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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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中西文化论争(1):西学中源说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关系,一直是近世以来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纵观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无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没有一种文化永远处于领先地位,长盛不衰。
在古代,中国文化曾在世界上大放异彩,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及近世,西方文化在工业革命带动之下,短短几百年,同样创造了辉煌绚丽的西方工艺文明。
随着西学东渐之势渐起,西学对中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与诱发,促进着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调整和更新。
当然,这一过程的反复性、曲折性自不待言,而其中所衍生出的中西文化论争则对今日国人文化观念的选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借鉴。
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文化保守主义到全盘西化,从中西会通到拿来主义,近代国人在这种文化论争的此消彼长中,经历了艰难迷茫的心理选择。
回头来看,我们乐观地认为这未尝不是一次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未尝不是中国文化复兴乃至重新光耀世界的契机!因而,我们需要探讨一下这些论争的历史过程,以为国人反求诸己,继往开来。
今天先来了解一下“西学中源”说。
明末清初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手捧圣经,一心想把上帝传布给中国人,但“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倡言“中学西源”,如利玛窦就强调中国文化中的五行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并认为儒释道的某些教义实为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的变种。
而与利玛窦并称于世的中国开明士大夫徐光启则抱着“见贤思齐”的态度,积极吸取西学,提出“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主张,渴求“中西会通”。
不过,徐光启的这种会通态度并未让绝大部分士人信服,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渐而滋生出士人们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天朝上国,声威远被。
因此,与传教士“中学西源”说针锋相对的,中国的士人们提出了“西学中源”说。
西学在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人眼里成了“剽袭中国之余绪”、“皆圣人之所已言”。
浅析“西学中源”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外夷奇技,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有诗云:“西夷制器虽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材料二奕驳斥倭仁反对增设天文算馆,称:“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犹目为东来法。
特其人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
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
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也无不如此。
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因此并非“舍中法而从西人”。
朝廷采纳奕意见,颁布上谕,表示:“习西法者,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洋务运动》第二册材料三严复批评“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于西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余,于其实际,从未讨论。
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实窃我中国古圣之绪余”之类的说法,“令人呕哕”。
———摘自《救亡决论》【问题】“西学中源”说曾经是顽固派反对西学的武器,而在洋务派领袖奕手中则成为倡导西学的依据,但在维新思潮主将严复看来却“令人呕哕”。
请结合时代背景,对“西学中源”说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进行分析评价。
2.一次练习中的一道选择题:“外夷奇技,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有诗云:“西夷制器呈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
这种“西学中源”说的解释目的在于()。
A.反对学习西方B.为变法作解释C.宣传中体西用D.维护中华文化给出的答案是A。
很明显,两道试题的命题者都认为“外夷奇技,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及“西夷制器虽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是顽固派用于反对西学的借口。
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二笔者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认为教材“解析与探究”试题的材料一和材料二均出自洋务派。
理由如下:材料一出自林昌彝《射鹰楼诗话》。
林昌彝是清代文学家,字惠常,侯官(今福建福州)人,道光进士。
林则徐之族兄,与魏源等交好。
他在道光末年写成的《射鹰楼诗话》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①突出表现了爱国反侵略思想,兼及抗御入侵、抵制鸦片贩毒及商品倾销的方略。
由于时代的原因和清朝统治者的需要,这种不符历史实际的“西学中源”说在清代曾广为流传,并成了延缓西学深入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统治者维系其王道正统的一个思想武器。
梅文鼎的这一错误与其卓越学识的不和谐,乃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冲击下所处两难境地的一种反映。
然而把梅文鼎的科学活动放在整个清代学术思潮演变的大舞台上加以审视,就会发现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
梁启超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
至清而尤盛,凡治经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
”①通过梅文鼎这一人物,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到中西两种文化由尖锐对立到开始交融的历史过程及其独特的方式。
梅瑴成受家学熏陶,从小就跟祖父学习数学和历法。
他勤于动脑、动手,20 岁以后,在祖父的指导下,开始参予1历算书稿的校订和制图工作。
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为祖父的《勿庵历算书目》校正。
次年,李光地迎梅文鼎到保定官署设馆校书,梅瑴成同去,一面学习,一面参予梅文鼎所著《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和《堵测量》等算书的校订和绘图。
康熙五十一年,帝诏开蒙养斋,征召梅瑴成到内廷学习和编纂历算书籍;同时一起学习和参加编书的还有何国宗、陈厚耀、明安图等。
梅瑴成等所编书,总名《律历渊源》,分三大部分:《律吕正义》、《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共100 卷,分别论乐律、历法和数学。
前一部于康熙五十三年完成,另两部于康熙六十一年完成,前后共用10 年时间。
全书于雍正元年(1723 年)九月刊刻出版。
清初,被尊称为“算学第一”的天文家梅文鼎提出著名的“西学中源说”。
根据“西学中源说”,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天文学等都源于中国上古的勾股术,地圆说在我们自己的经书中也早有记载,在这些人的眼中,西方那套科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它们的根还是在中国。
其实,这种思想在当代的很多人眼中还是这样,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他们都能在《易经》等中国古典著作中找到起源,譬如计算机的二进制、玻尔的互补理论、普利高律的耗散结构理论等,他们都能在中国古典著作找到起源。
中体西用1、中体西用的来源“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186 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
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
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
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2、名词解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
“体”,即根本的意思(形而上的东西,本质的东西)。
“用”,即具体的措施(形容下的东西)。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席泽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2期(2008)席泽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爱因斯坦的片面论断”关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与中国的关系,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美国加州斯威策(J.ESwizer)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系统(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先贤没有迈出这两步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
[Einstein1969,P.43】爱因斯坦致斯威策的这封信,收录在许良英等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标题是“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
该文集在1976年第一次印刷时,将此信的末句错译为“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爱因斯坦1976,页574】。
根据1976年的错译,中国科学史界有些人沾沾自喜,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了爱因斯坦这句赞赏,就身价百倍而感恩备至。
1983年,商务印书馆再版该文集时,这句话又不幸被错译为“要是这些发现果然做出来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爱因斯坦1983,页547】这样一来,又有一些人拿此作为贬低中国传统的依据。
其实,爱因斯坦的意思非常清楚:现代科学在西方的诞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事件,与此相比,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现代科学倒没有什么可惊讶的。
这样的表述,自然会惹恼李约瑟,因为在他看来,现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同样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
1961年6月,李约瑟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
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一文,说:非常遗憾,这封萧伯纳式的信,以及其一切轻率的笔调,现在都被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
爱因斯坦本人本应率先承认,他对中国、古印度,阿拉伯文化的科学发展(除对它们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毫无研究。
有关“西学中源说”的源起、流行年代,我不做赘述。
我想谈谈今人眼里的“西学中源说”。
无论是“西学中源说”还是“西学东渐说”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显然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人不可能活在孤岛上,民族也是。
不同民族相互接触、交往必然会出现文化融合,就像一男一女认识了,然后发生了些什么一样。
这无所谓是学了谁,因为是融合,双方都在学习对方改进自己。
不得不提的是,“西学中源说”和“西学东渐说”并行流行于同一时期,可见信奉哪个学说不过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罢了。
依旧拿男女来比喻,当时的中国就像被恋爱冲昏了头脑的人,根本看不清对方的底细,迷茫、自卑又自傲,于是阿Q地弄出个“西学中源说”自吹自擂,自己感觉能挽回点面子,自然就产生了一边说着“西学中源说”一般说“西学东渐说”这种自相矛盾的可笑的现象。
说白了,这两个学说无非就是为了学习西学,不过一个是直捣黄龙一个是围魏救赵而已,目的都是一样的。
当时的中国人不好意思直说“西学发展的比中学好,我们来学西学吧”,于是拉虎皮扯大旗,造个“西学中源”的噱头,忽悠忽悠自己。
其实看看徐光启之类的人,估计“西学中源说”是没忽悠到他们自己的,那也就是他们拿这个忽悠了皇上等。
更多的广大平民老百姓才无所谓我学了你还是你学了我,干什么能挣钱吃饭才是硬道理。
在毛胡子的厂里干一天就有大洋进账,而在田里从春干到夏干到秋,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周期长不说,挣的钱还少。
上有最高统治者放行,中有士大夫铺路,下有百姓乐于奉行,不用再多解释就能理解为什么西学可以渗透的这么快。
既然解开了“西学中源说”这个幌子,不如认真地讨论一下西学到底是不是源自中国。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当时学西学主要学的无非三点:器物、制度、学说。
流水线车间源自中国?君主立宪制源自中国?民主共和源自中国?力学三定律源自中国?相信哪一问当下的中国人都无法违心地说“是”。
当时的士大夫用“古已有之”的借口来忽悠,现在这歪理还能忽悠谁。
(说句题外话,“XXX自古以来就是某国的固有领土”这话除了某国挂在嘴边讲,谁还这么说,照这里歪理,北美洲自古以来就是印第安人的固有领土,难道要美国搬到太平洋上去把北美洲还给印第安人吗,可能吗。
)中国古代蹴鞠世界第一,现在中国足球还是世界第一吗,打肿脸都不好意思说“是”。
国人这样自欺欺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过了那个年代,“西学中源说”就在没人挂在嘴边了。
现如今我们坦然面对全球化,什么东学西学南学北学都学,口袋里的钱能存外国的银行,人民币也能在国外消费,,美国大片《2012》里的诺亚方舟成了中国制造。
这么多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了生活中的常态,人们对待外来文化已经练成了一颗平常心,再不会有人对外来文化嫉恶如仇或是诚惶诚恐。
现在我们全民学英语,出国留学每年数千万,学西学根本不需要“西学中源说”做幌子。
“西学中源说”已经失去了它的时效性。
说来可笑,外国人可从没承认过“西学中源说”。
启蒙运动时伏尔泰等人用了些中国学说,不过也就是借势,和国人说“西学中源说”一样的道理,并不是真的西学就源自中国了。
在器物层面,西方自古走的是实验的路子,中国是信奉经验;制度方面,西方自古就各种制度并存,多有因地制宜的创新,中国无论起义或造反多少次依旧是封建君主制;信仰方面,西方人信《圣经》,中国人信《四书五经》。
西方有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有中国的勾股定理,谁也没源自谁。
又不是中国古代才有充满智慧的劳动人民,西方古代也有充满智慧的劳动人民。
教科书上讲的:“‘西学中源说’打破了中西文化对立,启迪人们去反思传统文化”这句话我是认可的,至于更多引申的不敢苟同。
其实这句话都有点大话的意思了,所谓的“中西文化对立”只有统治者认为对立,中国古代充满智慧的劳动人民不一直在和外邦进行贸易么。
的确中西文化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并不是完全对立不能求同存异的。
前半句讲当年的作
用,后半句讲现今的作用,后半句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说的赤裸裸点,“西学中源说”就是封建糟粕,之所以还要学它认识它就是为了不免再走它的老路子犯同样的错误。
偶尔阿Q 一下减减压是可以,自欺欺人就不好了。
不是我个人反对、不认可,是“西学中源说”确实弊大于利,生拉硬扯、生搬硬套、穿凿附会。
不仅是今人反对、不认可,即使在那个“西学中源说”盛行的年代,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反对。
深通西学的严复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分析至为透彻,梁启超也对这种认识方法有所反省和批评。
“西学中源说”和大多数国人的主张一样,只是一个口号,一种想法,既没有形成完整结构的学说体系,也没有实际该何去何从的理论指导,自然在走过了那个愚昧的年代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这么大,走出去看看,书上写的是真是假自然知道了,书也不过是走出去的人写的实践经验,不要光看别人怎么说,自己走出去为自己发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