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蒙古旗籍满洲家族研究作者：岳铭志刘天胜张爽来源：《理论观察》2021年第02期关键词：八旗蒙古;八旗制度;满洲家族;满洲民族共同体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2 — 0112 — 04“满洲乃国家之根本”〔1〕，被历代清帝奉为圭臬。

不仅编立的满洲佐领远远多于蒙古佐领与汉军佐领，同时满洲子弟在入仕、挑甲、科举、任职等诸多方面具有优先资格。

满洲子弟，有佛满洲及伊彻满洲之分别。

所谓佛满洲，乃满文fo manju的转译，“天命、天聪年来归之辽金、完颜、栋鄂等国人为旧满洲”〔2〕。

伊彻满洲，是满语词组ice manju的转译，大致为“康熙十年后所收之墨尔根之索伦及绝北打牲各部”〔2〕。

满洲成员虽然大部分隶于满洲旗分，然而在“汉军蒙古旗分内有满洲姓氏”〔3〕存在。

关于八旗汉军内部的满洲子弟，笔者已具专文①，不再赘述。

因此，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对编隶于八旗蒙古的满洲家族进行相应的研究，以期分析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对于隶籍在八旗蒙古的满洲家族，其主要的参考依据为乾隆朝所修纂完毕的《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该书是清代官方对“满洲人”组成范围的钦定“法典”之一。

笔者遍查此官方谱书，发现这些满洲家族的归顺时间有“国初来归”、“天聪年间来归”、“康熙年间自科尔沁撤回”、“来归年分无考”四个时间段。

笔者特以表格形式开列如下：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隶属于八旗蒙古的满洲家族共有10姓，计20位传主。

其归附的时间，大多为“国初来归”。

所谓“国初来归”，指的是在天命天聪年间，清朝开国创业之时投诚来归。

通过考证可知，这些“国初来归”之人，有一些是清太祖统治时期前来归附。

例如甘笃，“闻太祖招徕贤才，归附者云集，乃率子弟来归”〔4〕。

而“康熙年间自科尔沁撤回”之人，当为“康熙年间从科尔沁地方将部分瓜尔佳氏撤出”〔5〕，这些人丁为科尔沁王公台吉所管辖之锡伯、达斡尔部民，大多被编入八旗满洲，其中瓜尔佳氏人丁被编入八旗蒙古。

满清入关后屠杀及性暴行考来源：网络整理：教育部诸如扬州十日记，《嘉定乙酉纪事》《江变记略》这类笔记记载的满清暴行，大家或许都不陌生。

而下面，我主要列举满清官方资料，以及第三方叙述的满清暴行。

第一部分：满清官方屠杀文告首先，满清自己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

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

并宣称：“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

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爝火錄卷四）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民贼相混,玉石难分。

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

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第二部分：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

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材料书推荐《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
这是一本清史研究者、满族文化历史研究者及档案学研究所需的材料书籍，当然同样适用对满族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书迷，书内记录了大量满文档案所写内容，更适合深入了解满族文化详情，毕竟各书入各眼，选择哪本来了解自己喜欢的内容最后还是要看各位书迷自己想要了解的程度与内容。

这本书是在响应中央有关抢救、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下出版的重要读物之一，通过对部分辽宁馆藏文物进行收集、整理、翻译、汇编等工作，将清代满族职位甄选、奖惩、宫廷用度、宫苑、进贡五方面的部分珍贵文献整理为此书，以供少数民族习俗的研究与传世。

书写的十分官方，完全就清代遗留的满文档案进行了翻译整理研究，是了解少数民族史的利器，但同样作为材料书工具书，并不适合作为睡前读物——“枯燥”是这类书籍的共性，鉴于受众面较小，书迷们可以看一下书中内容再做决定。

多尔衮死于宁城县清代喀喇城考实作者：李俊义胡廷荣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01期摘要：本文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1989年版）等文献，考知顺治七年，多尔衮赴边外冬猎路径：出京师城东侧朝阳门，经通州河、沙甸、汤河、遵化、三屯营、喜峰口、宽城、老哈河（音译作刘汉河，平泉市西北部）、黑里河上游区，因急病迁喀喇城（今宁城县黑城）并死于此。

其柩车返京师也经此松亭关路径（经石门）。

更正学界关于多尔衮死于古北口外承德喀喇城一说。

关键词：多尔衮;出喜峰口;死于喀喇城;宁城黑城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1-0065-03学术界普遍流行清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死于古北口外承德喀喇城”之说：较早的是1980年《承德避暑山庄》{1}一书，后来有新型工具书《中国事典》、{2}《〈清代纪事本末〉白话精评》对喀喇城的注释、{3}纪连海的《百家讲坛·历史上的多尔衮》一书等，此说甚值得商榷。

1989年出版的重要清初文献新书《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4}（下简为《满档译编》），记述顺治七年多尔衮边外狩猎路径颇详，有助于揭开多尔衮此行路径及其死亡地之谜。

笔者对其这次冬猎路径和真实死亡地作考证。

一、多尔袞顺治七年边外狩猎路径考《清实录·世祖实录》卷五十一载：“（顺治七年十一月）壬戌（十三日），摄政王以有疾不乐，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猎于边外。

”{5}此文献未记其路径。

率诸王等“猎于边外”的相关记载与其他文献合。

《满档译编》则较详记述了此行路径，下面按日引出（楷体字）]，{6}并作疏证：“[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皇父摄政王身体欠安，居家烦闷，欲出口外野游，故率和硕郑亲王、和硕巴图鲁亲王、多尼亲王……前往围场。

”“巳时起程，出齐化门，宿通州河。

”此“口外”，即“口北”。

泛指今长城以外或以北地区。

第1页清代蒙古史料综述在清代,蒙古族作为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确合理的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一直是清王朝比较重视的政务。

清代大多数官方文献都是满、蒙、汉文并行。

因此有清一代有关蒙古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且有关记载是比较有系统性的(不像明代那么零乱残缺)。

此外,由于蒙古在政策、生活方式等方面与清有特殊的关系,还有许多针对蒙古的专门文献。

一、基本汉籍史料《清实录》,全称《大清历朝实录》,4300余卷,系清代历朝的官修编年体史料汇编。

全局总目、序、凡例、目录、进实录表、修繁官等51卷外,计有《满洲实录》8册(不分卷)、《太祖实录》10卷、《太宗实录》65卷、《世祖实录》144卷、《圣祖实录》300卷、《世宗实录》159卷、《高宗实录》1500卷、《祖宗实录》374卷、《宣宗实录》476卷、《文宗实录》356卷、《穆宗实录》174卷、《德宗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0卷。

《清实录》的取材范围广泛,统治者有关实录的具体规定多达100多项,包括朝廷大典、帝王巡幸、政纪朝纲、百官除授、军政方略、封疆建置、人口户丁、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等众多方面。

按照清廷的规定,实录均以满、蒙、汉三种文字抄写。

这些实录抄本,现在都收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

《清史稿》民初赵尔巽(1844—1927)主修。

529卷,包括本纪25卷,志135卷,表53卷,列传316卷。

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帝至宣统三年(1616—1911)清朝296年的历史。

《清史稿》对有关清代的大量史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基本反映了清代重要史事,为研究清史提供了方便。

但参与修史者多为清朝遗老,他们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叙述清朝的历史,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的封建正统思想。

加之仓促成书,未做统一审订,致使前后矛盾,繁简失当,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差错、遗漏、颠倒等现象严重。

总之,它不是一部好的史料书籍,但它是目前唯一的纪传体清代通史,能够提供大量清史资料。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一、引言乾隆朝（1735年-1796年）是中国清朝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个强大的统治时期。

满文是当时清朝的官方文字，官方文件、信函等都使用满文进行书写和交流。

本文将对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进行译编，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乾隆朝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和文化特点。

二、乾隆朝的历史背景乾隆朝是清朝最后一个强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

乾隆皇帝是清朝第四位皇帝，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使得国家得以巩固和发展。

在乾隆朝，清朝的领土扩展到了最大，国力也达到了巅峰。

三、满文的特点满文是满洲族的文字，也是清朝的官方文字。

满文与汉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满文的书写方式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与汉字的书写方式不同。

满文的字母形状也与汉字不同，有一定的特殊性。

四、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研究意义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是研究乾隆朝历史和满文文字的重要资料。

通过对这些档案的研究，可以了解乾隆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同时，通过对满文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满洲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

五、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内容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内容涵盖了各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

这些档案记录了乾隆朝时期的重要事件、政策和措施，以及皇帝与各地官员的交流和指示。

通过对这些档案的研究和译编，可以还原乾隆朝时期的历史场景，了解当时的政治风貌和社会状况。

六、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翻译和编纂工作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翻译和编纂工作需要对满文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

翻译人员需要具备满文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对满文的语法和词汇有一定的掌握。

同时，还需要对乾隆朝的历史背景和相关政策有深入的了解，以便更好地理解和翻译档案中的内容。

在编纂工作中，需要对档案进行整理和分类，确保每个档案都能得到适当的归类和标注。

同时，还需要对档案进行校对和校勘，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编纂人员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注释和解释，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档案的内容和背景。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回复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是满洲乾隆朝时期的一种邮件档案。

满文指的是满洲族的文字，乾隆朝是清朝的一个重要时期。

满洲人在清朝中担任重要职务，使用满文交流以及进行行政管理。

满洲人与汉族人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因此满文寄信档是研究乾隆朝满洲人社会生活和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主要内容包括信函、信封、抄录本等。

这些信件记录了满洲人在乾隆朝时期的日常生活、工作、交流和心情等各个方面。

通过这些满文寄信档，我们可以了解满洲人的思想观念、社会地位、家族关系、办公机构以及与汉族人之间的互动等。

首先，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提供了满洲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况。

满洲人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他们以农耕和牧畜为生，信函中会有关于农田经营、畜牧养殖和丰收庆典等内容。

满洲人还担任清朝的官员和军事将领，信件中也会涉及到官方事务、军队行动和政策发布等重要内容。

其次，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揭示了满洲人与汉族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满洲人作为清朝的统治者，与汉族人有着繁密的联系和交往。

满文寄信档中的信函内容包括满洲人与汉族人的联姻、商业合作、友好访问、礼仪规范等方面。

这些信函反映了满洲人与汉族人之间的平等交流和互利共赢的关系，也体现了清朝政府对于民族团结的重视。

此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还反映了满洲人的家族关系和社会地位。

满洲人注重家族传统和家族荣誉，信函中会有关于祭祀祖先、继承家产、传承家族财富和管理家族事务的内容。

满洲人在乾隆朝期间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他们建立了许多办公机构，信函中也会有关于职务任命、官职晋升和地方事务处理的记录。

这些信函有助于我们了解满洲人的社会地位和家族关系的重要性。

最后，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还提供了满洲人的思想观念和心情。

信函中会有满洲人对于政治形势、时代变迁和国家兴衰等重大议题的思考和评论。

满洲人对于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常常体现在信函中，他们对清朝皇帝和皇家家族的崇拜和称颂也能看出他们对统治者的敬意和认同。

季开生，大清帝国的良心□张婧懿清顺治至康熙初年，辽宁地区人口凋敝，奉天、辽阳、锦州三府人口不过5500人，铁岭一带更近乎无人区。

彼时，由刑部发往尚阳堡（今铁岭市清河区所辖）的男囚犯达3315人。

尚阳堡，是帝国最适合作为狱城的一个地点。

这里远离战乱，北距京城两千里，交通极为不便，几十年前的明清战争，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大片无人区；这里冬天气候严寒，夏季不是酷热干旱就是洪水泛滥，那些极端贫困的囚徒们拉家带口，能够活下来已属不易，要想逃离更是插翅难飞。

在这些囚徒之中，我最先想到了年轻而忧郁的季开生。

想到他轰轰烈烈的生，扑朔迷离的死，与顺治皇帝那些大张旗鼓的江南选妻案。

谏言选美，触犯龙威顺治十二年（1655年）秋，顺治皇帝命内监前往江南点选美女以充后宫，一时大江南北人情惶骇，争相嫁女。

作为言官的季开生深知个中弊端，因此将此事形成书面材料，上奏顺治皇帝福临。

这一年，季开生虽然只有二十九岁，但已是非常洞悉官场的火候。

顺治十一年甘肃天水大地震，他上疏言“格诏旨、轻民命、纵属官、庇胥吏、重耗克、纳馈遗、广株连、阁词讼、失弹压、玩纠劾”等十项朝廷官员的失职之处，尽管言辞十分激烈，但因联系到天灾，言语又切中时弊，颇受顺治赏识，也因而在朝野博得了“直臣”的声名。

此次写给顺治的谏言里，季开生的措辞老练而谨慎，他先是赞美顺治帝“复讲官，亲谏臣”的举动，直追“五帝三王”。

而后才开始委婉道出自己的见解：“夫发银买女，较之采选淑女自是不同。

但恐奉使者不能仰体宸衷、借端强买。

小民无知，未免惊慌，必将有嫁娶非时、骨肉拆离之惨……”季开生堪称“晓知治体”，在措辞中已经很顾及顺治的颜面了，而在心灵底处，他更关心天下的苍生。

清初的扬州，刚刚历经“十日屠城”的劫难，元气久未恢复；又当江海交通之要冲，饱受反清“匪寇”的袭扰，正可谓兵连祸结，百姓无所安居，又怎堪这番选美呢？尽管季开生挖空心思周旋，偏偏这次是触到了逆鳞。

顺治在对季开生的“批复”中辩称，决无“买女子之事”，他上纲上线地说，“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

民族文创·满族｜这本皇太极时期众所周知的史书竟用满文写就清代皇太极时期以满文撰写的官修史书（档册）。

记载天命纪元前九年至天命十一年(1607～1626)、天聪元年至六年(1627～1632)和崇德元年(1636)共27年史事。

后金汗皇太极于天聪三年(1629)四月设文馆，命儒臣分为两直，翻译典籍，记注政事。

巴克希库尔缠等奉命用老满文纂修史书，遂以为制。

天聪六年改用有圈点满文(新满文)修撰，岁岁相继，至崇德年间蔚为巨帙。

原本37册，用明代旧公文纸或高丽笺书写，各册长短不齐，厚薄各异。

乾隆六年(1741)内阁大学士鄂尔泰、徐元梦奉命将无圈点字档册中难以辨识的无圈点老满文捡出，附注新满文，按十二字头序列编成《无圈点字书》一部，存于内阁。

宗室觉罗学及国子监学各抄存一部。

同时，因档册原件年久糟旧，遂逐页夹纸托裱重新装订成册，以千字文顺序编号保存。

乾隆四十年(1775)大学士舒赫德等奉命按档册原档整理、重抄。

历时3年，抄出一部，内涵音写本一套，照写本一套。

每套26函， 180册。

此次重抄用无格宣纸，书法潦草，函帙、册衣均用黄纸，称'草本'。

照写本册面签书老满文为'无圈点字档册'；音写本册面签书新满文为'加圈点字档册'。

后以草本为蓝本，复缮写一部，黄绫函，黄绫册衣，泾纸朱丝栏，书写楷正，是为正本，称'大黄绫本'，供皇帝阅览。

乾隆四十三年据正本重缮，是为副本，称'小黄绫本'，送盛京(今沈阳)崇谟阁庋藏。

满文老档记录了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在东北广大地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八旗兵制和后金政权等一系列活动，进而与明王朝相抗衡，入扰京师周围各城镇屯堡，以逼明廷的史事。

反映了清初满族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外交、风俗习惯及宫廷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还有天文、地理和气象记载。

史料原始，记事广泛，内容丰富，多为清入关以后官撰史书所不载，对清实录等书的校订补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您的好帮手——《档案界》网站 理 论 探 讨档案管理2/2018总第231期谈清代笔记中所记载的“档案”“档子”“档册”——兼论《柳边纪略》之误1引言“档案”一词产生初期，满语 一词有三种翻译形式：“档子”“档案”“档册”。

因此，研究清代这三个名词对研究“档案”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档子”“档案”“档册”三个词，此前笔者和其他学者已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笔者的相关系列文章，洪华、王霞的《“档案”词源新探》（《山西档案》2005年第6期），李宗富的《我国“档案”词源研究综述》（《兰台世界》2011年第12期）、张江珊的《“档案”词源研究再探》（《中国档案》2010年第1期）等，已经有了较好的研究基础，观点渐趋一致。

但研究仍需深化，有些错误也需给予匡正，如关于《柳边纪略》中对“档案”一词的不当解释需予以纠正等。

本文以清代笔记为对象，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2 清代笔记中对“档子”“档案”的解读2.1汪琬《钝翁类稿》——目前所知对“档子”最早的解读。

《钝翁前后类稿、续稿》以作者的视角集中展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情况。

康熙十四年（1675年）汪琬在其《钝翁类稿》中记述：“国家肇基，东海奄有，四方所谓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麕集森列而公，独起家布衣致身佐命卒。

与宁远伯之威名风采异世，相朢三十余年之闲，凡七改官阶三膺世爵，纪功档子。

本朝用薄板五六寸，做满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数片辄用牛皮贯之，谓之 ‘档子’，播之、制诰。

与古人所赐丹书金券何异？”这段文字相较于《柳边纪略》中对“档子”“档案”的解释，早了32年。

而且汪琬还阐释了档子的载体、存在方式和记录内容和服务对象，是目前所知清代笔记中最早的对“档子”的解读。

汪琬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荐应博学鸿词，任编修，并参与修撰《明史》。

他在史学、经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

他以擅长撰写碑传志铭闻名，如“朱彝尊初与之定交，读其文赞不绝口，即请为其父撰墓志”。

档案馆文/ 郭琪历史档案编纂体例的影响因子及其分类档案文献编纂属于档案编研工作下的分支工作，指“按照一定的题目要求，查找和挑选档案材料，将档案原文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科学系统的加工编排，附以编纂者对档案材料的校勘考证、注释评介等研究成果的档案文献整理出版活动”。

其主要任务就是“把选编加工的各部分材料按一定的体系编排连接起来，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完整的成果材料”，这里所说的“一定的体系”便是“体例”。

编纂体例的选择与处理，决定着编纂成果的展现方式，也是有效实现编纂者目的的重要保证。

只有选择了合适的体例，构建起合适的整体框架，才能确保所要编纂的档案对号入座，发挥最大作用。

历史档案的研究现状目前，我国对历史档案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

一方面，档案与历史档案的属性研究不够深入，很容易将档案的历史属性与历史档案的时代性混淆起来；另一方面，历史档案编纂与研究的专业相对“高、冷”，专业研究人员不足，研究广度、深度难以拓展。

同时，历史档案自身也存在着局限性。

历史档案的本质是一个数量不断扩大、种类不断增加的档案类型，所有现行档案都将归纳为历史档案。

但在一定时期内，历史档案相对于现行档案仍然属于小众的档案类型，研究热度远远不及。

这就使历史档案的研究陷入了一个主观上需要深入、客观上却相对冷清的窘境。

除此之外，历史档案的研究工作还面临着社会意识形态的约束、跨学科研究模式的冲击、非专业研究兴起的挑战等，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加快推进历史档案的全面研究，而编纂体例的研究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编纂体例选择的影响因子讨论编纂体例选择的影响因子，首先要梳理档案编纂的基本原则、档案价值与作用、编纂的基本流程等。

档案编纂的首要原则是存真和适用，而“档案之功用，……历史学家视档案为史料，……收藏家视档案为文物，行政家视档案为治事之工具”，编纂的基本流程则是“一定的题目要求”下，“查找和挑选档案材料”，“科学的系统加工”，最后整理出版。

通过分析，可以从中找出决定编纂体例的几个基本影响因子。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语言研究》篇一一、引言《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为我们研究清代蒙古文文献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本文旨在通过对该档案的深入研究，探讨其语言特点、词汇构成以及语法结构，以期为蒙古语言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档案概述《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收录了大量清代内秘书院所保存的蒙古文档案，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这些档案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为研究清代蒙古族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三、语言特点（一）词汇构成《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的词汇丰富多样，包括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词汇。

这些词汇反映了清代蒙古族地区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点。

此外，该档案还使用了大量的借词和外来词，反映了蒙古族地区与其他民族地区的交流与融合。

（二）语法结构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其语法结构具有独特的特征。

在《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中，我们可以看到蒙古语的基本句型、词序、时态、语态等方面的特点。

同时，该档案还反映了蒙古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语法变化，为我们研究蒙古语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四、语言研究（一）词汇研究通过对《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的词汇进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清代蒙古族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揭示其社会文化特征。

同时，我们还可以对词汇进行分类和归纳，探讨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和演变。

（二）语法研究语法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的语法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蒙古语的语法特点和结构规律。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蒙古语语法资料，探讨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和演变。

五、结论《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为研究清代蒙古文文献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通过对该档案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清代蒙古族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社会文化特征以及蒙古语的语法特点和结构规律。

皇太极原来领有正白旗，他成为新罕王以后照例也要领有两黄旗。

于是，皇太极变通了一下，他把正白旗、镶白旗换成正黄旗、镶黄旗，多尔衮、阿济格、多铎兄弟们的两黄旗转眼成了两白旗。

这次“换旗”实际也是皇太极加强自身力量的一个重要表现。

对于“三尊佛”的力度，皇太极洞若观火，必欲去之而后快。

但是，凡事都有一个轻重缓急，皇太极用十六年的时间赢得储位，所以，他也需要时间来削弱乃至消灭“三尊佛”现象。

皇太极走的第一步棋是“掺沙子”，所谓“掺沙子”就是通过扩大八旗各旗头面人物的数量做到进一步化解旗主贝勒的集权。

就在皇太极即立的当月，也就是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皇太极就和诸贝勒商量，扩大八旗各旗总管旗务大臣（固山额真）的权限，总管大臣可以和诸贝勒一起共议国政，本旗的行军、围猎、出行等事务，都归总管大臣指挥、调遣。

以往，后金规定议政的权力只限于身兼议政大臣名义的八旗旗主，现在皇太极把它扩大到了总管旗务大臣身上，一下子拉进来了八个人。

当然，这八个人选并不都是由皇太极一个人决定的，还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实权贝勒点头才行。

除了这八个人以外，八旗原来还设立十六名佐管旗务大臣（即梅勒额真），现在还要设每旗两名的调遣大臣，一共十六名。

佐管旗务大臣辅佐总管旗务大臣，掌管刑律；调遣大臣是上传下达的角色，位在佐管旗务大臣之下。

这样算下来，八旗旗主贝勒的权力又进一步被稀释，总管大臣、佐管大臣和调遣大臣们虽然要服从旗主，可也能够对旗主原本很大的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十六名佐管大臣、十六名调遣大臣中多了一些新面孔，这些新人有的就是皇太极掺进来的“沙子”，这正是皇太极的深意所在。

当时（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八旗各旗总管旗务大臣的名单如下：正黄旗纳穆泰，是开国元勋扬古利的弟弟；镶黄旗达尔汉，是努尔哈赤早期亲信杨书的儿子、努尔哈赤的女婿；正红旗和硕图，是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里之子；镶红旗博尔晋，就是那位给阿敦鸣冤叫屈的三等副将；正蓝旗托博辉，是努尔哈赤的堂叔龙敦的儿子；镶蓝旗固三泰（一作顾三台），努尔哈赤的女婿；正白旗喀克笃礼；镶白旗彻尔格，他是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的第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