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中国大陆行政诉讼制度之比较

内容摘要：检察官的法律地位，历来是检察制度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在检察官制诞生之初，即因此而引发法律界的广泛讨论，且绵延至今仍未有定论。

检察官的法律地位，涉及三个相关问题：第一，检察官的法律身份究竟是司法官，还是行政官？第二，检察官与警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将兵”关系，还是“伙伴”关系，此即检、警关系问题；第三，检察官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即检、审关系问题。

对此，海峡两岸检察官制度皆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由此延及检警关系、检法关系均存在一定差异。

但是，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大陆法系传统的两岸检察官在基本法律定位方面也存在共通之处，这就是作为法治国的“法律守护人”，发挥着“法律监督”即“国家权力双重控制”功能。

关键词：检察官司法官检警关系检法关系检察官的法律地位，历来是检察制度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在检察官制诞生之初，即因此而引发法律界的广泛讨论，且绵延至今仍未有定论，以至德国学者罗科信教授称检察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机关”。

所谓检察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机关”，并非是指检察机关作为一个国家机关的整体组织体系尚未建构完毕，而主要就是指检察官的身份不明、地位未定。

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关于检察官的“法律”地位观点纷纭、争议迭起，是研究检察官法律地位的经典标本和当代“活教材”。

检察官的法律地位涉及三个相关问题：第一，检察官的法律身份究竟是司法官，还是行政官？第二，检察官与警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将兵”关系，还是“伙伴”关系，此即检、警关系问题；第三，检察官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即检、审关系问题。

一、检察官的身份地位：是司法官还是行政官台湾地区并未明确检察官系行政官还是司法官〔1〕，但自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检察官万毅*两岸检察官法律地位之比较*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985工程法学创新平台司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生导师。

〔1〕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13号解释（1953年1月31日）曾指出：“检察官不是法官，但其身份保障与法官同。

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初步比较摘要：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和台湾地区建立了不同的法律体系，其现行行政诉讼法也存在较大区别，对之进行比较研究，便于进一步了解和完善行政诉讼制度。

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差别主要体现在：出台背景，总体内容，体制及法的结构，立法目的，受案范围，管辖的规定，参加人制度，前置程序，证据制度，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再审程序。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4月4日经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它的诞生在我国民主与法治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注：《人民日报》评论员曾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是衡量这个国家民主与法治发展的重要标志。

）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初步建立。

台湾地区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以历时11年之久修订，并于1998年10月2日得以通过。

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建立了不同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区别也较大。

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大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经验，（注：台湾蔡志方在其《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一）》一书中就用较多的篇幅介绍大陆行政诉讼法并对其进行评析。

一些台湾学者也曾来大陆实地考察行政诉讼制度。

）甚至在某些方面已超出了大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水平。

对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比较研究，既有利于了解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大陆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大陆和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出台背景比较1.大陆行政诉讼法的出台背景新中国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既没有行政诉讼制度，也没有行政诉讼法。

虽然建国初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条例》中存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行政审判庭的规定，但实际上长期以来不存在行政诉讼。

直至1982年《民事诉讼法》出台才正式开启行政诉讼的历史。

但行政诉讼基本是沿用民事诉讼程序。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大陆的法学也得到蓬勃发展。

中国大陆与台湾二法域知识产权制度比较操武斌张宪涛摘要：大陆与台湾同属大中华法域，同时也是大陆法系与社会主义法系交汇融合和冲撞的板块，本文对二法域知识产权发展与变革、定义与制度、侵权与救济、冲突与协调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比较研究，以便更好地协调两地间的知识产权保护。

关键词：中国大陆、台湾、法域、知识产权、比较大陆、台湾地区作为大中华法域组成部分，在其各自管领的地域内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二法域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从而在知识产权领域形成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本文拟对二法域知识产权主要制度作一比较。

一、法律发展与变革知识产权是个外来语，英文为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IP，或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简称IPR(台湾地区称为智慧财产权）。

其称谓来源于18世纪的德国(注1)，在我国，1899年(光绪24年)总理衙门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规》为最早的知识产权法规，1906年(光绪32年)清光绪皇帝颁布《奖给商勋章程》、1904年(光绪29年)11月24日《商会简明章程》订有专利与著作权的保护规定，(注2)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 (注3)，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1911年12月12日由民国工商部颁布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著作权法》，1923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商标法》，1944年南京政府颁布《专利法》。

大陆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了一个废除六法全书的文告，宣布废除国民政府的各种法律。

1950年颁布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1953年颁布了《关于纠正任意翻印图书现象的规定》。

1963年颁布了《发明奖励条例》和《商标管理条例》。

由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这些法律法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限。

浅论中国行政救济制度及改革一、中国行政救济制度的结构行政救济制度按照当事人的请求权，可以分为不服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和侵权的申诉控告、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

（一）申诉和控告申诉和控告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行政救济制度中也当然适用。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二）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的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

（三）行政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救济是最有效、最权威的一种救济方式。

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处理对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维持判决以外，对行政主体作出的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可分别作出撤销、撤销并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责令行政机关在规定期限内履行行政职责等判决，为当事人提供救济。

同时，对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行为，人民法院还可以直接予以变更，并可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为当事人寻求国家赔偿救济提供必要的法律前提和基础。

二、目前中国大陆行政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两岸的行政救济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彼此都是与经济基础、政治环境以及整个法制背景紧密联系的。

通过台湾地区和大陆的行政救济制度的比较，大陆的行政救济有优点也有缺点，借鉴台湾地区的优点结合大陆特有的法制环境，完善我国大陆行政救济制度。

（一）人大常委会代表法律水平偏低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为我国作出很多重要决策，并监督政府工作的开展。

但是人民代表的法律专业水平参差不齐。

在我国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供职的人员中九成以上没有法律专业背景。

论中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执行制度及理论近十年来，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已步入“黄金时代”，其中的一个标志是：行政立法出现了“高峰”。

我国于1989年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后，接着于199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和《行政复议条例》，1993年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1995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1996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7年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1999年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特别是行政处罚法的制定与实施，更呼唤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出台。

据说中国有关立法部门已把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列上日程。

但是，离这个目标的实现，中国的法学家们在理论研究上还将不得不经历一段不太短的路程。

中国台湾地区早在1943年就修订了《行政执行法》。

近年该法再次被修改。

最近的修订稿于1998年11月11日公布施行。

中国台湾的学者们步入行政执行法研究领域亦相对较先。

为此，研究与评判台湾的行政执行制度及理论，对于探讨中国大陆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也许会有一定的裨益。

一、行政执行的基本概念（一）行政执行的定义与特征在中国台湾，行政执行（〈英〉Administrative Execution），是行政上的强制执行（〈英〉Administrative Compulsory，〈德〉Verwaltungsvollstreckung）的简称。

关于它的定义，一般以1947年修订的《行政执行法》[1]的第1条规定为依据。

该条规定：“行政官署于必要时，依本法之规定，得行间接或直接强制处分。

”1998年修订的新《行政执行法》对行政执行的定义在表述上略有改变。

其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执行，指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行为或不行为义务之强制执行及即时强制。

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初步比立二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管辖的规定不同大陆由于地域宽广，同时设有四级法院，其管辖较为复杂。

可分为级不管辖、地域管辖与裁定管辖。

地域管辖适用原告就被告原那么，但也规定了几种特殊的地域管辖，要紧有：通过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原告选择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从以上规定能够瞧出大陆行政诉讼法尤为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凸现其操纵监督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功能。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为两级两审制，一审均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因此不存在级不管辖的咨询题，地域管辖那么普遍适用原告就被告原那么。

尽管比大陆简单，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行政权的监督操纵力度显然不如大陆行政诉讼法的大。

大概由于其受大陆法系碍事较深之故。

七、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参加人制度之差异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提出严格限制。

原告只能是认为其自身合法的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只能是被告。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是依据诉的不同而不同的。

撤销之诉与请求处分之诉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对人。

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原告能够是行政相对人，也能够是行政主体。

这与大陆行政诉讼法有特殊大的区不。

尤为独特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以其权益受到侵害为前提。

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关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律特殊规定者为限。

第25条，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于其章程确定目的范围内，由多数共同利益之社员，就一定之法律关系，授与诉讼实施者，得为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该社团法人没有原告资格)。

可见，现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利益的保卫范围进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将局部反射利益、事实利益纳进诉讼利益范畴，且这些利益并非仅局限于某特定个人，能够为他人甚而是社会群众之共同利益。

大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台湾地区认罪协商制度之比较研究作者：叶燕培来源：《海峡法学》 2020年第1期叶燕培摘要：台湾地区认罪协商制度主要特色系发启时间限制较多、适用情形较为限缩、只有量刑可以协商、协商主体排除法官、被告人权利保障相对完备。

其成效不彰的主要原因系“立法”规定的掣肘、程序选择的重叠及内外质疑的担忧等。

大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要特色系适用阶段全覆盖、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强化自愿性保障。

基于办案提速增效的现实动因、消减办案风险的内心抉择、贯彻和解理念的思维惯性，大陆检察官更青睐认罪认罚制度。

从比较的维度，聚焦公正性，应关注法官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聚讼交易性，应消减职权主义的心理定式；聚集正义性，保障预期社会效果的实现；聚足延展性，仍应发挥追诉职能；聚合全面性，完善配套制度。

同时，应提倡双赢、多赢、共赢理念，以尽可能堵塞原则规定带来制度漏洞。

关键词：认罪认罚；认罪协商；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 D925.2;D927.5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8557（2020）01-0014-08引言：与时俱进的司法制度改革法律是文明世界产物，围绕着罪与罚，诸多利益主体摒弃原始同态复仇，制定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实体法不管如何精致、如何富于理想色彩，若无完好的刑事司法制度，都必然不能使理想成真。

”张丽卿著：《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证据》，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就两岸“认罪制度”而言，台湾地区认罪协商制度制定较早，利弊得失初显；大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发展势头强劲。

两岸刑事诉讼制度和而不同，检视两岸“认罪制度”历史演进之不同路径，共探未来发展之不同动向，对两岸刑事诉讼制度发展均有裨益。

一、台湾地区认罪协商制度简介早在2002年6月6日，台湾地区“行政院”就提出新增认罪协商程序的建议。

其后台湾地区“司法院”又邀请多家民间团体代表商讨该程序相关修法提案事宜，几经修改[ 台湾地区现行法与民间、官方草案条文差距较大，系多方博弈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