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作为一名即将成为语文教师的师范生，陈寅恪教授执着于钻研学术和传道育人事业的一生带给了我无尽的感动和启示。
一、学海沉浮
陈寅恪出身于世家，祖父官拜巡抚，父亲也是诗文名家。他从小受诗文熏陶，熟读经书典籍。而后，他又积极前往海外，漂泊留学十六余载。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在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重要发大都源于此。
令人惊讶的是，陈寅恪学识渊博，国外留学十六年却是半个学位也未拿。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也只留下几本笔记。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至今仍是美谈。
1926年8月，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时年37岁的陈寅恪已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王国维自尽后，梁启超也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四大导师”纷纷离散，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院也随之解散，此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吴宓在其文集中写道：“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先生伤心过度而致眼疾，治丧完毕，先生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坚决不受，辗转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
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战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其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眼失明。正在学术高峰期的陈寅恪只能带着目难明视的痛苦钻研学术、传道育人。
翌年，陈寅恪来到广州，彼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广州尚未解放。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寅恪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中大迎来了史学大师陈寅恪。
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幸免。大字报对其口诛笔伐，有学生发难，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更有人称其“误人子弟”，这深深刺痛陈寅恪的心，他愤而致书中大校长，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从此告别讲台生涯。
后来，“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
盖。后先生全家被赶出东南区1号，惨居一平房之中。
1969年10月7日，一生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历程。妻子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两人离世相隔仅45天。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的骨灰落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墓茔左侧长条石上刻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的字样，右侧扁形石上刻着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陈寅恪一生奉行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1929年陈寅恪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作的墓志铭，在70多年后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二、轶事及启示
陈寅恪遇事坚定顽强，处事严谨认真。当年眼睛看不见，陈寅恪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且坚决。一个瞎子被评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备了三个助手，这些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
先生备课的细致也令人动容，陈先生又转到岭南大学教书，他的女儿在回忆录中这样说：“父亲备课、上课发给学生的讲义主要是讲授时援引的史料原文，这些史料都是从常见史书中所摘取，至于如何考证史料真伪，如何层层剖析讲解这些材料，而不断章取义、歪曲武
断，做到水到渠成地提出他的论点，则全装在自己脑中，未见他写过讲稿。”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当年岭南大学历史系仅有三位学生，而选读陈寅恪课的学生仅有一人。尽管如此，每逢上课以前，陈老师必叫助手读一遍讲义给他听，上课时还要穿着整齐。他的课，就算只有一个学生听课也会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流传说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这样做不但体现了他对文化的尊重也正是对传道授业的尊重。
后来因视力原因，陈寅恪就在家中上课，家中阳台就是课堂。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用基本不带方言的普通话带领学生在历史中穿梭遨游。1955年进入中大历史系的刘凯隆这样写道：“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那便当做临时课室使用，靠窗那边安排十来张桌椅，课椅当面放一张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陈先生便在这里为后学展开了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
陈寅恪先生两次任教于清华园，他所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正是在那时提出的。“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而他也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