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治理理论与政府能力

一、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分析治理理论的提出有其特有的现实理由，它是西方国家政府失败、多元主体管理能量激活和全球合作共治的产物。

中国学者对于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存有分歧，有的学者否定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认为治理理论针对的病症在中国缺乏典型性，而它所开出的处方在中国也缺乏相应的药材，它还有可能影响国家的政治安全。

1.1反对派：1.治理理论针对的是西方国家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困境，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市场不完善和政府能力不足。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间不长，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各项保障机制也还不健全。

就政府来说，因为机构臃肿和体制不顺，且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又欠缺经验，所以也常有效率低下、干预不当和调控不力的弊病。

2.以自组织作为第三种协调机制的治理理论能够在西方赢得普遍认同，有赖于特殊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

在治理理论的质疑者中，这一点是被强调最多的。

例如有的学者说过，“‘治理’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二是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而这两个前提在中国都不存在。

还有的学者谈到，治理理论“所要求的治理的基础是完善的民主制度、健全的法治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而我国的国情与现状是“法治不够完善，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的缺失以及民主制度的匮乏”，因此“把本身就不成熟的治理理论引进中国，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3.治理理论倡导没有政府的治理，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借机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

对这种危险的倾向，反对适用治理理论的学者已经列举出了一系列的论据：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行为体数量很少，因而国际公民社会运动常常由总部设在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主导或受西方国家资助；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虽然需要经过充分协商和沟通，但最终总难以摆脱强国把持发言权的宿命；国际组织将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治理改革相挂钩，这种做法其实是逼迫受援国实行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全球治理初看上去以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为宗旨，但其实质是要弱化国家主权和输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推行的‘良行治理’，实际上成了以经济刺激为手段、而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的另一种委婉而隐蔽的做法”。

治理——善治理论下提升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能力摘要：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是危机的多发期，这就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本文以治理—善治理论为视角，在协同治理的模式中去探索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选择路径。

政府应以新视野、新理念、新方法来推动政府的治道变革，构建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从根本上提高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

关键词：治理—善治；协同治理模式；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治道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世界各国在分享全球化成果的同时，几乎都面临着无法预料的各种公共危机的威胁。

从“切尔诺贝利事件”到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从印度洋海啸灾难到汶川大地震；从煤矿透水瓦斯爆炸的频发到群体性事件的逐年增多，这些都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危机多发的世界中。

就我国而言，危机形态总体上呈现出：“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多元化；组织性、暴力性、危害性加强；国际化程度加大”等等。

转型期的中国不仅面临着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而且政府也面临着自身的转型，危机处理跟不上危机爆发的频次。

因此，有效、及时、和平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危机迫切要求政府革新国家治理之道，摆脱政府单方面、单向度、封闭半封闭式的旧的管理模式，逐步向多元主体、多维互动、开放式的崭新的协同治理模式转变，在治理模式转变进程中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

一、治理——善治理论与危机协同治理模式概述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有4个特征：治理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是协调；治理涉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治理是一种持续的互动。

”这一说法十分宽泛，把集体和个人层面、政治决策的纵横模式都包罗在内。

治理还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框架。

所以，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动。

对于我国而言，治理的基本内容是指以公众需要和公共利益为导向，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来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

政府治理能力研究的两条理论路径作者：宋传慈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6年第08期【摘要】“国家能力-政府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政府治理-政府治理能力”是政府治理能力研究的两条理论路径。

国家能力理论强调现代国家构建中国家基础性能力建设的重要作用，国家治理研究则将治理理论引入顶层设计的视野，两者汇合后共同指向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要，服务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

【关键词】政府治理能力；国家能力；国家治理一、“国家能力-政府能力-政府治理能力”的理论逻辑我国仍然面临着现代国家建构这一时代任务。

“国家”一词在学术研究中通常有三种含义，国际层面意为“主权国家”；国内层面指由全职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垄断暴力，对民众行使统治；个人层面指政治家和官僚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

在国内层面意义上，政府是国家的载体和代表，国家能力与政府能力则是近似的概念。

国家理论重返国家中心视角，使国家能力成为论说对象。

查尔斯·蒂利着眼于战争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把国家能力理解为国家的征税能力。

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各国政府为了保持战争中的竞争力，征税成了获得军事胜利的关键因素。

国家主义学者还将国家能力概念与国家自主性概念联系在一起。

斯考切波认为，国家能力是指面对力量强大的社会组织实际的或潜在的反对时，国家执行其正式目标的能力。

迈克尔·曼的观点对两个层面国家权力的区分尤有启迪意义：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性权力，是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

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基本等同于“国家能力”概念，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

米格代尔指出，曼提出的国家基础权力指的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是国家成功地以其规定的规则取代其他规则的能力。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政治发展的理想形态应该是国家能力、法治和责任制政府相辅相成的制度。

治理理论的内涵及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

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这种背景下，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本文着重分析了治理理论的内涵。

它作为指导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念，对推进我国政府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治理；公共管理；政府改革“治理”（governance）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物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越来越强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世界形势更加复杂。

时代的大变迁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却日益显示出运作僵化和反应迟钝的弊端。

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纷纷赋予治理这一概念以丰富而崭新的内涵，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即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被认为是替代传统政府统治理论的新思想，并逐渐地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广泛运用。

一、治理理论的内涵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以后各国学者又对“治理”这一概念做了许多新的界定。

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瑙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

另一位权威人物格里·斯托克认为治理是公共机构与自愿社团的相互依存，意味着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来自公民社会的机构和行为者对传统的政府权威提出了挑战，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原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

“治理”理论视角下政府的职能定位初探作者：王昕侯莉媛来源：《智富时代》2015年第01期【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的兴起以及社会矛盾冲突增多等复杂因素，“治理”理论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学者的普遍重视。

“治理”理论主张多元主体的平等互动和注重公民的参与意识，主张公平效率兼顾的治理。

但由于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发起的，因此需要将治理理论在中国本土化，培育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实现治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文章将明确在“治理”理论视角下政府的职能定位。

【关键词】治理理论；政府职能；定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提出来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两大总目标之一，彰显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性。

然而，什么是治理理论，在治理理论视角下政府的职能应该怎样定位，本文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一、“治理”在理论层面的解析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利益群体共存的复合体。

但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也有潜在的利益冲突，如何把这些多元的利益诉求统一在理性和法治的秩序中，通过政策的调整和规则的重构来谋求互利共赢，是中国新时期安邦治国的重大课题。

也是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大背景下，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探索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的改革理论进入到中国学者的视野。

（一）“治理”的涵义“治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统治、管理、使安定有序、使不危害并起作用。

”但在实际的实践中，“治理”的涵义并非词典所能完全概括的。

“在英语中治理源自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愿来的意思是控制、引导和操控。

”[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研究治理理论，赋予了治理更多的新型涵义。

治理理论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把“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他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

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行政管理中的政府治理理论政府治理是指政府通过制定政策、组织资源和行使权力，引导和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推动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管理活动。

政府治理理论是对政府组织如何有效地管理社会事务，提高政府决策效率和社会治理效果的原理和方法的总称，是国家和政府管理学的重要分支。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政府治理理论不同，其中有着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理论基础政府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其深厚的理论基础。

首先，政治学理论为政府治理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政治学理论系统地研究政府组织、政府职能、政党制度、政治权力、政策制定和政治决策等内容，为政府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其次，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也为政府治理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公共管理理论系统地研究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组织，公共政策理论系统地研究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这两大理论为政府治理理论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

最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为政府治理理论提供了理论前提。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系统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等内容，为政府治理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政府治理理论的内涵政府治理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是权力的行使者，而且是资源的配置者、决策的制定者和社会的引导者。

政府治理理论突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强调政府应当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效率，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其次，政府治理理论强调政府的理性决策。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各项决策应当是理性的，即从整体利益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科学决策。

政府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应当加强政策制定和决策实施过程中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确保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再次，政府治理理论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

政府治理理论视政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当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保障公众的基本权益，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

中国政府的治理理论与实践[摘要]治理理论已成为有关政府改革的一个全球性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中国政府加大了自身改革的力度。

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平台，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枢纽，以民主法制建设为基础，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营造新型治理格局，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中国政府的治理理论与实践成为对世界范围治道变革的有力呼应。

[关键词]治理理论；政府职能转变；治理实践政府的形式与行为历来就是政治学和行政学学者关注的中心，但长时期内，无人怀疑过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是否确当。

因此，当有人在“政府”( GOVERNMENT) 或“统治”( GOVERNING) 与“治理”( GOVERNANCE) 之间作出截然的区分时，人们吃惊地发现，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学和行政学理论范式(PARADIGM) 的革命。

治理理论的提出有着广阔的世界背景和深刻的历史原由。

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统治地位已有几百年了，在这几百年中，围绕政府的大与小、强与弱、宽与窄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这种“政府中心论”的研究视角限制了人们的讨论范围和思考能力。

治理理念的提出，使人们得以从一种更为灵活的互动论视角，从政府、市场、企业、公民、社会的多维度、多层面上观察、思考问题。

人们认识到，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还是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都无法根本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一“西西弗斯”与“被推上山、又滚下山的石头”之间的悖谬。

而治理理念所包含的“权力的多主体、多中心”、“回应性”、“互动”、“公开性”、“透明度”、“法治”、“公正”、“有效”等质素，被认为有可能帮助突破这样一种二难选择，从而展示一种崭新的公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格局。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而且，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和相似的境况，使得各国政府在管理社会的形式和手段上也越来越趋于相互借鉴和认同。

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在坚持强调中国特色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最近二十年来，对治国安邦的认识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