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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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校为何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什么叫杰出的人才?现在就让我们这些还不是杰出人才的人谈谈这问题吧!我个人认为杰出的人才就是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华侨丁肇中等知识型、创新型、发明型的伟人。
至于他们的伟大之处我在这里就不多啰嗦了,至少他们能称的上是杰出的人。
好,我们不偏离话题,还是说话的方向指向中国,把中国的人、教育与其他国家比较一下来讨论这话题。
首先,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并不缺少优秀的人,而是缺少杰出的人才,缺少培养杰出人才的方法。
我们优秀的人不少啊,如:袁隆平、季羡林……不胜列举。
如果我们现在以是否获得诺贝尔奖衡量是否有杰出人才的话,我们中国就不好意思说了,但这样是不全面的(这也奇怪啊!你说这中国这么多人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获得这所谓的诺贝尔奖呢????????淡定)。
在中国杰出的人才就是“冒”不出,怪我们是中国人吗?不是的,外籍华桥不就是中国人吗,然而他们中是有很多杰出的,李远哲,李政道,丁肇中等不就是吗?这就要考虑到环境、教育等的问题了。
我在网上看到一则09年的信息:在美国高中校园,尤其是华人学生集中的地方流行的“中国妈妈(Chinese Mom),成了贬义词。
华裔学生对这个词的理解和感受是,“中国妈妈”特别爱攀比,望子成龙心切。
白人学生则认为中国妈妈就像一只老母鸡,华裔同学就如同小鸡,总要靠老母鸡的翅膀来保护。
结果Chinese Mom 就变成了一句讽刺性的调侃语。
中国人历来重视子女的幼年教育,俗话说,“三岁看小,八岁看老”。
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和近代的应试教育体制,造成迫切“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们对子女的智力教育是舍得花血本的,对子女的成长也爱护有加。
但是这种母鸡护小鸡般的过分呵护,却容易造成子女情商教育方面的缺失。
这种负面由于效应是许多中国家长并没有认识到,或者认识不足的.。
说到应试教育,我想到学生中流行的一句话:读小学为了考个好初中,读初中为了考个好高中,读高中为了考个好大学,读大学为了考个找个好工作。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在近几年的一项国际评估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在全球二十一个受调查国家中排名第一,而想象力排名却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
这个结果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扼杀了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罪魁祸首当推填鸭式的中国特色教育制度--应试教育。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发展了几千年,经历了推举制、科举制等几个阶段,如今应试教育成了主流。
应试教育不能算百害无一利,至少它使中国几亿学子的计算能力在全球屈指可数。
但是只有好的计算能力就足够了吗?不会创造,那么计算能力用在哪里呢?应试教育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却不知道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
应试教育的“一考定终身”无形中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近年来,学生中因为太过刻苦而休息不够导致经常生病的不足为奇;空有学习成绩而生活不能自理的高分低能者也不乏其人;因学习压力太大、高考失利等而精神失常或自杀者也常见报端。
“一考定终身”迫使学生们围着分数转。
由“学生”变成了“考生”,由为学习而生变成了为考试而生,难道这不是应试教育的败笔吗?其次,阻碍中国孩子出众的就是被冠以美名的“全面发展”。
这也不得不说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败笔。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真的能够全面发展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专注于某件事时,就会投入多数精力。
当真“全面发展”?那么专注的一件事所投入的精力必将被分走,如此一来,无异于南辕北辙--发现自己的长处而不加利用加强,反而拼命去补自己的短处--结果,如若不能成为全才,那么只能成为废才,而全才又有几个呢?人若能发现天份之后,不断加强利用,而使之不断成长,总会有达到世界前沿的一天,即使能有成为天才、伟人,也有足够能力在某领域走的更远。
如果邓稼先全面发展而致力于行医救人,袁隆平全面发展而致力于体育运动……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会因此而失去这些天才。
天才常有而全才不常有,中国因此而失去的天才太多了。
中国为何培养不出“乔布斯式”创新人才乔布斯走了,苹果失去了一位天才,世界失去了一位梦想家。
乔布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定义了一个时代,他重新诠释了创新的意义。
乔布斯的逝世,引发了国人对创新人才的思考与追问,中国何时拥有自己的“乔布斯”?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乔布斯式”创新人才?这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萦绕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钱学森之问”。
斯人已逝,追问依旧,见仁见智,谁与破解?【事件回放】☆中国呼唤‚乔布斯式‛创新人才。
乔布斯去世后,许多知名人士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曾任谷歌中国区总裁的李开复在微博上说:‚中国十年内可能会出现市场估值和商业模式与苹果相当的公司,但很难出现像苹果那种类型的创新。
‛不是说中国人不够聪明,或没有潜力成为乔布斯这样的人,而是中国的学校太注重死记硬背,不鼓励批判性思维。
看看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和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就知道了,这两位互联网企业家幼年多居美国。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微博说:‚中国急需乔布斯式创新人才。
‛中国工程院院士郭重庆发表博文称,中国IT当今最缺什么?最缺产业整合者,缺行业领袖,缺乔布斯式人才。
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则认为,中国正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迫切需要乔布斯式科技创新领军人物,以不断优化的创新思维带来产业的质变提升。
☆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学生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热点透视】无论是中国网民的呼唤,还是有识之士的期待,其实质问题都是我们国家需要创新型人才,国家应该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环境和制度的土壤。
1)中国大学最缺批判性思维。
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对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这种模式犹如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
2)高校数量的扩张,要转向质量的提高,所谓大学,不是光有大楼,而是更要有大师,能够影响激励学生的平易的老师。
教师的高学历并不与教学质量对等,对于不同的学生,都要用心去了解他们。
而非课上按着教学计划的完成授课内容,他们所需要做的是,让学生感受到他们的未来使命就是祖国的人才,他们的努力就是为人才的成长积蓄力量。
3)许多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无选择权。
这是高考教育制度下的阴影,试想,用成绩去筛选专业,而非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理想,那这种四年本科的学习的热情能维持多久呢?更别说学有所成了,那些赶鸭子上架式的专业入取,误导了多少刚刚走出高中密集试卷的学生,又耽误了他们多少人,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收获。
4)症结教育模式。
这是由国情和历史文化的使然。
中国出于工业化的高速公路上,一切的重点都放在了实用性上,即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最高、最快的产出。
我们地大学却也在扮演着这么一个车间的角色,给学生多些压力,让他们在职业竞争上更具优势,也就造成了现在不少大学重物质轻精神,在交易模式上过于重视职业教育。
5)“人才”被神化了。
似乎是有出身名校的高才生才戴得起人才这顶皇冠。
毕竟,国内的名校数量远少于一般性的大学,而在这些平凡大学的学子们你们妄自菲薄了吗?你们的目标只是得到一份安逸工作?在你有能力和潜力的时候,错过了好的年华,放弃了奋斗,甘愿做一块平板,还是去不断地磨砺自己,是自己变得锋利。
要将人才这一概念通俗化,别让所谓神化忽悠了你。
6)光靠大学之力难以解决人才培养的难题。
一切要从娃娃抓起。
从娃娃抓起,并不意味着要从小就给孩子无尽的压力和训导,而是培养一种好的思考学习习惯。
那么好的习惯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那么我们的大学也就更能与学生接轨,产生共鸣。
中国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宋圭武为什么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体制方面看,过分行政化和官本位体制是制约大师产生的深层原因。
官本位体制导致优秀人才不断流向官场,导致学术研究中途化。
一些优秀学者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学术,而是眼睛盯着官场。
一些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学者,往往中途从事了行政工作,导致学术研究半途而废。
另外,官本位体制也导致一些真正研究学术的人被边缘化,缺乏有力的资金资助和其他方面的扶持,加大了研究深入的困难。
其次,从管理方面看,外行管理内行,导致学术资源配置低效化和学术评价扭曲化。
对学术研究如何评价和管理,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
但现在一些单位往往是一些缺乏专业训练的人员在管理专业人员和对专业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价。
就像武术比赛,比赛的规则应当由武术高手自己来制定,同时,裁判也应是武术方面的行家里手。
但现在的情况是,虽然是武术高手在比赛,但比赛的规则则由不懂武术的人来制定,同时,比赛的裁判也不懂武术。
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导致武术高手需要花时间出一些无聊的招数来应对不合理的规则;另一方面,导致武术高手需要花时间去应付裁判的无理评判。
再次,从经济基础看,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也是制约大师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在我国,高校教师的待遇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收入要低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学者和老师要想出成果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做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学者和老师又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为生活而奔波。
孩子上学问题,房子问题,老人问题,等等,都需要老师去操心和花时间处理。
另外,好多老师为了节省费用,都是自己做饭,这也会花去不少时间。
花在其他方面的时间一多,花在研究方面的时间就会减少。
这种情况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入和系统化,也就不利于大师级人物的出现。
第四,从人文方面看,平均主义和嫉妒也不利于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
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导致一些优秀人才难以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当一些人在埋头忙事时,另一些人就会忙于搞人,盘算着怎么搞掉你,免得让你出人头地,让人家没有面子。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试着回答“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有一项国际评估组织对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中国孩子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
这是为什么?这些都引起国人深思。
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而中国孩子计算能力第一,而想象力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
两个问题有同曲异工之妙。
作为一名教师,笔者想从现行教育状况方面,探讨一下教育对想象力与创造力培养方面的缺失,不当之处,还请诸位同仁共同商榷、共同探讨。
毫无疑问,想象力与创造力,是人才必备的要素,尤其是杰出人才,更需要具备想象力与创造力。
与计算能力相比,想象力与创造力更加重要。
但是,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呢?笔者曾对学生说,去超市商场买东西,怪伤民族感情的,因为好东西都是外国品牌!中国制造成了垃圾的代名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怎样被磨灭的呢?一、“标准答案”扼杀了想象力与创造力咱们过分强调了知识的传授,过分重视了对知识掌握程度的考量,即分数多少,成绩高低。
尤其是这种考量的权威标尺——“标准答案”,限制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桎梏了学生的想象力。
“标准答案”,莫说让学生独立思考,简直连思考的权利也剥夺了!前不久,一位法国教育心理专家给上海的小学生出了一道题目:一艘船上有86头牛,34只羊,问:“这艘船的船长年纪有多大?”结果有90%的学生给出的答案是86-34=52岁,只有10%的学生认为此题荒谬,无法解答。
而在法国小学做试验时,超过90%的同学提出了疑义,甚至嘲笑老师“糊涂”。
事后,那90%的上海学生说“老师出的题总是对的,不可能不能做”“老师平时教育我们题目做了才得分,不做的话不得分”。
“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是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生前多次提出的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
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著名学者薛涌在他的著作《谁的大学》中这样说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走的其实就是中国职业足球过去10年所走过的路:地方政府和企业向足球大输血,以为钱可以换来水平。
结果把队员养得肥肥的,其收入动辄上百万。
”并且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20年后会成为笑柄,而且那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危机。
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10年来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只追求投入,不注重产出,教育成本飞涨而教育水平下降。
”虽然说薛涌的言辞可能过于激烈,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弊端渐现。
年轻人才缺乏、经费不足、人文教育匮乏、开放性不够、评审制度不健全、行政管理官本位等各种弊病长期腐蚀着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具体的制度问题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管学教一体化制度教学者、研究者和管理者三位一体制度,即在学校里,管理位置上的当权者既是教师,同时又是研究者。
于是,学校和研究机构就形成了“当官→当教育权威→当学术权威”的利益追逐链。
这样一来,学校和研究机就成了行政管理者尤其是当权者的天下,他们慢慢地将一切教育权力、和学术权力尽归于自己门下,并将一切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变为自己、家人和朋友可资享受的源泉。
而那些真正老老实实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底层教师和研究人员却无法得到应得到的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他们只能拿着国家规定的微薄工资去支撑他们的教学和艰辛的研究。
二、职称评审制度目前,中国的职称评审制度已经越来越成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结合的一种工具,这一制度的人情性、随意性和官僚性已经日益增强了它对学术研究和教学的破坏性。
具体表现在:1、职称评审已经成为一种拉关系、索贿赂、搞腐败的行政权力。
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斯坦福大学校长:中国要建成一流大学还需20年2010年05月03日03:03扬子晚报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在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的眼中,中国高校当前最需要变革的是什么?怎么才能解答“钱学森之问”,让高校培养出杰出人才?在昨天于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20所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及121位国内大学校长济济一堂。
记者专访了5位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校长,请他们为中国高校把脉、“挑刺”,多位校长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
专访大学校长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中国大学最缺评判性思维的培养作为世界顶尖名校,理查德·莱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中国本科教育还缺两个内容绝大多数的亚洲的学校和欧洲大学一样,本科教育是专识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
和一些一流的欧洲大学及美国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那就不行了。
这对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
美国通识教育模式可以借鉴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切?莱文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
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头两年会尝试各种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
因为通过对多个学科的接触,会有不同的视角,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
设想一个政府的领导以前学过历史,又学过道德哲学,同时还学过经济、心理学的话,那么他胜任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
目前中国有许多的一流大学已经开始借鉴美国通识教育的模式,北京大学在2001年推出了元培项目,选出一些优秀学生进行通识教育。
他们生活在一起,同时在两年过程中学各种各样的学科。
在复旦大学,所有学生第一年都接受公共学科的教育,之后再去选定一个主科。
在南京大学,也开始按大类招生,学生在报考的时候不再需要去填报某一个专业,而且第一年会有60多门通识教育的课程供他们选择。
互动式讨论让学生学会挑战具体到教学方式上,牛津、剑桥大学的导师系统,要求学生必须自己进行立论,进行辩论。
而美国的模式就是一些互动式的讨论会,或者说是一种小班授课,他们会挑战彼此,而不是盲目接受导师的观点。
现在美国的顶级大学的考试,一般来说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事实,而是让他们去解决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去分析某一个观点的两个方面,同时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教学风格要改变起来更困难。
因为进行小班授课成本会更高,而且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
因此教师就应该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
对于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长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困难不少,可见对教师教学方法进行培训相当重要。
而那些在国外学习过的大学教授,他们改变起来可能更容易。
另外中外学生之间的交流,各个大学之间校际的交流,也会加快这一个过程。
总之,莱文认为通识教育对中国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而培养学生这样的评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好处大于坏处。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中国需要敢挑战权威的学生和耶鲁不同的是,牛津大学并未采取通识教育,他认为,各国应根据国情来采取自己的教育方式,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而中国最缺的就是敢挑战权威的学生。
是否敢挑战权威是中西方教育的最大不同汉密尔顿说,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作为一个科学家,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在我的博士生项目里面学习,他们非常优秀。
因此从教育的结果来说,我觉得东西方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差别。
如果要说到差异,在我看来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学生缺乏自主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
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要鼓励中国的学生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
不过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中国学生也在发生变化,3月份,我来到北京,在北大和清华做了一些讲座,一些非常年轻的中国学生问了一些非常难的问题,对我进行了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我们也希望这种变化能够持续下去,慢慢形成一种习惯。
英国采取的不是通识而是专业教育汉密尔顿说,在大学我们是通过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才能,就像刚才前一位校长所说的,我们教育的目标,特别是一些名校的教学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办法,比如在美国有很多的大学开展通识教育。
英国则形成鲜明对比,采取的是专业化教育。
英国的中等教育本身就非常专业化,到了高等教育也是非常专业化的。
在牛津大学我们的本科生参加一些独立的学习、研究、讲座,我们有一些每周几个小时的一对一或一对二教学。
可以说,这些学生面对挑战的时候,已经无处可藏了,必须要直接面对一些问题。
同时,使得学习有自我学习、自我激励的习惯。
牛津大学导师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学生接受教育的同时会挑战导师的解读。
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做法都存在着,显然我们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共性,就是我们都应该把人才当做最重要的资源,并且不断反思如何更好支持他们的发展。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要20年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20年。
现在到了中国大学重视质量建设的时候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这个说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约翰·汉尼斯认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我看来主要是在质量建设上。
在过去的20—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上,现在则已经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
世界上只有少数一些大学能够成为顶级大学,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约快则20年,慢则50年。
在这一点上,斯坦福大学发展的例子可供借鉴,在20世纪50年代时,斯坦福并不是世界知名高校,而20年后她已跻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和支持。
二是重点发展工程、计算机、软件和医药等学科。
三是建设硅谷,与企业之间建立特殊联系。
给中国大学“挑两点刺” 如果要给当前中国大学“挑刺”的话,汉尼斯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课程设置中,讲座式为主,而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这样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收获。
在斯坦福也有不少中国学生,他们刚来的时候,不敢提问不敢质疑,但看到身边的其他同学经常挑战老师,自己也慢慢在改变。
第二点,中国高校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了。
学生在18岁的时候,还不了解大学课程,更谈不上感兴趣,这时候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并灌输就业的观念,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
在我看来,本科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得到第一份工作,而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让他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中,获得整个人生的基础。
当然也有不少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目的的职业学校,这就另当别论了。
卓越的大学也不可能事事完美汉尼斯认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实现卓越。
但在每个领域都很完美,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
所以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重点,这个原则在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
比如在斯坦福也有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护士及建筑学方面的项目,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把这些项目都关闭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把它们做好。
还有一种可能性,在某一个领域,你没法做到一流,但是又觉得在这个领域我必须做下去,这个时候就要针对那个领域建立一些新的策略,对它进行重造重建,可能需要新的领导,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规划,这才能够去保证我们所做的所有投资和资源不会被浪费。
一位化学学院学生向温总理提出了如何理解钱学森关于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
温家宝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
”总理接着说,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
大学还是应该懂教育的人来办。
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
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
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
不能太\衙门\大学岂容精神失落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落下帷幕,可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何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疑问和困惑却挥之不去,已然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种情结。
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愿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
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规模,自然很想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标志性大学。
可是,与国外著名大学相比,我们的差距是明摆着的。
中国大学距世界一流有多远?外国大学校长很坦率:大概至少还要努力20年。
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不仅仅因为我们起步晚、底子薄、投入少,更重要是在大学建设中存在着一些误区,特别是一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办学宗旨和大学精神。
有人把大学当作“衙门”来办,大学里官气太重,机构重重,造成效率低下,学风不正;有人把大学当作产业来办,大学里只见大楼,不见大师,昔日的象牙塔,今日却供着“孔方兄”。
因此,当大学里学术失范、学风不端等不良现象公之于众时,人们开始质疑:引领社会文化的大学到底还有没有文化?被誉为“精神家园”的大学还要不要精神?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大学既为人文渊薮、育人高地,岂容文化没落、精神缺失?为此,人们呼吁:重建大学文化,再塑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密不可分。
大学文化一般是指长时期积淀形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而大学精神正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和核心。
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作为大学软环境的重要因素,对师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上世纪40年代,梅贻琦教授在《大学一解》这篇文章里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曾任南京大学校长的蒋树声教授曾说:“精神气质、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氛围”这16个字虽然在大学里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是无处不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