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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悼亡诗名篇比较研究摘要在中国诗歌史中，悼亡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外国文学中却鲜有人为，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中国保守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开放自由的社会文化背景。
有的悼亡诗虽然源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本文比较苏轼和弥尔顿的悼亡名篇发现，两者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各有特点。
关键词：悼亡诗苏轼弥尔顿《江城子》《梦亡妻》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悼亡本可指对任何亡者表示哀悼，可是在中国，因为潘岳（247-300）作的几首哀悼亡妻的《悼亡诗》非常出名，所以后人就用“悼亡诗”专指丈夫哀悼妻子的诗作，并且逐渐成为一种传统。
然而在爱情诗成就突出的英国诗歌史上，悼念亡妻的作品并不多见。
本文试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来探讨个中原因，同时对中英诗歌的两部悼亡名篇，即苏轼（1036-1101）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以下简称《江城子》）与约翰·弥尔顿（1572-1631）的《梦亡妻》做一简要分析。
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中英悼亡诗在两国文学中不同的发展。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观念极其保守，女子一般深养闺中，鲜为人知。
白居易（772-846）《长恨歌》中“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知”两句就很能体现当时的情形。
旧时的女子不仅不允许抛头露面，而且婚姻大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考虑的多是门当户对，而非个人的喜好。
有了婚约的男女多数也是直到洞房花烛时才能一睹庐山真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爱情诗的创作注定是不会太发达的。
男子在儒家“上致君，下泽民”（王应麟《三字经》）思想的支配下，写诗多是抒发政治抱负。
而在封建包办婚姻下，夫妻双方性格、脾性失于配合很常见，婚后感情也大多不太和谐。
在此情况下，婚姻就更像一场赌博，输的比率很高，但还是有少数幸运的人碰到了理想的伴侣，两人相敬如宾，也算如鱼得水，先结婚后恋爱，感情倒也融洽。
当妻子不幸亡故后，做丈夫的自然会悲伤怀念。
简论中西方悼亡诗的艺术差异作者：武岚来源：《文学教育》2009年第03期从写作意图和作品主题来讲，悼亡诗专指为哀悼亡妻而作，表现对亡妻的无限怀念和哀悼之情的诗歌。
而实际上，艺术作品往往又蕴含着超出诗歌诗义之外的深刻内容，其往往反映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整体心境和自悼之情，而透过这些艺术作品，一种更高的文化民俗的内容也附着其中。
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中西悼亡诗数量悬殊，“在西方表现哀怨的抒情诗的品种很多，但专为怀念亡妻的悼亡诗则极为罕见，而在我国则几乎可以说有一个传统。
”[1]尽管如此，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不失为一篇感情真挚的悼亡诗，而且被视为西方悼亡诗的代表作。
中国悼亡诗则从《诗经》开始便不绝如缕，《邶风·绿衣》、《唐风·葛生》等被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悼亡诗，此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悼亡诗可谓比比皆是，其中苏轼写给亡妻的《江城子》更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视为中国文学中悼亡诗词的经典之作。
但如上所论，艺术不仅仅是作者主观意图的产物，其往往是在民族文化的具体化体现，因此，文化精神的不同使同一主题的诗词作品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
本文主要以苏轼的《江城子》和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为代表，比较中西方文化影响下悼亡诗的艺术差异。
兹引录两首诗词如下，以便下文比较分析。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悼亡妻》我仿佛看到了去世不久圣徒般的妻/回到了我身边/像阿尔塞斯蒂斯从坟墓/被尤比特伟大的儿子用孩力从死亡中救出/苍白而庄弱/交给了她的丈夫/使他欢喜/我的妻/由于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而得救/洗净了产蓐上斑斑的玷污/这样的她/我相信我还能再度/在天堂毫无障碍地充今地瞻视/她一身素服/纯洁得和艳心灵一样/脸上罩着面纱/但我仿佛看见/爱、温柔、善良在她身上发光/如此明朗/什么人脸上有这等欢颜/但是/唉/正当她俯身拥抱我的当儿/我醒了/她逃逸了/白昼带回了我的黑天。
外国著名的悼亡诗在世界文学史上，悼亡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承载着人们对逝去亲人和朋友的哀思。
外国著名的悼亡诗创作源远流长，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本文将对外国著名的悼亡诗进行简要梳理，分析其创作特点与审美价值，并对比中西方悼亡诗的异同，以期为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外国著名的悼亡诗背景。
在西方国家，悼亡诗的创作始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著名的诗人如荷马、维吉尔等均有悼亡诗作品传世。
进入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悼亡诗产生了深刻影响，诗人但丁、莎士比亚等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逝去亲人的哀思。
近现代以来，随着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兴起，悼亡诗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雪莱、拜伦、艾略特等诗人的悼亡诗作品。
在众多外国著名悼亡诗中，的代表作品有：1.莎士比亚的《悲伤的十四行诗》：这首诗是莎士比亚为悼念其挚友而作，表达了诗人对逝去友人的深切哀痛。
2.艾略特的《荒原》：这部作品以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了现代人在战争中所承受的痛苦与哀伤，堪称现代悼亡诗的杰作。
3.雪莱的《奥西曼迪亚》：这首长诗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天堂世界，用以安慰诗人因失去挚友而痛苦的心灵。
4.约翰·济慈的《夜莺颂》：诗人借夜莺之美，表达对逝去时光和美好回忆的留恋。
分析这些外国悼亡诗的创作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1.情感真挚：诗人对逝去亲人和朋友的哀思贯穿始终，情感真挚动人。
2.形式多样：既有抒发个人情感的短小诗歌，也有如《荒原》般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史诗式作品。
3.艺术表现丰富：象征、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使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对比中西方悼亡诗，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异同：同：1.都对逝去亲人和朋友的哀思表达予以高度重视。
2.都采用诗歌形式来传达内心的情感。
异：1.西方悼亡诗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而中国悼亡诗则强调家族和宗族的情感联系。
2.西方悼亡诗在形式上多样，而中国悼亡诗以五言、七言诗为主。
生死为何——苏轼《江城子》与弥尔顿《梦亡妻》对比分析徐晴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摘 要：作为中西方悼亡诗中的代表作品，苏轼的《江城子》和弥尔顿的《梦亡妻》在文学旨趣上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
本文试通过对比两诗异同，分析诗人写作背后的心理，及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与其作品的关联性。
关键词：悼亡诗；苏轼；弥尔顿；对比作者简介：徐晴，女，江苏苏州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98-02精神分析认为外部世界是内心关系的外化，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正是其心理结构的体现，我所见即为我。
同样为悼亡词，苏轼的《江城子》和弥尔顿的《梦亡妻》在文学上却各有异彩，本文试分析之。
一、诗作背景对比分析《江城子》作于熙宁八年，苏轼四十。
四十不惑，正当壮年。
可对于苏轼，往前看，亲人接连去世；往后看，政敌当权，凶多吉少。
苏轼与发妻王弗相识于少年。
当时苏轼尚未致仕，王弗知书达理，“敏而谨，慧而谦”，婚后琴瑟相和。
仅十一年，王弗病故，苏轼三十，到写作时已十年。
成婚后的十年，苏轼从头角渐露，到名满京城，上坡路鲜衣怒马，虽年轻气盛弹讽政敌，但王弗从旁劝旧谏，未受大的政治风浪；王弗去世后的十年里，政敌打压，屡迁任穷恶之乡，下坡路步步惊心。
两相对比，怎不伤怀。
因缘奇妙，600年后的大洋彼岸，弥尔顿经历着相似的遭遇，发出了相似的喟叹。
弥尔顿出身殷实的清教徒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一辈子献身宗教革命，甚至不惜牺牲健康并因此双目失明。
幸得续妻凯瑟琳相伴左右，照顾起居，抚慰伤痛。
而好景不长，她竟因产褥热去世，尚在襁褓的女儿也未能留下，弥尔顿人生难得的一丝甘甜又被夺走。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同年，政敌迫害，弥尔顿本人也被查抄所有财物。
老来遇难。
“人空了，白天带来了黑夜漫漫。
”二、诗文对比分析《江城子》开篇情调沉痛，“十年生死两茫茫”，阴阳永隔，十年阔别，世事茫茫伊人无迹可寻，怅惘沉痛；却是“不思量，自难忘”，看似平常，似乎不再想起，实则刻骨铭心，无法忘怀，写夫妻情深，而思妻之痛。
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略论中西悼亡诗之异同姚春美(梧州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2)[摘 要] 悼亡诗作为抒情诗的一个“亚种”，在不同的国域呈现出不同的风情。
“梦”框架的建构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之一，但在梦中悼亡者追忆的意象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中国“越琐屑，越见真至”；西方往往和性、宗教等相关联。
这一差异源于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
[关键词] 中国；西方；悼亡诗；意象；文化差异[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535(2009)04-0069-04Her Sweet Soul Is Gone with the Wind,Her Sorrows but a Dream, Drifting into the Night——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Memorial PoetriesYao Chunmei(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543002, China)Abstract: Memorial poetry, as an “inferior kind” of Lyric, often demonstrates different customs i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frame of “dream” is one of their common features, but the images of dream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China they often relate to the “trivial bits”, while in the west, they often relate to sex, religion, ect. Those differences come from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Key words: China; the West; memorial poetry; image; cultural difference悼亡诗是古今中外文人墨客追忆已逝之人的一种悲情哀歌，是抒情诗的一个“亚种”。
中西方死亡诗歌的对比分析——以《拟挽歌辞三首》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为例作者：卢莹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0期中西方死亡诗歌的对比分析——以《拟挽歌辞三首》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为例卢莹（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127）摘要：本文通过比较阅读的方法，通过对比陶渊明代表作《拟挽歌辞三首》和狄金森代表作《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分析中西方死亡诗的异同，进一步理解中西方死亡观和传统文化的相似与差异之处。
关键词：死亡诗；狄金森；陶渊明；对比中图分类号：I106.2；20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129-02“死亡”与“永生”历来被看做诗歌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不乏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
我国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作品，死亡意识就很突出，《拟挽歌辞三首》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艾米莉·狄金森是美国的传奇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现存的1775首诗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死亡这一主题的，其中以《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最为著名。
虽然两位诗人年代相差甚远，但他们死亡诗歌的描写角度却有很大的相似性。
下面，本文就此此问题展开分析。
一、隐逸诗人与遁世诗人的经历异同（一）相似的生活经历。
陶渊明和狄金森早年都经历了亲人的生离死别，人生的最后几十年又都在隐居中度过，他们大部分的死亡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
陶渊明8岁时父亲去世，12岁庶母辞世，中年丧妻、丧母，40多岁又遭庶母之女和从弟早逝，50岁那年又身患大病与死神擦肩而过，可谓亲身历经了生离死别的痛苦。
晚年辞官归家，陶渊明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并在生命的尽头写下《拟挽歌辞三首》，抒尽他对人生的感怀和对生死观的态度。
狄金森14岁时目睹表姐妹兼密友索菲亚·霍兰德患伤寒离世，首次接触死亡。
之后，她的父亲、挚友、侄子和情人查尔斯·沃兹沃斯的的相继去世，促使她对死亡进行深刻思索，从此不与世人交往，甚至谢绝家庭至亲的来访。
中外悼友诗的对比研究作者：李传江来源：《教学考试》2017年第09期摘要：悼友诗是一种用来悼念已逝去妻子的诗歌体裁。
不同于普通的悼友诗，丁尼生的“Break， Break ，Break” 和”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都属于更小的题材——悼念友人。
这两首诗拥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它们同样关注诗人挚友的死，同样在诗文中充满悲痛之情。
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这两首诗的异同点，来进一步研究中外悼友诗的各方面的不同。
关键词：悼友诗，对比研究【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627（2017）9-0066-01一、两诗的相同点1.悲伤的主题根据历史上学者定义的惯例，悼友诗是一种用来悼念已逝去妻子的诗歌体裁。
不同于普通的悼友诗，丁尼生的“Break， Break ，Break” 和”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都属于更小的题材——悼念友人。
但是他们仍然具有一些挽歌诗的共同点，比如表达与友人天各一方的悲伤之情。
因此，这两首诗拥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它们同样关注诗人挚友的死，同样在诗文中充满悲痛之情。
正因为如此，这两首诗成为中外悼念亡友挽歌诗的代表之作。
从两首诗的背景分析来看，因为它们都是用来悼念以故去的亡友，因而很自然它们拥有共同的诗歌主题。
尽管两位友人的的死因和生活体验完全不同，但是两位诗人的悲痛之情却是相同的。
2.生前和死后的信念这两首诗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诗人在两首诗中都表达了对人生前和死后的信念。
在丁尼生“Break， Break，Break” 中，他用“But O for the touch of a vanishe d hand； And the sound of a voice is still”，可能他的挚友Hallam的手已经消失，他的声音已经停止，但是他在丁尼生的心中身影却永远没有消逝。
因为丁尼生仍然渴望去触摸挚友的双手，向倾听挚友的声音，即使已经知道自己的挚友永远不会归来。
如果把这首诗与西方基督教教义联系起来，那么理解起来就会更加容易。
Aug. 2007, Volume 4, No.8 (Serial No.44) Sino-US English Teaching, ISSN1539-8072, USA 76 中国悼亡诗与西方挽歌诗之美学比较张丽娟，王旻（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外语系，湖南长沙 410074）摘要：由于文化、哲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中西悼亡诗和西方挽歌诗对死亡的态度和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具有不同的审美取向。
本文考察了中国悼亡诗和西方挽歌诗各自不同的基本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从内容风格上看，中国悼亡诗多描写真实的亡妻感受，着力描绘亡人生前的情景与场景，抒发对于生死离别的伤感，忠实地传达出哀悼之情，格调大多悲戚。
西方挽歌诗多回忆往日的欢爱，或歌颂伴随死神时坦然超脱的人生态度；从表现形式上看，中国悼亡诗多以记梦的形式描写作者与亡妻梦中相会的情景，借以表达对亡妻的悼伤与思念。
西方挽歌诗也有描写梦中的欢乐与爱恋，但西方人相信亡人会在天堂永生，往日的快乐也就可以凭借相通的心灵得以延续。
因此，西方挽歌诗多沉浸在一种恬静超凡的宗教氛围之中；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中国诗人通过表现内心思想与客观世界的剧烈冲突来宣泄难以压抑的悲伤情绪，而西方诗人则充分发挥自己的宗教观和自然观，在诗歌中表达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悼亡诗；挽歌诗；差异；文化根源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悼亡诗很早就有了。
《诗经》里的《邶风?绿衣》是现存最早的悼亡诗。
历代著名诗人如潘岳、鲍照、韦韦应物、孟郊、元稹、李商隐、梅尧臣、苏轼、黄庭坚，一直到明代的于谦和清代的吴嘉纪、厉鹗等，都有悼亡诗流传。
将悼亡诗推向高峰的是西晋文学家潘岳，他的《悼亡诗》是千古传诵的名篇，而且由于其影响深远，从此“悼亡”两字不再是悼念死者的泛称，而成了悼念亡妻的特指。
西方挽歌（elegy），也译作“哀诗”，“挽诗”，源于亲友丧葬和奠祭时所唱的歌曲。
挽歌是一种由一个扬抑抑格六音步诗行和一个扬抑抑格五音步诗行组成的诗歌格律。
从中西方悼亡诗看妻人格苹果摘要：古人云“东向望着，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
”本文正是试图以这种观点为指导对中西方悼亡诗的进行分析，对悼亡诗中对妻人格的塑造做客观全面的探寻。
由于人性的共通，中西方悼亡诗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
首先，妻人格在中西方都存在，并且都选择悼亡诗为其塑造的载体。
其次，关于妻人格理想模式的建构和彰显上，中西方悼亡诗表现出共性。
再次，对妻人格的感怀，中西方悼亡诗都表现出以悲哀为主的情感基调，但又暗含着对生命价值积极的态度倾向。
但不同的文化心理、宗教背景又使得中西悼亡诗中的妻人格存在一致性的同时又呈现出异样之美。
关键词：悼亡诗亡妻人格一首首真挚凄美的悼亡诗似中西方纷繁夺目的诗歌花园中异彩独呈的美丽奇葩，经久弥香、常开不衰，在文学艺术园地中始终占有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吸引人驻足观赏和留恋。
所以，向来都不乏悼亡诗作的探求者和研究者，然而大多都是从个体作家作品入手的，或倾向于分析诗人的泣血神伤、或倾向于探求诗作的艺术魅力。
似乎较少有人关注悼亡对象或者说成是诗人抒情的对象——亡妻。
而假使我们抛开诗中对亡妻的书写，悼亡诗就会显得不合逻辑、不通情理、更无光彩可言。
所以，悼亡诗之所以能历代繁衍不衰，其打动人心的地方绝不仅仅在于诗人内心的真情和诗作本身的魅力，更在于悼亡诗中所塑造的体现着美与善的妻形象、折射着人性光辉的妻人格。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亡妻成就了诗人的诗情，催生出悼亡诗这样一种精神文化产品。
对于灵心善感的诗人来说爱妻的死亡激发出了内心永不停歇的激情和无限的创作动机，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追悼妻子的前尘往事，追寻缅怀昔日的甜蜜相守，发现体悟因妻之死所彰显出的妻永恒的善或美。
这也从一个侧面应证了死亡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它可以充分展示某种较之生命更加真与善的价值，而在悼亡诗中所谓“真与善的价值”，其实质就是诗人所怀念赞扬的美好高洁的妻人格。
所以，中西方的悼亡诗无形中就成为探寻妻人格一个独特的视域。
我们在对中西方的为数众多悼亡诗进行咀嚼、对比后，不难发现中西方诗人所塑造的妻人格，由于人性的共通且都浸染着诗人对亡妻刻骨铭心的爱恋，其存在的载体、彰显的理想模式、被感怀的情感体验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但不同的文化心理、宗教背景使得中西悼亡诗塑造的妻人格又呈现出异样之美。
一妻人格的载体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悼亡诗之所以成为中西方诗人对妻人格塑造载体一个共同的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由中西方普遍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女性地位低下的状况造成的。
正如伍尔夫描述的那样“要到那些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长廊中去寻找，在那儿，幽暗朦胧的，忽隐忽现地，可以看见世世代代妇女们的形象。
”［1］(p398)而如若把文学作为历史的倒影，妻形象又是女性形象中最为模糊而没有光芒的，妻人格也就自然缺少了被言说的空间。
于是存在着这样一种质疑“妻也有人格？”这里引述李建中教授在《臣妾人格》中对人格的一段论述，给出妻人格一个正面的价值判断:每个人都有“其异与面”的人格形象，也有深藏于心的属于他（她）自己的人格结构，“外在形象”和“内在结构”合起来便是一个人的人格。
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他(她)人格也许是高洁的，也许是卑下的，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我们只能说他（她）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但不能说他（她）有或没有人格”。
[2]（p15）所以，对于妻人格的存在应该持毋庸置疑的态度，悼亡诗恰恰就为妻人格存在提供了好最好的例证，中西的悼亡诗都无一例外的在对妻的怀念中刻画展示了美好高洁的妻人格。
但同样作为妻人格存在载体的中西悼亡诗，不仅数量上有很大的悬殊，而且妻人格在中西方被接受的时间先后和程度也是有差距的，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成正关涉。
在西方，对妻人格的认同要比中国更早、更为宽泛，但是悼亡诗的数量却相对较少。
据统计，作为西方诗歌最权威的、完整的《世界书库》仅仅只有10首悼亡诗。
这里对西方优秀而且流传较为广泛的悼亡诗作一个列举：美国的爱伦·坡的《安娜贝尔·丽》，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梦亡妻》，托马斯·哈代的“艾玛组诗”包括《逝》、《散步》、《轻轻的拍击》，罗伯特·勃朗宁《展望》、《向前看》，邓约翰的的第十九首《神圣的十四行诗》。
西方悼亡诗数量和妻人格的被接受情况之间的反差，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西方悼亡诗并不是妻人格存在的唯一的载体，除悼亡诗之外，西方的小说、绘画、宗教故事中都存在大量的对女性的关照，也自然而然的有了妻人格的展现。
而在中国，古典文化中“不言内”传统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对于女性的书写，向来都表现出一种极端吝啬的态度。
偶见于经传的只有吕雉、武则天、慈禧等少有的以阴性处阳位的女性。
而散落于野史、词赋中的又多为歌姬、女冠之类，都是以千种风情、万般声色迎合文人诗情雅兴的女子。
尽管前者常被呵斥为“伤天害理”，后者总被贬损为“以色事人”，但是她们不用被匡定在“不言内”的人伦角色，也不会被日常生活的庸常淹没，所以她们不必像妻，只有亡故才可能得到一个被书写的空间。
在妻的整个生命中，她们总是、也只能是：细微、琐碎、重要却不被重视、不被记录、不见经传，甚至在诗人书写现实生活的诗作中她们也总是被不经意的抹去。
这是因为我们民族一贯以压抑个人的情感来维持自己所谓君子形象，在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社会意识中“儿女情长”又往往与“英雄气短”对举。
这使得是诗人们倾诉心底真正的爱情别无他途，悼亡诗就无意中承担了这个角色，因为世俗的人们对悼亡诗较能以宽容的态度表示接受，这是我们的民族特色之一。
“在西方爱情是一种追求，婚姻才是爱情的高潮。
而在中国，婚姻只是可能会发展成爱情关系的开始……妻子之死只是诗人可以公开合法的表达自己对配偶之爱的唯一机会”[3]这就不难理解,自西晋潘岳始作《悼亡诗》三首，历朝历代纷纭不绝，且名家辈出，名作纷呈：像唐代的韦应物、孟郊、元稹、李商隐，宋代的梅尧臣、苏轼、贺铸、黄庭坚、陆游、史达祖，元代的傅若金，明代的于谦、王桐乡、李贽，一直到清朝的吴嘉纪、纳兰容若、王渔阳、王夫之、郭麟、周之琦、厉鄂等等。
都为我们传达提供了大量情深意切感人肺腑的悼亡诗，而正是这些悼亡诗使妻有了一个文学的容身之地，中国古代悼亡诗也就成为了妻人格唯一的载体。
二妻人格的彰显中西悼亡诗中妻人格彰显的共同之处在于对理想的妻人格的构建与展现。
悼亡诗中的妻人格或是勤劳恭顺的、或是聪慧高雅的、或是温柔贤淑的，都是那么善良美丽，都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潘岳《悼亡三首》：“奈何悼淑丽，仪容永潜息。
”刻画出的是品德的可怀可悼，从而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门前虽有如花貌，怎奈如花心不同”的真情感慨！哈代的《逝》写妻子的“恍若长颈的天鹅扬起了羽翼”，她有着“栗色的发，灰色的眼，还有时隐时现玫瑰色的红晕”展现出的是容颜的可感可想，从而有“你直到最后还那样迷人/是熄灭，不衰萎”的有感而发。
虽然中西方悼亡诗的妻人格都是美且善的，但侧重点是不同的，中国悼亡诗侧重于道德修养，西方悼亡诗更侧重于才情外貌。
“人格”一词来自拉丁文“PERSONA”，意思为“面具”。
早期的人格定义，是指个体公开的自我，荣格将人格面具称之为心灵的“外貌”。
中国古代人格的生成或自我塑造，并不仅存在于心灵，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生存环境”，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大都受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泛伦理型或泛道德型文化的影响所致。
千百年来，孔子的儒家伦理道德，是一只无形却强有力手塑造着中国人的人格形象。
这种文化氛围铸就的人格价值取向是崇尚道德的至善至美。
而这种共同的人格价值取向，在综合夫权制社会两性关系地位与妻角色的“定位”后，便形成了悼亡诗中妻人格所彰显的以道德修养为价值取向的母性美德。
正如李贽所言：“夫妇之际，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亦以辛勤拮据，有内助之益，若平日有如宾之敬，齐眉之诚，孝有忠信，损人利己，胜似今世称道学者，徒有名而无实，则临别尤难割舍也。
何也？情爱之中兼有妇行、妇言、妇德、妇功，更令人思念耳。
”[4]（p125）这里说的“妇行”、“妇言”、“妇德”、“妇功”是对东汉班昭《女诫》阐扬的女子四德的沿袭和变更，不仅是将“妇容”省去，增添了“妇行”，而且在其余三条在内涵上也有了一定的变化，这是因为在古代除了皇后嫔妃外，对妇容的要求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的苛刻，而逐渐的更多地关注的妇行，言行德功也不再仅作为刻板的妇女规范，而是现实生活中夫妇之际的言谈举止，是情爱之中的品行操守。
中国古代悼亡诗中妻人格地彰显就相应的集中在普通夫妻日常生活中的妻言、妻行、妻德、妻功四个方面。
1.妻言，古代对女子的言语要求是要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简单说就是要善解人意。
在悼亡诗中，找不出被直接引述的亡妻的语言，也没有夫妻间的对话。
“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的妻言的重要是诗人通过反复渲染无诉的痛苦来反衬的。
尽管古代悼亡诗对妻言不敢述及，我们还是可以从作者丧偶后的孤寂和无处倾诉的悲哀中推测昔日亡妻的善解人意、心领神会，与诗人心灵的那种默契与相融。
尤其突显出妻人格品质中细致体贴、善解人意的一面。
韦应物十九首悼亡诗中有八首都是表现失去昔日情趣相容、言语相投的知音后的失落和惆怅，可见妻的体己话、知心话的是建构夫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清末朴学大师俞樾和其妻姚夫人于曲池中的小浮梅槛促膝而谈，闲话古今,我们今天读到的《小浮梅闲话》就是夫妻二人夏日闲话的成果，虽然作品的文字是枯燥的，但透过文字，看到的是俞樾和姚夫人的伉俪情深，和反应在言语中的姚夫人的才思才情、贤良淑德。
颇受选家重视的北宋诗文革新初期专力于诗的文人梅尧臣的《悼亡三首》第二首尤见此真情“每出身入梦，逢人强意多。
归来仍寂寞，欲语向谁诉。
窗冷孤萤入，宵长一夜过。
世间无最苦，精爽此消磨”。
同在谢氏病亡那年，诗人的次子十十夭折，梅尧臣悲痛欲绝，写下了《书哀》“拊膺当问谁，憔悴鉴中鬼。
”满怀痛苦而又无人述说，所以才会有“吾身行将哀，同穴可诵诗”（《师厚与胥氏来奠其姑》）的渴望，进而在梦中幻想“相与共笑言，焉问久别离”（《不知梦》）。
诗人仿佛又找到了往日“共笑言”的温馨，甚至在醒后还有“是欤非欤？”（《来梦》）的疑惑，而最终在清醒后，诗人又遭受到一番刻骨之痛。
“及窹动悲痛，痛逆如刮鳞”（《梦感》）。
这真切的渴望与失落，如若不是对诗人情怀有所牵动又怎么会书写得如此淋漓尽致。
2.妻行，中国悼亡诗多表现出一种生活化的倾向。
从悼亡诗中，我们看到的文人士大夫不再只是单纯有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襟与旷达，而是有着“哀莫大过于死别，悲莫大过于生吊”的难以排遣的沉痛怀念和“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
诗中的女子也不再只是供人赏玩的贪享清闲的素面美人。
虽然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中评述道：“则以此种诗贵真，而妇女之行，多庸庸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