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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Journal of Q iqihar University (Phi&Soc Sci ) M ay 2007 [收稿日期]2006-01-11 [作者简介]杨冬梅(1967-),女,齐齐哈尔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及研究。
●文学·语言论元杂剧的悲剧蕴涵杨冬梅(齐齐哈尔大学国际文化交流文学院,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关键词]元杂剧;悲剧;大团圆[摘 要]元代杂剧中的悲剧大多呈现出悲中见喜,苦中有乐的特征,形式上的大团圆结局彰显出悲壮气氛与哀婉情调。
许多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伦理情怀与道德批判色彩,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生活现实与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07)03-0083-03Connot a ti on of the Traged i es of Poeti c D rama s of the Y uan D yna styY AN G D ong -m ei(I nternati onal Cultural Exchange School,Q iqihar University,Q iqihar 161006,China ) Key words:poetic dra mas of the Yuan Dynasty;tragedy;the happy reuni on Abstract:Most trgedies of poectic dra mas of the Yuan Dynasty feature the comp lexity of happ iness in sadness or p leasure in pain,and a happy ending of reuni on,creating a moving and tragic but poetic at m os phere .The characterizati on of many typ ical artistic i m ages with obvi ous ethic senti m ent and moral criticis m reflects p r of oundly the life and s p irit of the Yuan peop le . 从历史上看,我国戏曲形成是由悲剧开端的。
世界悲剧“千古绝唱”——关汉卿杂剧《窦娥冤》赏析世界悲剧“千古绝唱”——关汉卿杂剧《窦娥冤》赏析关汉卿是我国戏曲史上的最早、最伟大的作家，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马致远、白仁甫、郑光祖)，他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和前期剧坛的领袖，是世界文化名人。
可是对于这位伟大剧作家的生平材料，留下来很少，几乎等于零，这就可看出当时元杂剧作家地位之低下。
关汉卿是大都人(今北京)，他多才多艺，在当时戏曲界有很高的威望。
他的大半生生活于人民群众之中，他广交演员朋友，很熟悉舞台演出，他自己也曾经粉墨登场，这些不仅能使他的作品反映时代和社会，而且还很适宜演出，他的剧本都有良好的演出效果。
关汉卿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一生写了六十多种剧本，传下来的只有十八个。
他的杂剧按思想内容可以分三类：第一类公案剧，这些剧揭露政治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触及到尖锐的社会矛盾，著名的作品有《窦娥冤》、《蝴蝶梦》。
第二类描写妇女的生活和斗争，关汉卿是很善于刻画妇女形象的，他笔下的妇女性格特色很鲜明，但都是比较勇敢、机智的，是敢于斗争的强者形象。
因此关汉卿的剧本中，旦本戏多于末本戏，这是关汉卿剧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代表作如《救风尘》、《望江亭》等。
第三类历史剧，如《单刀会》、《西蜀梦》。
除杂剧外，关汉卿还有散曲小令五十七首，套数十四套。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是他晚年写成的。
这是元杂剧中最著名的悲剧，也是世界有名的悲剧。
剧本通过青年妇女窦娥蒙冤而死的故事，揭示了元代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人民的反抗。
故事题材来源于《汉书·于定国传》和《搜神记·东海孝妇》。
但是《窦娥冤》的主要思想锋芒是指向元代社会的。
因此，这个剧本富有时代精神，剧中对政治黑暗与腐败的揭露，具有极其普遍的社会意义。
有记载说：“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为耻人也不以为怪”。
说这几十年以来，社会风气很坏，做官的人习惯于贪污，他们的作为与盗贼没什么区别，他自己不感到耻辱，别人也不以此为怪。
悲剧意识———元杂剧深层美学意蕴的核心韩学君 提 要 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独特内涵,揭示了元杂剧的深层美学意蕴:对生存困境和文化困境的深刻、系统暴露,在人生理想层次现实政治层次,精神心理层次寻求对困境的整体弥合。
分析了元杂剧所暴露困境的时代性、深刻性。
指出元杂剧艺术家美学追求的核心是以暴露困境为基础,寻求最大限度的弥合:赞美反抗意识,献身意识,强化生命意识,渲染危机的意识,消除痛苦意识。
关键词 悲剧意识 困境 暴露 弥合一 悲剧意识是人类对自然悲剧力量和社会悲剧力量的感受,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又是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
其基本含义是: (一)暴露人类生存和人类文化面临的困境,展示现实对人类的挑战。
(二)从形式和情感上弥合生存与文化的困境,使人类产生韧性的随力,展示人类对挑战的应战,进而寻求超越和解脱。
对困境的暴露与弥合是悲剧意识的核心功能性因素,西方重视暴露,中国则重暴露基础上的弥合,中西方悲剧意识都通过悲剧性艺术集中表现。
①我们认为,作为元曲主体的杂剧就是以悲剧意识为其深层美学意蕴的核心,这种悲剧意识是中国古代悲剧意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其最大特点是对生存困境和文化困境的整体深刻暴露,寻求在形式与情感上实现弥合的最有效途径,完成了多维的超越和解脱。
中国古代悲剧意识对自然悲剧力量和社会悲剧力量的感受是不均衡的,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具有阶段性,而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也不断进化、演变。
中国古代对社会悲剧力量的感受和反映,往往以个体人格的完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群体性欲望(功业心、皇权欲、表现欲等)等为基石。
比如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见谤,能无怨乎?”②所以,当悲剧意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有机组成部分之后,悲剧意识也必然和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比如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浓厚而强烈,并自觉把个体人格完善,自我价值实现与群体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即:“正心、诚志、齐家、治国、平天下”。
元杂剧的戏剧性与社会时代背景解读1. 引言1.1 概述元杂剧是我国戏曲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瑰宝，具有浓厚的戏剧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从剧情发展、角色塑造到舞台表现形式，元杂剧都展现出了其与众不同的特点。
作为一种演员扮相重要、说唱结合紧密的戏曲形式，元杂剧经历了明代万历年间最为鼎盛，也在后世以其弘扬民族文化、传承经典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从戏剧性和社会时代背景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并分多个小节进行详细阐述。
首先，我们将介绍元杂剧的戏剧性，包括其独特的剧情发展、角色塑造和舞台表现形式等。
然后，我们将探讨元杂剧的社会时代背景，并分析其中与社会政治因素以及文化风气相关联的关系。
最后，我们将论述元杂剧对后世文化艺术的影响与传承，并分析当代元杂剧的再创作与演绎尝试。
通过这种结构，我们希望能够全面而系统地探究元杂剧的戏剧性特点和其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1.3 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元杂剧的戏剧性和社会时代背景进行解读，深入挖掘元杂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内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因素。
我们将探讨元杂剧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研究其对后世文化艺术的影响与传承情况。
同时，我们也将回顾当代元杂剧在再创作与演绎方面的努力，并对未来元杂剧研究提出展望和未来挑战的预测。
通过这些分析与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传承和发展我国独特的戏曲艺术形式。
2. 元杂剧的戏剧性2.1 剧情发展元杂剧以其丰富多样的剧情而著称。
在元代，杂剧演变成为一种独立的戏曲形式，由于流派众多、风格各异，因此剧情发展也十分丰富多样。
首先，元杂剧的剧情常常紧凑而扣人心弦。
它以明快的节奏和紧张的氛围吸引观众，通过突发事件和冲突来推动故事的发展。
同时，元杂剧注重引人入胜的情节设置和扣人心弦的高潮迭起，使观众沉浸其中并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其次，元杂剧善于运用巧妙的布局和反转手法来增加戏剧冲突。
许多杂剧采用了错综复杂、充满悬念的故事结构，在角色关系和事件发展上不断出现转折和变化。
元杂剧伦理悲剧成因探究
在戏剧史上，悲剧的题而宽的发展过程，人物性格也由单纯趋向在矛盾。
古典主义时期以前，悲剧多取材于神话、传说、民族史诗，主人公只有超人的神只、高贵血统的王公贵族才有资格担当。
一般说侧重从国家生活、宗教生活、伦理生活中撷取惊情、崇高的思想、伟大的人格、不朽的精神。
随着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下层人民苦难的生活才成为悲剧愈益面向现实的、平静的、日常的生活，重视表现人的内在精神活动。
根据悲剧所涉及生活范围的不同，一般分为3种类型英雄悲剧这类悲剧级斗争、民族斗争中的重大题材。
悲剧、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正义与邪恶势力营垒分明。
悲剧主人公一般禀赋高贵，具有崇高的品质，肩负着不寻常的使命,忠实于自己的公民职责,将国家、阶级、民族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为此不惜牺牲爱情、亲人和生命。
中国古典戏曲《清忠谱》、《赵氏孤儿》等也可归属于英雄悲剧。
家庭悲剧表现家庭之间、家伦理关系及不同的人成的激烈矛盾冲突。
古希腊悲剧《复仇神》、《厄勒克特拉》、《美狄亚》、《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都是这类悲剧。
中国戏曲《牡丹亭》、《梁山伯与祝英台》及曹禺的话剧《雷这种类型的悲剧不同于英雄悲剧，它不直接表现各派政治力量、不同阶级之间的正面冲突，而是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之前，透过家庭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展现出时代的种种矛盾。
元杂剧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分析摘要：悲剧是以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为基础，以具有正面价值的人的不幸、毁灭为特征的审美类型，它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艺术形态中（包括戏剧形式的悲剧和其它种类的悲剧艺术）。
元杂剧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十分突出，如窦娥、赵盼儿、李千金、崔莺莺、红娘等都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可以说是元杂剧艺术成熟的一个标志，是有别于元代以前各种戏剧鲜明的艺术特色。
本文对元杂剧中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类和评析，探讨其形象的悲剧性。
关键词：元杂剧女性形象悲剧性悲剧是戏剧主要体裁之一，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
在元杂剧中，无论是社会地位低下，饱受侮辱与歧视的风尘女子形象，还是因出身低微而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下层女子形象，或者是虽处于统治阶级，却在爱情婚姻抉择上由于个人遭际的变故或与封建家族利益相左而既遭受到外界的威逼，又遭到封建家长严厉反对的上层女子形象，她们都处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与禁锢中。
一、家庭环境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元杂剧创作涉及家庭伦理题材的悲剧作品很多，涵盖的生活面非常广，这些作品以悲剧意识为其深层美学意蕴的核心，在展示伦常秩序与人性、家庭与社会、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冲突时，系统而深刻地暴露了置身其间的人们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困境。
元杂剧家庭剧中的女性，本文主要指母亲、妻子两类。
母亲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这些母亲大都是寡母，她们含辛茹苦哺育子辈，具有坚贞无私、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
然而过分地从道德上强调她们作为母亲所具有的崇高人格，却忽视了她们作为一个女性身心方面的需求。
以《救孝子贤母不认尸》中的杨母为例，《救孝子》讲述了杨母让亲生儿子杨兴祖参军，却留下妾出的小儿子杨谢祖在家习儒，之后杨谢祖奉母命送嫂还家，不幸遭逢人命官司的故事。
杨母遵从夫主“好生觑着康氏之子”的遗言，对已逝丈夫的意愿伸出援助之手，却不在意自己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
浅谈元杂剧《窦娥冤》在元代文学中，杂剧的异军突起标志着中国戏剧的成熟。
元杂剧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体裁形式中，堪称能够最生动、最直接也最大胆地反映广大社会下层人民的喜怒哀乐、表达出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无情批判。
元杂剧被人们与唐诗、宋词并举而作为一代文学最具特色的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有：“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
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
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
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笔者通过对关汉卿的代表作品《窦娥冤》创作时代背景及其主要艺术特点的分析，进一步加深对元代杂剧的理解，亦希望通过拙文为喜爱《窦娥冤》的朋友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
一、《窦娥冤》主要内容及创作背景《窦娥冤》杂剧剧本，元代剧作家关汉卿著。
贫寒秀才窦天章上京求取功名，向寡妇蔡婆借贷盘缠。
蔡婆早就看上了他的女儿瑞云，乘机提出索要瑞云做童养媳。
端云3岁丧母，7岁便到蔡婆家，改名窦娥。
17岁时窦娥与蔡婆儿子成婚，一年后丈夫病故，婆媳相依为命。
一天，蔡婆去向赛卢医索讨银钱，赛卢医赚她到僻静处，想勒死她，幸亏张驴儿父子把她救下。
因这救命之恩，张驴儿父子想霸占婆媳二人。
窦娥执意不从。
张驴儿在羊肚汤里放了毒药，想害死蔡婆，强占窦娥。
不料其父喝下了那碗羊肚汤，呜呼身亡。
张驴儿反诬窦娥毒死公公，并威胁窦娥窦娥嫁给他为妻，不然要去公堂告发。
窦娥问心无愧，与张驴儿去见官评理。
太守桃杌是一个昏官，严刑逼供，窦娥坚不屈从。
桃杌转对蔡婆用刑，窦娥为救婆婆，含冤承招，被判死罪。
临刑时窦娥满腔悲愤，呼天抢地：“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宝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窦娥死前发出三桩誓愿：若是屈死，死后血飞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果然一一灵验。
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的悲剧从元代戏剧的悲剧意义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戏剧的悲剧性前言：长期以来，以西方的审美标准来评判中国古代文学，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是缺乏悲剧的。
许多的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例如《窦娥冤》《赵氏孤儿》等一些明显具有悲剧色彩的文学作品，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大团圆”的结局，而不被认为是悲剧的代表作品。
我们往往倾向与用西方的悲剧理论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戏剧的悲剧意义，笔者认为这样是不恰当的，我们应当从自身的文化、思想等角度来分析。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可以将这些作品归入悲剧之中。
分析中国古代的戏剧，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作家在戏剧创造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
正文：要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戏剧的悲剧意义，首先要了解悲剧的起源以及中西方戏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影响因素的不同。
古希腊悲剧的诞生，最初萌芽于酒神祭祀。
公元前四五百年的希腊出现了三位伟大的悲剧家。
埃斯库罗斯，是希腊悲剧的创始人，有经典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瑞斯忒亚》；索福克勒斯，创作了《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等，欧里皮得斯，代表作《美狄亚》。
这三位代表性人物的创作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的一个共同特征：通过神话题材，建立起丰富的主题，包括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等。
悲剧主题往往是建立在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命运的冲突之中。
中国古典戏曲所蕴涵的悲剧性却刚好相反。
大多是社会悲剧，剧作者的立场和出发点是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人。
悲剧主题也往往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现象之间的矛盾。
并且人们往往认为道路虽然曲折，但是前途依旧光明。
所以中国人总是要一个心灵的安慰，给悲剧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悲剧带给人们的震撼。
但是，中国戏曲所蕴涵的悲剧性给人的是另一种启迪。
古希腊命运主题的悲剧有对人的否定对悲痛和苦难的演绎，而在中国的古代我们关注的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人和社会之间的问题。
加上统治者的思想文化禁锢，高度集权的社会伦理的约束，戏剧表现的空间会很狭窄很多，戏剧所表现的也只能是一般的社会生活，没有很多是深刻而宏大的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对于人生价值的追问，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娱乐。
元代文学审美特征及杂剧体制石艺编撰问题的提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之小说……此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作为“一代之文学”，曲至今仍被视为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它为何能在元朝发展成为与唐诗宋词比肩的文学样式而没有出现得更早一些？一、元代历史背景及文学审美特征（一）国家1、开放性表现：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交流频繁、尚新、包容性强、突破汉族传统2、民族性表现：尚利、质朴天然如：元世祖诏书：“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
”（对文学通俗化的影响巨大）《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当时大都盛况：商人众多，商业工艺之民，大多制造丝、武器和鞍鞯，以及各种商品。
外界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营业之妓女，娟好者达两万人，每日商旅及外侨往来者，难以数计，故均应接不暇。
至所有珍宝之数，非世界上任何城市可比。
3、阶段性早期剧烈冲击传统儒家思想，后期多元文化、思想并存（落后文化占领先进文化，也是正统文学萎缩的原因之一。
）（二）人的因素1、普通人生活的压迫元朝民族等级表等级名称民族第一等蒙古人蒙古族第二等色目人原西夏人和畏兀儿人等第三等汉人原金统治区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第四等南人原南宋统治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2、市民阶层兴起市民的消费需要成为社会文化需求的主流3、统治者对文化的力量不够重视、思想统治较为松懈4、文人思想①对宋朝统治的幻灭②对科举的失望“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嗟夫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由此，元朝形成了历史个性突出的审美风潮：崇尚自然、显畅，礼教束缚少。
以上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通俗文学在元朝的兴盛。
二、元曲概念1、“曲”概念元曲包括戏曲（也称剧曲）和散曲，其中戏曲（也称剧曲）又分为杂剧和南戏。
另外，要注意的是，曲概念十分复杂，它不仅包括了文学因素，还包含着其他众多艺术因素（如音乐、舞蹈、构图等）。
评元杂剧艺术悲剧作品泛道德的复杂化现象冯 东1,陈俐燕1,李 丹2(1.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72;2.西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8)摘 要:伦理道德的复杂化是元杂剧悲剧反映出的一个突出现象,其复杂性表现为:不仅道德价值成为悲剧人物的追求,也成为悲剧精神的组成部分,而且悲剧作家对传统道德的合理与否进行了反思,并对其不合情理处进行了批判。
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元杂剧悲剧的特色之一,它并没有影响元杂剧悲剧的悲剧性质,其特色与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有关。
关键词:元杂剧;悲剧;伦理道德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74-04收稿日期:2006-04-27作者简介:冯 东(1966-),男,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艺术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
从事艺术学实践理论研究。
悲剧精神是指面对痛苦和苦难时,悲剧主人公表现出的抗争与超越精神的人格力量。
人格力量是悲剧精神的核心,在中国悲剧作品中的悲剧人物是用难以比拟的人格力量征服读者和观众的。
它与西方古典悲剧表现人性的深度和复杂性不同,中国古典悲剧中表现为“殉道”的崇高人格力量。
作为儒家文化本位的伦理道德就成为悲剧精神的不可分割的内容,以此为目标进行抗争,是中国古典悲剧特有的内涵和风貌。
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元杂剧悲剧的伦理色彩也极为浓厚。
但它们并非像一般的论者认为的那样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伦理道德,相对于明清悲剧,反映了伦理道德的复杂性。
其复杂性表现为:不仅道德价值成为悲剧人物的追求,也成为悲剧精神的组成部分,而且悲剧作家对传统道德的合理与否进行了反思,并对其不合情理处进行了批判。
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元杂剧悲剧的特色之一,它并没有影响元杂剧悲剧的悲剧性质,其特色与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有关。
一伦理道德在元杂剧悲剧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悲剧人物的道德追求在外族实行统治,汉族人受到压制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忠奸善恶、忠义节气的道德标准还有没有价值?这在当时显然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元杂剧的作者以他们的杂剧坚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传统道德仍然是应当坚持的。
面对社会的异化,元代文人选用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来修补现存社会的残缺。
因此在元代悲剧中,很多悲剧人物以道德追求作为自己生命的定位。
窦娥的善良孝顺,王昭君的贤淑识礼,忠臣义士的忠贞报国,身上都具有崇高的道德,而不同于矫揉造作的假道学。
这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出的符合人情的伦理道德,值得肯定与继承。
如窦娥的善良和对蔡婆的孝敬,以及为避免年老的婆婆受折磨,含屈招认了毒死张老儿的罪名,体现了她舍己为人的美好品质。
这种孝行贴近人情,不同于割股疗亲似的“令人呕秽”的“假道学”,即是从一般人类美德着眼而不是为表现其符合礼教而写其孝行。
孝敬公婆的伦理性与舍己为人的淳朴美德是能统一的。
在已有的戏曲理论文章中,常用以合乎人情世故的一般性分析;即认为窦娥对婆婆的孝敬使她放弃了对真理的坚持。
殊不知,窦娥也力图去澄清真相,当张驴儿胁迫自己时,宁愿去见官也不私了,可残酷的现实使她认识到真相在当时的吏治之下根本无法追寻,又何必让年迈的婆婆再受到伤害?正基于这个一般性常理事故的认识,窦娥才不得已屈招。
同时她又在第三折中对天地的不公发出强烈的控诉,认清了这个混浊不清的现实。
在许多戏曲研究的论文中常指出这样的一个观点:生命的丧失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件令人痛苦、值得惋惜的事情,而窦娥对此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个人感情。
其实,大多数悲剧人物并非完全是道德的传声筒。
第三折窦娥的控诉即可表明对生命丧失的悲痛和愤懑,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
这些悲剧主人公经常自觉地以道德律审慎、测度自己,而自律规范自己的行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Vol.27No.5Oct.2006为,往往以道德来确证生存的意义。
而且悲剧人物身上体现的这些道德观念是符合人类的美德的,不能完全和封建伦理道德划等号,这些道德观并没有使他们失去人的基本感觉和判断力。
即使有些作品悲剧人物身上体现了“愚忠”和“愚孝”的观念,作者也对之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叶嘉莹曾说:由道德观念所写成之托喻作品,可分为二类:“一则虽为有心之托喻,然其性情、身世、修养、人格之所涵育,确有所谓悲天悯人、感时忧国之心,发为托喻之作,自然诚挚深厚,真切感人,……至于另一种由道德之观念所写成之托喻之作,则但为依附道德以求自尊,虚伪造作,全无所谓性情,身世、修养、人格之涵育,则其所作但为欺世盗名之工具而已,其无价值自不待言也。
”[1]带有道德色彩的元代悲剧作品则大多数属于第一种情况,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抹煞的。
因为元杂剧的作者大多是已被逐出统治集团的知识分子,均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
这些仕进无门或在官场倾轧中败下阵来的失意文人,痛苦的经历和艰难的处境,使他们在感情上接近下层群众,以广大人民的善恶标准进行评判。
因而他们的道德观点也就不再受统治者立场的束缚。
这反而使得他们能够回到正宗儒学的传统上来表现道德观念,如“忠”不是对皇帝、主子个人的无条件的绝对愚忠,而是和仁、义等其他道德范畴,与善恶是非的评判联系在一起的。
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行为,不只是一个忠于主子和皇帝的问题,更是反抗强暴、主持正义的问题。
至于像《霍光鬼谏》中的霍光,敢于当面斥责昌邑王上台后的一千多件大罪,并将昌邑王废掉另立新君,便是符合孟子所提倡的本来意义上的“忠”的。
(二)悲剧人物身上的道德追求成为悲剧精神的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悲剧精神选择的是道德价值,而不是历史目标,中国传统人格悲剧的伦理属性和道德观远比他们的历史属性和社会观更强烈。
他们的悲剧价值,是道德的而不是历史的,是一种道德的生命力量而不是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使他们选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命运。
在他们看来,重要的并不是历史目的能不能实现,而是有没有这个壮志理想,愿不愿为它献身。
《窦娥冤》中窦娥之冤之所以能感天动地,原因之一在于她是一个真正的孝妇。
在三推六问面前,窦娥宁死不屈。
然而当官府要拷打她婆婆时,她怕婆婆年迈吃不消,就甘愿自己认了“药死公公”的罪名。
这是她的善良和牺牲精神的表现,而自我牺牲,也正是对婆婆的孝心。
即使赴刑场时,她尚且央求刽子手,“后街里去死无冤”,怕遇见婆婆令她伤心。
善良,使她忘却自身的苦难,却还念念不忘婆婆。
甚至在死后显魂还嘱托父亲收恤她婆婆:“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
”这一连串的戏词道白,使戏中主人公向一个孝妇节妇,一个善良而富有牺牲精神的女性方向行进。
朴素无华的言行,透出道德的崇高,甚至用孝心代替了抗争。
以牺牲生命换取对道德情操的认可。
这些悲剧人物自觉追求道德来提升生命的意义。
正如席勒所说“牺牲生命总是违反常理的,因为生命是一切财富的条件;但是由于道德的意图,而牺牲性命,却是高度顺情合理的举动,因为生命并非为了自己才显得重要;它之所以重要,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道德的手段。
因此,在某种情况下,牺牲性命成为达到道德的手段,生命就该服从道德才是。
”[2]79悲剧的升华,“是在主体超越精神的唤起中,把悲的情绪、内心痛苦的体验、一切被阻碍、否定的感性力量,都纳入一个新的理性体验之中———它或是对宇宙本体的体验,或是道德秩序的信念,或是个体生命力的感受。
”[3]很多元杂剧悲剧主人公主要是一种“理性的牺牲意识”,不论是《窦娥冤》中的窦娥,还是《赵氏孤儿》中的程婴等人,都可以不死,但他们或是为了保护婆婆免受刑罚,或为了报答恩德,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达成力求的目标。
像这样的牺牲,都是在伦理教化之下,经过仔细的选择,认同于传统道德模式,然后出于自愿,自觉去服从理性。
他们是为了某种信念,认同于某一模式而牺牲和毁灭。
悲剧的升华是把悲的情绪纳入道德秩序的信念,而不是个体生命力的感受。
(三)对伦理道德的深刻反思元代宽松的时代背景,在不同思想的冲击下,文人也能反思传统伦理的不合人情之处。
元代是忠的行为准则被严厉拷问的时代,当时的儒士常常面临不可解决的困惑,尖锐的民族矛盾,儒学正统地位的下降,使作为儒士最高行为价值和道德准则的“忠”普遍动摇。
因为文人的这种境遇思考所反应出的社会现实问题,使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加的深刻。
罗素说过:“道德的实际需要是从欲望的冲突中产生的。
”[4]57人有许多欲望需要满足,为人的巨大满足而行动本身是一种进步。
但是最大程度的欲望实现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破坏性和危险性,于是自然就产生了协调危险和实现矛盾的道德原则。
但如果它限制和阻碍了人性的发展,弱化了生命的意义,那么这道德的力量本身又带有另一种破坏性和危险性,它腐朽发臭的气味会窒息人的机体和生命力,封闭式的道德完善也就导致了总体上的不道德。
“道德的准则不应当是使人类本能的幸福无法实现57第5期 冯 东等:评元杂剧艺术悲剧作品泛道德的复杂化现象 的准则。
[4]62一种价值标准和社会现实发生冲突时,则应重新检查价值标准,看其是否真实,倘若真实,就应根据这个价值标准去改造社会现实,从而实现价值追求,反之,则应抛弃现有的价值标准,建立一种新的价值标准。
这样做的前提是现有的文化能够提供给人们检查什么是真实可靠的价值的种种可能性条件。
如果现有的文化没有提供这种可能性,人们就不得不对传统的价值标准产生一些的怀疑,从而对之进行了反思。
儒家用一种先验的信条作为人们生活的价值标准,信条与现实不符,人们不禁对信条产生怀疑。
元杂剧悲剧中就显示了怀疑的萌芽。
如《霍光鬼谏》中宣扬“忠君”之道德要求,呼唤人间浩然之气。
但不仅于此,悲剧中对道德不仅仅是宣扬,还多了几分思考。
作为狂士的豫让,其殉主,并不是殉正义之道。
他是为他自认的理想人格而殉道,这种道既非忠君之道,也非正义之道,而是为“知己者死”。
虽然这种殉主的举动有些狭隘,却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个人的价值。
在《霍光鬼谏》和《豫让吞炭》中,杨梓充满感情地塑造了豫让、霍光这两位忠臣形象,他意图把这两位典型放诸元代污浊环境里,使他们起到沉浊扬清的作用,但是杨梓自己也明白,豫让和霍光的处境是极为尴尬的,豫让替昏君买命,但昏君智伯反而不知他这份心怀,但是赵襄子能理解并称赏豫让的行为。
“可惜豫让死了”,这是赵襄子的感叹,也是杨梓的感叹。
与豫让相似,霍光在孤独里忠心劳碌,君王何曾领会得他的一片苦心?“可怜见二十年公干,墓顶滟滟土未干”,这几句话里又有杨梓几多辛酸,几多凄凉?杨梓内心充满着矛盾,他有着深沉的儒士情怀,信奉着道成肉身的理想,但元代的社会状况,又让他从心底里透出对这信念的怀疑。
牺牲成道,其意义又在哪里呢?作者也以清醒的眼光,看到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的“不道德”之处。
如在《哭存孝》一剧中,则对“忠”产生了怀疑,怀疑是理性和发现的肇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