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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视角下的防腐体系建设探究［摘要］建立行之有效的防腐体系,要明确公职人员定位,降低公众防腐成本,结合社会力量实现对公权运行的控制与监督。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防腐体系；公共权力；路径选择1 公共选择理论中有关腐败的成因分析(1)官员的经济人本性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一个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而政治学的传统假设中人是利他主义的。
公共选择理论则将两种学科创造性的联系在一起,以“经济人假说”为基础,分析不同社会活动中人的行为。
在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政治市场中,无论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在进行选择时都会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政治家或者官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并不具备高于选民或者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资本存量。
因此,在面临选择时,他们往往将个人利益排在第一位,甚至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从而产生腐败现象。
(2)防腐成本收益不对等导致公权监督缺位。
理性的经济人总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试图取得一个成本核算最低而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政治市场中的需求方是否与供给方产生权钱交易,是由成本收益分析所决定的。
作为公权运行结果的承担者,选民和利益集团也有权对公权进行监督,监督行为的实施与否,也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
选民或利益集团对腐败行为进行监督,其监督行为的成本需自身承担,而反腐收益则是一种集体利益,由公众所共享。
这就导致了“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即寄希望于集体中的某些个体对公权运行进行监督从而防治腐败的发生。
由于政治活动的集体选择性导致公众选择“合乎理性的无知”,在监督渠道不畅通导致监督成本过大的情况下,使公众对腐败行为的监督出现困境。
(3)公权寻租导致权钱交易型腐败。
“租”又可以称为“租金”,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础概念。
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布坎南将寻租定义为“那些本当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官员行为约束的启示【摘要】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出发点，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广泛的非市场的政治问题，即政府行为及其相关的政治行为，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政府行为的属性、政府官员的行为动机以及反腐败制度的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政府行为，启示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首先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人”假设，颠覆了政治学关于政治人是大公无私的假设前提，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动机是利己心，他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家追求选票最大化，官员追求权力最大化，选民则追求投票净利益最大化。
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过程看作是类似市场机制的交换过程，认为在政治过程中交换的是规定、制度、条约等公共物品，供给者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需求者是选民和纳税人。
无论是选民还是政治家，在进行选择时都要先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
如果一项集体决策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需要承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支持这项决策，否则就不支持甚至反对。
二、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我们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因此我们都会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去决定事情，政府官员当然也不例外，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
（一）政府扩张。
为了提高自身经济能力，寻找更多的晋升机会，获得更多的权力，政府官员会不断追求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扩张必然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原本合理的政府规模是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
这样一来，一方面增加了政府部门许多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从而就提高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为国家带来了额外的经济负担，浪费资源；另一方面可能由于人力资源的过剩，反而导致政府决策、执行、反馈信息的效率低下，不利于一个高效率政府的发展。
（二）寻租行为。
由于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不正当介入，导致一些利益集团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以达到他们获得自身更高利益的目的，而政府官员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便以权谋私、滥用权力，批准某些企业的垄断经营，或者私自给予一些利益集团更多的名额、政策优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规则，也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用公共选择理论浅析腐败现象近年来腐败案件频发，且金额数量均触目惊心。
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受贿2亿元、前药监局局长黄萌受贿2亿元且拥有84套房产、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数10亿元（网上传闻其死党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海外存款更达28亿美元）……在这里我想用在政府经济学中学习到的公共选择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浅析。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theory）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的各种问题的学科，传统上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
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以西方多党制议会民主为背景，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个人，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
其一些主要论点，诸如中位选民理论、投票悖论、官僚行为分析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当今社会，代议民主制即社会成员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民主体制的主要形式，也包括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而在代议民主制下，通过公共选择来决定政府经济活动的机制和过程尤其特点。
一，政治家的行为（即领导行为）在现代社会，具有相同政治倾向或利益的人结合在一起，形成政党。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里，各个政党为争取更多的选票，取得执政权其政治家就要努力使本党的竞选纲领和政策主张得到中位选民的支持。
而在我国，由于实行一党制，不存在中位选民的问题，政治家即领导只需要考虑自身代表的集团的利益诉求即可，而不用受制于中位选民的支持。
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民代表来源广泛，利益诉求各有不同，意见难以统一，权力自然就落到了少数政治家的手中。
这就给了个别别有用心的领导干部以极大的寻租空间。
二，政府公务员的行为在西方国家，政治与行政分离，政府公务员都是职业行政人员，政治中立。
公务员具有相对固定的等级与报酬，他们不以追求个人收入的最大化为目标，而更多的关注官职、特权和公共声誉，而这些往往与公务员所掌握的预算规模大小呈正相关。
公共选择理论视阈下行政腐败分析作者：谌华来源：《中国·东盟博览》2013年第07期【摘要】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行政权力管理领域宽、自由裁量度大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决定了它最容易被滥用，在众多对行政腐败的理论分析中，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行政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制定反腐败的治理对策上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行政腐败；成因；治理对策文章编号：1673-0380（2013）07-0008-02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行政权力管理领域宽、自由裁量度大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就决定了它最容易被滥用。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权力主导型”腐败被称为政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对政府人的期待始终得不到完整实现，为什么行政腐败会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其根源是人的问题，还是管理人的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在此为我们正确认识行政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制定反腐败的治理对策上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回顾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等人创立的，是一门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它把政治舞台模拟为经济意义上的市场，并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分析政治领域中的经济人行为如何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
[1]公共选择理论有三大特点，即“经济人”假定，个人主义方法论和交易政治。
它首先将人性的不完美视为常态，认为人都是自私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
基于这一假设的原则是：人并不因为担当了某个公共职位就会改变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
与普通人相比，政治家并不具备更多的意识形态资本存量，难以超越普通人的名利观。
正如布坎南所言，由于任何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因此，组成政府的这些人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人的性质，以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从政府公职人员的角度来看，公职人员腐败的过程，是一个成本核算最低、利润最大化的过程。
公共选择理论主要为我们提供了三种重要的理论假说与概念框架，即寻租理论、官员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一）寻租理论：“寻租”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
浅析公共权利的腐败目录浅析公共权利的腐败一、公共权力腐败的概述二、从经济学角度浅析腐败产生的原因1．满足经济人假设。
2．服从经济理性3．符合利益动机4．严格的成本计算三、应对公共权力腐败之措施1、大力纠正执纪执法偏软偏宽的现象2、强化以法制权的监督制约机制3、加强反腐反贪部门的独立性4、实施公共权力所有者财产的登记与公示浅析公共权利的腐败一、公共权力腐败的概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腐败的情况并不鲜有。
对于我们来说，看得最多的，听得最多的腐败现象，就数公共权力的腐败。
而事实的确，公共权力的腐败并不是腐败的特殊形式，它是腐败的一般形式；腐败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公共权力腐败。
目前，公共权力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公共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
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世界银行定义公共权力腐败就是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一般是指国家和政府公职人员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以牟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即政府官员、公职人员对其权力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
从法律上讲，腐败要具备两个基本要件：一是利用公权的职务之便牟取私利。
二是扭曲了公权的性质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二、从经济学角度浅释腐败产生的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我们发现腐败的的确确是一种的经济行为，用经济学的简单原理就可以看出腐败产生的原因和解释腐败的大部分现象。
1、满足经济人假设。
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每一个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动物，这一假设在经济活动中的普遍成立是没有问题的。
它在政治活动中的意义近来也被证明。
公共选择理论揭示了政治活动的经济学含义，其最大的贡献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政治动物也是经济人。
一段时间以来，那些搞形式主义、浮夸风的如“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和搞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最后成为“豆腐渣”工程的事例是最好的说明。
公共性视阈中的反腐败研究引言：反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政府、企业和社会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反腐败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
公共性视阈中的反腐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公共性视角出发，探讨反腐败研究的重要性、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一、公共性视角对反腐败的重要性1.1 民众的参与与监督公共性视角下的反腐败研究关注的是民众对腐败问题的认知、参与和监督。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民众的力量才能够真正达到惩治腐败、净化社会的目的。
公共性视角下的反腐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民众的意识和行为，为解决腐败问题提供有效的对策和方法。
1.2 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反腐败是政府治理能力和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公共性视角下，反腐败不仅仅是政府内部行政监管问题，更是政府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的表现。
只有在公众信任和支持下，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公共性视角下的反腐败研究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求和期望，提升反腐败工作的公信力和可信度。
1.3 社会的公平正义腐败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障碍，公共性视角下的反腐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腐败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破坏程度，为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只有通过公共性视角的研究，我们才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腐败问题的深层次影响，为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和路径。
二、公共性视角下的反腐败研究现状2.1 参与式研究方法公共性视角下的反腐败研究强调民众的参与和主体地位，因而在研究方法上更倾向于采用参与式研究方法，包括民意调查、焦点小组讨论、行为实验等。
这些方法不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民众的意识和行为，更能够促进民众对反腐败问题的监督和参与，为解决腐败问题提供更有效的路径和策略。
2.2 全球化视野公共性视角下的反腐败研究不再局限于国家范围，更倾向于全球化视野。
因为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协作和合作。
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的腐败治理问题作者：汪洋唐加锴来源：《中国市场》2011年第22期［摘要］腐败问题是全球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反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本文站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从经济人假设、寻租理论和官僚预算最大化三个方面分析了腐败的成因,对腐败及其治理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正视官僚“经济人”角色、在公共产品中引入竞争机制、增加腐败机会成本等治理腐败的对策。
［关键词］腐败；公共选择理论；寻租；官僚；经济人［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122-021 对腐败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1)经济人假设。
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人都是理性行为者,其行为目的是谋求私利最大化。
在实践中,政府决策往往与公共利益的需求背道而驰,产生“公共悖论”,这是因为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有相似性,利益所在决定了公共产品的走向,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身处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自利性。
因为政治领域中的人同市场中的人一样,都是“经济人”,均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作为“经济人”,这些公共任职人员必然以个体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客观导致政府抵制政治集团利益的失败,从而出现了腐败现象。
再者,腐败行为是具有成本与收益的,官僚在产生腐败念头时,必然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从官僚个人的角度来看,腐败的收益就是利用委托权力从国家或他人手中获得的非法利益,包括直接贪污、侵占的国家财产,间接收受的贿赂以及肆意用权的权力感、肉欲等无形的满足。
政府官员腐败的私人成本,主要是腐败活动一旦败露所可能遭受到的损失,包括失去现有的官职、权力、工资与社会地位,受到的法律惩罚、纪律处分,失去人身自由、造成家庭负担、公众蔑视和心理煎熬等。
只有当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时,当事人才会选择腐败活动；而当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小于其成本时,当事人会远离腐败。
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官僚根据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的比较来决定自身行为,即使勤政廉政能够增加社会收益,但只要它带来的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官僚就有可能不会认真履行职责。
公共性视阈中的反腐败研究引言反腐败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各国都在努力制定和实施反腐败政策，以建立透明、廉洁和公正的政府机构。
反腐败工作依然面临着挑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从公共性的视角来研究和解决腐败问题。
本文将从公共性视阈出发，探讨反腐败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其对当前反腐败工作的意义和启示。
一、公共性视阈下的腐败问题腐败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而理解腐败在公共性视角下的影响和机制，对制定有效的反腐败政策至关重要。
腐败问题不仅与政府机构相关，也涉及到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
从公共性视角来看，腐败可能导致公共服务的不公平分配，甚至造成资源浪费和社会贫困。
某些政府官员利用职权之便谋取私利，导致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从而损害了公众利益。
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政府机构的重视，也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
腐败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社会公正的质疑。
从公共性视角来看，腐败不仅是一个个体行为，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它可能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和社会的凝聚力。
理解公众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和疑虑，对于提高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支持和信任都具有重要意义。
腐败问题与公民权利的保障直接相关。
腐败往往会导致公民权利的受损和违法乱纪的现象，例如违法开发、土地征收和环境污染等。
公共性视角下，反腐败工作不仅需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需要提高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机会和权利。
从以上角度来看，公共性视阈对于理解腐败问题和指导反腐败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公共性的腐败问题，从公众需求和社会公平角度出发，加强反腐败工作的深入研究和实践。
二、公共性视阈下的反腐败研究在公共性视阈下研究腐败问题，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重视公众参与和监督。
公共性的腐败问题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只有公众积极参与反腐败工作，才能更好地发现腐败问题和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
最新整理腐败产生与治理的两个视角腐败产生与治理的两个视角腐败，简单来说就是指以公权谋私利，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利益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及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腐败状况趋于恶化，学术界对腐败问题的研究逐渐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并一直保持着足够的热度，相关文献汗牛充栋。
而在众多腐败问题的理论与对策分析中，有两个较为独特的视角对于我们认识腐败的本质、认识我国腐败的形势有所裨益，或许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进行探索。
一、腐败产生与治理的个体效用视角在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上，传统的理论曾长期把其看成是由一时的冲动而引发的非理智行为。
李怀（1996）指出，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是遭到否定的[1]。
若这种非理智主义的解释能够成立的话，则权力腐败应当仅表现为一种偶发性现象，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权力运行的现实中，权力执掌者的行为选择首先取决于其欲望和动机。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可以合理假定权力执掌者都是具有利己私心的“理性经济人”，如果假设现行制度的缺陷使得：①腐败行为的约束条件为零；②腐败的行为后果的社会惩罚率为零，那么权力行为的动机就完全取决于权力执掌者对效用的价值判断和追求。
即是说，在自我约束无力、外部约束缺乏的情况下，腐败行为的发生有必然性。
同一时期，相似的观点被大量的学者提及。
程厚思和曹文（1997）指出公职人员的理性自利心理是腐败的动力；而权力配置资源是腐败行为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构成了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2]。
这两个因素使腐败的产生存在了可能性，腐败发生与否依赖于其它一系列主客观的制约因素，包括掌权者的需求偏好、道德水平、权力制约、法律惩罚等。
然而在现实中，自我道德约束的不可靠、外部约束的缺乏和绵软，使腐败成本过低、腐败收益过高，公共权力掌握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会选择腐败。
樊纲（2000）认为现实中克己奉公、大公无私的官员在数量上是处于少数的，多数人是“有私心”的，这就是“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行为泛滥的内在原因。
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的腐败治理问题［摘要］腐败问题是全球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反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本文站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从经济人假设、寻租理论和官僚预算最大化三个方面分析了腐败的成因,对腐败及其治理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正视官僚“经济人”角色、在公共产品中引入竞争机制、增加腐败机会成本等治理腐败的对策。
［关键词］腐败；公共选择理论；寻租；官僚；经济人1 对腐败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1)经济人假设。
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人都是理性行为者,其行为目的是谋求私利最大化。
在实践中,政府决策往往与公共利益的需求背道而驰,产生“公共悖论”,这是因为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有相似性,利益所在决定了公共产品的走向,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身处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自利性。
因为政治领域中的人同市场中的人一样,都是“经济人”,均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作为“经济人”,这些公共任职人员必然以个体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客观导致政府抵制政治集团利益的失败,从而出现了腐败现象。
再者,腐败行为是具有成本与收益的,官僚在产生腐败念头时,必然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从官僚个人的角度来看,腐败的收益就是利用委托权力从国家或他人手中获得的非法利益,包括直接贪污、侵占的国家财产,间接收受的贿赂以及肆意用权的权力感、肉欲等无形的满足。
政府官员腐败的私人成本,主要是腐败活动一旦败露所可能遭受到的损失,包括失去现有的官职、权力、工资与社会地位,受到的法律惩罚、纪律处分,失去人身自由、造成家庭负担、公众蔑视和心理煎熬等。
只有当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时,当事人才会选择腐败活动；而当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小于其成本时,当事人会远离腐败。
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官僚根据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的比较来决定自身行为,即使勤政廉政能够增加社会收益,但只要它带来的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官僚就有可能不会认真履行职责。
同样,只要腐败带来的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官僚自然会倾向于腐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