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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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篇一一、引言在信息社会,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其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
公职人员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不仅享有基本的隐私权保护,还需承担向公众公开其部分信息的责任。
本文旨在探讨公职人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及其协调方式。
二、公职人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内涵(一)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公职人员的隐私权是指其在工作及个人生活中享有的个人空间、个人信息和个人事务不被他人侵扰的权利。
尽管公职人员因公职身份受到社会监督,但依然应享有与其个人生活有关的私密信息的保护。
(二)公众知情权公众知情权是指公众有权知道与其利益相关的政府工作信息、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利。
在公职人员领域,公众对公职人员的行为、品行、能力等有知情权,以便对其履行公职的能力和诚信度进行评估。
三、公职人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一)冲突的表现在现实操作中,公职人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常常发生冲突。
如公职人员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被公开,可能侵犯其隐私权;而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的行为和决策,又需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审查。
(二)冲突的原因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社会价值观的差异以及权力运行的不透明性等。
此外,媒体报道的片面性、公众情绪的极端化等因素也加剧了这种冲突。
四、协调公职人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策略(一)完善法律法规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公职人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界限,如哪些信息属于应公开的信息,哪些属于个人隐私范畴等。
同时,加强法律监督和执行力度,确保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和公众的知情权都得到合法保护。
(二)提高透明度政府应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将公职人员的决策和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同时,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向公众公开相关信息。
(三)平衡利益关系在处理公职人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时,应平衡各方利益关系。
浅论行政沟通中的障碍与对策【摘要】本文围绕行政沟通中的障碍与对策展开讨论。
在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接着探讨了行政沟通的定义与重要性,以及行政沟通中常见的障碍,如信息不对称、角色冲突和文化差异。
针对这些障碍,提出了应对策略,包括提高信息透明度、规范角色分工和加强文化交流。
通过对这些对策的讨论,有助于解决行政沟通中的问题,提高沟通效率。
总结了行政沟通中的障碍与对策,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为行政沟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建议。
本文旨在帮助提升行政机构的沟通效率,促进组织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行政沟通、障碍、对策、信息透明度、角色分工、文化交流、信息不对称、角色冲突、文化差异、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未来展望1. 引言1.1 研究背景行政沟通是组织管理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不仅关系到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也涉及到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互动。
在实际的行政沟通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障碍,导致沟通效果不佳甚至出现沟通失败的情况。
探讨行政沟通中的障碍与对策对于优化组织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组织越来越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行政沟通作为组织管理的重要手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随着组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断增加,行政沟通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加。
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沟通中存在的障碍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有效的对策,以推动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
1.2 研究意义现在请你输出关于的内容。
2. 正文2.1 行政沟通的定义与重要性行政沟通是指在行政组织内部或者不同行政组织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的过程。
它是行政管理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组织运作和管理的基础。
行政沟通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行政沟通是组织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协调合作的基础。
通过行政沟通,各部门可以及时交流信息、协调行动,避免出现工作冲突和资源浪费,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行政沟通可以促进组织内部的信息共享和知识传递。
在信息时代,信息是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通过行政沟通可以让组织内部的知识和信息得以快速传递和共享,促进组织的学习和创新。
行政学冲突的名词解释引言行政学是一门研究行政事务和公共管理的学科,而行政学冲突则是指在行政领域中涉及权力、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
本文将对行政学冲突进行深入解释,探讨其原因、影响和解决方法。
一、行政学冲突的概念行政学冲突是指在行政实践中,不同的行政机关、部门或个人因权力划分、职责边界、政策制定等问题产生的争议和冲突。
行政学冲突既可以是制度性的,也可以是个体间的碰撞,有时甚至可能导致法律程序的启动。
二、行政学冲突的原因1. 权力划分和职责边界不清: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责和权限划分模糊,导致在具体工作中产生争议和冲突。
2. 利益追求:不同行政机关往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可能导致各机关利益的冲突和竞争。
3. 政策制定的不一致性:不同机关或部门在政策制定中的观点和导向可能不同,导致冲突的发生。
4. 信息不对称:行政机关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可能导致误解和冲突,从而加剧冲突的发生。
三、行政学冲突的影响1. 行政效率下降:冲突可能导致资源、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从而影响到行政工作的有效开展。
2. 组织关系破裂:冲突可能导致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破裂,缺乏协调与合作,从而对公共事务的整体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3. 形成舆论攻击的口实:冲突容易引发外界的质疑和批评,对行政机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4. 法律程序的启动:在一些严重的冲突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从而给行政机关带来法律风险。
四、解决行政学冲突的方法1. 加强沟通与合作:通过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谐性,有效减少冲突的发生。
2. 权力和职责的明确划定:明确行政机关的权力边界和职责范围,避免冲突的发生。
3. 公正、透明的决策过程:建立公开、透明、讲求法治的政策决策过程,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公平协调。
4. 强化监督与制衡机制: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确保其按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履行职能,减少行政学冲突的发生。
5. 建立磋商和协商机制:通过制定专门的协商和磋商机制,推动各方在对立冲突中找到平衡点,降低冲突的程度和影响。
论公众人物隐私权和社会大众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为了进一步保护公众的隐私权,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对隐私权的保护写入宪法。
而与此相对,公众人物作为活在媒体闪光灯下的群体,点滴的隐私都会被无限的放大,更有个别缺乏职业道德的传媒为了刺激公众的眼球,扭曲事件真相,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混淆是非黑白的报道,严重影响公众人物的工作生活。
标签:公众人物;隐私权;知情权;冲突与协调一、公众人物隐私权和社会大众知情权冲突的案例在如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传媒的力量越来越大,不仅娱乐明星的八卦新闻经常见诸报端,在人肉搜索盛行之下,连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也在一些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出于自愿或不自愿的一夜成名。
如“杨丽娟事件”,当时的报道铺天盖地的席卷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而《南方周末》首当其冲,因相关报道涉及杨丽娟及其家人的隐私而被告上法庭,这一诉讼引发了人们对公众人物隐私权和社会大众知情权这一组对立矛盾的思考。
从表面字义来看,知情权即为知道自己应该知道的关乎自己或别人的事情,而隐私权即为隐瞒自己不想被别人知道的事情,简单来看二者似乎是一组对立的矛盾概念,但是,作为社会中的公众人物,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高曝光率,这种高曝光率的背后就是对隐私空间的限制,因此,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公众人物要比普通群众承担更多的容忍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人物就得赤裸裸的接受大众眼光对其隐私生活的窥视与探究。
二、公众人物隐私权和社会大众知情权冲突的原因分析(一)经济条件:传媒经济的激烈竞争21世纪是一个信息膨胀的年代,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充斥着这样那样的资讯信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传媒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利益更成为众多商家追逐的对象。
在这样诱人的利益刺激之下,个别明星和娱乐媒体联合起来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头版头条,明星偶像需要的是高曝光率带来的演出机会及广告代言,娱乐传媒需要的是高销量带来的利益资金。
二者的合作看起来默契十足,可是利益的天平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作为社会行业团体的娱乐传媒内部竞争加剧时,一些不良媒体便开始了不正当的职业操作,无所不用其极的跟踪、偷拍,严重影响了对方的正常生活。
论公安执法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摘要:公安执法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以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免受非法侵害,采取命令、强制等手段而进行的各种组织管理活动,它具有特殊强制性、广泛性、多样性的特征。
公安执法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紧密相联,我国应完善相关法律、提高公安民警的民法意识、加强公安执法的监督、建立侵害隐私权保障的救济机制,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关键词:公安执法;公民隐私权;保护作者简介:何白珣(1964-),女,湖北武汉人,湖北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从事民法研究。
D922.14:A:2095-4379-(2018)32-0047-02一、公安执法的特征公安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组成部门,具有双重职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公安执法部门有三项任务: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其终极目标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种权利,如果忽视公民权利,公安执法就会迷失方向,导致侵害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
公安执法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安执法有自身的特征:(一)公安执法具有特殊强制性公安机关是国家阶级专政的工具,具有武装性质。
公安执法的强制性不同于其他国家机关的强制性,它不仅有对个人罚款、没收财产、扣押财产等财产权利的强制,对个人行为许可、警告、检查等行为权利强制,对于违法犯罪嫌疑人,认为有必要的,还可以对个人使用器械,而实施的对象只能服从,不能以是否同意为条件。
(二)公安执法范围具有广泛性公安执法是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开展的各种组织管理活动,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保护国家利益和公民生命财产免受非法侵害。
其范围很广,既有户籍管理、道路交通管理等行政管理工作,也有罚款、没收财产、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工作,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等强制措施。
这些工作涉及到公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执法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关键词: 政府信息公开/公民隐私权/立法完善内容提要: 在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力向私人领域的全方位渗透,相当数量属于公民个人的隐私掌握在行政机关,成为政府信息的组成部分。
在构建“阳光政府”的过程中,协调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应坚持国家及公共利益原则、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原则、价值平衡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同时,应完善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和相关制度,以达到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平衡。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化的程度要求越来越高。
公民一方面想要了解自己应当知道的一切,要求政府多一些公开性和透明度;另一方面,又要求保护自己的隐私权,不愿意自己的隐私让他人知道、公开和传播。
这就构成了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两者的对立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现代法律中的矛盾。
从各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来看,政府信息公开始终是与个人隐私权保护制度紧密相关的,无论采取何种立法形式,公民隐私保护制度都是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
一、政府信息公开中的隐私权隐私,作为一种与个人生活密切关联的法益或民事权利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各国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隐私或隐私权在遭受来自于民事主体的侵权威胁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机关等公权力主体的威胁和侵害,特别是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政府在调查、收集、公开信息时,必然涉及公民个人的秘密和隐私信息。
因此,如何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隐私”一词的英文表达为“Privacy”,在美国,隐私一词涉及信息的获得或揭露、身体的隐秘、所有权或者控制权、个人决策权等方面的含义。
在我国,“隐私,又称为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1].也有学者认为,“隐私就是私生活,它相对于公共生活而言,是指与公众无关的纯属个人的私人事务,包括私人活动、私人的活动空间以及有关私人的一切信息”[2].政府信息公开中的“隐私”,是指行政机关公开所保管的档案或记录中涉及的有关个人的信息[3],这里的“保管”包括搜集、保管、利用和传播等行为。
行政人员的沟通与协调能力行政人员在一个组织或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与协调能力,以确保各个部门之间的顺畅运作,并且能够与上级领导和下属有效地进行交流。
本文将讨论行政人员的沟通与协调能力,以及如何提升这些能力。
一、沟通能力的重要性沟通是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决定了信息的传递与理解的有效性。
对于行政人员来说,良好的沟通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需要与各个部门的员工、上级领导、同事以及外部合作伙伴进行有效的沟通。
只有通过清晰、准确的传递信息,行政人员才能使工作流程更加高效,减少误解和错误。
良好的沟通能力还能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工作关系。
行政人员需要能够倾听他人的意见和需求,并且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通过与团队成员的积极交流,行政人员可以建立信任和理解,提高工作效率,推动组织的发展。
二、协调能力的重要性行政人员的协调能力是保证组织各个方面协调一致的关键。
他们需要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确保各项工作无缝衔接,协调资源的合理分配。
这需要行政人员具备较强的规划和组织能力,能够合理安排时间和任务,确保工作的高效进行。
协调能力还包括解决冲突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在工作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和冲突,行政人员需要具备解决问题和调解矛盾的能力,以保持工作流程的稳定和和谐。
三、提升沟通与协调能力的方法1. 提高自己的沟通技巧:行政人员可以通过参加相关的培训和课程来提升自己的沟通技巧。
这包括学习如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倾听他人的需求,以及如何通过非语言沟通传递信息。
2. 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行政人员需要与团队成员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积极参与团队活动,提高团队合作的能力。
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行政人员可以学习如何与不同性格和背景的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
3. 学会灵活应对问题:在工作中,问题和挑战是难以避免的。
行政人员需要学会灵活应对问题,寻找解决方法,并且能够在紧迫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策。
这需要良好的分析能力和判断力,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和高效。
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与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相互限制。
社会生活中,利益主体的偏私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可能会带来违背公共道德、贫富过度分化、破坏生态环境等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应对个人权利进行一定限制。
但公共利益有时也受制于个人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
博登海默说,公共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它并非所有社会成员利益的总和,社会成员的利益有时与公共利益产生冲突,且不同成员间的利益也会产生冲突,甚至侵害和危及到公共利益。
[1]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时相互一致,有时相互冲突。
[2]因此,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不仅是一个法律实践问题,也是法哲学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一、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冲突的理论与实践要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首先应理解和把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对立或冲突。
目前,关于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形态主要有三种,即:“对立统一论”、“个人权利本位论”和“公共利益本位论”。
1、对立统一论对立统一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认为,在原始公有制时期,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是一致的,随着整个社会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社会利益就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独立的体系,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后者是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总和。
按照国内学者的解释,公共利益是“由社会总代表所代表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是“单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利益,包括自身的特殊利益和所分享的公共利益”,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
[3](1)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如何对立?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只有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不存在超阶级的公共利益,所谓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一致,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已,[4]因此,公共利益是一种虚构的利益,它和个人权利始终处于矛盾之中。
行政管理中的沟通与协调在行政管理中,沟通与协调是至关重要的。
它们是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有效沟通和协调的基础。
本文将探讨行政管理中沟通与协调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沟通与协调。
一、沟通的重要性沟通是信息传递和理解的过程。
在行政管理中,沟通是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传递信息、共享知识和协调行动的关键。
良好的沟通能够促进信息的流动,消除误解和矛盾,提高工作效率和组织绩效。
沟通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促进信息共享:沟通是信息传递的桥梁,通过有效的沟通,组织内部各部门可以及时了解到重要信息,从而更好地协调行动。
2. 消除误解和矛盾:沟通不畅会导致信息传递不准确,容易产生误解和矛盾。
通过及时沟通,可以减少误解和矛盾,促进团队合作。
3. 提高工作效率:良好的沟通能够减少沟通成本和时间浪费,提高工作效率。
通过明确的沟通目标和方式,可以避免重复劳动和信息遗漏。
二、沟通的方式在行政管理中,沟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口头沟通、书面沟通和非语言沟通。
1. 口头沟通:口头沟通是最常见的沟通方式,包括面对面交流、电话沟通和会议讨论等。
口头沟通可以更直接地传递信息,提高交流效果。
2. 书面沟通:书面沟通是通过书信、报告、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传递信息。
书面沟通可以记录下来,方便参考和回顾,减少信息的遗漏。
3. 非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是通过肢体语言、表情和姿势等方式传递信息。
在行政管理中,非语言沟通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和情感。
三、协调的重要性协调是不同部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协同合作、共同努力达成共同目标的过程。
在行政管理中,协调是保持组织高效运转的关键。
协调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利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通过协调,可以确保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 促进团队合作:协调可以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
通过协调,可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
《论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篇一一、引言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下,个人信息成为了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话题。
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已成为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引发了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等多方面的问题。
行政法作为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就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提供参考。
二、个人信息的定义与重要性个人信息指的是能够识别出特定个人或可与其他信息相匹配的个人信息。
它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联系方式等敏感信息。
个人信息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力,一方面,个人信息的正确利用可以为人们提供便利和价值;另一方面,不当使用或泄露个人信息可能导致个人隐私被侵犯、财产损失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三、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必要性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事件频发,对个人隐私和权益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加强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行政法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它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立监管机构、实施行政处罚等手段,确保个人信息的合法收集、存储和使用,同时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
四、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现有法律框架目前,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已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
例如,《网络安全法》规定了网络运营者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要求;《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原则和责任;《刑法》也对侵犯个人信息等行为进行了刑事处罚。
此外,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法律支撑。
五、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措施与建议(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应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明确个人信息的定义、范围、收集和使用原则等,同时加大对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处罚力度。
此外,还应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确保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和全面。
摘要: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是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冲突。
其实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可以协调。
协调的原则应当是公共利益优先,兼顾个人利益,即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优先,兼顾个人信息保护。
关键词:个人信息;冲突;协调;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08)03-0069-03论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与协调肖登辉(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一、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从2006年9月2日起,广东省开始实施《广东省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
按照规定,旅客在宾馆内住宿,宾馆必须在3小时内将旅客身份信息上传到宾馆附近的公安机关。
否则,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将责令其整改,逾期不整改,宾馆将受到1000~5000元的处罚。
在实际操作中,星级宾馆会在4小时内上传住客个人信息。
为了有效保护住户隐私权,酒店方面有其操作的既定规程,如酒店的总机一般是接到询问电话时,首先认真地问清楚被询问人的姓名和性别,核对无误后再直接将电话转入房间,让房内的客人亲口告诉询问者他所在的房号。
目前经营旅馆必须按规定安装使用经公安部检测合格的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系统软件由公安机关免费提供。
新建旅馆不安装这一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将不能领到特种行业许可证。
广东目前已有很多旅馆安装这套管理系统,暂时还没有安装的主要是一些三星级以下的旅馆。
那么,这些宾馆会因为没有该项管理信息系统而缺乏有效的监管。
在电脑上登记旅客信息会不会造成旅客信息泄露?这是许多人最担心的事情。
新规定明确指出:除了国家侦查机关办案需要外,旅馆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泄露旅客身份证件信息和技术防范监控信息。
警方表示,公安机关获取旅客身份信息,是为了治安需要,不会造成旅客个人信息的泄露。
上海和重庆等公安机关也实行了类似广州的住宿联网登记制度。
透过住宿联网登记制度,我们可以发现,在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存在冲突。
一方面,行政机关为了治安需要而收集公民的个人信息;另一方面,公民担心个人信息泄露,要求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
这是我们容易看到的表面现象。
那么,这种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呢?这种冲突能不能协调?如果能够,协调的理论前提何在?协调的原则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二、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个人信息保护冲突的实质从表面上看,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是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冲突。
但其实这只是表象,潜藏其下的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这是因为,行政权力与相对人的权利所追求的分别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其实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日本著名公法学家美浓部达吉认为,法是人类利益的规律。
“法,就其内容说来,一面是意思的规律,一面又是利益的规律。
意思的规律,是法的形体,而利益的规律,则是法的目的......”权利是法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因此,权利离不开利益。
“法律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权力同样也是获得利益的重要手段。
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
什么是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
按照《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pub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
首先,公共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相关。
因为公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
其次,公共利益意为“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
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
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众除了消费公共物品之外,还大量地消费私人物品。
反之,公共利益则应该代表公众利益,否则它就失去了依托而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
第三,公共利益存在于个人利益之中,它的实现离不开个人利益的实现,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有机总和,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
最后,公共利益并不是虚幻的不可琢磨的东西。
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
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
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认为:“‘公共利益’并非恒定,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并且在其所处的时代中充满冲突。
尤其在当今国家事务多元化的时代,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以及发生利益冲突时如何选择重点,总是疑问丛生。
”陈新民教授认为,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正面价值评断的概念,“必须以一个变迁之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因素及事实,作为考量该价值的内容。
尤其,在民主及法治国家,对于公益价值之决定,更须以法的角度来予以充实。
”公共利益的“最特别之处,在于其概念内容的不确定性”。
具体而言,包括“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
“公共利益”在立法中的表述过于概括、粗略,导致公共利益容易被误用或滥用,所以学者们总是不惜笔墨、费尽心思去界定公共利益,并力求将其与一些相近的概念(如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共同利益、政府利益等)区分开来,在实践中,最容易混淆的是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政府往往充当公共利益的化身,借公共利益之名恣意扩张与滥用权力吞噬个人利益,其结果是政府及其官员获利,公民个人利益受损,真正的公共利益落空。
概而言之,公共利益是公众的利益,政府只是公众的代表,而不是公众本身,因此,从本体上说,不能简单将政府利益归结为公共利益。
尽管从政治角度讲,政府没有自身的利益,政府的利益就是公众的利益。
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并非抽象地存在,而是由庞大工作人员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奖金和福利的增加、政府设施设备的更新和改善,乃至政府不同部门的“部门利益”和不同层级政府的“地方利益”,都充分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自身利益是客观存在的。
实践中一些违法行政问题的产生,恰恰是错误地把公共利益简单地等同于政府的利益。
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政府本身存在自补性。
政府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也存在“与民争利”或借公共利益之名而谋求自身利益的现象,这就会导致权力的异化,即政府行使权力走向了法律赋予该权力的目的的反面。
因此,必须将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区分开来,公共利益不能由政府随意认定,而应通过公共意志的表达进行确定,并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与机制,保障政府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内在一致性,防止公共利益被政府盗用、误用与滥用。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整体上或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实际生活中往往存在冲突。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具有斗争性或者对立性,这种特点“是指它们互相离异、分化和制约的运动或趋势”。
从个人利益中分离出来的利益组合成为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产生之后就具有相对独立性。
当公共利益过度膨胀时,个人利益就可能受损;同时,每个社会成员总是反对从自己的个体利益中分离出公共利益,总是希望能从公共利益中多分得一份利益。
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个人利益还是共同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也就是说,这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是他们本身应该在这种分离的界限里活动,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民主制中。
另一方面,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的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
这段话实际上道出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对立的形成过程。
当代西方学者米尔恩也承认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这种冲突。
他说:“一个人所属的共同体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的确是他的自我利益所在,但是,一个共同体应该以一种使所有成员尽可能好地生活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则不是他的自我利益所在。
他个人的自我利益所在,是这个共同体应该以一种使他和他的亲朋好友尽可能好地生活的方式继续存在。
就他的自我利益而言,与他没有个人关系的伙伴成员的命运是无足轻重的,只要他们不制造麻烦就行。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关系,是行政法耐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然而,行政法的价值目标并不是为了激化这种利益冲突,而是为了平衡这种冲突,使其恢复一致,促进利益关系的一致性。
行政法是调整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法律部门。
就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冲突来说,是由行政法来消除、平衡和恢复一致的。
在行政法规范的制定中,国家应平衡利益冲突,并加以确认。
在行政法的执行中,国家通过认定社会成员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否符合行政法规范,并对违反者予以制裁来解决冲突。
在行政法的适用中,国家通过对行政行为是否真正符合行政法规范,并对违反者予以撤销和变更及赔偿来消除冲突。
因此,利益冲突关系的存在,并没有改变行政法的目标,而只能说明行政法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
三、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冲突的协调尽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但是二者仍然是可以协调的,这是因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此,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可以协调。
基于不同的目的所在,在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协调的原则应当是公共利益优先,兼顾个人利益,即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优先,兼顾个人信息保护。
这是因为,“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一矛盾体中,公共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个人利益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居与受支配地位。
”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除了正义之外,公共利益是法的另一个目标……人类不完善性使法所有的三个价值:公共利益、法的安定性和正义,在法律中不是总能和谐统一,所以我们只能权衡……”英国学者米尔恩指出:“共同体的每个成员所负有的一项义务就是使共同体的利益优先于他的自我利益,不论两者在什么时候发生冲突都一样。
”行政法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冲突的消除,是通过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方式来实现的。
但这种冲突的消除,并不是通过消灭个人利益来实现的,而只是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
这种冲突的消除,也并不能阻止新的利益冲突的发生,而只是使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