荣祖则发表了以“士绅与民国肇建”为主题的发言，他讨论了士绅阶层对于民国肇建的重大意义。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李怀印教授在撰写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史家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研究的成果会受自身环境和喜好的影响，他希望学者能突破以往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在时、开放的近代史”的维度重新叙写中国近代史。
此外，会议中还有多方的声音，像民国肇建过程中合法性阙失现象的出现以及原因、曹锟“贿选”的法律角度的重新考察等等新角度的研究，特别是对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人物的历史考察也是会议讨论的重点，如袁世凯、杨度、端方、赵尔丰、升允、贵林以及外国人恩琴（Baron Ungern）等政治人物的思想与活动，观点不在此一一论述。
回忆我的导师王栻先生作者：经盛鸿来源：《钟山风雨》2015年第05期一王栻先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研究严复的第一人。
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以后，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了三届硕士研究生，共五人。
我是他第三届招收的研究生，是1980年春考的，1980年9月1日进校。
那届王栻先生只招收了我一个研究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全系也只招收了三个人，另两个是中国古代史的。
原因可能是自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后，在1978年和1979年连续两年招得太多，到1980年国家紧缩招生人数；而1980年是“老三届”考研的最后一届，到1981年，文革后招收的大学第一届本科生就可以毕业报考研究生了。
我为啥会报考王栻先生的研究生呢？我是江苏盐城人，本科读的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本与历史系关系不大，但我自小就喜欢历史，1963年9月考进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刚学了两年的纲纲条条，就懵懵懂懂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中。
自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及目睹其破灭，我就想研究这段复杂历史的来龙去脉及其深刻的影响。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整个社会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对哲学本来就不感兴趣的我对中国近代革命史和近代启蒙思想史的学习就更加迫切，我决心报考历史系的近代思想史专业。
但天有不测风云，在1978年和1979年，因生活艰难我的父母陆续因病去世，使我无暇报考研究生，直到1980年，我才搭上了“老三届”考研的末班车。
当时国内，只有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栻先生等少数教授能够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
像南京大学历史系如今名气很大的一些教授，那时还只是普通的讲师，还不具备招收研究生的资格，更何况他们也不是搞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我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友和有关资料中了解到，王栻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原名王载栻，字抱冲，浙江平阳（今归温州市管辖）人，是平阳先贤王理孚之子，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7月24日。
The Floods in Jiangsu and Anhui at the tim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Central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Committee （CCFRFC）作者： 朱浒[1]
作者机构： [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出版物刊名： 清史研究
页码： 72-87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2期
主题词： 灾荒;辛亥革命;华洋义赈会
摘要：辛亥革命渐入高潮的1910至1911年，江、皖两省同时遭遇严重水灾。
中外社会人士针对这场水灾而合作发起的华洋义赈会，在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三方政权急剧转换的动荡时局中，始终专注于开展赈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个政权的赈灾投入都严重不足的状况，对此次水灾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风潮发挥了一定作用。
因此，探讨这段历史，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灾荒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正确把握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的发展脉络，既要同时顾及本土化和国际化两个维度，更要重视当时中国社会变迁进程所造就的特殊发展契机。
作者： 朱浒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出版物刊名： 浙江档案
页码： 52-56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8期
主题词： 经元善;新陈代谢;绅商;商人;晚清时期;八十年代;二十世纪;研究成果
摘要：经元善,浙江上虞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作为晚清时期工商业界的一个重要人物,经元善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得到学界注意,其后更涌现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学界对经元善的定性可以归纳为两种取向.第一种取向侧重经元善身上趋“新”的一面,强调他是从旧式商人转化为近代绅商的代表[1],但往往忽略了其何以能够实现这种转化的问题.。
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朱浒[英文标题]From Relief Affairs to Western Affairs: The Rise of Gentry-Merchants of the Jiangnan Region in the Western-Style Enterprises[中文摘要]本文围绕着对洋务企业中一个活跃群体即江南绅商崛起过程的细致分析，对学界此前观察中国近代绅商阶层的起源和中国近代工业化兴起进程的视角和进行历史定位的方式进行了反思。
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历史事件决非是仅仅构成宏大叙事的重大事件，而是都包含着由冲击与回应、传统与近代、内因与外因、整体性与地方性等一系列二元关系发生复杂的交织和互动而形成的实践逻辑，也只有综合运用宏观与微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视角，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这样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洋务运动/江南绅商/赈灾事业[作者简介]朱浒(1972-)，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众所周知，随着洋务运动进入到以“求富”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建设阶段后，中国社会中逐渐兴起了一个新兴的有产者阶层。
对于这个新兴阶层的出现，学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将其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
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敏先生对此提出了反思，认为这个阶层尚不是成熟和完备形态的近代资产阶级，而更宜将之视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即近代绅商阶层①。
这个意见后来在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所以近数年来提及这一阶层时，已很少有人呼之为“资产阶级”而多称“绅商”之名了。
不过，有关这个阶层的来源，学界基本上始终沿用张国辉先生多年前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的名义下所作的表述，即这个阶层主要是以创办人、投资人或经理人身份加入洋务企业建设的三类人物转化而来，那就是洋务派官僚、买办(亦被称为新式商人)和旧式商人的上层(或称一部分地主和商人)②。
关于官僚和买办群体的类型划分和转化状况，以往研究已作出了颇为明确和合理的论述。
国际知名文史学家朱葆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美籍山西人朱葆，英文名Paochin Chu ，是国际知名的文史学家，研究中国史的权威。
1928年8月5日，朱葆出生于山西太原。
其父朱增荫系山西法政专科学校毕业生，精通蒙文，时任职于平津卫戍司令部交际处。
朱葆在1岁时曾随父母赴北京居住。
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失败后，朱葆举家返回太原，其父服务于山西高等法院。
6岁时，朱葆就读于太原国民师范附属小学。
“七七事变”前，其父调任屯留县审判官，朱葆随父母前往屯留县生活。
由于战乱，朱葆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二战难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进犯晋东南，朱葆一家避难于晋南稷山县小阳村，他只好在当地就读于设在古庙之中的私塾。
随后，其父就职稷山县审判官，驻吕梁山区清水峪乡的马家沟，朱葆又随家人居于距马家沟5里外的马跑泉。
山区教育本来就比较落后，加上日伪军又经常搜山，他和家人终日颠沛流离，惶恐不安，根本谈不上读书学习。
于是，经父母安排，朱葆与二姐朱宜祥于1939年赴陕西宜川乡下，加入“民族革命大学儿童团”。
该团学员多为二战区失学难童，采取军事化管理，边学习边军训，实行公费。
这段经历，给他一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于自己的身份，他自称为“陕北难童”。
1942年，朱葆从“民族革命大学儿童团”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由赵宗复任校长的山西进山中学。
当时正值抗战，条件艰苦，学校驻晋西隰县城外2里地的天宁寺，全部公费，亦是实行军事化管理。
3年后，日本投降，朱葆随学校迁回太原，继续学习。
太原的一切，给他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
以至于在多年以后，他仍能说满口的太原话，对于太原的风物、习俗能够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孜孜学子1948年6月，朱葆中学毕业，由亲戚资助赴北京报考大学，被私立辅仁大学录取。
但他因经济窘迫，无法上私立大学，遂南下就读联勤兵工学校应用化学系。
1948年冬，随学校迁至台湾花莲港。
1950年，他从该校退学，考入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
朱彦丞云南大学历史名人?朱彦丞朱彦丞教授是着名的生态地植物学家,植物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国际地植物研究中法国一瑞士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朱彦丞生于1912年.系河北省保定市人.7岁人保定第二小学读书.13岁考入北平西山温泉中学.17岁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人北平中法大学预科.学习2年后.升入中法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学习.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北平大专院校联合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工作.1935年大学毕业,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赴法国留学,就读于里昂大学.为扩大知识面,他还在勒诺希尔大学农学院专修.由于他勤奋学习,于1941年获得法国国家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国家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他谢绝了留在法国工作的优厚待遇,于当年回到北平,任中法大学生物系教授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1947年,朱教授来到昆明任北平研究院云南工作站站长,同时,被熊庆来校长聘任为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朱彦丞在法国求学,进行科学研究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是欧洲的主战场,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更是艰难,粮食定量,每天只能分到200克面包.许多留学生都离开了法国,只有朱彦丞这位被法瑞地植物学派大师布朗?布朗喀教授称为"勇敢的孤独者"的中国人留下来r,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他详细地调查r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沿岸白杨群丛的种类以及分布状况.从1941年至1946年,朱彦丞出色地完成了,在法国的生态地植物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其中,《法国地中海低海拔地区沿河森林的生态地植物群落的研究》在国际性生态学专业刊物(V egetation}(植被)上从创刊卷开始连续6期专刊发表,在欧洲和国际地植物学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得到朱彦丞的导师布朗-布朗喀教授的高度评价,而且其导师还在其着作《植物社会学》中,多次引用朱彦丞的研究成果.1946年秋,朱彦丞谢绝了,导师的一再挽留,毅然回到了祖国.得到中国植物学的老前辈,着名植物学家,林学家刘慎谔先生的迎接和任用.将他安排在中法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当朱彦丞得知刘慎谔先生设立在云南的北平静生生物研究院云南工作站因抗战胜利后人员北返无人管理时,感到很可惜.他主动向刘慎谔先生提出,到条件艰苦的云南工作.当时的静生生物研究院云南工作站只有几间茅草房和一片荒地.刘慎谔先生虽然舍不得让这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学者离开北平,但被他坚强的意志和追求科学的拳拳之心所感动,任命他为北平静生生物研究院研究员兼云南工作站站长.1947年,朱彦丞来到云南,同时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为生物系教授.在云南大学生物系,他先后开过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植物生理生态学,地植物学等多门课,他讲课中心突出,条理清楚,有理论,有创新,深受学生爱戴.凡听过朱教授课的人,都被他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所折服.朱彦丞教授来云南大学生物系工作时,正值抗战胜利后清华,北大等校北返,云大教师奇缺.他常常同时要讲几门课程,而且每一门课都写出讲稿.他的教案一丝不苟.他亲自刻写讲义蜡纸,亲自画挂图.他画的植物群落学结构图至今仍作为《中国植被》,《云南植被》的重要插图.1955年,朱彦丞教授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充分发挥云南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的优势,发展边疆的生物科学教育,并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重点,在生物系内设立了"生态地植物研究窒",经过他的艰苦努力,使云大生物系发展成为以植物生态学为特点,以植物和动物分类学为基础,门类齐全,学科合理的一个系,同时造就了一批年青教师.1956年.朱彦丞教授带领云南大学生物系师生对云南植被和植物区系进行调查研究.重点对云南丽江玉龙山植被垂直分布规律进行了考察,对滇西横断山地区的植被类型和分布作了详尽研究,于1957年由《云南大学(自然科学版)》第4期出版《丽江玉龙山植被调查专号》.1958年,朱彦丞教授和生物系的教师们,结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工作,开展对景东无量山,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临沧以及滇东等地的植被的调查工作,于1960年由《云南大学(自然科学版)》出版《云南自然保护区植被调查专号》.同时,应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和曲仲湘教授一道陪同苏联专家苏卡乔夫院士到西双版纳选点建立中苏合作的"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参与了勘察及评议工作.此外,朱彦丞教授还为"哀牢山生物定位站"的建立做大量的基础工作.2O世纪6O年代以来,朱彦丞教授又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对滇中,滇东北等地区的植被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把法瑞学派的理论方法用于云南热带,亚热带的区域植被研究中,闯出了中国地植学研究的新路子.他的研究工作受到着名植物区系学家,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教授的高度评价.在文山西畴考察期间,吴征镒与朱彦丞2位植物学家白天一起到野外考察,晚上在一顶账篷里切磋学问至深夜,他们互相学习,共同研究.在植被学的研究中,法瑞学派注重的植物种类成分的研究,在植物区系学的研究基础上会有新的突破;而植物区系的研究有法瑞学派工作方法所作的资料,又有助于补充区系学的研究.因此,他们合作得很好.1962-1963年,朱彦丞应邀到东北和华东地区讲学,系统地介绍法瑞学派生态地植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带领听讲中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去小兴安岭,辽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等地进行野外调查研究,为培养新一代生态地植物学研究队伍和拓展我国生态地植物理论基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77年,朱彦丞教授担任《中国植被》的编委和《云南植被》的主编.他除夜以继日的审稿外,还执笔撰写《中国植被》一书的主要章节.在两大课题的研究,编辑工作中,朱彦丞教授非常重视野外工作与室内工作的结合,把法瑞学派的研究方法传授给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和学生们.朱彦丞教授在担任云南大学生物系主任以及云南大学教务长期间,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他言传身教.不计名利,甘为人梯,在学术上不搞论资排辈,强调谁做出成果就支持准.他积极为青年教师创造进修条件,支持他们学习深造,鼓励他们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加强学术研究.他培养,带出的一代新人,如姜汉侨,金振洲,朱维明等,早已成为生态地植物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带头人.朱彦丞教授一生研究成果甚丰,继《法国地中海低海拔地区沿河森林的生态地植物群落的研究》之后,他还发表了《法国地中海地区沿河植被的研究》,《法国地中海蒙伯里埃西北部的法国植被类型》,《对评价法国瑞士地植物学术观点的有关问题》,《昆明西山青岗栎群丛的初步研究》,《滇东北大海地区亚高山草场的群落研究及其资源评价》,《云南西北部中甸县哈巴雪山地区森林植被的初步研究》等多篇论文.1979年,朱彦丞教授接受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的委托,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拟定总体建设及部分实施计划.同时着手筹建云南大学生态地植物研究所.1980年,朱彦丞教授因积劳成疾,住进医院,确诊为晚期肺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忍着剧烈疼痛,仍在关心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的筹建工作,继续在病床上指导他所带的5个研究生的硕士论文.他去世后,由他创建的云南大学生态地植物研究室于1984年扩建为云南大学生态地植物研究所;1986年,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正式成立.朱教授从1947年到云南大学任教至1980年去世,在云大任教33年,曾任云南大学生物系主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员会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科协副主席,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兼生态地植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生态学副理事长,云南省植物学会理事长等职.他一生扎根云南,为边疆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云南大学档案馆郭静执笔,彭荣审稿.照片由武有福翻拍提供)。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F U D A N JOURN AL(S0cia l Sciences) No．12012·中古时代的知识、信仰与制度·唐至北宋时期的太庙褚袷礼仪朱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上海200433)[摘要】唐至北宋时期太庙祷袷礼仪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汉魏以来太祖以上的毁庙之主不参与楠袷合食的成例在晚唐发生了改变，这些神主参与稀冶礼仪的程度不断加深；别庙皇后开始参与太庙的稀袷合食，暂居别庙的皇后神主从晚唐开始以柑于祖姑之下的形式合食太庙，到了北宋，还确立了长居别庙的皇后神主参加太庙合食的制度；北宋后期，朝廷取消了谛礼。
这些变化说明：楠袷礼仪尊崇正统、体现名分的功能有所淡化，敬奉祖先、着眼本宗的考量不断凸显；汉魏礼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已经无法左右捕袷礼仪的调整。
[关键词】唐北宋太庙榜抬礼仪一、前言太庙祭祀在中华帝国礼仪制度中的重要性，仅次于郊祀礼仪。
在太庙祭祀的发展过程中，两汉之际的儒家化改革最具转折意义，“天子七庙”观念的引入、迁毁制度的建立、太庙同殿异室模式的形成、一年四时致祭和待袷殷祭制度的实行，奠定了后来近两千年太庙祭祀的基本面貌。
Ⅲ稀袷礼仪是太庙祭祀非常重要的环节，规格比时享更高。
在经典中，裙袷本来分开记载。
《公羊传》僖公八年：“祷于太庙。
”文公二年：“大袷者何?合祭也。
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大祖。
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
”②在西汉后期的庙制改革中，韦玄成等人将捕袷相提并论：“五年而再殷祭，言一柿一袷也。
”@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受命制定稀袷礼仪的张纯提出：“《礼》，三年一拾，五年一祷。
稀祭以夏四月，夏者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也。
袷祭以冬十月，冬者五谷成孰，物备礼成，故合聚饮食也。
”@引文中的《礼》不是《仪礼》，《仪礼》中没有“三年一袷、五年一稀”的文字。
“三年一袷、五年一稀”的观念出自纬书。
例如《礼稽命曜》：“三年一袷，五年一祷，以衣服想见其容色，三日斋，思亲志意，想见所好意喜，然后入庙。
夏孙桐的简历夏孙桐(1857年-1941年)，字闰枝，一字悔生，晚号闰庵。
江苏江阴人。
近现代文学家、词人、学者。
基本信息简介夏孙桐，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生。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官湖州、宁波、杭州等地知府。
民国初入清史馆，嘉、道、咸、同四朝臣工列传及循吏、艺术两汇传，凡一百卷，并出其手。
又佐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及《清儒学案》。
工词，晚年多酬应之作，风格低回沉郁。
亦能诗文。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八十五。
著有《观所尚斋文存》及《悔龛词》二卷。
(以上据关赓麟撰行状)孙桐与朱祖谋为儿女亲家，祖谋尝言其从事倚声，实由孙桐诱导云。
叶恭绰《广筐中词》谓"悔庵填词极早，平生不事表暴，故知者较稀"。
《悔龛词》收入《沧海遗音集》，续稿有龙氏忍寒庐刊本。
生平事迹见《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关廉徽《夏孙桐先生行述》。
词作绛都春〔分咏京师词人第宅，得纳兰容若渌水亭。
〕莲凋渚晚。
问缑岭堕音，吹笙人远。
豹尾退闲，蜗角幽栖依琼苑。
重光词笔同凄怨，恁抱膝繁华轻遣。
倚栏曾是，梨花落后，望春深浅。
一片，璇流漱碧，绕鸳甽似带烟萝空眷。
花底著书，席上题襟多英彦。
乌衣三度朱门换，只谢墅巢痕寻燕。
邈然裙屐承平，梦华痕断。
瑞龙吟〔崇效寺看牡丹，用清真韵。
〕城南路，还见绣陌横芜，绀墙欹树。
名花偏傍空王，石坛净扫，来寻胜处。
小延伫，无恙笑春人面，暖风当户。
酣香染彻仙衣，亸烟簇簇，翩翻欲语。
多少繁华姚、魏，酒栏云散，销歌沈舞。
难得过门相呼，游侣如故。
钿车锦障，都入伤心句。
僧寮外茶烟歇影，苔茵迟步。
寸寸斜阳去。
何人向说，凭栏意绪?春事留残缕。
休更问明朝无端风雨，对花慰藉，燕雏相絮。
南楼令〔秋怀次韵〕残叶下寒阶，秋风震旅怀。
话莼鲈空自低回。
莽莽神州兵气亘，听不得，泽鸿哀。
夕照澹金台，销沈几霸才。
对霜天尊酒悲来。
丛菊漫淹词客泪，偏多傍，战场开。
清朱筠《嶰谷集》手稿考述——兼论朱筠诗集从稿本到刻本的衍变李成晴【摘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朱筠《懈谷集》为朱筠少时诗作手稿.该稿本因远在东瀛,迄今未经学界研究或道及.《懈谷集》经朱柽之、大谷秃庵、京都大学递藏,共收朱筠17岁时所作诗十二题,皆作于乾隆十年三月至六月.将朱筠《懈谷集》手稿与《笥河诗集》刻本相比照,可发现《懈谷集》存有朱筠佚诗29首,且可研究从稿本到刻本文献衍生过程中本事自记、他人评点等文献信息的变化.通过佚诗中的时地信息,可以补证朱筠乙丑年之行止,有裨于朱筠年谱的完善.【期刊名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00)002【总页数】5页(P176-180)【关键词】朱筠;《懈谷集》;《笥河诗集》【作者】李成晴【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8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朱筠，字美叔，号竹君，顺天大兴人，是乾嘉学派的重要一员。
乾嘉学派学风的形成，与乾隆朝开《四库》馆有很大关系；而《四库》馆之设立，缘起于朱筠从《永乐大典》中辑校遗书的奏章。
在乾隆朝中期，朱筠是个身份比较特殊的学者，一方面，尽管没有大部头的朴学著述，但他却与朴学中坚人物若戴震、钱大昕、邵晋涵等交游甚深，且提出了著名的“识字以通经”的朴学口号，是乾嘉学派的重要一员；[1]另一方面，朱筠在幕府中招纳了很多文士俊彦，若洪亮吉、黄仲则等，皆一时之选，而朱筠在这样的氛围里不废吟咏，其诗文成就在乾嘉学派中亦较为出色。
朱筠在世时，非常注重保存自己的文稿，凡作诗撰文，皆先书于稿簿中，类似于后世的存档。
因此，当朱筠去世后，其弟朱珪等能够比较高效地将朱筠诗文进行编集并刊刻，是为朱氏家刻椒华吟舫刻本《笥河诗集》二十卷、《笥河文集》十六卷。
二书并文集选本《笥河文钞》三卷，皆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诗文集付梓，当然能令作品化身百千，以永其传，但一个相应的反面效果就是加速作者稿本的亡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