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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克锋
出版物刊名：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47-53页
主题词： 西学中源;严复;中西文化;梁启超;道家;文化比较;代表人物;圣人;邹伯奇;梅文鼎
摘要： <正> 所谓“西学中源”是指西学源自中国,西方文化,中国“古已有之”。
这种说法在中国近代十分流行,成为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对此,近代有识之士曾做过批评与反思。
其中,严复表现得最为典型,剖析得最为深刻。
下面我们依次做一论述。
不管是“西学中源”说,还是“古已有之”说,都是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种国民心态的折射反映。
魏晋时期,佛道之争甚为激烈,道家为反对和压制外来的佛学,提出“老子化胡说”认为道家祖师老子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先师。
这可以说是近代“西学中源”说理论。
世纪以来，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相关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完全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各类专项研究也层出不穷。
适时地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出发, 总结、概括、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以管窥中国古史发展与演进的基因，显得愈加必要。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三对特征''值得注意。
多元与一体在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史前时期每一个地理单元或地区都有着各自区域内文明的演进，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呈现多样性特点。
严文明先生曾提出“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同时又是一体的。
随着各个区域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多元”与“一体”并不完全同时存在。
关于“多元一体”，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既是“多源”的又是“一源”的。
“多源”易于理解，主要指中国史前几个区域文化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M等各有特色，都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M以外的其他区域文化似乎分别在红山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清文化之后相继衰落，其文明化的进程或夭折或中断，只有中原地区文明得以延续发展。
尽管各区域先进文化因素汇集中原，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原文化这一主体。
从发展脉络上看，始终有着中原地区这样一条主脉或主根，华夏文明的主体一直是在中原地区文化的基础上连续不断发展而形成的。
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源”中的“一源”。
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多源”与 "一源''是从广义和狭义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结果。
第二，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看，“多元”与“一体”是文明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是一个多元演进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
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文化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阶段，龙山时代早中期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阶段。
有关“西学中源说”的源起、流行年代，我不做赘述。
我想谈谈今人眼里的“西学中源说”。
无论是“西学中源说”还是“西学东渐说”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显然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人不可能活在孤岛上，民族也是。
不同民族相互接触、交往必然会出现文化融合，就像一男一女认识了，然后发生了些什么一样。
这无所谓是学了谁，因为是融合，双方都在学习对方改进自己。
不得不提的是，“西学中源说”和“西学东渐说”并行流行于同一时期，可见信奉哪个学说不过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罢了。
依旧拿男女来比喻，当时的中国就像被恋爱冲昏了头脑的人，根本看不清对方的底细，迷茫、自卑又自傲，于是阿Q地弄出个“西学中源说”自吹自擂，自己感觉能挽回点面子，自然就产生了一边说着“西学中源说”一般说“西学东渐说”这种自相矛盾的可笑的现象。
说白了，这两个学说无非就是为了学习西学，不过一个是直捣黄龙一个是围魏救赵而已，目的都是一样的。
当时的中国人不好意思直说“西学发展的比中学好，我们来学西学吧”，于是拉虎皮扯大旗，造个“西学中源”的噱头，忽悠忽悠自己。
其实看看徐光启之类的人，估计“西学中源说”是没忽悠到他们自己的，那也就是他们拿这个忽悠了皇上等。
更多的广大平民老百姓才无所谓我学了你还是你学了我，干什么能挣钱吃饭才是硬道理。
在毛胡子的厂里干一天就有大洋进账，而在田里从春干到夏干到秋，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周期长不说，挣的钱还少。
上有最高统治者放行，中有士大夫铺路，下有百姓乐于奉行，不用再多解释就能理解为什么西学可以渗透的这么快。
既然解开了“西学中源说”这个幌子，不如认真地讨论一下西学到底是不是源自中国。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当时学西学主要学的无非三点：器物、制度、学说。
流水线车间源自中国？君主立宪制源自中国？民主共和源自中国？力学三定律源自中国？相信哪一问当下的中国人都无法违心地说“是”。
当时的士大夫用“古已有之”的借口来忽悠，现在这歪理还能忽悠谁。
（说句题外话，“XXX自古以来就是某国的固有领土”这话除了某国挂在嘴边讲，谁还这么说，照这里歪理，北美洲自古以来就是印第安人的固有领土，难道要美国搬到太平洋上去把北美洲还给印第安人吗，可能吗。
"西学中源"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主要指的是西方的文明源于中国。
"西学中源"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明清之际，由徐光启、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并经梅文鼎集大成，最终在康熙皇帝主持的《四库全书总目》中被“钦定”，从而在学术界获得了官方的权威性。
这一说法认为，西方文化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
这种观点在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如帮助减轻西学的传播阻力，推动中西文化的会通和文化创新；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混淆中西文化的本质，助长国人的虚骄心理，对中西文化深度的交流不利。
··%G !0&S T U a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仅第１课就涉及多元一体、中原核心、多源性与统一性等词语。
对于这一问题，史学界究竟提出过哪些观点？哪些是正确的需要弘扬的？哪些是错误的需要摒弃的？“多源性与统一性”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这些都是教师备课时必须明确的。
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从问题的源头说起。
应当说，文明起源问题是一个舶来品。
中华文明的起源，最早是西方人提出的。
西方人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上，提出了中华文明外来说和西源说，他们认为中华文明并不是由本土产生的，而是从西方传入的。
这种观点最早见于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Ａ·Ｋｉｒｃｈｅｒ）的《埃及之谜》，后经约瑟夫·德·古尼等人进一步阐发和渲染，一度出现了埃及来源说、巴比伦来源说、中亚来源说、印度来源说诸分类，成为１８世纪至２０世纪初十分盛行的史学观点。
在中国，也因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一批学界知名人士的追捧，“西来说”也一度风靡一时。
从实质来分析，这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中心论。
学术上，它明显带有虚构、假想的成分。
因此，它不被现代中国人接受。
伴随着中国考古学成就的大批问世，这种观点逐渐无法立足，最终被史学界摒弃。
与西源说相对立的是本土说，它是在中国考古发现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该观点的主要提出者是夏鼐。
他立足于偃师二里头等文化考古学的证据，提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虽不排斥外来的影响，但主体上是土生土长，独立发展起来的。
本土说这一观点提出后，在中国史学界又出现一元论和多元论两种争议。
一元论又称为单源论，它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
这也许是“黄河中心说”的起源。
在民族观上，它表现为单一民族说，其主要代表是顾颉刚，他在１９３９年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
他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体的、一元的，“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３９种族的必要”，“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演变及评析摘要：一、引言二、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演变1.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2.20世纪中期：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传播与影响3.20世纪末至今：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质疑与反思三、评析中华文明西来说1.理论依据不足2.历史证据缺乏3.文化内涵差异四、我国学者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成果1.考古发现与中华文明起源2.多元文化交融与中华文明发展3.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及其价值五、结论正文：自古以来，中华文明便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明形态，为世人所瞩目。
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核心观点是，中华文明并非起源于本土，而是由西方传入的。
这一说法在20世纪中期达到了传播与影响的高峰，许多西方学者纷纷对此展开研究，试图找出更多证据支持他们的观点。
然而，随着20世纪末至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中华文明西来说提出质疑，并对其进行深入反思。
质疑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学者认为，该理论的依据并不充分，历史证据也极为缺乏。
事实上，我国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便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
从夏商周三代到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
这一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非源自西方。
此外，中华文明的内涵丰富多彩，包含了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多个领域。
这些领域的发展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与西方文明相互交融、借鉴、发展。
因此，将中华文明简单地归结为西方文明的传入，显然是片面的。
在质疑和反思中华文明西说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在考古发现、多元文化交融、中华文明独特性及其价值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大量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证实了中华文明独立自主、多元交融的特点。
总之，中华文明西来说虽然曾在一段时期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其理论的不足之处。
近世中西文化论争（1）：西学中源说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关系，一直是近世以来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纵观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无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没有一种文化永远处于领先地位，长盛不衰。
在古代，中国文化曾在世界上大放异彩，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及近世，西方文化在工业革命带动之下，短短几百年，同样创造了辉煌绚丽的西方工艺文明。
随着西学东渐之势渐起，西学对中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与诱发，促进着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调整和更新。
当然，这一过程的反复性、曲折性自不待言，而其中所衍生出的中西文化论争则对今日国人文化观念的选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借鉴。
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文化保守主义到全盘西化，从中西会通到拿来主义，近代国人在这种文化论争的此消彼长中，经历了艰难迷茫的心理选择。
回头来看，我们乐观地认为这未尝不是一次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未尝不是中国文化复兴乃至重新光耀世界的契机！因而，我们需要探讨一下这些论争的历史过程，以为国人反求诸己，继往开来。
今天先来了解一下“西学中源”说。
明末清初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手捧圣经，一心想把上帝传布给中国人，但“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倡言“中学西源”，如利玛窦就强调中国文化中的五行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并认为儒释道的某些教义实为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的变种。
而与利玛窦并称于世的中国开明士大夫徐光启则抱着“见贤思齐”的态度，积极吸取西学，提出“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主张，渴求“中西会通”。
不过，徐光启的这种会通态度并未让绝大部分士人信服，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渐而滋生出士人们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天朝上国，声威远被。
因此，与传教士“中学西源”说针锋相对的，中国的士人们提出了“西学中源”说。
西学在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人眼里成了“剽袭中国之余绪”、“皆圣人之所已言”。
中国文明西来说一、考古学发达以前的中国文化西来说1．埃及说1654年，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A. Kircher，又译祁尔歇、柯切尔）在《埃及之谜》（Cedipi Aegyptiaci）曾论及中国文明出于埃及。
1667，基尔什尔出版了《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认为《圣经》所载闪的子孙率埃及人来到中国，传授了古埃及文字，中国人学的并不全，自己又加上一些创造，结果成为另一种文字系统即汉字。
“古代中国人既系埃及人之苗裔，故其书法亦一遵埃及之旧，此非指文字之结构而言，乃指其自各种自然事物中提出之形象而言，中国人实藉此以表示其观念者也。
中国文字之标记所以与其所欲表明之事物同其数量，其故即在于此。
”（转引自《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陈星灿，三联书店1997年6月）1716年，法国阿夫郎什主教胡爱（Huet，又译尤埃），根据其研究古代商业的结果，在文字之外，又考察风俗异同，也主张中国民族起源于埃及。
他说：“就吾人所有之材料而论，埃及在东方之商业亦甚古而且盛，是吾人可以断言印度人商业之繁盛亦与埃及相当，盖印度人本埃及之重要商伴也……然印度与埃及商业之想相当既有古代史为之证明，则当吾人读史时不能不信中国与印度两民族虽非全属埃及之苗裔，至少达大部分必属埃及人”。
他又说，“在两群入侵印度之埃及人中，中国人尤堪注意。
中国人对与本族之感觉极灵；其习惯与埃及人极其符合；其正体与便体之两种文字；甚至语言，信轮回之说，养黄牛之习，亦复相似。
而尤足以使予惊叹者，则中国人反对外国商人之入国，始终不变是也，此与斯特拉波（Strabon）所述古代埃及人之态度竟完全无异……”。
影响最大的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
德经以《匈奴突厥起源论》、《北狄通史》等著作而闻名于世。
1758年，德经发表《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演讲，从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立论，进而称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甚至考证出埃及人迁居中土之具体年代（公元前1122年）。
“中国文明西来”说与“西学中源”说作者：罗文明来源：《新生代·下半月》2018年第11期【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遇了近代西方，但在此前很久中国就与基督教西方有过密切接触，明后期正值欧洲宗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天主教为了弥补丧失的领地而开始对外宣教，这之后的中西的接触对双方都最终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就此作讨论。
【关键字】：文明西来西学中源基督教儒家英国人拉克伯里于1894年发表了作品《论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他声称：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
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播布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黄帝之谓，巴克族即“百姓”（Bak Sing）转音。
拉克伯里声称自己运用了“语言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方法发现了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此即“中国文明西来说”。
当然这并不是西方第一次宣称中国文明外来，西方第一次比较具体的接触中国应是在蒙古征服之后，马可·波罗东游并写下了游记，教宗也派出使者在中国传教，在汗八里（即北京）还建立了主教区，这一次虽然为基督教西方带去不少影响，甚至第一次教授了他们“宗教宽容”，但西方的全部热情只在传教、对抗伊斯兰教以及中国的异国情调，他们并没有思考中国文明的独特特征，仅将它视为需要被开示的异教土地。
并且随着元朝覆灭，双方的接触降至了零点。
当天主教信仰被宗教改革动摇之后，天主教世界尤其是教廷发觉在欧洲失去的领地可以在新世界得到补救，便乘着商路的开辟传播天主教，耶稣会是天主教在东方传布的急先锋，沙勿略在日本和印度取得一定成果后，于1552年在澳门等待进入中国的许可时去世。
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在1580年得到了两广总督的许可得以进入中国，他邀请利玛窦参与中国传教团，利玛窦采取“温和改教”的适应政策，最终在中国取得了立足之地。
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明朝中国不是新大陆那些军事和组织上脆弱的部族，葡萄牙也不止一次被明朝击退，所以利玛窦选择融入士大夫的世界，采取基督教和儒家调和的态度，利玛窦学习中国经典，希望利用经典的模糊性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有益的因素，他的态度是“自然宗教”的态度，造物主、天堂地狱和灵魂与身体的差异等真理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古代中国人由于未受“偶像崇拜”的佛教以及（受了佛教的影响的）宋明理学的腐化更容易受启发，发现和“自然宗教”（或更应该说与《圣经》）相吻合的真正儒教成了耶稣会的某种共识，有一些人就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最古老的中国观念与《圣经》的观念相一致，这种吻合性来着于诺亚的后裔在洪水之后到达中国，并向那里介绍了真正的上帝，对于他们来说，人类的历史全部记载于《圣经》，所以中国人的先祖必然也来自西方。
在这里我们就能发现最早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了。
对于相信《圣经》的绝对权威的欧洲人来说，中国人的历史与纪年在它逐渐被欧洲人熟悉之后成为了某种危险之物，尤其是当欧洲内部出现质疑《圣经》的声音时。
向欧洲提供关于中国著述的第一批作家如门多萨、金尼阁和曾德昭等，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某些不具体的记录。
门多萨称该王国如此古老，以至于大家认为第一批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是诺亚的侄子和孙子，他的论述实际上把中国君主政体的形成追溯到公元前2550-2600年之间了，而这个时间早于了希伯来人所述的诺亚洪水的时间。
门多萨似乎没有留意。
金尼阁神父引用了一件证明中国古老历史的小事，因为人们在“中国的编年史中，发现了早于耶稣基督圣诞2600年的有关丝绸制造技术的资料”。
曾德昭则敏感地认为中国的纪年都是虚构和荒谬的，因为其无法与《圣经》纪年吻合，中国人将其尧帝的诞生时间置于诺亚洪水的12年之前了。
到1650年，中国纪年还未引起不安，但当拉佩雷尔（La Peyrère）发表他那“亚当之前人类说”的理论时，他运用了中国纪年，他的理论认为《创世纪》中的那种人类起源故事只适用于犹太人，《圣经》仅仅是一部犹太民族史而不是最早的世界通史，它还暗示了世界神奇的古老性。
而三年后（1658年），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神父发表了欧洲的第一部中国年代学著作，他从伏羲开始列举了中国的君主，每人都配以简介，此书采取了甲子生肖纪年。
根据他的记述中国的真正历史应追溯到公元前2952年，而这一时间比希伯来文献的诺亚洪水早了近600年，因而中国在诺亚洪水前就有人居住。
以撒·沃西攸思（Issac Vossius）则否认了诺亚洪水的普世性，把《圣经》贬为了一部地方志。
中国纪年和历史变成了某種必须被与《圣经》纪年进行调和的危险的东西。
1666年，乔治·霍尔恩（Georges Horn）一改早先无视的态度而将中国纪年纳入《圣经》，他在他的《诺亚方舟》中为《圣经》辩护，他发现，伏羲就是亚当，而神农就是该隐，该隐的儿子是以诺（Henoch），神农的继承人是黄帝（Huangtius），但Henoch（以诺）与Hoangti（黄帝）的名字彼此之间如此近似，以至于使大家可以认为“黄帝”一名系出于以诺，中国的尧（Yao）明显为诺亚（Noé），总之，中国的古代史与《圣经》二者本为一体。
在这场保卫信仰基石《圣经》的作战中，耶稣会是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群人，耶稣会充当了中国知识的书写和传递者，柏应理神父的《中国君主政体纪年表》发表于1686年，他认为中国人从诺亚的后裔那里获得了有关真理的某些知识，中国人曾经知道创世、创造第一个人和洪水的记忆，但是后来失传了或者因“偶像崇拜”而模糊不清了，中国的历史可以佐证《圣经》，《圣经》是解开中国上古历史混沌的钥匙。
李明神父写道：“诺亚的后裔们分散在亚洲，最终进入了中国最靠西部的这一部分，现在称之为山西和陕西。
”祁尔歇（Athanase Kircher）神父于1670年出版了《中国》一书，他认为自己解读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因而得以证明中国文明系自埃及文明派生而来，中国宗教和埃及人的宗教“几乎完全相同”。
他毫不犹豫地把孔子比作埃及人的鹭身人头神。
耶稣会士尼达姆（Needham）也认为汉文字剽窃了埃及象形文字，宣扬中国文明埃及起源说，这种学说在当时并不乏追随者。
《梅兰先生致北京耶稣会传教士尊敬的巴多明神父的一批其中包括有关中国各种问题的书简》中充满了多尔图斯·德·梅兰（Dortous de Mairan）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于埃及的论调。
德经（Joseph de Guignes）书写了一部著名的质量上乘的《北狄通史》，他也同时撰写了《论埃及人的书写体、象形体和象征体文字同样也出现在汉文方块字中，兼论中华民族是埃及人的移民》、《埃及和中国宗教与哲学的某些问题之研究》等。
探讨中国文明源于埃及的都喜欢从中国文字上做文章，则也是所谓的耶稣会“索隐派”喜欢做的工作，他们往往能从一个字中推导出很多东西，比如“船”字，船字偏旁的“舟”字本身就是“船”或“诺亚方舟”，而意指数字“八”的偏旁“几”和意指人口的偏旁“口”代表的意思则是诺亚方舟中的人数，根据《创世纪》，诺亚一家共有八口人上了船，一切都相符。
他们还从汉字的“婪”字（两个“木”字一个“女”字）中发现了夏娃的原罪，从“羊”字以及“恙”字发现了上帝的羔羊的痛苦与不安。
耶稣会“索隐派”中最勇敢和激进者，当属傅圣泽神父，他否认公元前5世纪前中国历史的任何真实性，他相继出版了《论中国人的纪年与基督徒的纪年之吻合》、《中国历史年表并附甲子纪年简释》两书，他将后稷一字象征性的解释为：出生自圣母，而世上只有一个生灵出生自圣母，而他不可能诞生在中国，由此他推断出中国人在撒谎，并以此而否认了中国前三朝的存在。
他认为中国的历史记载都是虚假的，或者说中国典籍真正记载的是《圣经》的事迹，伏羲是以诺（Henoch），傅圣泽认为中国人来自迦勒底，文字出自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五经》模仿自希伯来人的《摩西五书》。
还有一位名叫奥古斯特·马尔菲尔的耶稣会神父从另一个问题上维护圣经权威，他为美洲人和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提供了答案，该隐和亚伯本是白人，因为该隐杀死了亚伯，所以上帝惩罚了该隐并将他变成黑人（这是防止他被杀的标记），而该隐的后裔拉麦（Lamech）犯了双重的杀人罪，于是上帝双重地惩罚了了他，把第三种颜色强加给他，他的后代就成了美洲人，至于中国人，他认为是白人和黑人后裔联姻的结果。
但他这样做却否认了诺亚洪水的普遍性。
要维护《圣经》的权威，则必然要把中国文明说成是西来的，不过这场战斗似乎是以《圣经》的失败为结局，伏尔泰批评了上举的许多人，伏尔泰否认了诺亚洪水和中国人是诺亚的后裔，他还认为黑人、白人和中国人是一些完全不同的种族。
耶稣会士实际上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他们会西方带去了中国，却让不信教者、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坐收渔利。
当然，《圣经》和基督宗教的权威的瓦解还有待时日，但中国历史与纪年的发现无疑在其中有一份功劳。
当欧洲发现中国时，中国也必然注意到欧洲，在最初接触的时候，由于利玛窦“适应”政策的遮掩态度和对基督教認识的有限，中国文人在基督教中发现的似乎是一些与儒教思想相吻合的内容，尤其因为传教士们宣扬的中国“近代”的儒家思想（受佛教影响的理学和心学）背离了古代经典的实质精神符合明末的思想氛围，基督教受到欢迎，不过尤其不可否认的是明末的内忧外患让西方的天文、数学和军事技术显得尤为有益。
而在士大夫们发现基督教的排他性和颠覆性后，士人在基督宗教和“科学”之间做了明显的区分，耶稣会士们希望提供欧洲科学的威望来加强宗教的权威，而士人们则拒绝了宗教而仅希望保留科学。
这种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最初士大夫发现西学（包括宗教和科学）与中国的“学理”是相通的话，那么到后来梅文鼎系统而具体地提出“西学中源”时，这里的西学就只剩下所谓的“科学”了，而这科学又以天文历算为显，此外还包括三角几何等。
梅文鼎认为西方历算是由中土历法西传而得的。
他借《尚书·尧典》内容为论据：“（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又命仲叔分宅四方”，“幽历之时，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四夷”，“东南二处皆滨大海，故以为限”，“朔方地极冷，即以为限”，“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既无大海之阻，又自东而西，气候略通内地”，故只好挟书器西征。
西域接壤于西陲，因此传入西域演变为回回历”，而欧罗巴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竟胜之习过之，固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发展为西洋新法，溯其源流皆出于中土。
他在各种古籍中发现了西学的渊源，他在《周髀算经》中发现了和西法浑天说相同的盖天说，与“地球有寒暖五带之说”相同的“七衡六间说”，《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地之为下说”即“地圆说”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