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诈骗行为的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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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欺诈行为之刑法规制摘要:诉讼欺诈不仅危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正常的诉讼秩序、法律的尊严及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民事侵权法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规制,设置”欺诈诉讼罪”,以刑罚来遏制此类行为日益蔓延的态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诉讼欺诈;刑事定性;诈骗罪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的举证是法院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最主要来源,民事诉讼中各种不诚信的诉讼行为由此滋生,利用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差距,将法庭异化为谋取不法利益的赌场的诉讼欺诈行为即是其中的典型。
成本收益之比的悬殊使得民事侵权责任已不足以威慑该类行为,刑法规制成为当前立法、司法的当务之急。
一、诉讼欺诈行为之概念界定现行立法对诉讼欺诈行为的概念付之阙如,学术界的观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的观点,将此种恶意诉讼归纳为”一个典型特征”即”无正当理由的诉讼”;”三种行为模式”即刑事诉讼中的非法控诉、非法利用民事诉讼程序以及滥用诉讼程序。
在这三类恶意诉讼的行为模式中,由于刑事诉讼多采公诉方式,即便是恶意提起自诉,刑法也已经有了相关规定,因此该种模式并无讨论的必要。
现仅就后两种模式并结合我国法学术语习惯进行类型化分析:1、狭义的恶意诉讼。
所谓狭义的恶意诉讼是相对于涵盖各种不诚信诉讼行为的广义的恶意诉讼行为而言的,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合理、合法的诉讼依据而故意提起诉讼,企图达到例如拖延还款时间、制造社会舆论等不法目的的行为。
2、利用诉讼程序或者滥用诉讼程序的行为。
根据起诉是否依据真实的法律关系,可以将该类行为细化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双方当事人串通,虚构法律关系的存在,故意提起民事诉讼,企图侵害案外人的利益;一种是虽然存在法律关系,但是该法律关系已经消灭但是仍然要提起诉讼或者恶意改变法律关系内容而起诉。
笔者认为无论是双方串通侵害案外人利益还是一方当事人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其行为的核心都是通过伪造、变造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人等方式,”制造”出足以能够为法院认定为法律事实的所谓客观事实,进而骗取法院做出行为人所期望的裁判,从而实现其不法利益。
诉讼诈骗行为的定性分析与法律规制作者:高鸿娟来源:《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3年第12期[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失范现象频发,各种新型犯罪层出不穷,诉讼诈骗就是其中一个新型犯罪形式,实践中关于诉讼诈骗的案例也非常多,但刑法理论界和实务中对该行为的定性存在争议。
文章试图通过对诉讼行为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裁判从而占有他人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应以诈骗罪论处。
[关键词]诉讼诈骗;诈骗罪;法律规制一、诉讼诈骗的概说随着中国社会法制的日趋完善,公民的法制意识逐步增强,通过诉讼来解决争议,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现象也日益增多。
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手段,通过伪造证据或虚假陈述,从而使法院作出有利于己的裁判,以达到获得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行为。
它是一种新型的犯罪形式,对于该行为如何把握,如何界定,如何处理,我国法律尚没有统一的规定,刑法理论界也存在很大争议。
2002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就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所提问题作出了《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该答复的作出,不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更引起了对诉讼诈骗行为的讨论。
二、诉讼诈骗的理论分歧在我国,诉讼诈骗已不是什么罕见现象,其案例随处可见,但对于这种新型犯罪到底能否以诈骗罪论处,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多种观点,下面将这一观点逐一分析。
(一)无罪说该种理论认为诉讼诈骗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也不构成其他任何犯罪。
此观点从客观方面和犯罪客体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第一,诈骗罪的行为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使对方发生错误,从而“自愿”交出财物;而诉讼诈骗的行为人通过民事诉讼获得胜诉判决,被害人慑于法律的威严,不得不交出财物,且被害人并没有发生错误。
第二,诈骗罪侵犯了他人的财产的权益,造成了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而诉讼诈骗却主要是侵犯了民事诉讼的正常活动,将侵犯法益不同的两个行为同一处理,有失偏颇。
诈骗罪定罪标准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事实、隐瞒真相或者其他欺骗手段,使他人错误认识,从而财产受到损失的行为。
我国刑法对于诈骗罪的定罪标准有着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构成诈骗罪的行为应当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是为了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才能构成犯罪。
如果行为人并非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即使使用了欺骗手段,也不构成诈骗罪。
其次,诈骗行为必须使用虚假事实、隐瞒真相或者其他欺骗手段。
这意味着行为人在实施诈骗行为时,必须使用欺骗手段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导致他人财产受到损失。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并未涉及虚假事实、隐瞒真相或其他欺骗手段,即使他人因此受到损失,也不构成诈骗罪。
再次,诈骗行为必须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导致他人财产受到损失。
这是诈骗罪定罪的关键要素之一。
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直接导致他人因错误认识而受到财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
最后,诈骗罪的定罪标准还包括了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
如果诈骗行为涉及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将会被认定为刑法上的严重诈骗罪,处罚将更加严厉。
总的来说,诈骗罪的定罪标准主要包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事实、隐瞒真相或其他欺骗手段、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导致财产损失、以及数额巨大或其他严重情节。
只有当行为符合以上所有要素时,才能构成诈骗罪并被定罪处罚。
诈骗行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益,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因此,对于诈骗罪的定罪标准需要严格把握,一旦构成犯罪,必须依法予以惩处。
同时,也提醒广大公民要提高警惕,不轻信他人,避免成为诈骗犯罪的受害者。
诉讼诈骗行为的定性分析
诉讼诈骗行为的定性分析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至12月间,广西桂林市某农产品开发公司法人代表李某见该公司因资不抵债,财产被法院查封并进入拍卖程序后,为套取资金,虚构拖欠员工工资的事实,指使公司法律顾问张某借用社会人员的身份证件,伪造了劳动合同及拖欠员工工资表,草拟了民事诉状,并指使社会人员以公司员工代表的身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讨要拖欠工资,李某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诉。
法院在李某等人伪造的证据蒙骗下,做出了由该公司支付拖欠工资80余万元的民事调解决定。
事后,李某将其中70余万元据为己有,分给张某10万元,两名犯罪嫌疑人现已归案。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诉讼诈骗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应成立敲诈勒索罪。
[1]
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诈骗不构成诈骗罪,且刑法分则中没有与其相对应的处罚条款,目前应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作无罪处理。
同时,因为这种行为社会危害性严重,有学者建议立法增设“伪造民事证据罪”或“诉讼欺诈罪”,以解决该问题。
[2]
第三种观点认为诉讼诈骗构成诈骗罪。
[3]理由是:诉讼诈骗行为侵害的法益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客观方面虚构了虚假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诈骗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特征,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诉讼诈骗构成诈骗罪的主张。
但笔者的逻辑推论如下:先是认为诈骗罪包括三角诈骗,再分析诉讼诈骗是“三角欺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从而得出诉讼诈骗应定性为诈骗罪的结论。
(一)诈骗罪包括三角诈骗
1.从实质上进行分析。
三角诈骗与二者之间的诈骗对法益的侵害
没有任何区别,它们的本质都是侵犯财产。
在普通诈骗的场合,被害人本人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原因在于加害人的欺诈行为使自己的财产转移至加害人或第三人,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
而在三角诈骗的情况下,被害人没有错误的认识,处分财产的是被骗人,而非被害人自己。
但被骗人处分财产的原因同样是基于加害人的欺诈行为,同样是使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从法益角度来看,三角诈骗与二者之间的诈骗,侵害的都是公私财产权。
同样的法益都应当受到刑法的保护,不能因为是被骗人来处分财产,而忽视了对被害人财产权的刑法保护;不能因为三角诈骗中被害人与被骗人非同一人,而否认了三角诈骗所侵犯法益的本质属性。
具体到本案,不能因为李某等人对公司合法债权人(被害人)财产权的侵害是通过破坏司法活动而实施的,就据此认为本案中行为的本质在于破坏司法活动,而忽视对合法债权人财产权的保护。
2.从构成要件符合性上分析。
三角诈骗的情形下,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从客观要件角度来看,三角诈骗与诈骗罪也完全相符。
三角诈骗过程中,产生认识错误的虽然不是被害人,而是财产处分人(被骗人),但是,刑法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将诈骗罪的对象局限于被骗人自己的财产。
也就是说,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诈骗罪的条文都没有规定财产处分人(被骗人)所处分的财产必须为被骗人本人所有。
因此,将三角诈骗行为从诈骗罪中排除没有法律依据,也与刑法关于诈骗罪的立法精神不相符合。
无论在三角诈骗过程中加害人采取何种欺诈方式,被骗人与被害人是否具有同一性,被骗人处分的财物所有权是否为其本人所有,都能包容在《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语义内。
实际上,社会生活中具有财产处分权的人既非财产所有权人,也非财产占有人的情况屡见不鲜。
因此,在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时,只要具有财产处分权的人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处分了财产行为人即可达成犯罪目的。
另外,虽然处分财产的是被骗人而非被害人,但我国刑法并没有将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权人限定为被害人。
因此,在三角诈骗情况下,只要行为符合诈骗罪的基本构造,则具备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就没有理由将此种行为排除在诈骗罪之外。
(二)诉讼诈骗是三角诈骗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从基本构成模式分析,三角诈骗行为拥有与诈骗罪相同的基本构成模式:加害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且实施了欺诈行为――被骗人受骗产生错误认识――被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了被害人的财产――加害人或第三人取得被害人财产――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
从前述笔者对诉讼诈骗的定义可知,本案的诉讼诈骗行为符合三角诈骗的基本构造。
具体分析如下: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提起了虚假的民事诉讼,在此民事诉讼过程中,李某等人提供了虚假的陈述、出示虚假的证据或者串通证人提供伪造的证据――法院(被骗人)基于李某等人一系列的诈骗行为而产生错误认识――法院(被骗人)基于该错误认识而做出有利于李某等人的判决(即处分了被害人财产或者免除了行为人的债务)――李某等人取得了公司合法债权人的财产――公司合法债权人受到财产损害。
可见,诉讼诈骗为三角诈骗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三)诉讼诈骗应定性为诈骗罪
本案中李某等人实施了向法院虚构事实,欺骗法院的行为,使法院做出错误裁判,李某等人依据该裁判骗取财物,损害了公司合法债权人的利益。
笔者试图将本案中李某等人的诉讼诈骗行为与普通诈骗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李某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完全可以得出诉讼诈骗行为符合诈骗罪本质特征的合理解释。
1.主体。
诈骗罪及诉讼诈骗的主体均为一般主体,即为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案中李某等人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主体要件。
2.主观方面。
诈骗罪及诉讼诈骗均为故意。
诈骗罪中加害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他人陷入认识错误进而产生侵害他人财产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诉讼诈骗中行为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或提供的证据等存在虚假性,但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仍然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实施欺诈行为,做出虚假陈述、出示虚假的证据、串通证人提供伪造的证据。
案中李某等人主观方面为故意,其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损害,
但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仍然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实施欺诈行为,伪造合同及工资单,出示虚假的证据。
3.客体。
诈骗罪及诉讼诈骗罪均侵犯了他人的合法财产,尽管诉讼诈骗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同时侵犯了被害人财产及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破坏和干扰了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但其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诉讼诈骗的行为手段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目的。
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分析,公私财产所有权是主要客体。
因此,诉讼欺诈行为应构成诈骗罪。
4.客观方面。
诈骗罪中的行为人及诉讼诈骗中的行为人均实施了侵害他人合法财产的行为。
案中客观方面,行为人李某等人实施了危害他人合法财产的行为,即提交了伪造的劳动合同及工资单,致使法院做出了错误的民事调解书,侵犯了公司合法债权人的的财产权。
综上所述,诉讼诈骗行为与诈骗罪的本质特征相符合,诉讼诈骗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
注释:
[1]参见王作富:《恶意诉讼侵财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特征》,载《检察日报》,2003-02-10。
[2]参见方福建:《论诉讼欺诈行为的法律责任》,载《河北法学》2002年第6期,第21-22页。
[3]参见张明楷:《论三角诈骗》,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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