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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工作人员与外人勾结骗取银行贷款如何定性近年来，银行贷款骗案频发，其中不乏工作人员与外人勾结骗取银行贷款的情况。
这种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并且严重破坏了银行系统的稳定和公正性。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分析，对这种情况进行定性，阐述可行的预防措施。
首先，银行工作人员与外人勾结骗取银行贷款属于诈骗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事实、隐瞒真相或者其他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因此，这种行为应当被定性为诈骗罪。
其次，银行工作人员与外人勾结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不仅仅是工作人员的个人违法行为，也涉及到银行内部管理问题。
银行从业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银行规章制度，在处理贷款业务时应当履行审批程序、审核贷款申请材料等环节，确保贷款资金投放到正当渠道和用途。
如果银行内部管理不严，规章制度不健全，或者对违法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处罚，那么将加剧银行贷款骗案的发生和风险。
那么，如何避免银行工作人员与外人勾结骗取银行贷款的情况呢？首先，银行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对于贷款业务和行业法规的宣传和培训，以提高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
同时，应当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管机制，对于审批、审核等节点进行严格把控，建立有效的监控和审核机制，对于异常申请和风险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和报告。
此外，银行还应当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对于风险的评估和管理，对于高风险业务和行为给予特殊审批和控制，以保障贷款资金的安全和正常使用。
综上所述，银行工作人员与外人勾结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应被定性为诈骗罪。
为此，银行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建立规范的管理机制和审批流程，严格控制风险，确保贷款资金投放到合法、合规和安全的用途。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银行贷款骗案的发生。
银行工作人员与外人勾结骗取银行贷款是一种十分恶劣的犯罪行为，对于银行资产的保护和银行业的发展都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骗取财产行为的法律定性——郑少军诈骗上诉案罗耀喜姚明旺（刊登于《法庭》）要点提示：公职人员利用其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骗取了财物。
被骗财物的所有权性质直接影响到对行为的法律定性：如属公共财产，则该行为构成贪污罪；如属私人财产，则该行为构成诈骗罪。
此种情况下，应客观、全面分析案情，准确认定被骗财物的所有权性质。
案例索引：一审：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2）揭普法刑初字第204号刑事判决书。
二审：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揭中法刑二终字第16号刑事判决书。
一、案情公诉机关：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郑少军，原任普宁市梅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2007年下半年，普宁市梅林镇政府在梅林镇西门村征地办厂、规划开发楼地，征用了吴玉宝家的0.5亩田地和1棵橄榄树，吴玉宝要求以楼地作为赔偿。
经过他人协助做工作后，时任梅林镇镇长的杨娘德口头答应赔偿吴玉宝4间楼地并得到镇主要领导同意。
2011年9月起，郑少军任普宁市梅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了解到原镇班子已答应赔偿吴玉宝4间楼地。
2012年6月份，在梅林镇政府对吴玉宝的征地赔偿工作中，郑少军向吴玉宝提出镇政府赔偿吴玉宝3间楼地，另外，其本人要借用吴玉宝的名义从镇政府多要1间楼地，并以吴玉宝的名义转让，吴玉宝表示同意。
此后，郑少军与梅林镇党委书记杨娘德、副书记温文浮商议，决定赔偿吴玉宝4间楼地。
同月18日上午，在郑少军的办公室，吴玉宝与梅林镇政府签订了1份楼地赔偿协议，协议内容为梅林镇政府赔偿4间楼地给吴玉宝。
协议签订后，吴玉宝当场以自己的名义将其中1间楼地转让给吴送古，得款12.8万元，其中的8000元郑少军叫吴玉宝上缴镇政府作为4间楼地“三通一平”的费用，12万元交给郑少军用于个人债务和生活开支。
普宁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后，郑少军退清了12万元，吴玉宝退出了6000元。
二、审判普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少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骗取、侵吞公共财产，其行为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已构成贪污罪。
诈骗罪是如何定性的最近⼏年诈骗案频发，特别是⽹络诈骗和电信诈骗。
诈骗的⼿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
受骗的⼈群也不断扩⼤，但主要的群体还是学⽣和⽼⼈居多，他们⼤多属于社会经验不⾜或缺少防备意识。
那么触犯诈骗罪是如何定性的？店铺⼩编整理了相关的内容，希望对您有帮助。
诈骗罪是如何定性的诈骗罪，是指以⾮法占有为⽬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法，骗取数额较⼤的公私财物的⾏为。
(⼀)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
诈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的财物，⽽不是骗取其他⾮法利益。
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某些欺骗⼿段，甚⾄也追求某些⾮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
所以，不构成诈骗罪。
例如：拐卖妇⼥、⼉童的，属于侵犯⼈⾝权利罪。
(⼆)客观要件，本罪往客观上表现为使⽤欺诈⽅法骗取数额较⼤的公私财物。
1、⾸先，⾏为⼈实施了欺诈⾏为。
欺诈⾏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是虚构事实，⼆是隐瞒真相，⼆者从实质上说都是使被害⼈陷⼊错误认识的⾏为。
欺诈⾏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被害⼈产⽣错误认识，并作出⾏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
因此不管是虚构、隐瞒过去的事实，还是现在的事实与将来的事实，只要具有上述内容的，就是⼀种欺诈⾏为。
如果欺诈内容不是使他们作出财产处分的，则不是诈骗罪的欺诈⾏为。
2、其次，欺诈⾏为使对⽅产⽣错误认识。
对⽅产⽣错误认识是⾏为⼈的欺诈⾏为所致，即使对⽅在判断上有⼀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为的成⽴。
在欺诈⾏为与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对⽅的错误认识。
如果对⽅不是因欺诈⾏为产⽣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就不成⽴诈骗罪。
3、再次，成⽴诈骗罪要求被害⼈陷⼊错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
处分财产表现为直接交付财产，或者承诺⾏为⼈取得财产，或者承诺转移财产性利益。
⾏为⼈实施欺诈⾏为，使他⼈放弃财物，⾏为⼈拾取该财物的，也应以诈骗罪论处。
但是，向⾃动售货机中投⼊类似硬币的⾦属⽚，从⽽取得售货机内的商品的⾏为，不构成诈骗罪，只能成⽴盗窃罪。
[案情介绍]「案情」1992年，西峡县二郎坪乡的曹某、李某经工商部门批准登记，在二郎坪街合伙开办“二郎坪中药材土产购销门市”，从事中药材及土特产的购销经营活动。
后王X也参与经营，曹、李负责在门市收货，王在广州销货。
王在广州期间，结识了同作药材生意的湖北襄阳县人熊某，且关系甚好。
2000年10月初，熊向王介绍了同乡杨X称杨生意赔了，要王接收杨一块做生意，带杨一把。
王碍于情面，与合伙人商量后同意接收杨做帮工，但杨不能参股，年底可适当多给杨报酬。
后杨即来到二郎坪，并把自己的2万元现金交给管帐的曹某，称带在身上不安全，放曹处保管，如生意需要可使用。
曹、李、王安排杨X作押运人，负责把药材从西峡运往广州交王X销售。
2000年11月初，又有张某、王某也投资参股与曹、李、王某合伙经营门市，几人约定，张、王为一大股，曹、李、王为两大股，但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
此后，被告人杨某继续为曹某等人运送药材。
2000年11月26日，曹某等人收购山茱萸偏皮2400公斤，山茱萸果590公斤(共价值384878元)，分装57麻袋，以800元价租用西峡县城关镇杨某的依维柯货车，由司机摆某驾车，杨A之子某随同，合伙人王某押送至湖北省襄樊市火车站，交给在此等候的被告人杨某。
王某帮杨某办理了药材托运手续并交纳3455元托运费用后返回西峡。
被告人杨某乘宜昌经由襄樊至广州的2173次旅客列车前往广州送货。
次日中午，列车到达广州站后，王某多次给杨某打手机，杨称领出货物后直接送往王某住处，不用王到火车站接。
而杨某却于1时半许将货领出后转移，并不再露面。
当日下午4时许，王某与杨某失去联系，顿感不妙，即同熊某到广州站货运中心询问，得知杨已将货领走，即到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调查得知杨租一站外货车将货拉走，下落不明。
2000年12月3日晚9时许，被告人杨某给熊某打电话称曹等人对不起他，他把货拉走了。
熊某劝杨把货拉回，可说和，让曹们给杨10万元。
杨不听劝阻，挂断电话，没有说明自己和货在何处。
诈骗罪定罪标准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事实、隐瞒真相或者其他欺骗手段，使他人错误认识，从而财产受到损失的行为。
我国刑法对于诈骗罪的定罪标准有着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构成诈骗罪的行为应当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是为了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才能构成犯罪。
如果行为人并非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即使使用了欺骗手段，也不构成诈骗罪。
其次，诈骗行为必须使用虚假事实、隐瞒真相或者其他欺骗手段。
这意味着行为人在实施诈骗行为时，必须使用欺骗手段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导致他人财产受到损失。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并未涉及虚假事实、隐瞒真相或其他欺骗手段，即使他人因此受到损失，也不构成诈骗罪。
再次，诈骗行为必须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导致他人财产受到损失。
这是诈骗罪定罪的关键要素之一。
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直接导致他人因错误认识而受到财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
最后，诈骗罪的定罪标准还包括了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
如果诈骗行为涉及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将会被认定为刑法上的严重诈骗罪，处罚将更加严厉。
总的来说，诈骗罪的定罪标准主要包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事实、隐瞒真相或其他欺骗手段、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导致财产损失、以及数额巨大或其他严重情节。
只有当行为符合以上所有要素时，才能构成诈骗罪并被定罪处罚。
诈骗行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益，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因此，对于诈骗罪的定罪标准需要严格把握，一旦构成犯罪，必须依法予以惩处。
同时，也提醒广大公民要提高警惕，不轻信他人，避免成为诈骗犯罪的受害者。
最新职务犯罪立案标准2017最新职务犯罪立案标准职务犯罪的概念职务犯罪主要是指掌握一定管理、支配公共财产、人事关系等多种实权的国家公务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侵犯公共利益的高层次、高智商犯罪，其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主要表现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
腐败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对经济建设和政局稳定起着破坏作用，使国家和人民身受其害。
当中国全面进入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阶段的今天，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
随着高科技的运用和人民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职务犯罪的特点也就呈现出“犯罪主体特殊性”“犯罪手段隐蔽性”“追求犯罪安全性”“犯罪形式智能化”等多元化特点。
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
1、什么是职务犯罪在这个名词里面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职务”。
“职务”在我国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内容复杂的组合性概念。
目前在我国的职务分类中主要有：法定职务、事定职务、执行职务、管理职务、决策职务、临时职务、固定职务、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等等，我国的职务分类大典中记载有：8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职业。
在职务这个名词中，所谓的“职”：就是职责、职权、职掌、这个职业就是“掌管”的意思。
“务”呢，就是由职而产生的，所应承担的任务、事务、也就是具有一定的“职”，就要承担一定的事物，同时，根据职务的不同，相应地承担的责任也不同。
职务犯罪的概念就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非法活动或者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2、职务犯罪的构成及其要件要了解职务犯罪的构成就必须知道一般犯罪的构成我国刑事法律中规定，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主观与客观要件的总和。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法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界定与处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是指担任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及其他公务岗位的人员，在职务行使过程中利用职权或职务便利，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
这种行为既危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与正常运转，又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因此，我国法律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界定与处罚非常明确。
一、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界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界定主要由刑法与行政法规进行规定。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主要包括受贿罪、贪污罪、渎职罪、玩忽职守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等。
这些罪行的特点是公职人员以其职权或职务便利，违背法律规定，为亲友、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滥用职权。
对于每一种职务犯罪，刑法中都有明确的界定和细则。
例如，受贿罪是指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贪污罪是指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窃取、转移公共财物、单位财物、他人财物。
这些罪行都在法律中都有详细的法律条款对其进行界定。
二、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处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其法律处罚也必须严厉。
我国刑法中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处罚也非常明确。
一般来说，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处罚主要包括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三种。
具体的处罚幅度取决于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譬如，受贿罪、贪污罪的处罚一般为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并可能处罚金。
而渎职罪、玩忽职守罪等较轻微的职务犯罪则可能处以拘役、罚金等处罚。
除了刑事处罚外，公职人员职务犯罪还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追究。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不仅违背了法律，也违反了党纪政纪。
党纪政纪处分可能会导致公职人员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行政处罚。
总的来说，我国对于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界定与处罚都非常严格。
这种严厉的惩罚措施一方面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起到了预防和威慑公职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的作用。
职务行为认定的四个标准
职务行为通常是指工作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进行的活动。
以下是职务行为认定的四个标准：
1. 职权范围：工作人员的行为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内进行，即根据其职位、职责和权限所规定的范围内。
如果行为超出了职权范围，那么就不属于职务行为。
2. 工作任务：工作人员的行为必须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进行的。
这包括执行上级的指示、完成工作计划、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等。
如果行为与工作任务无关，那么就不属于职务行为。
3. 合理性：工作人员的行为必须是合理的、必要的，并且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
如果行为不合理或不必要，或者违反了相关规定，那么就不属于职务行为。
4. 善意：工作人员的行为必须是出于善意，即为了公共利益或雇主的利益而进行的。
如果行为是出于恶意、私利或其他不当动机，那么就不属于职务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职务行为的认定可能会因具体情况而异，需要综合考虑以上四个标准。
在实际情况中，如果对职务行为的认定存在争议，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
职务诈骗行为之定性
[摘要]当诈骗行为发生在职务工作中，诈骗行为便披上了职务的外衣。
要厘清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关键区别，看清行为的本质特征，划清二者的界限，准确定性，依法惩处犯罪，维护司法的威严。
[关键词]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工作之便，职权范围
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随之而来的犯罪形态也层出不穷，不断出现新的案情，各罪名之间的界限表现得越来越模糊，交叉行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
然而，沿用至今的犯罪构成要件对于各罪名之间的区分界限还是很明确的，只要我们深入分析交叉的犯罪行为，依据各罪名的本质要件去判断，就可以清晰地把握住行为的犯罪特性，准确定性。
下面笔者就公诉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案例作简要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李某是浙江省台州市某染织企业的职员，其职务是出纳兼统计，具体的工作是负责统计全公司员工的工资（该公司员工工资一年发放一次）、开具工资领据，发放公司其中一个生产车间即毛纱车间员工的工资并记账。
而该公司另一个生产车间高弹丝车间的员工工资则由另一个出纳杨某负责发放并记账。
另外，杨某系新入职不到两个月的新人，因此老板娘王某吩咐李某在工作中指导杨某。
按照公司规定，工人从李某处领取工资领据后，经各车间主任或公司负责人在领据上签字确认，工人再凭领据到各自车间的负责出纳，即李某或杨某处，领取工资，出纳支付工资、收回领据并入账。
而嫌疑人李某对杨某的指导主要就是发放工资后的记账工作。
李某在工作中发现公司财务制度的漏洞，即，车间主任或公司负责人经常在工人领取工资后补签签名，且公司基本上不予审查。
2013年1月底，犯罪嫌疑人李某伪造了毛纱车间员工张某、卢某的工资领据2张，金额共计25000元（2员工的工资实际上已经从李某处领取），伪造了老板娘王某的审核签名，另一出纳杨某谎称是老板娘王某的意思，由自己到杨某处代领张某、卢某的工资，杨某信以为真，根据该2张领据交给嫌疑人李某人民币25000元，并入账。
后王某在查账时发现本案事实，遂向嫌疑人李某核实，李某矢口否认并辩称是杨某工作失误，将两张作废的领据入账了。
后杨某报警，李某遂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争议焦点：嫌疑人李某的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还是职务侵占罪。
第一种观点认为，嫌疑人李某伪造工资领据、虚构老板娘王某的审核签名，骗取了出纳杨某的信任，使得杨某主动交付人民币25000元，是诈骗行为，虽然行为发生在工作过程中，但只是利用了工作产生的便利条件，并非是利用职务之便，因此应当定性为诈骗罪，而非职务侵占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嫌疑人李某虽然有一系列虚构事实的行为，但其是利用了职务之便获取了钱财，虚构只是手段，最终获得钱财主要是职务行为，应当定性为职务侵占罪。
分析：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理由如下：
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交叉特征，职务侵占过程中可以使用诈骗的手段，诈骗罪中也可以是与职务有一定的关系，而区分两罪的关键是行为人在获取财物的过程中诈骗和职务哪项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进一步分析本案的案情。
首先，明确嫌疑人李某的职权范围，李某和杨某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即杨某负责发放高弹丝车间的员工工资，无权发放其他车间的员工工资，同样，李某也无权动用杨某分管的工资款。
其次，分析嫌疑人李某的行为过程，可以分为准备阶段（包括伪造工资领据、伪造老板娘王某的审核签名）和实施阶段（对出纳杨某谎称王某审核并处冒领工资25000元）两个阶段。
在准备阶段，嫌疑人李某明显利用了职务之便：计算工资、开具工资领据是她职务范围内的行为。
而伪造王某的签名则是利用公司财物管理制度的漏洞。
在实施阶段，即李某对杨某谎称经王某审批授意跨部门代领张某、卢某的工资，则不存在职务之便，而只是利用了工作条件产生的便利。
审批同意、跨部门支配杨某管理的钱款，这些不属于李某的职权范围。
另外，虽然嫌疑人李某对杨某的工作进行指导，但这种指导也仅限于发放工资后的记账工作，且这种指导显然不是指挥、支配、命令，李某显然不能跨部门指挥杨某违反公司规定越权发放工资，否则也无需冒用王某的签名。
可见，其之所以能得逞，最主要的是基于一系列伪造行为，同时利用杨某对自己的信任。
在这个过程中，李某隐瞒真相、虚构事实，利用杨某对业务不熟悉，以及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信任，让杨某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从而主动交付了钱款。
再换个角度分析，假设李某是从自己这里冒领了2员工的工资，犯罪对象是自己保管下的钱款，那么，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与侵占罪有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就是财物基于合法的理由先行由自己占有（代为保管）。
而本案中，犯罪对象是杨某保管的钱款，并不在李某的保管范围之内，李某的支配力只能及于自己保管的钱款，而无法触及杨某保管的钱款，李某无权直接命令杨某动用她保管的钱款。
因此，本案犯罪对象的控制者发生了转移，从杨某转移至李某，符合诈骗罪的“取”的特征，而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侵占”特征。
综上，对嫌疑人李某的行为应当定性为诈骗罪，而非职务侵占罪。
王美芬，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