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与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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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和善治引论治理和善治是当今社会政治领域中的重要概念。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各国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治理和善治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
本文将探讨治理和善治的概念、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意义,希望引起大家对治理和善治的和重视。
治理是指政府或社会组织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来协调和管理社会事务,以实现社会秩序、公正和发展的目标。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治理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如环境污染、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等等。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地加强治理能力,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合作,推动社会持续发展。
善治是指政府或社会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以民主、科学、公正等方式来协调和管理社会事务,以实现社会秩序、公正和发展。
善治强调治理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公正性,注重公众参与、透明决策、问责制度等方面。
善治可以有效地提高治理效能,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治理和善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和区别。
治理是善治的基础,善治是治理的升华。
治理强调的是社会管理的过程和手段,而善治则更加强调治理的目的和结果。
具体而言,治理是为了实现社会秩序和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而善治则是为了实现更加公正、民主和科学的社会发展而采取的治理方式。
在实践过程中,治理和善治相辅相成,只有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治理和善治在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治理和善治可以提高政府效率,增强服务能力。
通过引入先进的治理理念和工具,政府可以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
其次,治理和善治可以促进社会公正和公平。
通过公正的治理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和不公,保障公众的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最后,治理和善治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
通过科学的治理方式,可以有效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未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环境。
总之,治理和善治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只有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2011年10月刊改革与开放21世纪的公共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杨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进入21世纪公民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善治”也因此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实现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Abstract:Enter twenty-first Century citizens against government ability put forward higher request,"good governance"has also become the important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implementation from"good government"to"good governance"change has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关键词:公共治理善政善治Key words:public governance good government good governance作者简介:杨宇(1984-),男,黑龙江庆安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中图分类号】D63【文献识别码】E【文章编号】1004-7069(2011)-10-0070-01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此后治理一词便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治理成为学术界最流行的理论之一。
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
公共治理就是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去意识形态的公共行政,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
公共治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它代表着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社会之前的一种良好合作关系。
善治的内涵“善治”即政府治理的最高境界,这一术语的英文为good governance,顾名思义,善治可以解释为“良好的治理”。
在善治的理念与制度构架下,公开,透明,民主,参与成为推进政务的必要前提。
在这种治理的理念下,政府必定清明,政府必定廉洁,勤政,务实,高效。
那么善治从何而来呢?政府从统治到治理,从治理到善治,必定有一定的背景,应该说从统治到治理已经是政府职能的一个巨大转变,但是治理也有失灵的时候,而善治作为治理失灵的救治应运而生了。
善治理论与实践在90年代蓬勃兴起有其深刻的原因。
先来对比两组概念:善治与治理以及善治与善政。
了解了这两组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就能更好地理解善治的内涵。
善治与治理,治理即governance,治理主要有一下一些明显特征:1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在不同层面和范围内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
2 治理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模糊了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与责任,不再坚持国家职能的专属性与排他性,而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互动的关系。
3 治理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
4 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完成社会职能时,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有责任采用新的方法和措施,以不断地提高管理的效率。
但是治理也不是万能的,治理机制也存在着内在缺陷,即治理失灵。
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同时它也存在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绝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所以治理机制常常会处于失效的可能,既然存在着治理失效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等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摆到了学者面前。
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元治理”(meta governance),“健全的治理”,“有效的治理”和“善治”等概念,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以善治为的意思
“善治”的意思是在治理国家或者行为作为的时候,都要以善良和善意为准则,做出合乎道德和公正的行为。
它强调国家或组织的管理者应该以善良、诚实和正义为原则,积极为人民谋福利,推动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同时,“善治”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注重人民的参与和满意度,强调公正、透明、责任和效率等方面的要求。
具体来说,“善治”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合法性:治理主体必须获得人民的授权和认可,依法行使权力,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透明性:治理过程应该公开透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责任性:治理主体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评价,对治理失误和不当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公正性:治理主体应该以公正、公平、公开为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有效性:治理主体应该以效率和质量为目标,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善治”是一种以人为本、公正透明、责任有效、合法合规的治理方式,旨在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什么是善治的核心要素在当今社会,善治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无论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还是企业治理、社区治理,人们都期望实现善治,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和更有序的环境。
那么,究竟什么是善治?善治的核心要素又有哪些?善治,简单来说,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状态,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它强调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以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要实现善治,以下几个核心要素缺一不可。
法治是善治的基石。
法治意味着法律是最高的权威,一切行为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一个社会只有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并确保法律得到公正、严格的执行,才能实现稳定和有序的发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公民,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只有在法治的保障下,人们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得以实现。
同时,法治还能够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明确的规则和预期,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民主参与是善治的重要特征。
善治不是政府单方面的管理行为,而是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治理的过程。
这就需要广大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来。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方式,让公民的意愿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尊重。
只有当公民能够真正参与到治理过程中,他们才会对治理结果产生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更加积极地支持和配合治理工作。
透明和问责是善治的关键环节。
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的行为应当是透明的,信息应当公开、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
只有这样,公众才能了解治理的过程和结果,对治理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同时,建立健全的问责机制,对于治理不当、失职渎职等行为进行严肃的追究和惩处,也是确保善治的重要手段。
问责机制能够促使治理主体认真履行职责,提高治理的效率和质量。
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善治的重要目标。
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应当致力于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公平的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
善政之外还要有善治 约翰 密尔政治思想的一种解读马桂瑞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约翰 密尔是个转折性的人物。
从寻求一种世俗化的新秩序的角度来看,他代表了一种 进步 的力量。
他的贡献在于承接前人的人民主权原则,并通过自己的理论运思,把这个原则落实为可以操作的政治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代议制。
通过代议制,密尔解救了民主这种古老的思想,并为它在广土众民时代找到了实现形式。
在密尔看来,与同时代的其他政体形式相比,代议制是一种善政。
但是,密尔也看到,代议制有它自身的缺陷,为了补救这些缺陷,密尔想出了种种办法。
但他认为,在代议制之下,完善民主政治,或者让民主政治永葆活力的最根本的措施是促进公民参与,使政府与公民都能够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有所承担,这样,密尔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善治的观念。
一、代议制:一种可能的善政密尔生活的年代,大众的势力正在兴起,传统贵族也在极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
西欧的政治秩序处在一个面临激烈重构的前夜。
这时候,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的争论此起彼伏。
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密尔显然也要对此做出明确回应。
密尔认为,理想的政府形式既不是抽象思辨的结果,也不是自然生成的结果,而是人类智慧及实践创造的结果。
政治制度是人的劳作,它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
[1]一个国家的政府形式不可能是而且也不应该是惟一的, 不仅各个不同的民族可以有不同的好政府,而且就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也可以有不同的好政府。
[2]那么,如何衡量政府形式的好坏呢?密尔认为,在好政府依赖的原因和条件中,主要的、超越其他一切的是组成作为统治对象的社会的那些人的品质。
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
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政府,就很可能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最好的,因为政府的实际工作中一切可能的优点正是有赖于这些品质。
但是,政府仅能造就优良品质的人还不行,它还必须能够使政府机器本身具有良好的构造,以便能充分利用社会中全部好的因素来帮助实现正当的目的。
善治的理解善治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中,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治理手段,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和谐,促进人民的幸福和福祉。
善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涉及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个人治理等多个层面。
在善治的理解下,政府应该以人民为中心,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
善治的核心是依法治理。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是维护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
在善治的理念下,政府应当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政府要加强法治意识,加强法治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建立健全法治机制,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
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法律教育的推广,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使人民能够依法维权,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善治强调政府的公信力和廉洁性。
政府是权力的行使者,必须保持公正、廉洁、透明的形象。
政府要加强自身建设,厉行廉洁政府,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政府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提高公职人员的廉政意识。
同时,政府要加强信息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确保政府的公信力。
善治强调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能力。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应当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的需求和诉求。
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的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政府要注重民生问题,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政府要加强与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沟通和合作,形成共治共建的局面。
善治还强调社会的参与和自治。
在善治的理念下,政府不能独自承担所有的社会治理责任,应当加强与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合作,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
政府要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鼓励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政府要注重社区建设,加强社区自治,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共同维护社区的稳定和谐。
善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个人治理等多个层面。
善治的核心是依法治理,政府要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善治还强调政府的公信力和廉洁性,政府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公职人员的廉政意识。
1.一个进取的角色:评价地方政府改革创新《21世纪》: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空间中,政治创新的标准还未成定论。
那么你们关于地方政府创新的评价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呢?俞可平:我们在建立这套评估体系时考虑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了解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评估其政府绩效的;第二,中国有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有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一定要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三,应该具备很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
首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标准有6项:创新程度、自愿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推广程度。
第二届标准调整为:创新性程度;参与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持续程度和推广程度。
至于这些标准的具体“权重”,标准的细化量化指标,现在这些已成为我们的“专利”,在此我不一一细说。
在过去几届评选中,我们还引入了西方最时髦的“协商民主”方式。
在专家投票计分的基础上,再根据“协商”来决定结果,但“协商”也是量化的。
《21世纪》:地方政府创新需要有内在的动力,您认为这种动力主要是什么?现在两届已经评选出很多优胜奖,还有鼓励奖,似乎现在地方政府创新很活跃,但为什么我们普通大众或舆论界不是很明显地感受到呢?俞可平: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的人,既要从横向的比较看现实,也要从纵向的历史看问题。
从20多年的长镜头来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想大家都公认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重要的进步。
至于你说到的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不少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确实有一种干出政绩,为地方做贡献的冲动。
毕竟做出政绩,使地方和群众受益,得到人民的拥护,对于一个高素质的政府官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成就感。
其次,是环境所迫,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压力,使得地方政府不改革不行。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动力因素,如通过改革创新得到晋升、博得声誉、获取名利等等。
至于每个创新项目的具体的动力,那就五花百门了。
例如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推行的乡镇长选举改革实践和民主选举,有的是因为乡镇的财政困难,财政危机,有一些地方则是因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传统的任命方式群众不服气,有的是因为感到周围环境的压力,还有的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推动。
《21世纪》:其实每个人,包括地方行政官员,也都是所谓的“理性人”,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不会干。
当然最好的状况是,做的事情既对自己有好处,也对整个社会有好处。
要他改革,动力是有的,但对地方官员个人来说,要看成本与收益的关系,还要看收益与风险的关系。
俞可平:政治改革的风险很大,但它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特别大。
所以,我们对那些真正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公众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创新的政府官员,应当心怀敬意。
对他们的可能失败要给予充分的谅解,而对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则要特别地加以鼓励。
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要是单纯从官员个人的利益来考虑,他就很难有改革创新的冲动,因为改革的风险预期要比收益预期大得多。
我们设立这一奖项的初衷之一,也正是考虑到了旨在增进公共利益的政府创新具有很大的风险,对此要给予特别的鼓励。
《21世纪》:据说,在你们所评的获奖项目中,其中不少创新者得到了提拔,从某种意义上对地方官员来说是不是一种政治信号?一般说影响力决定了权威性,如果创新奖影响力大,地方政府会重视。
因此有人甚至担心,牵涉到利益之后,会促使地方政府以某种方式来影响创新奖的评选。
同时,你们又希望他们重视。
这之间的博弈关系如何处理呢?俞可平:这之间有一种“张力”:一方面我们希望地方官员重视,并且希望他不是考虑个人升迁才重视;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也有自己的现实考虑,要他真正重视又与其个人升迁不可分割。
我们当然希望地方政府重视创新奖,但我们也不希望把创新奖和个人职务升迁挂起钩来。
这个导向非常明确,我们要让越来越多的官员明白:个人升迁固然重要,但博得群众的爱戴和社会的声誉,可能更重要。
其实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要做事,不要做官。
3.没有一个国家不想有好的治理《21世纪》:“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有不同的方式”?俞可平:我认为,从总体上说,推动社会进步有两种方式:一是把“坏”的东西放大,让大家都知道,从而引起注意,改正它。
这种是“批评”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提出者,如果是对社会有责任感,确实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这样的人是高尚的,值得肯定,哪怕他可能偏激。
我个人也非常尊敬这样的人。
但这仅仅是一种方式,还有同样重要的方式,就是把“好”的东西放大,让越来越多的地方模仿,最终把“坏”的挤掉。
这叫建设性的方式。
创新奖属于建设性的方式。
其实,现在更需要的是这种建设性的方式。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知识界来说,批评容易博得喝彩,容易引起关注。
“建设性”的意见要讲得好,又要赢得掌声,就相当不容易。
当然,如果出于功利的目的,把“建设性”方式,变成“注解性”的方式,把不好的也说成好的,成天歌功颂德,那就令人厌恶。
《21世纪》:您提到的“建设性”方式,是否就是您的《增量民主与善治》一书中提到的“增量改革”的路径?俞可平:是这个意思。
按照“增量改革”的思路,所有的改革从总体上说一定要使社会整体、公民的总体利益增加。
创新奖的目的是推动社会政治进步。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了很多新的景象。
这些年学术界提出和倡导的“政治文明”、“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和谐社会”、“人权入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等相继成为中央和国家的政策。
这些都是重大的政治创新,也表明学者在推动社会政治进步中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种“增量改革”或者叫“建设性”方式,我个人认为,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至少不下于“批判性”方式。
《21世纪》:你也说过,创新奖评出的项目具有推广性,说明这些改革和创新代表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对于这个方向的把握,您心里一定有底吗?俞可平:政治学有公理,如“权力必须得到制约”;社会发展有规律,可能时间有长短,过程有曲折,但整个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孙中山先生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他说的“世界潮流”就是指现代化和民主化,现在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是不可能的。
政府创新的方向是透明、效益、法治、服务、责任等等,这些是不可变移的。
只要是“执政为民”的政府都要这样做,并自觉这样做;如果不是“执政为民”的政府,也要被迫这样做,当然那样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国有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我们的民主也不可能是西方式民主,而是中国式民主。
这一点也开始为国外学者所认识到,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便是一些国外学者提出来的。
我们将于今年8月份举行一个“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国际研讨会,到时也将讨论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
《21世纪》:你们评奖一届比一届有深入和创新的地方,是否总会有一天突破“红线”?俞可平:所谓的“红线”是变化的,因为社会现实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比如说,步云乡的直接选举乡长项目,在当时是一个很轰动的创新,但第一届时我们没有评它得奖,而是评的是“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制度(深圳龙岗区大鹏镇的创新)。
当时有人指责,步云的乡长直选违背了宪法,因为宪法规定,各级政府的首长须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后来步云乡的选举进行了改革:老百姓直接选出一名乡长候选人,乡人代会就这名唯一的候选人进行选举。
这样既保留了直选的精神,又符合了宪法的规定。
所以,第二届评选时,步云乡就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进一步说,这里有两个“合法性”的概念:“政治学的合法性”和“法学的合法性”。
一般来说,当然首先在法律要“合法”,即要遵守国家的法律。
而“政治学的合法性”是指符合公众利益,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
正确处理这两个“合法性”,对推动政治进步极其重要,也是一种艺术。
我的“增量改革”理论中提到,首先要符合法律,但当现实的发展和人民愿望确实需要调整法律时,法律就要与时俱进。
突破的前提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例如,党内有人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当时的宪法还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宪法是在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后才修改的。
《21世纪》:您是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同时又是法国重要思想库“政治创新基金会”的四个国际性监事(英、美、德、中)之一。
据您的了解,国际上政府创新的趋势是怎样的?俞可平:政府创新是世界趋势,我们以前总认为政府体制改革是中国独有的,其实不然,全球都在认真研究政府创新的问题。
像联合国上届政府创新论坛的主题集中在“怎样做得透明,怎样使公民参与得更多,怎样提高效益,怎么样降低成本,怎样使政府管制得更少”。
其实,相对于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创新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属于治理的方式和技术。
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希望有自己眼中的“良好治理”和“良好政府”,也就是都希望实现“善治”和“善政”。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进一步法治化的进程。
学者一般认为,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五个:(1)合法性(legitimacy),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2)透明性(transparency),即政治信息的公开。
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政治信息,公民都有权获得,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
(3)责任性(accountability),它指的是管理人员及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
公职人员和管理机构的责任性越大,表明善治的程度越高。
(4)法治(ruleoflaw),其基本意义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治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但其最终目标在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权利。
法治与人治相对立,法治既规范公民的行为,但更制约政府的行为。
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程序,就没有善治。
(5)回应(responsiveness),这一点与上述责任性密切相关,实际上是责任性的延伸。
它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
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
而善治的构成要素无一不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以政府行为的法制化为基础的。
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合作。
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不会有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