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第３期・学术动态・关于我国货币一体化的研究综述＊◎彭小发刘纪显（广东商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３２０）陈志英（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广东广州５１００４０）［摘要］货币一体化是目前国际金融方面的一个逐渐升温的话题。
中国两岸四地的货币一体化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是东亚乃至整个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基础。
本文综合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试图勾画出这一问题研究发展的轨迹和轮廓，以期对我国货币一体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点线索。
最后，本文对国内有关货币一体化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货币一体化可行性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中图分类号〕Ｆ８２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０６）０３－０１３９－０４＊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项目资助（５００３９８０）；中国博士后基金应用经济学科项目（２００５０３７１５９）。
随着欧元区的成立和不断完善，货币一体化逐渐成了热门话题，有不少学者都在探讨这一问题。
目前，在中国境内使用的货币有人民币、港币、澳门元和新台币四种。
“一国四币”现象的存在，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如降低了货币交易的效率、增加了汇率风险等。
随着中华经济圈的不断发展，两岸的经贸往来不断地拓宽和加深，将四种货币一体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将货币一体化的含义分成三个层次。
一是指区域货币合作，即有关国家在货币问题上实行的协商、协调以至共同行动，它在合作形式、时间和内容等方面都有较大的选择余地。
二是区域货币同盟，这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深入发展，指通过法律文件（共同遵守的国际协议）就货币金融某些重大问题进行的合作。
三是最优货币区，它是货币一体化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其特征是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名义比价相互固定；具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作为各国货币汇率的共同基础；主导货币与成员国货币相互间可充分自由兑换；存在一个协调和管理机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主权受到削弱（姜波克，２００１）。
一、货币一体化的规范研究货币一体化规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最优货币区（ｏｐｔｉｍｕｍ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ｒｅａ，ＯＣＡ）理论。
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早，至今已有４０多年的历史。
这一理论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日益完善。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
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也随着整个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
１．单一标准罗伯特・蒙代尔（Ｍｕｎｄｅｌｌ，１９６１）提出以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认为如果两个地区之间生产要素流动性高，就能够无须通过汇率而通过要素的流动来消除经济冲击，这样两个地区就适宜组成一个货币区实行单一货币；反之，若两个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性低，就不能实行单一货币，须运用两地之间的货币汇率来消除经济冲击。
麦金农（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１９６３）在蒙代尔的论文基础上，通过分析汇率浮动对小国开放型经济体和大国经济体的不同影响，认为经济开放度越高的经济体，越适宜建立相对封闭的通货区。
凯南（Ｋｅｎｅｎ，１９６９）提出以产品多样化程度作为形成一个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他认为，一个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出口产品也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制下，少数出口产品需求的下降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太大影响；一个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的出口产品也比较单一，如果某种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就需要汇率作较大幅度的变动，才能维持原有就业水平。
根据凯南的分析，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应实行浮动汇率，成为独立的货币区；而几个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间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货币区。
英格拉姆（Ｉｎｇｒａｍ，１９６９）提出金融一体化的标准。
他指出，为了解决货币区的最优化，就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的一切不利变化，从而避免了汇率的不必要波动。
同时指出，如果金融一体化不充分，在长期项目上国家间利率结构比存在显著的差别。
此外，还有哈勃勒（Ｇ．Ｈａｂｅｒｌｅｒ，１９７０）和弗莱明（Ｊ．Ｍ．Ｆｌｅｍｉｎｇ，１９７１）提出的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为标准；托尔（Ｔｏｗｅｒ，１９７６）和威莱特（Ｗｉｌｌｅｔｔ，１９７６）提出的政策一体化标准。
２．复合标准汉森（Ｊ．Ｄ．Ｈａｎｓｅｎ）和尼尔森（Ｊ，Ｕ．Ｍ．Ｎｉｅｌｓｏｎ）认为货币联盟的实现取决于外部冲击的频率和特征，成员国内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的流动性。
雷曼（Ｓ．Ｓ．Ｒｅｈｍａｎ，１９９７）归纳了五个方面的标准：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价格工资的灵活性，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财政一体化。
３．成本—收益分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最优货币区理论关注的焦点则从最优货币区的衡量标准逐步转到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效应分析上来，统称为现代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的分析，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可归纳如下：（１）降低交易成本；（２）促进经济政策的一体化；（３）降低高通胀率。
而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则包括：（１）单个国家失去了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权；（２）国家财政政策的决策权会受共同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限制；（３）有可能加剧失业；（４）有可能恶化本已存在的地区失衡。
二、货币一体化的模型与实证研究货币区是否最优取决于它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和价格弹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和——消费的多样性、通货膨胀相似性、财政一体化程度、政治一体化程度以及冲击对称性，具备上述特征可以减轻经济冲击对货币区各成员产生的不对称影响，或者有助于内外均衡的恢复，从而降低经济体对名义变量调整（包括货币供给和汇率）的依赖。
经济冲击指造成经济运行偏离其均衡状态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包括需求冲击、供给冲击、货币冲击等等。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随着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研究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经济冲击对称性方面，经济冲击的性质成为判断是否构成最优货币区的最重要标准。
ＣｏｈｅｎａｎｄＷｙｐｌｏｓｚ（１９８９）率先利用产出（ＧＤＰ）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冲击的对称性问题。
之后Ｐｏｌｏｚ（１９９０）等学者通过考察实际汇率变动、股票价格变动（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０）等相对价格变化，或者劳动力流动性（Ｄｅｇｒａｕｗｅ和Ｖａｎｇａｖｅｒｂｅｋｅ，１９９１）、财政转移支付（Ｓａｃｈｓ和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１）等判断经济冲击的对称性。
但是上述方法都无法从变量的变动中区分哪些是经济冲击造成的，哪些是要素调整造成的。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和Ｑｕａｈ（１９８９）提出将经济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ＶＡＲ）方法，从而为研究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提供了更有力的方法。
Ｂａｙｏｕｍｉ和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６）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Ｖｅｃｔｏｒ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ＡＲ）方法，从根本上克服了上述几种方法的缺陷，把研究的重点推进到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上。
向量自回归模型是在自回归模型（Ａ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适合于对两个或更多个存在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做分析。
靳超、冷燕华（２００４）构造的ＶＡＲ模型为：△Ｘｔ＝Ｂｔ△Ｘｔ－１＋Ｂ２△Ｘｔ－２＋……＋Ｂｎ△Ｘｔ－ｎ＋ｅｔ＝（△Ｐｔ，△ｙｔ，△ｉｔ）Ｔ，误差项ｅｔ＝（ｅｐｔ，ｅｙｔ，ｅｉｔ）Ｔ，△Ｐｔ、△ｙｔ、△ｉｔ分别表示价格的变化率、收人变化率和利其中△Ｘｔ率的变化率，并且这些变化率均采用对数差分的形式获得来剔除短期影响，考察相对长期的变量变化。
其中价格、收入和利率分别用ＣＰＩ指数、名义ＧＤＰ和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衡量。
然后，作者通过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３年的数据，对内地和香港实现最优货币区进行了实证分析。
通过对名义经济指标相关性和经济冲击相关性的研究，作者得出如下结论：（１）两地的供给冲击弱相关，但是大于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的相关度，所以可以说两地在实际经济变量上呈现相对更强的相关性或对称性。
（２）需求冲击呈现的负相关证明在短期名义波动上两地有相当程度的不对称性，反映了两地的经济结构、规模的差异性。
（３）在市场化程度方面，内地要远落后于香港，这会对货币一体化形成一定的阻碍。
另外，李心丹、刘瑛、刘铁军（２００３）也曾通过ＶＡＲ模型对内地和香港能否构成最优货币区进行了类似的实证研究。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１）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供给冲击具有一定的对称性。
（２）内地和香港之间的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具有不对称性。
三、我国货币一体化的现实分析（一）可行性分析目前，大部分学者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述此问题：一是从基本理论出发，列出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充分条件，并将我国的现实情况用数据加以量化，逐一验证；二是对于货币一体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列出得失，衡量轻重，再加以选择。
１．基于理论的实证分析根据货币一体化的经典理论，要实现货币一体化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或者说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蒙代尔、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一系列的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有：要素流动程度、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通货膨胀率和政策一体化程度等。
朱孟楠和陈硕（２００４）从经济层面的相似度和货币层面的融合度以及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出发，选取了ＧＤＰ、产业结构比率、经济开放度、失业率、汇率、财政赤字、消费物价指数等指标逐一分析比较。
何问陶、黄莹（２００５）从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度、宏观经济趋同性、财政状况的趋同性四个标准进行论述，每个标准再分别选取不同的指标展开分析。
曾庆宾和刘明勋（２００４）则对经济开放型、产品多样性、要素流动性、金融一体化、经济趋同标准等进行了研究。
２．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也是研究构建单一货币区的可行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直观上来说，如果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本大于收益，那就不可行；反之，则可行。
当然，大部分收益和成本都是很难量化的，甚至连粗略估计都是难以做到的，比如说经济影响力提高带来的收益，制度差异引起的成本。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去研究问题。
黄燕君、赵生仙（２００３）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他们列举的收益如下：（１）降低交易成本，消除汇率风险；（２）节约外汇储备，降低储备成本；（３）增加市场透明度，提高福利收益；（４）获取动态效率收益；（５）提升中国货币的国际地位。
成本如下：（１）货币转型成本和组织成本；（２）货币主权的丧失和铸币税收益的“损失”；（３）经济稳定的效率损失。
何问陶、黄莹（２００５）则从节省交易成本、促进区内贸易和市场的一体化、提高人民币的影响力来论述收益，从微观个体转换的成本和过渡期的准备费用和适应性困难来论述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