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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世界2012·7月下旬一、明清时期社会启蒙思想的产生背景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承接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特色，同时又开始出现现代文明思潮的萌芽。
在经历过盛唐以后，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个国家开始形成天朝上国的梦想，同时在明清时期的开放，特别是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对外传播活动的出现，使得中国不再是整个世界上的偏安一隅，它开始意识到盛唐以外的世界，开始意识到有国家与世界的意识区分。
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时间纵列上的承前启后，以及历史节点上的冲突与爆发。
任何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都必然深深的根植于这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种客观必然。
在明清时期，有盛唐时期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封建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天朝上国思想的趋势下，当时的明清社会虽然依旧沉睡在封建王朝的美梦里，但是与西方国家建立一种优势的伙伴关系已经成为明清时期政府普遍采取的对外交往政策。
在这种对外交往的环境下，当时的社会经济开始有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开始成为社会主流的经济形态。
经济水平的进步，带来了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开放，这种开放不仅仅体现指西方文化的进入，还包括对秦国一同天下以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各种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一种反思、探索与困惑。
道德观念的趋向、阶级矛盾的激化、皇权政治的进一步加强，明朝的贪污腐败，农民起义的不断盛行，满族的清朝统治，这是当时明清时期社会面临最重要的问题[1]。
清军入关，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以后，实际上是当时社会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这中间不仅涉及王朝替换，更是民族力量格局的一次大的调整。
在这一时期，清朝的统治者虽然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有了可以与贞观之治媲美的康乾盛世，但是历史的车轮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演进，经济的进步决定了封建社会的神龛必然会被掩埋，这其中变动的因素就是当时已经接受了先进文明教育的知识分子。
他们开始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人民的权力利益有了更多的思考，他们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理性的批判，针砭时弊成为当时社会启蒙思想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和启蒙思想得以扩展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宁波商帮”经世致用思想探源——以黄宗羲为中心关于“宁波商帮”经世致用思想探源——以黄宗羲为中心的论文报告一、宁波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宁波商帮的兴起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明末清初，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宁波港成为了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商业贸易逐渐繁荣。
这一时期，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宁波士商逐渐形成，其中一些商人兼具经商和文化素养。
他们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理念，即“经世致用”，强调商业不仅仅是为了谋取利益，更是为了服务社会。
在这种理念的引领下，宁波商帮的实力逐渐壮大。
二、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黄宗羲是宁波商帮发展的代表人物，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为整个商帮提供了引领。
他认为商人应该关注国家兴衰，注重人民福祉，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
他的思想对于中国商业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对今天中国商业文化的传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宁波商帮的商业特点宁波商帮以纺织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其中丝绸贸易占据了重要地位。
同时，宁波商帮的商业活动具有严格的道德和纪律规范，商人之间的信用评价制度相当完善。
此外，宁波商帮的商业活动还与政治紧密相连，商人担任地方官员的现象较为普遍。
四、宁波商帮的文化影响宁波商帮融合了儒家经典思想和商人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
其中，宁波商帮的儒家思想与商业道德相结合，成为今天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宁波商帮的书院文化也对整个地区的文化繁荣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宁波商帮的现实意义宁波商帮的发展历程以及“经世致用”思想的提出，为今天中国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今天的中国商业需要关注社会责任，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才能实现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
同时，也需要保持对于儒家经典思想的受益和传承，强化商业道德意识，推动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
六、案例一：宁波商帮的地方政治参与宁波商帮的商业活动与地方政治紧密相连。
比如，罗隆基即是一位兼任宁波府同知的商人，同时也是宁波商帮的代表人物。
黄宗羲定律名词解释黄宗羲定律，又被称为“黄宗羲定理”，是中国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关于赋税制度的研究。
其基本思想是，税赋过度集中会导致税源枯竭，而分摊赋税可以持续增加税源。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赋税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税赋初起时，开始征收于农业，并且税额有限，农民负担尚可承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税赋逐渐加重，而农业税的比重逐渐下降，商业税的比重逐渐上升。
当商业税的比重超过农业税的比重时，税源枯竭，国家财政出现困难。
黄宗羲认为，为了避免商业税过重导致税源枯竭，应当实行均输法、方田均税法等政策，将赋税分摊到土地和商业上，以增加税源。
具体来说，均输法是指国家通过均输机构，统一收购和运输地方土特产品，并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以增加财政收入。
方田均税法是指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肥瘠、远近等因素制定不同的税率，使税收更加公平合理。
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的主张为清朝初期的经济政策和税收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且影响了后世的财政改革。
同时，黄宗羲定律也具有普遍意义。
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税收来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税，而是涉及到各个行业和领域。
因此，如何合理地分摊税赋，避免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或领域，也是当今税收制度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此外，黄宗羲定律还启示我们，任何一种制度或政策的实施都需要考虑其长远的影响和后果。
如果只关注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可能会导致制度的崩溃和社会的动荡。
因此，在制定政策和制度时需要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思维。
总之，黄宗羲定律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上的税收制度演变规律，更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和政治智慧。
它告诉我们，在制定税收制度和政策时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和后果，以实现长期的稳定和发展。
同时，这种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的新思路和方法。
经世致用编辑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
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
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作品名称经世致用创作年代明清之际作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名称来源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目录1概述2简介3历史渊源4引用概述编辑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
《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
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
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经世致用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
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
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
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总结在清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总结如下。
政治方面，清代的政治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强调君主专制和礼教秩序。
封建制度和官僚体制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位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如“诛灭三逆”、“全面开源节流”等，加强了中央集权和行政管理，达到了政局稳定和国力强盛的目的。
然而，到了晚清，政治腐败和垮台的问题逐渐显现，清政府内外交困，造成了社会动荡和国家衰落。
经济方面，清代实行了封建农业经济，以农业为主导，商业和手工业相对较弱。
土地私有制得到巩固，封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农民处于剥削和压迫之下。
康乾盛世时期，由于改革开源和国际贸易的推动，国家财富大大增加，但到了晚清，财政困难和国际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逐渐显现，经济滞后和社会矛盾激化。
思想方面，清代的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兴盛了程朱理学，强调礼教秩序和君主专制。
同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学派别，如宋濂的经世致用派、顾炎武的直言质疑派等，尝试从西方学问中寻找国家救亡的道路。
但整体上，清代的思想还是保守主义的，对于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持较为守旧的态度。
文化方面，清代的文化以古文为主导，儒家经典和古典文学得到推崇。
诗词、戏曲、绘画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康乾盛世时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化人物，如黄宗羲、钟惺等。
然而，到了晚清，由于社会动荡和政治压制，文化创新和学术探索受到了限制。
总体来说，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权，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虽然清代有一些成功的政治和经济举措，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矛盾。
清朝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的开始。
黄宗羲的经济思想黄宗羲〔1610.9.24-1695.8.12〕，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
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
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
“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
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黄宗羲为学领域极广，成就宏富，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释道无不涉猎，而史学造诣尤深，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
他身历明清更迭之际，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
他论史注重史法，强调征实可信。
在哲学上，认为气为本，无气则无理，理为气之理，但又认为“心即气”，“盈天地皆心也”。
在政治上，他从“民本”的立场深刻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不如无君，主张废除君主“一家之法”，建立万民的“天下之法”。
他还提出以学校为议政机构的设想。
他精于历法、地理、数学以及版本目录之学，并将其所得运用于治史实践、辨析史事真伪、订正史籍得失，多有卓见，影响及于整个清代。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黄宗羲的启蒙思想完全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空前绝后，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生平可以总结为：为父鸣冤，庭锥奸党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
黄宗羲工商皆本的思想
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
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
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
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解读】明代中期以后，工商业发展较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统治者对此不是加以引导，而是重提“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禁止。
黄宗羲的这段话是在对“崇本抑末”进行新的诠释，旨在批评“世儒”不了解圣王崇本抑末的思想，但不是要谈经济问题。
其中的“本”有两种理念：一种是在意识形态中与“巫”、“佛”相对的“儒教”，一是在经济领域与“末业”相对的“本业”。
“故治之以本”的本指的是儒教；“治之以末”的末是指巫、佛之类。
“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是推崇儒教，反对巫佛，而不是要抑制工商业。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是说当代儒臣不了解圣王崇本抑末的真谛，认为工商是末，而妄议抑制，这是不对的。
手工业者是圣王想要招徕的，商人也是圣王所需要役使的。
因为手工业和商业都是本业。
他最后明确地说“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说明在他看来，工商业本来就是本业。
黄宗羲认为工商皆本业，都应该重视。
他对“世儒”的批评也反映了当时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现实。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述评（提纲）提纲：1.黄宗羲思想产生的背景(1)明清时期，沿海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2)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加强和社会矛盾空前恶化,黄的思想有和传统民本思想不同地方是黄主张限制君主的权力，指出君主的绝对权力是一切伤害百姓的根源，主张废除专制，建立平等的人权，这同西方的某些哲学家的观点有相近之处，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强调的是为百姓作事作个好官就是目的了，这将直接导致官僚体制的加强和膨胀，而要求官僚本身提高道德修养来更好的为民作主更是空想。
道德治国是这种思想的直接说明。
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实施和作为治国的理念，治标不治本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权力监督机制，国家官僚腐败是必然的,人民也不能真正获得民主权力而改善地位2.黄宗羲的主要政治主张(1)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君已矣”和“君为天下之大害”(2)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3)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4)批判旧儒学的封建“君为臣纲”的思想3.黄宗羲思想与伏尔泰思想的简单对比伏尔泰思想(1)强调天赋人权，大胆揭露旧制度的弊端。
(2)宣扬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批判天主教会和专制制度，反对等级(3)特权和不平等现象。
(4)他还认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
4.黄宗羲思想的评价、历史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1)他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的反专制斗争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2)他的主张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要求，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封建制度的衰落。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述评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杨韬黄宗羲是一个拓荒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民主启蒙思想,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这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骄傲,而且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瑰宝。
黄宗羲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非君的民本思想。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传统的封建理论都认为国家是君主的个人财产，是上天赐予君主的。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君主可以“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黄宗羲经济思想简论作者：黄忠晶来源：《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03期摘要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深入探究了人民的税负问题、货币问题以及剪除陋习问题，认为：如果实行井田制应该注意避免税负三大害；明代货币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与其政治背景有紧密联系；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必须去陋习、除蛊惑、革奢侈。
此外，黄宗羲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
关键词黄宗羲；田税；货币；剪除陋习；工商皆本中图分类号B2493文献标志码 A黄宗羲对于明代社会经济问题有着十分深入的探究，他关注的中心是人民的税负问题、货币问题以及剪除陋习问题。
一、田税黄宗羲首先指出人们一种普遍的误解：古代是什一而税，到了汉代初期是十五而税一。
汉文帝、景帝时是三十而税一。
这样看来，好像汉代的税负比上古三代时期轻了许多。
后来的统治者认为，汉代的省税薄赋，不是通行长久之道，应该回到三代古法中去，实行什一之税。
黄宗羲指出，事实并非如此。
三代实行井田制，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
由君王授予农民耕种。
农民交给君王的赋税，只是那个大家(通常是八户之家)合起来耕种的处于井字“口”中的“公田”收入，而属于自己一家耕种的“私田”收入是不交税的，全部为自己所有(这里的公、私之分，不是指土地的所有权，只是指收入分配性质的不同)。
这个交给君王的“公田”的收入，称为什一之税。
而自秦以后，“井田既坏”，没有什么公田、私田之分，“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又从而赋之，虽三十而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也”(《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以下只注篇名)。
自秦以来，农民耕种的所有土地都要交税，这个税收比例即使是三十而税一，与井田制情况下的什一而税相比，不见得更轻一些。
按照黄宗羲的估算，三十而税一，是“以下下为则”，即以最差的土地收入情况作为参照。
他认为这一税率是合理的：“下下者不困，则天下之势相安，吾亦可无事于缕分区别而为则坏经野之事也。
”(《田制一》)而汉代以后的统治者，以恢复三代之法为理由，将税率提高到什一。
“九州之田。
不授于上而赋以什一，则是以上上为则也。
以上上为则，而民焉有不困者乎!”《田制一》)由三十而税一改成由十而税一，这是以最好的土地收入情况作为收税标准。
这样一来，人民怎么会不陷入穷困呢?何况，“兵兴之世，又不能守其什一者；其赋之于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时之用制天下之赋，后王因之；后王既衰，又以其时之用制天下之赋，而后王又因之。
呜呼!吾见天下之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
也就是说，即使什一之税也不是统治者收税的极限，而只是起点，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加码，老百姓只能是越来越穷困、越来越没有活路了。
有论者就黄宗羲的经济思想指出：“黄宗羲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屯田，即恢复井田。
”其实黄宗羲首先关心的不是恢复井田制的问题。
他认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是否恢复井田制，而在于对农民的税收是否合理。
“儒者日：井田不复，仁政不行。
天下之民始敝敝矣。
”(《田制一》)黄宗羲不同意这些儒者的观点，他驳斥说：“孰知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田制一》汉代以来一直没有恢复井田制，而人民穷困的程度是每况愈下。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赋税一代比一代重。
就最富庶的江南而言，每亩地的赋税由三斗起一直飙升到七斗，七斗之外还有官耗私增。
而一亩地一年的收入不过一石，往往是全部缴给官府尚且不足。
导致这一悲惨局面的原因就是统治者“因循乱世苟且之术”。
如果有拨乱反正的王者，他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确定天下的赋税，回到“以下下为则”的办法，也就是实行三十而税一，这才真正合乎古代之法。
有人说，实行三十而税一会导致国家用度不足。
黄宗羲反驳说，古代天子自己直接占有的土地只在千里以内，诸侯的进贡也不到其收入的十分之一；而现在君王所收各郡县的赋税要占各郡县收入的十分之九以上。
黄宗羲反问道：古时只要诸侯十分之一的收入就足够了，怎么现在征到十分之九的收入仍嫌不足呢?在井田制是否可能恢复的问题上，黄宗羲就当时的屯田情况作了说明，认为是有可能恢复的，但认为不需要也不应该采用夺民自有之田来实行井田制的做法：“天下之田自无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之纷纷，而徒为困苦富民之事乎!”(《田制二》)有论者评论说：“在明清之际，当资本主义萌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的情况下，地主占有土地，如果进行资本主义式的经营，自然应当为之辩护；如果仍然用来进行高额的封建地租剥削，则不合时代的要求而应给予否定。
黄宗羲没有为新式经营地主呼吁，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主张并不是进步的。
”事实上，黄宗羲不过是在讨论井田制是否可行，以及是否一定要采取剥夺富民土地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为地主土地所有制辩护。
据他统计的数据，各州县之内官田约占十分之三，可以直接用作授田。
根据当时的人口，按照每户授田50亩(相当于周代的百亩)计算，还有余田17032万多亩。
既然如此，就不须采用剥夺富民之田的方法来实行井田制了。
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国家动荡，不造成“授田之政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田制二》)，本来是想为人民做好事，结果可能有害于民。
在田制问题上，黄宗羲最关注的仍然是赋税方面的问题。
所以，在讨论了井田制是否可行后，他设问道：“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日：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
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田制三》)他详细说明了如果实行井田制应该注意避免的三大害。
首先是积累莫返之害。
黄宗羲在这里解说了被后人称为“黄宗羲定律”的经济现象。
概言之，就是变换手法，重复征税。
黄宗羲指出，统治者重复征税的方式就是合并税种，改变税收名称，使人误以为原先的税种没有包括新增加的税。
这样滚雪球似地发展下来，其税收已经高到人民没有活路的地步。
最后他感叹说：“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
”(《田制三》)因此他认定，如果实行井田制，必须完全抛弃以前的税收规定。
授田于民，即实行井田制的，按照什一的标准征税；没有实行井田制的。
按照二十而税一的标准收税。
出兵养兵的赋税则按照户口摊派，与田地无涉。
这样一来，国家的用度自然充足。
又何必实行暴税而让百姓没有活路呢?其次是税非所出之害。
到明代，除漕粮以外，所有的赋税都要折算成银交纳，甚至连历代都不折算的谷米也要折算成银。
这样一来，“天下之银既竭。
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天与民以丰年而上复夺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为仇也”(《田制三》)。
所以黄宗羲说，如果圣王有了天下，一定要改变这种害民的交税方式，做到“其必任土所宜，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尔”(《田制三》)。
最后是田土无等第之害。
黄宗羲指出，民间田地价格的差别不小于20倍，而官府却按照同一个标准收税。
这样一来，那些贫瘠不毛之地，也得年年耕种，几乎没有什么收成。
本来一些贫瘠之地如果休耕一两年，也可以变成沃土的，但由于官府催租，不得不连年耕作，地力越来越枯竭。
如果实行井田制，新的做法应该是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土地以240步为1亩，中等土地以480步为1亩，下等土地以720步为1亩；此外，根据土地质量，再酌加360步为l亩和600步为l亩两种，共分为五等。
收税时，只是照这样计算下来的田亩数征收。
这样，本来质地参差不齐的各类田地，在税收上面就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从而使得“不齐者从而齐矣”。
黄宗羲的这些分析，都切中当时农业税收的要害问题，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富有教益的。
二、货币在论及货币问题时，黄宗羲提出：“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财计一》)有论者评论说：“黄宗羲不仅认为以银为税之害天下，甚至认为‘赋税市易，银乃单行，以为天下之大害’。
欲天下安富，非废金银不可。
否则‘当今之世，宛转汤火之民，即时和年丰无益也；即劝农沛泽无益也’。
他认为只要一废金银，一切社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当然，这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
因为那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恬谧宁静的社会，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陈迹，一去不复返。
而商品交换已有一定程度发展的明清之际，由金银来担任货币职能是历史的必然，是无法抗拒的。
”这一评论是对黄宗羲思想的极大误解。
在该论者看来，黄宗羲提出废金银，就是要废除货币，让社会退回到自给自足的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去。
这种批评并没有真正理解《明夷待访录》中的有关思想。
在《明夷待访录》中。
黄宗羲首先概述了中国货币发展史。
他指出，在唐代以前，除了交州和广州外，上面征收赋税，下面进行市场交易，一切都不用金银，而是使用粟、帛和铜铸的钱。
从宋代开始，有了以金银作交易的情况。
到了明代，铜钱只是用于小市，不入贡赋，主要的赋税、交易都用金银，而官府又封闭金银矿，偶有开采，则由太监主持，全部归于皇宫大内之中。
这就导致银力枯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豈其坏瘠与?曰：否。
不能为赋税也。
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
市易无资也。
当今之世，宛转汤火之民，即时和年丰无益也，即劝农沛泽无益也，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财计一》)。
由于统治者垄断了金银的开采权，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导致银源枯竭、银价腾贵，百姓无力交纳赋税，金银成为“天下之大害”，而得利者明代朝廷也，这就是黄宗羲提出废金银的理由。
这一思想是同他对君王为一己私利的批判相一致的，而不是要废除货币、退回到自然经济的社会中去。
接下来黄宗羲谈到废除金银后以何为钱币的问题。
一个是铜钱，一个是纸币。
他首先谈到制造钱币的原则：应该不图一时之利，而求久远之利。
一时之利是“以三四钱之费得十钱之息，以尺寸之楮当金银之用”；久远之利是“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财计二》)。
而后来的统治者，多是图一时之利而失久远之利。
明代未能让铜钱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黄宗羲一共找出了六条原因：“一曰惜铜爱工，钱既恶薄，私铸繁兴；二曰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制度不常；三曰铜禁不严，分造器皿；四曰年号异文；五曰行用金银，货不归一；六日赏赉、赋税，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
”(《财计二》)其中前四条是以前朝代也有的，后两条是明代独有的。
这样一来，在明代，铜钱只能在小贸易中起作用，无论是官府征收赋税，还是民间市场交易，都不依靠它，有钱跟没钱一个样。
然后他提出施行铜铸钱币流通的办法：“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京省各设专官鼓铸；有铜之山，官为开采；民间之器皿，寺观之像设，悉行烧毁入局；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一钱；制作精工，样式画一，亦不必冠以年号；除田土赋粟帛外，凡盐酒征榷，一切以钱为税：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
”(《财计二》)黄宗羲还探究了明代施行钞法而未成功的原因，并认为，这同样是由于统治者只图一时之利而造成的，其出发点是拿纸张换回金银，想做几乎是无本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