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学中源”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

有关“西学中源说”的源起、流行年代，我不做赘述。

我想谈谈今人眼里的“西学中源说”。

无论是“西学中源说”还是“西学东渐说”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显然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人不可能活在孤岛上，民族也是。

不同民族相互接触、交往必然会出现文化融合，就像一男一女认识了，然后发生了些什么一样。

这无所谓是学了谁，因为是融合，双方都在学习对方改进自己。

不得不提的是，“西学中源说”和“西学东渐说”并行流行于同一时期，可见信奉哪个学说不过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罢了。

依旧拿男女来比喻，当时的中国就像被恋爱冲昏了头脑的人，根本看不清对方的底细，迷茫、自卑又自傲，于是阿Q地弄出个“西学中源说”自吹自擂，自己感觉能挽回点面子，自然就产生了一边说着“西学中源说”一般说“西学东渐说”这种自相矛盾的可笑的现象。

说白了，这两个学说无非就是为了学习西学，不过一个是直捣黄龙一个是围魏救赵而已，目的都是一样的。

当时的中国人不好意思直说“西学发展的比中学好，我们来学西学吧”，于是拉虎皮扯大旗，造个“西学中源”的噱头，忽悠忽悠自己。

其实看看徐光启之类的人，估计“西学中源说”是没忽悠到他们自己的，那也就是他们拿这个忽悠了皇上等。

更多的广大平民老百姓才无所谓我学了你还是你学了我，干什么能挣钱吃饭才是硬道理。

在毛胡子的厂里干一天就有大洋进账，而在田里从春干到夏干到秋，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周期长不说，挣的钱还少。

上有最高统治者放行，中有士大夫铺路，下有百姓乐于奉行，不用再多解释就能理解为什么西学可以渗透的这么快。

既然解开了“西学中源说”这个幌子，不如认真地讨论一下西学到底是不是源自中国。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当时学西学主要学的无非三点：器物、制度、学说。

流水线车间源自中国？君主立宪制源自中国？民主共和源自中国？力学三定律源自中国？相信哪一问当下的中国人都无法违心地说“是”。

当时的士大夫用“古已有之”的借口来忽悠，现在这歪理还能忽悠谁。

（说句题外话，“XXX自古以来就是某国的固有领土”这话除了某国挂在嘴边讲，谁还这么说，照这里歪理，北美洲自古以来就是印第安人的固有领土，难道要美国搬到太平洋上去把北美洲还给印第安人吗，可能吗。

近世中西文化论争（1）：西学中源说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关系，一直是近世以来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纵观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无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没有一种文化永远处于领先地位，长盛不衰。

在古代，中国文化曾在世界上大放异彩，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及近世，西方文化在工业革命带动之下，短短几百年，同样创造了辉煌绚丽的西方工艺文明。

随着西学东渐之势渐起，西学对中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与诱发，促进着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调整和更新。

当然，这一过程的反复性、曲折性自不待言，而其中所衍生出的中西文化论争则对今日国人文化观念的选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借鉴。

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文化保守主义到全盘西化，从中西会通到拿来主义，近代国人在这种文化论争的此消彼长中，经历了艰难迷茫的心理选择。

回头来看，我们乐观地认为这未尝不是一次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未尝不是中国文化复兴乃至重新光耀世界的契机！因而，我们需要探讨一下这些论争的历史过程，以为国人反求诸己，继往开来。

今天先来了解一下“西学中源”说。

明末清初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手捧圣经，一心想把上帝传布给中国人，但“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倡言“中学西源”，如利玛窦就强调中国文化中的五行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并认为儒释道的某些教义实为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的变种。

而与利玛窦并称于世的中国开明士大夫徐光启则抱着“见贤思齐”的态度，积极吸取西学，提出“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主张，渴求“中西会通”。

不过，徐光启的这种会通态度并未让绝大部分士人信服，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渐而滋生出士人们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天朝上国，声威远被。

因此，与传教士“中学西源”说针锋相对的，中国的士人们提出了“西学中源”说。

西学在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人眼里成了“剽袭中国之余绪”、“皆圣人之所已言”。

浅析“西学中源”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外夷奇技，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有诗云：“西夷制器虽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材料二奕驳斥倭仁反对增设天文算馆，称：“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犹目为东来法。

特其人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

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

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也无不如此。

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因此并非“舍中法而从西人”。

朝廷采纳奕意见，颁布上谕，表示：“习西法者，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洋务运动》第二册材料三严复批评“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于西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余，于其实际，从未讨论。

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实窃我中国古圣之绪余”之类的说法，“令人呕哕”。

———摘自《救亡决论》【问题】“西学中源”说曾经是顽固派反对西学的武器，而在洋务派领袖奕手中则成为倡导西学的依据，但在维新思潮主将严复看来却“令人呕哕”。

请结合时代背景，对“西学中源”说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进行分析评价。

2.一次练习中的一道选择题：“外夷奇技，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有诗云：“西夷制器呈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

这种“西学中源”说的解释目的在于（）。

A．反对学习西方B．为变法作解释C．宣传中体西用D．维护中华文化给出的答案是A。

很明显，两道试题的命题者都认为“外夷奇技，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及“西夷制器虽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是顽固派用于反对西学的借口。

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二笔者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认为教材“解析与探究”试题的材料一和材料二均出自洋务派。

理由如下：材料一出自林昌彝《射鹰楼诗话》。

林昌彝是清代文学家，字惠常，侯官（今福建福州）人，道光进士。

林则徐之族兄，与魏源等交好。

他在道光末年写成的《射鹰楼诗话》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①突出表现了爱国反侵略思想，兼及抗御入侵、抵制鸦片贩毒及商品倾销的方略。

试论在社会史角度下的“西学中源”关键词：社会史；西学中源；西学东渐“西学中源”思想对于晚清早中期甚至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西学东渐”，无论是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提供了一种从传统夷夏观中摆脱出来的“叛逆”心理。

这种心理既具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基础的特性又有对其内在学术思想、道德体系甚至是中国整个封建政治体制的反思。

然而，我们可以发现的是这种叛逆心理或者是反思无不带有统治阶级上层精英思想的烙印，它的时代性和所要回答的时代主题似乎既把它包括其中，又似乎使它游离于这个时代之外。

如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

那么“西学中源”思想的形成和影响是否不应该看成某几个上层精英的理论和思想简单的算术总和，而应看做一个具有良性互动的社会系统。

是否可以以一种有别于从上而下甚至只注重上层的认识与思考方法，从下而上的探讨“西学中源”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以一种社会史的角度去解读“西学中源”的整体化特征。

按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明末清初和清末（鸦片战争后）两个阶段。

明末清初时期思想发轫的主因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他们把一些西方科技理论附和在中国传统儒家理论当中。

当然这不是说，”西学中源”的思想是西方传教士提出的，在这里所想表达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论“西学中源”提出于何人何时，它都是在“西学东渐”这个大背景产生的，另一方面是“西学中源”思想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方式和理论运用有关联性。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儒学家、学者或出于主观动机或客观动机，纷纷以从西方科技中的一些简单理论与中国古代科技具有相似性或者相同性而唯心的提出整个西学来自于中学即“西学中源”论，比如王韬说：“铜壶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持火炮？其由中国传如可始也”。

这时理论提出的背景还不存在鸦片战后那样的文化和政治危机感进而赋予它保国保民的时代性和政治性，此时更多的是把它看做一种纯粹的文化概念。

《格致古微》与“西学中源”说作者：张明悟来源：《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第04期摘要“西学中源”说是清代学术史上重要的思潮之一，贯穿清朝始末，尤其在甲午后泛滥，达到高潮，出现了《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等集大成之作。

本文则是通过深入分析这两大部书之一《格致古微》成书的历史背景、组织结构、论证方式等方面，最终展现甲午后“西学中源”说论证方向和论证方法上的特点，并揭示清代学术史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格致古微西学中源晚清“西学中源”说从明末发端，在清代几次流行，每一阶段对西学的作用却不尽相同。

洋务运动时期，奕诉、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为了抵制传统的阻力，更方便的引进西学西技，积极鼓吹“西学中源”说，此时是为了引进西学。

不过甲午之后，“西学中源”说的主要路向发生了变化。

虽然还有维新派人士鼓吹它，以便引进西方的政治和教育体制，但是这时两部“西学中源”大成之作《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的问世，其主要目的则不再是为了引进西学，而是要捍卫中学。

为什么甲午后“西学中源”说的目的发生了截然对立的转变？鼓吹者是如何论证的？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当时“西学中源”说的代表之作《格致古微》的历史背景和论证方式进行分析发现，甲午之后，中华传统文化出现严重危机，捍卫中学成为广泛共识。

由于时人对西学已经有相当的了解，故“西学中源”的论证只能沦为表面化和形式化，为了目的肆意歪曲，完全背离学术的理性。

一甲午后“西学中源”说路向的转变“西学中源”说对于西学的引进，不同时期，作用不同。

早期康熙朝到乾嘉时期，鼓吹它对引进和应用西学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但到了道光朝晚期，学者们又开始用“西学中源”说来鄙夷西学，认为西学不过是窃自中国，罗士琳的《续畴人传》就是这一心态的集中反映（[1]，页664-665）。

而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人士了为了引进西学西技，又大力鼓吹这一观点，使它更加流行，对于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又起到了促进作用。

到了1890年左右，伴随着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加深，对“西学中源”的质疑越来越多[2]，但此说没有因此消亡，反而在甲午之后更加泛滥，不过其主要目的已经发生转变，开始捍卫中学，抵制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