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义和团事件始末山东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而山东教案，作为的一部分，也承载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本文将会对及山东教案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为读者们呈现出一个更加全面的历史画卷。
义和团运动起源于中国晚清时期，当时中国正处在国内外各种矛盾冲突的交汇期。
而其中的一个冲突点就是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犯，这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极度愤怒和失望。
而义和团则应运而生，成为了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一支力量。
起初，义和团以宗教为名，以拯救正统道德、抵制异教为宗旨，吸引了大量农民群众的参与。
他们提倡“扶清灭洋”的口号，认为只有通过抵抗外国势力，才能实现国家的复兴。
在山东地区，义和团运动发展得尤为迅猛。
山东自古就是中国的文化重地，曾经诞生过无数令人瞩目的人物和事迹。
然而，此时的山东却成为了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战场。
山东教案是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地区的具体表现。
教案开始于1899年，名流闻达的耶稣会传教士因涉嫌不敬中国文化而被义和团抓捕，随后，在接连的审讯过程中，教士们被酷刑迫害。
这一事件引发了山东地区农民的强烈反抗情绪，推动了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迅速扩张。
随着山东教案的发酵，义和团成为了群众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义和团的行列中，他们在秘密会议中策划抵抗行动，寻找并抓捕外国传教士。
同时，他们也鼓动农民对外国势力进行抵抗，组织暴力活动。
然而，义和团的暴力行动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方面，他们的暴力行为伤及无辜，使农民群众与外国传教士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他们过度强调对外国势力的抵抗，而忽视了和平与和解的可能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义和团迅速失去了他们的信誉，也无法得到外国列强的理解和支持。
最终，义和团运动以失败告终，被海军联队镇压，并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
而山东教案则被人们铭记下来，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深思的一页。
从到山东教案，都是中国晚清时期的历史缩影。
它们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动荡和矛盾，也展示了人们对于国家命运的挣扎和追求。
1901，义和团真相１９０１，义和团真相沙林农民起义的倒退，见识不如梁山好汉１００年以前，仅仅１００年前，中国大地还是一片古意，从清帝国的官员到农民，对洋人的鄙视惊人地相似：“非我族类，其人必异。
”大学士倭仁为了避免在可能和洋人接触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就“豁然痊愈”。
大学士徐桐也是一个极端厌恶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东交民巷旁边，于是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
后来他干脆把院门用砖头堵上，并在门上贴了一幅对联：“望洋兴叹，以鬼为邻”。
除了这些庸聩高官仇洋，最底层的农民也都把仇恨集中到洋人身上。
这一年，北方忽然爆发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大师兄骑高马，红灯照举红灯，数百万流民涌入城镇，深信能够“降神附体”，“刀枪不入”，“闭住枪炮”等，他们杀洋人，杀中国的基督徒，烧教堂，抢劫城乡良民……他们到北京各王府内演示“神功”，使得一些贵族高官战战兢兢，连慈禧太后也对其法术深信不移：“有如此之神勇义士，定能灭洋人，保我大清江山。
”因此贸然下令攻打使馆，向八国同时宣战……以上情节都是从著名作家王树增的新作《１９０１年》（解放军出版社）中读来的。
这是一册恸史，读来令人既毛骨耸然，又让人恍然大悟──这段晚清历史，这些义和团的作为，跟过去几十年宣传的大不一样，做为正面形象的农民起义军怎么是这个样子……在那伸手可及的年代，英、法等国早已完成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居里发现了镭射线，而我们这个大国没有汽车、扒了铁路、刚有电报、几亿人民从没听说过“科学”这个词，更没听说过“民主”、“国民”、“经济”等。
◎各界丨史海钩沉义和因哲触初的秸爲/魏德胜我们前面说过，慈禧在出逃的途中，就对军队下达了剿灭义和团的指令。
义和团被灭了，那义和团的首领（被慈禧任命为义和团总指挥者，或朝中力挺义和团的大臣）怎么办？慈禧任命李鸿章等为代表，与八国联军进行谈判，外国人的条件是，义和团要灭，义和团高层也不能放过。
这是件很头疼的事，但慈禧不予以果断处理，她回北京的路就难以打通。
老太婆狠了狠心，终于出手了。
这就是慈禧，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一点，她比梁山泊人可牛多了。
1901年2月，慈禧下令：庄亲王载勋赐令自尽；毓贤正法；刚毅已死，追夺原官；甘肃提督董福祥等亦一一获罪。
八国联军不为所动，他们认为清廷对端亲王载漪和辅国公载澜的处置太轻。
一星期后,慈禧再次下令：载漪、载澜监禁候决，其后减为发配新疆，永不赦免；刚毅虽死，但仍要给予儒家文化中最重的刑罚，即开棺戮尸；赵舒翘、英年二人,则赐令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和徐桐的一个儿子，在北京处决。
与此同时，反对义和团并被处死的袁昶、许景澄等大臣，平反昭雪。
有意思的是赵舒翘这个人，慈禧很想保护他，被清廷捕杀的义和团成员可八国联军坚决不干。
不知是慈禧策动的，还是赵舒翘本人真有那么多的民意支持，总之西安有数百人联名保他，而他本人也一万个不想死。
可慈禧的胳膊拧不过八国联军的大腿，最终还是将赵舒翘赐死。
赵舒翘心有不甘,便以拖待变，等来新生的机会。
结果，死了若干回，遭了很多罪，都没能自尽成功。
负责监刑的官员等得不耐烦了，就用厚纸浸于劣性酒中，然后塞入其喉管。
一回没死，二回没死，赵舒翘的命真是太大了，前后连续折腾五回，监刑官才将其闷死。
同样是死，何必这么遭罪而去呢？你看看人家张荫桓，面对死刑的时候，就特别的大丈夫。
临刑前，张荫桓还画了两页扇面给他侄儿，画好了，振了振衣袖，走上刑场，然后对刽子手微微一笑：“爽快些！”随之从容而去。
这种死，同样不失体面与尊严。
回到正题，我们再说说庄亲王载勋（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代）之死。
晚清历史事件有哪些_晚清历史事件介绍晚清时期,小说作品涌现而谴责小说雄踞文坛,题材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官场、商界、华工、女界、战争等等,今天店铺给大家带来了晚清历史事件，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晚清历史事件一：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First Opium War)英国经常称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闭关锁国”后的满清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
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
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
打击了英国走私贩的嚣张气焰，同时影响到了英国的利益。
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
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t)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
虽然这场战争只是鸦片战争的一部分，但有时也经常把它称作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一直是断断续续进行，其间的一系列战斗和军事行动相互之间并无关联。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开始把鸦片大量输入中国。
到了十九世纪，鸦片输入额逐年增多。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抵销英中贸易方面的入超现象，大力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以达到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
十九世纪初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000多箱，到1839年就猛增到40000多箱。
英国资产阶级从这项可耻的贸易中大发横财。
由于鸦片输入猛增，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使吸食鸦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晚清段芝贵贿赂案与《杨翠喜》小说——以新闻为小说的范例王德成;姜荣刚【摘要】段芝贵贿赂案是晚清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由于朝廷袒护亲责,草率结案塞责,招致朝野的普遍不满与失望.《杨翠喜》便是对这一案件的及时反映,小说作者把准了大众的心理需求,汇集各种与杨翠喜有关的史料、传记、小说、诗词、评论等,既满足了人们了解事实真相的欲望,又达到了泄愤的目的,因此风行一时.虽然此部大杂烩的小说,艺术上殊乏可以称道之处,但却保留了不少罕见的史料,也对认识晚清如何将新闻转化为小说的这一商品生产模式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期刊名称】《许昌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33)003【总页数】4页(P75-78)【关键词】段芝贵;贿赂案;《杨翠喜》;新闻;小说生产【作者】王德成;姜荣刚【作者单位】许昌学院图书馆,河南许昌461000;扬州大学,江苏扬州22500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治晚清小说史的人都知道，甲午战争以后，小说创作与翻译数量出现了加速递增的趋势，[1]2在短短的十数年间，小说生产的数量，即使除去翻译亦不下两千种。
造成这种急剧变化的原因，学界已作了种种探讨，或从技术方面着眼，或从政治角度立论，综合考察者亦间或有之。
*参姜荣刚《义和团事件：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触发点》(《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技术与政治革命的双重变奏——晚清“新小说”兴起的历史机缘》(《学术论坛》2013年第2期)。
虽然这些讨论均持之有故，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晚清小说总体可读性极差，那么它们又是靠什么赢得读者与市场？如此一来，上述泛论就难以解决这样的疑问了。
因此，本文尝试从一个具体的小说入手，来探讨晚清小说的商品生产问题，以为丰富上述泛论之一助。
一石昌渝先生说小说商品生产“一定是趋迎时尚，且快速成篇”，并说时尚“不能简单地想象成一种单一的社会风气”，关键是要把准“时代的脉搏”，[2]此洵为不刊之论。
晚清小说家正是把准了时代的脉搏，才使其快速炮制的小说，今天看来虽难以卒读，当时却颇为畅销，成为市场的宠儿。
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34年6月，柯文教授出生于美国纽约。
1953年入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和史华兹（Benjamin I.Sehwartz）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62年至1965年，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安默斯特学院任教。
1965年到麻州韦尔斯利学院任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柯文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美国和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国中心观”是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
柯文的另一力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以“义和团”作为路径来认识历史，所用资料都是比较平常的史料，但作者对“义和团”的研究却颇有新意，其对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历史的探讨给我们展示了作者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一）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的“神话”历史是什么？或许在兰克提出客观主義史学之前，人们普遍相信历史学家笔下的叙述就是历史。
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质疑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之时，人们又开始质疑历史就是“真实”的过去。
当这些讨论日臻成熟以后，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便诞生了。
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将历史分为三种：事件、经历和神话，我们所了解的义和团运动，是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还是人们经历的事件，抑或是被各个神话的当下？我们可以发现，义和团运动并不是作者研究的目的，而是对象，是他认知历史的路径。
“历史三调”的三个内涵并非泾渭分明，他们有很多交集，而且一直或多或少的存在以往的历史著述中。
就其中的“神话”而言，由来已久。
“鉴往知来”一直是我们对历史的普遍认同，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也是本着“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更是如此。
即便是当下我们的很多历史研究，仍在担心当历史失去其当下意义便会失去其研究意义，却不曾想过当我们遗忘或者歪曲另一段历史时是多么令人悲哀。
义和团事件：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触发点姜荣刚内容提要 晚清一些人士普遍注意到，在义和团事件中团民的行为方式与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观察致使事后反思中，小说被认为是导致庚子惨祸的主要根源；这种认识也成为引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触发点。
关键词 义和团 神怪小说 民智 小说界革命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倡“新小说”，鼓吹“小说界革命”。
此举得到社会普遍响应，次年（1903）即出现了晚清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第一次高峰，据统计该年产生的小说总计高达一百四十七部，比此前数十年产生小说的总和还要多。
是什么因素促使小说产生如此巨大而迅猛的转变？对此学界已作了种种探讨，在已知的各种因素当中，研究者大多强调现实政治的重要作用。
如有学者便认为：“事实提示我们，在1901—1903年间，一定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历史性事变的发生，因而影响了小说自身演进的轨迹。
”不过，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被研究者忽略了，即现实政治如何与小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或者说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触发点是什么，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人予以专题讨论。
此点不明，二者关系不唯难以坐实，而且也无法将研究推向深入。
本文即针对此一问题，通过对晚清“小说界革命”触发点的探查，及其如何触发晚清“小说界革命”的问题予以辨析，以期对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作更为具体的考察。
一在研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时，笔者对其批判传统小说的文字作了仔细分析，与以“吾中国人妖巫狐兔（鬼）往仅泛言“诲淫诲盗”相比，他增加了“言鬼神”一项重要内容，如该文中说：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
……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
”关于梁氏的另一条材料更能确切地说明这一点，他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谓人类之公性情，一曰英雄，二曰男女，故一切小说，不能脱离此二性。
可谓批导者矣。
然吾以为人类于重英雄、爱男女之外，尚有一附庸性焉，曰畏鬼神。
以此三者，可以该尽中国之小说矣”。
神怪小说是传统小说的一大门类，与所谓“诲淫诲盗”的小说相比，它所遭受的指责要少得多。
王韬曾说：“圣人以神道设教，不过为下愚人说法：明则有王法，幽则有鬼神，盖惕之以善恶赏罚之权，以寄其惩劝而已。
”正是出于神道设教① 见陈清茹博士学位论文《光绪二十九年（1903）研究》（未刊稿），第2页。
②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③ 《新小说》第一卷第一号。
④ 《小说丛话》，《新小说》第一卷第七号。
⑤ 《淞隐漫录•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94·义和团事件：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触发点的考虑，统治者对神怪小说的态度往往较为宽容，梁启超曾云：“昔乾隆间内廷演剧，剧曲之大部分，则诲乱也，诲淫也，皆以触忌讳被呵谴，不敢进，乃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之事，既借消遣，亦无愆尤。
”士大夫不仅不避讳谈鬼论神，甚至创作神怪类的小说也是常有之事。
因此，朝廷禁毁小说不唯甚少涉及神怪小说，而且士大夫批判小说，也往往泛言“诲淫诲盗”，而不及“言鬼神”——就其总体而言。
“言鬼神”被重点提出显然别有缘故，这起因于义和团与小说的直接关联，而且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亦与此有直接关系。
这些问题暂且留待后文讨论，这里先讲义和团与小说有何直接关联。
义和团与小说的直接关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义和团的咒语多出自于小说。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入其教者，虽名为习拳练技，实为演诵符咒”，“练习时，由大师兄拈香诵咒，其人即昏然仆地，俄顷倔起，谓之神来附体，则面目改异，辄自称‘沙僧、八戒、悟空’之类，狂跳踊跃，或持刀矛乱舞，呼啸如狂醉”。
经过如此演练，拳民以为术成之后，即可“矢石枪炮，均不能入”，以致“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
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
关于拳民所诵咒语的内容，罗 曧这样记述道：“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
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这一咒语在各地与义和团有关的史料记载中，多有反映，其中所请神灵全为小说中人物。
义和团的咒语当然非止此一种，但多数源于小说，劳乃宣说：“彼符咒法术之说，仍稗官戏剧，游戏装点之词。
”龙顾山人亦云：“拳中神咒多出稗野，如《封神传》之姜太公，《西游记》之孙行者，皆所崇奉。
”第二，义和团神拳仪式的主要特点是降神附体，其所奉神 大多来源于小说中的人物。
据《清鉴》载，义和团法术“以降神为主，佩符诵咒，谓有神降附其身，所降之神，多半小说所云樊梨花、刘金定之类，男子则孙行者、猪八戒、李太白、刘伯温之类”。
义和团所奉神 中的小说人物，据时人记述，常见者主要有：梨山老母、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玉皇大帝、观音菩萨、灌口二郎神（杨戬）、龙王三太子、柳树精、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梅山七弟兄、南极仙翁、太上老君（《西游记》）；刘玄德、关公（关羽）、赵子龙、马孟起（马超）、黄汉升（黄忠）、华佗、诸葛武侯（诸葛亮）、关平、张飞、周仓、王平、马谡、姜维（《三国演义》）；武松、九天玄女、宋江、李逵、燕青、张天师（《水浒传》）；黄飞虎、姜太公、黄天化（《封神演义》）；冷于冰（《绿野仙踪》）；黄三太（《彭公案》）；济颠（《济公传》）；尉迟敬德、秦叔宝、李元霸（《隋唐演义》）；杨继业、穆桂英、杨宗保（《杨家府演义》）；常遇春、胡大海（《英烈传》）；黄天霸、张桂兰（《施公案》）；樊梨花（“说唐”系列小说）；刘金定、高君保（《宋太祖三下南唐》）；汉钟离、铁拐李、何仙姑、张果老、吕洞宾（《八仙出处东游记》）；展昭、白玉堂（《三侠五义》）；岳飞、岳云（《说岳全传》）。
虽然义和团所奉神 还有其他来源，比如历史人物、佛教、道教等，但亲历者都一致认为主要来源于小说，如吴永说“率以出于《西游》、《封神》、《三国》、《水浒》① 《新民说•私德堕落之原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6页。
② 《山东巡抚袁世凯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页。
③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页。
④ 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49页。
⑤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26页。
⑥ 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团》第四册，第471页。
⑦ 龙顾山人（郭则）《庚子诗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⑧ 印鸾章编《清鉴》下册，上海书店1980年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851页。
·95·文学遗产·二○一○年第四期·96 ·诸小说者为多数”，罗 曧则强调“《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
除奉小说中人物为神外，有些拳民甚至直接冠以小说人物的名号，如“菩萨”、“赵云”、“关老爷”、“周仓”、“唐僧”、“关平”、“黄天化”、“黄天霸”、“黄忠”等，充当运动的带头人。
第三，拳众对小说及戏剧舞台上情境的模仿也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这首先表现在对外观层面的道具的模仿上，如拳民的服饰与所持之“武器”，柴萼《庚辛纪事》中有云：“其坛主之富厚者，更为其党制备衣履刀矛，装束一如剧中之武生，恒执木棍招摇过市，美其名曰‘二郎神棍’。
”另如龙顾山人说：“拳众侈述所用兵器有金箍棒、九莲挂飞刀、降魔杵、引魂幡、捆仙绳、翻天印、火扇子种种。
”此外，还有所谓的“关圣之青龙刀，悟空之金骨棒，桓侯之鞭，镇江之斧，韦驮之降魔杵，罗汉之戏龙珠、伏虎圈”等，亦为拳民崇奉的常见“宝物”。
这些“武器”大多出自《封神演义》与《西游记》诸小说。
拳民以为这些“武器”具有神力，以至“各庙宇神着衣冠及持器具悉为伊等盗去，置之棚中，认为至宝。
凡盗窃神物名曰‘盗宝’，谓其得之，以御刀枪，虽外洋火器之利不足惧也”。
除道具外，拳民对小说戏曲中对白、行为方式及场景的模仿也十分引人注目，如下文：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以至阖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名通报。
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
”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
”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兀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神气极可笑。
红灯照皆处女为之，亦安炉奉香。
每出行，数十为群，左手执帕右执扇，皆红色，拦街舞蹈，若跑秧歌状。
前后以黄衣力士护卫。
遇行人必使面壁长跪，候其过尽乃行。
其附体之神，则有樊梨花、穆桂英、张桂兰、刘金定等类，亦摭自说部。
通过这些描述，义和团与小说，尤其是神怪小说的密切关系已十分明显。
就史料反映的丰富程度而言，此点为时人所习知亦是无可置疑。
那么，就此一点是否就能使“言鬼神”的神怪小说凸显出来，从而成为人们批判的焦点呢？问题当然不会如此简单，这还需要从它的实际影响说起。
加入义和团崇信神怪小说的，非止所谓的下层“愚民”，“当其初起事时，亲藩倚之，政府信之，士大夫称许之，愚民附和之”，可谓是上自朝廷，下至士夫，“一唱百和，举国若狂”。
当然，朝廷与士大夫借重义和团可能有种种原因，如排外等，但也与其信仰基础有密切关系。
在义和团起事之初，有不少士人认为义和团的“神术”可信，并建议当政者重用义和团，左绍佐在《上徐桐书》中就说：“神道设教，尚有明文，狄青以卜钱鼓众，而勇气百倍；张良圯上之书，诸葛鱼腹之阵；神兵之术，信而有征。
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怯，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足辟易万人……又况其禁炮之术，皆万众所目验而无疑者哉……考其行事，真有神奇不可解者。
其所奉者，关帝、至圣先师孔子及我圣祖仁皇帝也。
”御史刘家模在上书朝廷的奏折中，也称义和团的“神术”可用，他说：“闻义和拳由僧授法，本神道设教之意，取八卦方位，分立各门教人，立坛供奉，练习拳勇，①⑦ 《庚子西狩丛谈》，第15页；第30页。
② 《庚子国变记》，第14页。
③ 详见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38、43、151、152页。
④ 《义和团》第一册，第307页。
在晚清，小说的概念中常常包括戏曲，因此本文在论述时对此不予严格区分，以避免枝蔓。
但引述材料时仍尽量避免涉及戏曲，以求论证符合学术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