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执吴晗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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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学家吴晗⽣平简介 吴晗(1909年8⽉11⽇—1969年10⽉17⽇),原名吴春晗,字伯⾠,笔名语轩、⾣⽣等,浙江义乌⼈,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
下⾯是店铺为⼤家整理的近代历史学家吴晗⽣平简介,希望⼤家喜欢! 吴晗⽣平简介 吴晗(1909-1969)字⾠伯。
浙江省义乌县⼈。
1929年考⼊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学部预科学习。
1931年就读于清华⼤学历史系,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侧重研究明史。
抗⽇战争爆发后,应聘云南⼤学⽂史系任教授,1940年任西南联合⼤学历史系教授。
1943年在昆明加⼊中国民主政团联盟,任云南省青年部长。
1944年10⽉,当选民盟中央执⾏委员。
抗⽇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国统区民主爱国运动。
1946年10⽉任民盟华北⽀部委员、北平市⽀部主任委员。
1948年8⽉,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安排其赴解放区。
中华⼈民共和国成⽴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民政府⽂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市委员会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民代表⼤会代表,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7年加⼊中国共产党。
著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海瑞罢官》等,同时主编了历史、地理⼩丛书100多种。
因与邓拓、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化⼤⾰命"中被诬陷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领,1968年被投⼊监狱,1969年10⽉10⽇含冤去世。
1979年7⽉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平市委决定,为其彻底平反。
吴晗作品 吴晗原名吴春晗,1909年出⽣在浙江义乌,是中国⾮常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
他曾经在多所⼤学任教,有云南⼤学、西南联合⼤学、清华⼤学等,是⼀个很了不起的学者。
也曾经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
人物传记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何兆武①五四运动时,傅斯年先生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表现了深厚的学养和卓越的领导、组织才能。
当时他所主编的《新潮》杂志,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它正式揭开了我国在思想和文化上由传统大踏步而又不可逆转地进入近代化的序幕,其历史意义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傅斯年”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五四运动中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
②“五四”以后,傅斯年先生去德国留学,受到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以史料翔实、考订精赅为其学术研究特色。
回国后,傅斯年先生在北大任教,提出了“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
这条路线曾受到不少人的非难。
不过,傅先生的本意似乎并不是历史学止步于史料,而是主张历史学研究应该由史料出发,也就是说,没有史料就谈不上历史研究。
这和他的老师、挚友胡适先生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是一脉相通的。
他一系列的主要作品,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等,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声誉和地位。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即由傅先生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历史学与语言学合在一起,亦足见傅先生的学术路线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影响。
③傅先生是我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学研究的。
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是受到心理这一环节的影响而产生的。
一般的历史学家看问题往往只停留在社会分析的层次上,而绝少论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心灵深处,所以往往未达一间而功亏一篑。
《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反叛者最后是由于“内不自安”而谋反。
反叛有野心的一面,但也有反叛者内心受迫而扭曲的一面。
这就触及了当事者的内心或灵魂深处,而比单纯地论述背景与客观形势要更深一层。
④抗日战争后期,国内矛盾日益突出,国民参政会遂组织了一个延安访问团,团员似是六位参政员,傅斯年和黄炎培也在内。
在延安,毛泽东与访问团成员逐一谈过话,他与傅先生在五四时期当属旧识,大概也称道了傅先生在五四时期的功绩,而傅先生自称:“我们当日不过是陈胜、吴广而已。
先父闻一多二三事作者:闻立雕来源:《北方人》2020年第08期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父亲是人所共知的爱国诗人,爱国学者。
他不仅爱祖国的山川、草木、花鸟、屋宇,爱祖国勤劳智慧的人民,而且酷爱祖国悠久的文化。
他曾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
”清华是用美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学校里从校舍建筑至课程设置、规章制度等等均仿照美国那一套,其指导思想就是重洋轻中。
英语不及格必须留级;中文课内容少,分量轻,成绩优劣无所谓,不及格也照样可出洋留学。
清华如此,当时社会上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学校受西化、洋化思潮的影响,中文课的地位亦日趋下降。
父亲为此很担心,也非常痛心。
在《论振兴国学》的文章中,连连呼喊“呜呼!痛孰甚哉!痛孰甚哉”,号召清华的同学们“踞阜高吟”,齐心努力“葆吾国粹,扬吾菁华”。
受学校领导重洋轻中指导思想的影响,清华同学中有些人对中文系也满不当回事,轻者敷衍应付,重者调皮捣蛋,嬉笑胡闹,有的在课桌里放个青蛙,吓唬老师,有的跳窗逃课,有的出溜到桌子底下打盹睡觉,有的甚至在老师宣布考试,在黑板上刚把题目写出来时,就公然叫骂:“混账嘛!出这些哪能做得完?……”父亲对这种状况很看不顺眼,专门写了一篇《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予以批评谴责。
1922年夏,父親从清华毕业到美国专攻美术。
留学期间看到有些中国留学生竟然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是个中国人。
他对这种人十分鄙视。
留美的后期,他曾经在致好友梁实秋的信中讲到: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危险,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
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
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在这里,他对祖国的文化已经不仅是爱不爱的问题,而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自觉地要充当文化卫士,要捍卫和弘扬我们祖国的伟大而悠久的文化了。
后来,他经过不太长的过渡时期,就转而全力专攻中华古代文学了。
父亲如此重视和偏爱国学,他是不是拒绝或排斥外来文化呢?非也,他丝毫没有这个意思。
忆吴晗作者:黄裳来源:《读书》2008年第03期《吴晗全集》将要出版了。
从编者常君实先生来信中得知这个可喜的消息十分高兴。
同时又听到一个不免“荒唐”的建议,要我为《吴晗全集》作序,理由是和吴晗相熟、适合写序的人,已经没有了。
因此才想到了我。
读罢黯然。
吴晗长我十岁,他是前辈,彼此论交在师友之间,也比较托熟。
他惨死于十年动乱中,至今已有三十九年,明年又逢他的百岁诞辰,《吴晗全集》出版将是一种最好的纪念。
回想前尘,历历如昨,写几句话,为故友纪念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不管是否僭越,就这样下笔了。
我开始注意吴晗,是在《清华学报》上读了他的明史论文之后。
一股清新的文风扑面而来,全然不同于习见的学院式论文。
面目一新,十分喜欢。
听说论文的发表是得到朱自清的支持,才打破了大学学报悠久的规范。
后来几度路过昆明,知道他在云南大学教书,几次想前往晋谒,匆匆未果。
等到一九四五年,我成为一名记者,在《文汇报》编报,才又想与他联系。
当时昆明以“西南联大”为基地的“民主堡垒”已经转移到北平,而吴晗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得到他的热情支持,在报纸版面上出现了他以“旧史新谈”为题的一系列杂文,而以文字矜贵著称的张奚若,在吴晗学生静远的努力下,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辛亥革命回忆录。
当时我们都在《文汇报》和《周报》上发表文章,声应气求,成为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不久我又改编副刊“浮世绘”,辟了一个专栏“旧戏新谈”,取笔名“旧史”,显然是从吴晗的文章而来。
连载获得北平朋友们的注意、欣赏,后来出版成书,我请吴晗为之撰序,此序叙述彼此相识相知的过程颇详,情感溢露,令我不忘。
至此时彼此还不曾谋面。
通信时为避开检查,多由吴晗夫人袁震出面,多述及北平文化界思想斗争情况,直至《文汇报》被封,他是支持报纸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一九四八年九月,吴晗飞来上海,本拟转道香港,会合“民盟”领导人,去解放区。
抵沪后始知国民党官方宣布飞港机票出售种种严厉限制,走不成了。
只好在王艮仲宅暂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17题。
(12分)忆与二月河先生二三事高贤信①初识先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②那时我正奋战在省内外交通公路建设第一线。
当时的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长曾在方城县做下乡知青多年对南阳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从项目一线回宛之际他特意嘱托我去看望二月河先生并讨要新作签名。
因此我与先生约定到家面叙。
那是一个傍晚时分刚一走进大门就看到一个表面锈迹斑斑的煤炉上架着一个没有盖锅盖的铝锅锅内几节羊骨头随着沸腾的汤水起起伏伏蒸腾的热气在这凹凸不平的沧桑老锅中逸散开来。
先生迎我进屋后我匆匆浏览了这位已是著名作家的斗室。
方寸之地陈设甚是简单一张不大的书桌上随意摆放着一些作品手稿。
我与先生就在书房内促膝而谈。
当我提起“南唐北凌”之说时先生很是高兴却谦虚地说自己是没法与唐浩明先生相比的。
还有一个印象较深的话题是先生参评“茅盾文学奖”未达一事在他的脸上我看不到一丝芥蒂。
③与二月河先生结识后我不时受朋友之托找先生讨取签名。
但由于工作繁忙深谈不多。
适逢2004年初夏田永清将军回宛卧龙区档案馆的吕琦女士热心地邀请我参加了田将军与二月河先生的餐叙。
当时我们谈到美丽的白河先生朗声道:“我们的白河水面是好几个西湖!”他为母亲河的烟波浩渺、格局之大而感到自豪。
出于对西湖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积淀的浅显认知我就不恭地与先生争论了起来。
先生听后思忖良久对我的说法未置可否。
而后先生在散文《初记白河》中就提到要把白河的“学历”弄清楚刘秀“粜米渡口”应该就在白河这片方寸之地刘秀的妻子阴皇后也应随丈夫来了南阳在白河边“浣衣梳洗”;张衡、张仲景等南阳名人也应在白河边读过书在白河边游玩过。
同时先生多次在一些场合谈到白河提出“没有文化的白河是苍白的”主张把南阳的历史文化从“线装书”、博物馆走向群众。
④先生一生淡泊名利。
当500多万字的“落霞三部曲”问世后炙手可热好评如潮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知道二月河而面对鲜花和掌声他称这是人生的“佐料”。
随着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先生越发声名鹊起但他依旧朴素如初。
历史学家吴晗入党记作者:王宗征来源:《北京档案》2016年第07期吴晗(1909~1969),原名春晗,字辰伯,是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和社会活动家。
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吴晗一生始终追求真理,形成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一位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铁骨铮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1909年8月11日,吴晗出生于浙江义乌吴店苦竹塘村一个书香之家。
吴晗的父亲是个清末秀才,字写得好,诗词做得好,历史知识也很丰富,辛亥革命以后又进过学校,后来还在地方的镇政府做了几年事,积攒了一些钱,买了30多亩地。
吴晗童年的学习受父亲的影响很大。
吴父教子很严,吴晗是长子,对他要求更严。
7岁时,吴晗就进小学念书了,他学习刻苦勤奋,不仅功课好还爱读书,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
家里的书看完了,他就到处去借书看,尤其喜欢读历史书和历史小说。
有时为了借书,竟要跑百八十里路。
他看书既快又能“过目不忘”,因此家乡的人称他为“蛀书虫”。
他在小学读书时,语文老师杨志冰对他的影响很大。
这位杨老师学问好、文章写得好,而且为人正直,又是吴晗父亲的世交。
杨志冰不仅鼓励和教育吴晗多读书、多长学问,还把自己家的一些书籍借给吴晗看。
吴晗读完小学后,升入金华中学,在他中学毕业后,家庭出现变故,家境每况愈下,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不能继续上学了,就在苦竹塘的椒峰小学教书,挣钱贴补家用。
“大革命”时期,吴晗曾和几个同学商量到广州去考黄埔学校,因为筹不出路费只好放弃,可他求学的愿望依然强烈。
1927年春夏之交,吴晗因为自己的婚姻问题和父亲发生争执,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过了一段时间,他才给家里写信说升学无望,要到五台山去当和尚,并说那里有很多有学问的名师。
不久,他又给家里写信说受朋友接济,已到杭州并考上了之江大学预科。
其人其逝第20 辑吴晗(1909~1969年)因紧跟而荣、因紧跟而亡被政治运动所裹胁所扭曲,最后又被埋葬的一个知识分子惨剧。
吴晗浙江省义乌人,历史学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1927年秋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一年后考入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吴晗用一根竹扁担挑着书箱和衣被,迈进了上海中国公学校的大门,如愿以偿在该校读书.在胡适帮忙下,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给吴晗以特殊照顾,吴晗被安排做‘大内档案’的整理工作.有了月薪,除了缴纳学费以外还能维持日常生活,吴晗才可以在胡适的指导下,走上了专治明史之路,成为中国有在大学期间,吴晗写了四十多篇学术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的青睐.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专门讲授明史.1937年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随后转入西南联大任教.吴晗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9年吴晗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代表,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三届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以及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从1949年11月起,他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1948年解放军兵临北平城,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其学生,中共代表吴晗再三相劝,保证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回答:他们要我吗?12月15日胡适飞赴南京,临走时留言:在苏俄,有面包,没有吴晗热心从事各项文化事业,如主持出版明清之际杰出的历史学家谈迁的名著《国榷》,标点《资治通鉴》等等.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李希凡,蓝翎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评文章开始,又进一步开展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次批判要从文史哲社会政治等全方位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全面围剿.动员了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参加.11九龙瀑布吴晗紧跟形势,紧跟领袖的意图,参加到大批判的行列里来.从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认为是一种背叛,他所背叛的不仅仅是早年的恩师,还有自己的道德良知,和中国人传统道德中最有价值,最珍贵的核心价值观.吴晗也收到了丰厚的回报:1957年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有人研究称,吴晗是学者从政而地位仅次于郭沫若者.望乡台瀑布12吴晗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是个反右英雄急先锋.1957年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13西双版纳14张家界1959年4月鉴于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立即跟风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毛泽东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风头最旺知名度最高的文化人.15海螺沟冰川16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来是“遵命”之作,或说是“逢迎”之作,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获罪.17白云山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为彭德怀翻案”,“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文章最后断言《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吴晗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突然对多年来受到肯定的《海瑞罢官》进行批判,18天门山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被拉开了.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之前,近两年的时间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吴彰回忆“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出揪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有时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斗.一次,在烈日下,一群红卫兵把吴晗跪绑在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还抡起皮带抽,揪头发,拧耳朵.太白山1920尖峰岭他家的大门口和院子里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吴晗积攒收藏的珍本古籍全部书稿和抄录的卡片,同吴晗往来的书信手迹也给抄走了.家里的许多东西被当作四旧砸烂了.吴晗一家夜里也不得安宁,常常被猛烈的砸门声惊醒,把吴晗从床上拉起来斗.1967年初,吴晗全家被扫地出门,离开了北长街,搬到城南的一座普通公寓.21四面山22云台山瀑布宝天曼2013-1024。
忆孙颔同志二三事作者:***来源:《世纪风采》2024年第06期孫颔同志离开我们多年,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近来整理相关物品,想起孙颔同志的一些往事。
一张证明书由于工作原因,我留存了一张孙颔同志当年使用过的证明书。
这张微微泛黄的证明书,历经70多年岁月洗礼,纸张的折叠处已部分断裂,但整体上保存完好,字迹、印章清晰可见。
证明书长25.5厘米,宽22.5厘米,文头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证明书,内容为证明孙颔同志奉令前往山东省渤海行署检查春耕工作。
签发人为张克侠部长,副部长程照轩、何康。
落款日期1950年4月4日,加盖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红色方印。
每每看到这封证明书,孙老讲述当年检查春耕工作的情景便历历在目。
孙颔曾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农经系,学生时代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1948年底,受党组织派遣,到华中解放区参加工作,后进入华中党校学习。
渡江战役前夕,随中国人民解放军金陵支队7大队南下。
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军管会军事联络员,接管国民党中央农业实验所。
1950年春,21岁的他身着军装,怀揣证明书,带领由原实验所的技正、技佐等组成的工作组,前往山东省渤海行署检查春耕工作。
谈及此行,孙老深情回忆,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山东众多地区很早就创建了革命政权,建立起人民武装,被称为革命老区。
渤海行署的许多领导同志很早便参加了革命,被大家尊称为老党员、老八路。
他说,在听取行署关于春耕工作汇报时,感到这些老党员、老八路认真负责、恪尽职守的工作作风令人敬仰,他们的领导风范和敬业精神,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随后,工作组深入基层,走进田间地头察看春耕生产情况。
当地百姓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热情好客,给组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作组成员充分发挥专业特长,指导当地发展农业技术,为此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贡献了力量。
孙老谈到,那时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工作组就餐时,围着院子中间放有饭菜的小炕桌自然形成一圈,大家或蹲或站,啃着窝窝头,就着咸菜,边吃边交流。
吴晗故居访记前几天,参加省科普作家年会,会议主持方组织参观了前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晗的故居和墓地。
吴晗故居位于义乌市上溪镇苦竹塘村,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村因塘得名,该村四面环山,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吴晗故居为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家宅,由吴晗父亲吴瑸珏建于民国初年,系四合院建筑,占地面积463.4平方米。
看老屋,故居坐北朝南,面阔五间,通面阔20.72米,通进深11.4米,建筑面积440平方米。
硬山顶,片瓦脊,仰覆瓦,铺望砖,正堂次梢间室内用木地板铺地,正堂明间、走廊和厢房用三合土铺地。
整体建筑大体呈“凹”字形,轴对称分布,上下两层,由正堂、边房、两厢及花园组成,为前廊式天井院结构。
正堂明间通敞,正门直对山墙和围墙,次、梢间用板壁隔断,南北向设窗采光。
功能上,正堂明间为中堂,左次间为吴晗同志的卧室兼书房和客房,右次间为吴晗母亲卧室。
梢间前、后隔为二间,靠北一间用作储藏室,靠南一间为楼梯间兼作通道。
明、次间前檐设走廊,与梢间通道相连,于东、西边墙辟石库门通室外。
西梢间外侧搭建伙房二间,东梢间北面附设简易厕所,均为平房。
二楼檐廊设西洋瓶式栏杆围筑,栏杆的望柱头、瘿项及小华版上都雕刻有缠枝花纹。
天井外故居中开正门。
正门门脸装饰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用穹隆顶青石抱框,砖砌壁柱,两旁立柱呈锥尖顶,抱框上方为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志题写的“吴晗同志故居”青石匾额。
吴晗故居正堂内悬挂吴晗遗像,两侧是廖沫沙为悼念诤友的题词:“留取丹心照汗青——纪念吴晗同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吴晗故居揭幕仪式纪念”。
一楼次间陈列着吴晗当年在故居使用过的书柜、床、书桌及壁橱等实物。
厢房内陈列着反映吴晗生平事迹的照片,二楼主要陈列吴晗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生平事迹资料及其主要著作、往来书信和手迹的复印件等。
故居内山墙上嵌有原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为《吴晗传》题词的青石碑:“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的光明大道”。
忆父执吴晗二三事
作者:袁鼎
来源:《百年潮》2009年第09期
吴晗先生和中国地学界有着不解之缘。
1930年8月,吴晗到了北平,经燕京大学文史系研究员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工作半年。
1931年报考北京大学史学系,未能录取。
又考清华大学史学系,由胡适推荐,在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等人关照下,最后在史学系入学。
清华大学的史学系和地学系有着多方面联系,1937年2月和6月联合开会两次。
鉴于边疆
问题的重要性,还成立边疆史地学会,推举时任地学系主任的家父袁复礼任主席,会员有40多位,
吴晗就是其中之一。
据家母说,1940年,我3岁时吴晗就认识我。
在西南联大四川叙永分校,当年一年级学生在此上课,家父分管理科,同学们多选修吴晗教的历史课。
叙永县城不大,吴晗和我家住得很近。
他当时要认养我当义子,家母没有同意。
吴晗还经常晚间请家父吃饭,灌得半醉。
在我有记忆之后,吴晗有时仍提起此事,继续和我家经常往来。
我在上小学和初中时,他多次到我家来借走石刀石斧,那是父亲在野外捡到的中石器时代的数件细石器,用来教学生和我学习辨认的,吴晗说拿去讲历史课。
等到我上了高中,他才领养了女儿吴小彦。
1949年冬季的一天晚上,在我家住的清华园照澜院10号,听到门外有小汽车响,随即有人敲门,接着便喊:“小鼎开门。
”我急忙开门,是吴晗来访。
他身后跟进一位老者,手上戴着白手套,我
原以为是驾驶员。
老者进门就对我说要上厕所,于是我就带他去简易厕所。
回屋后,父母问我把客人领哪儿去了?我说到简易厕所去了。
父亲说:“他是领导广州起义的陈郁将军呀!”吴晗坐在沙发的一侧哈哈大笑。
之后,父母叫我赶快备茶以供他们谈公事。
当时燃料工业部为发展石油煤
炭工业,陈郁部长急需人才,通过吴晗联系清华大学地学系,立即招生培养地质技术干部。
于是清华大学破例在1950年春季招考了30多人,1950年秋季又招考了30多人的秋季班。
燃料工业部为培养这两届学生投入了相当的经费。
家父又推荐吴晗为陈郁部长带路,去找北京大学地质系
孙云铸和王鸿祯两先生。
这样,北大地质系也先后招了两个班的学生60余人。
同时,燃料工业部又找了西北大学地质系张伯声先生,先后招收了与北京招生人数差不多的100多人的4个地质班。
以上就是1953年春季和秋季毕业的200多名地质人才。
全国解放前,各大学地质系总共也就培养了200多名地质人才。
1953年的毕业生改为政务院统一分配,陈郁部长及夫人袁溥之(燃料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因为没有如数得到毕业生,又找上门来要人,问这些毕业生都到哪里去了?父亲答道,此事请去找周总理。
又说北京地质学院已经成立,以后的毕业生还分配给燃料工业部。
另外,吴晗帮助燃料工业部联系清华大学化工系,培养了石油化工专业的很多人才,进而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
1949年11月,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之后,和市教育局局长翁独健一起,调查研究北京市中
小学分布状况,以发展北京市基础教育。
以崇文区为例,原来只有一所重点中学——汇文中学。
之后,他们两人请来抗日期间搬迁至重庆的南开中学(时称南渝中学)多位要求北返的老教师作为骨干,于1950年成立北京市第十一中学高中部。
该校位于崇文区龙须沟东面的东晓市药王庙,当
地人称之为“药王庙中学”;同时成立的初中部,后来发展为崇文区第二所重点中学。
吴晗曾到该校参加开学典礼。
1952年秋,我和清华附中同学范德先、王志明、张毅然考入十一中。
1954年,北京市委传达高饶事件文件,学校通知我和著名农业化学家陈方济先生之子陈方权同学(后为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去听传达报告,有意培养我们。
此次报告的传达人闹了一个笑话,他本应带上给十三级党员干部传达的文件,但说拿错了,带到会场的是给九级党员干部传达的文件,只得照本宣科地传达了一个下午。
回校后,本班没去听报告的校学生会主席和团支部书记,都说学校要培养你们入党了。
不久,我回到家中向母亲说起此事,没想到家母不高兴,说上高中是学文化的不是学政治斗争的。
后来,家母带我到北长街90号吴晗家中去找他。
当时,吴晗和张奚若先生正在住所东面故宫的筒子河河边钓鱼。
吴晗向我们说明此事的原委。
原来是他得知我进入十一中,曾经和这所中学的书记、校长说过“认识袁鼎”。
解放初期,关于保护北京原貌问题,多位学者不同意用拆除牌楼和城墙的办法打通城市交通要道,吴晗和梁思成多次争论。
为此,他曾征求家父的意见。
1954年,家父写了《对修建北京市地下铁路的地质工作的意见》,由我誊清后,请吴晗转交北京市建设事务管理局。
1959年,家父听说地铁工程已在西长安街开始进行地质钻探,探查下面的地层,就叫我去观看施工的准备情况。
1950年,中央命令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多路进军解放西藏。
贺龙在成都,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组织专家学者任乃强、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与部队领导一起研究西藏的史地社
会资料和图纸。
总参谋部在北京收集家父和于道泉等专家的图文资料。
在边境地区的历史地理问题上,有些学者的不同认识至今无定论。
毛泽东曾询问吴晗关于明清史(包括边疆史)问题,江
青缺乏史地知识,还在一边顶撞吴晗,吴解释江青不听。
1964年七八月间,吴晗曾有一次拉萨之行,很快就回来了。
此时,他尚不觉阴霾笼罩,对其指
导的研究生张海瀛解释说:“去了两天,(邓)总书记找我有事,就回来了。
”吴晗超出当时他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研究范围,受命研究中国西藏边疆史。
1964年底,我从中印边境回来,协助吴晗和家父考证一些地名并绘图,这是继抗战中中国远征军在缅北作战受挫后,家父、吴晗等人研究中国与印度边境历史地理问题之后的第二次研究。
但此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未能继续下去。
还有吴晗关心的藏族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即封建农奴制社会如何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
的问题,这实际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经济不发达社会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阶段问题,最后也未能获得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