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腊古典人文主义的内涵与特质
一提起人文主义，人们总会想到文艺复兴，认为人文主义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文化思潮，甚至认为两者具有同一性。
它的主旨是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分析和探究，对人给予理性的教化和培养，对人们如何更好地生活给予精神指导。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人是城邦的动物。
城邦个体公民的福祉取决于城邦的兴衰，城邦的兴衰取决于道德的兴衰，道德的兴衰取决于城邦公民灵魂之善恶。
因此，希腊人文主义者全部激情的焦点在于对灵魂的塑造、对心灵的关切以及培养人的理性的高贵，以实现理性基础上的个人与自身、个人与城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
古典人文主义的初衷是解决雅典城邦危机，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它确立了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原则，创立了一种理性精神的美。
这种普遍性原则使希腊人文精神不仅属于希腊民族，而且成为了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持续。
（一）希腊人文主义是在对人性的探究与思索中逐渐形成的，其对人性的基本理解是身与心、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其对人的基本理想和总的追求是塑造身心俱美的人，既是世俗的，又是神圣的。
诗人荷马无疑是希腊人文主义之父。
令诗人永垂不朽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古代希腊被看成是智慧的宝库。
荷马是当时许多游弋在希腊各地的行吟诗人之一，之所以至今依然不朽，在于他把各种各样的传说、神话，通过自己富有诗意的想象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荷马笔下的希腊人生命纯朴、热烈、奔放而自由，在自然的天性中尽情享受生命的愉悦。
荷马对躯体的健美、相貌的俊俏、欢宴的场景、感官的享乐真是不惜笔墨不加掩饰，史诗充分展示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无拘无束。
荷马不愧为是人性美的讴歌者、颂扬者和倡导者。
荷马的人文主义集中体现在神人关系上。
荷马的诸神既有神的特性，又与人同形同性，有人间的喜怒哀乐，有时很难区分到底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还是希腊凡间的人。
也许这正是诗人的理想，要按照神的样子塑造人：既有人性的丰满与热烈，又具有神的力量与克制。
荷马史诗中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元素是希腊人不竭的泉源，但荷马的人文主义更关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在这一时期，人类理性刚刚走出襁褓，只显露出微弱之光，非得借助神力才能唤醒。
作为深刻影响欧洲文明传统的希腊古典人文主义，不是仅由希腊的神话、诗歌、悲剧来完成的，荣誉的花冠更应属于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
（二）希腊历史进入古典时代的标志是希波战争的胜利。
任何战争的胜利本身都是值得欢庆的。
希波战争的胜利对于希腊的伟大意义除了在于其结果决定希腊人是做奴隶还是做主人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影响——成功抵制了东方专制政体向西方推进。
此后希腊，特别是雅典，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希腊人文主义的理性智慧诞生在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鼎盛时期，完成于雅典城邦由强盛转为危机时期。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典人文主义的发明者、完成者、完善者。
众所周知，希腊文化一转而至于哲学便开出了异常绚丽的花朵。
荷马以来的希腊文化到了苏格拉底时代发生了转向。
荷马为希腊人发明了一个神的世系，要在神性中发现人的理性，这种理性往往表现为“神异奇迹”。
任何文明的起源首先是宗教，希腊也不例外。
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尊敬。
正如西塞罗所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
由于专注于人事，苏格拉底不但实现了由神界向人界的转向，更进一步地完成了对人的本身的转向，即关注点由人的外在的感性对象转为内在性的灵魂。
苏格拉底确立了一个原则，灵魂的善对于人来说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苏格拉底为了雅典人能过上有德行的幸福生活(灵魂的善才是幸福)耗尽了一生的激情和智慧。
就在对他执行死刑的时候，他还在教诲人们不要只专注于尽力获取金钱、名声和荣
誉而不注意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
他劝谕人们不要“把实际利益看得高于精神和道德的良好状态”。
苏格拉底是道地的人文主义者，他用他的思想和行为铸就了西方理性的典范、人格的楷模——“一个恬静的、虔诚的道德形象”。
希腊精神在苏格拉底这里发生的转向同时也是世界精神的转折点。
此后，理性精神像基因一般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和精神的传统里，尽管时代不同会给出不同的解释。
柏拉图沿着苏格拉底的方向继续前行。
他是苏格拉底学说和思想的忠实记录人和继承人，并在继承中发展和超越了他的老师。
苏格拉底在讨论城邦与人的关系时，重点认为城邦个体公民自身、个人灵魂的善和理性节制是城邦正义的基础。
柏拉图的关注点首先在城邦本身，以城邦政治和伦理哲学为中心。
哲学思想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城邦国家是古典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
在古代希腊，城邦共同体是公民身份的基础，失去城邦身份，甚至不能称之为人。
个人不能单独生活，不能单靠个体力量达到自足，因此城邦共同体的公共秩序和共同精神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确立正义或善之普遍性原则也就是确立了城邦正义或善的普遍性标准，同时也为城邦确立了道德和价值方向。
但是，怎样实现城邦的正义?节制、勇敢、智慧的品质从何而来?柏拉图认为：“除了来自个人而外城邦是无从得到这些品质的。
”个人的这些品质又从何而来?这进一步的追问直逼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人的教化。
教化就是在善之普遍性指导下，对人施以教育，培养与陶冶人之为人的性情，使其具有城邦所需的道德品质。
教化是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对人的理性的培养和灵魂的塑造又是教化的核心。
在柏拉图看来，肉体及感性存在是暂时的、变动不居的、有死的，而灵魂是永恒的。
但灵魂的永恒性不是自动产生的，只有当灵魂摆脱了外在欲望的诱惑，处于澄明、宁静的境界，灵魂的理性部分才能区分判断什么是正义与不义。
才能认识把握真正的善和真理。
灵魂通过精神而达到不朽。
（三）
古典人文主义既热爱生活，更崇尚理性。
身与心、灵与肉、理智与情感在这里处在理性支配下的和谐状态，是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和谐统一。
希腊化时代的罗马全面吸收希腊文化的各个方面，从政体制度到艺术作品。
似乎要把整个希腊搬过去。
但是罗马人不得希腊文化的精神要领。
他们有技术，却没有科学精神；他们引进艺术品，但缺乏艺术精神。
在希腊的神话、史诗、悲剧、雕塑等文学艺术中对美的描绘与讴歌是永不衰竭的主题，但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告诉人们这些美虽然是必需的，惟有灵魂的善才是最高的美。
在罗马，由于没有一个精神世界的普遍原则，希腊的美在这里剥去了神圣的一面，走向了它的反面——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
当罗马足够强大之后，整个帝国陷入了庸俗的物欲与肉欲之中
文艺复兴把人从上帝的世界中解放了出来，重新确立了人的世俗地位，充分肯定人的世俗欲望和感性追求，明确提出要“回归古代”、“回归人性”。
古代希腊文化中所包含的感性化原则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又得以重现。
在雕塑与绘画中张扬人体的力量与俊美，在文学作品中用粗俗不堪的语言描写肉欲之欢，以对抗基督教对肉体的扭曲、丑化与诅咒。
文艺复兴对消解神权、确立人权、重建人的价值与尊严以及对思想束缚的解放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它是一个解神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凸显人的世俗性诉求。
人不再为上帝而活着，活着也不再是为死后的世界做准备，应该尽情享受和追求此生的尘世的快乐。
因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特质是世俗的、感性的，至少不是那么节制。
人文主义一词所表示的理想是个人可以修养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得到克服而与同胞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
考察了古希腊以及其后的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西方近现代各个时期的文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惟有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最接近于实现人与自身、人与同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理想。
古希腊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熟知的达到最高完善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