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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变迁一、辫子的来源：清朝男人的发型是遵照满人的习惯而来的，表示满州人入主中原后,各族人对满人的臣服. 这种发型不能简单的叫做"留辫子",而是剃掉前面的头发,将后面的头发打成辫子.这是东亚民族普遍的一种习俗.蒙古族,在成吉思汗时代也是剃一部分,留一部分,日本(和族)在明治维新以前,男子的发型跟史书里成吉思汗的发型几乎一样,从浮世绘上可以看到.这种习俗跟南洋群岛凿门齿的习俗可能是同一起源,是有意造成身体某一部分的残缺,是一种成人礼.二、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孙中山发布改革法令(组图)编辫子中国男人脑后那一条古怪的东西，曾是中国愚昧落后的标志和被全世界嘲笑的对象。
自满清入关以来，这个北方少数民族几乎所有的风俗文化全部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了，惟独这条辫子。
因为这条辫子在大清严酷的法律中有约定：汉人必须在是留辫子还是留脑袋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这条曾经用生命的代价才从中国男人的脑后革除掉的辫子，在消失了近百年后，如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出乎预料地再次出现。
在对本民族历史一知半解和关于荣辱的判断陷于空前含混的同时，当代中国青年至少知道了当年这条辫子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实用功能：在帝制时代，它能给刽子手把人头顺利砍下来提供某种方便。
１９１２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连续发布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法令，其中主要是：改用阳历。
尽管有不少人反对，但孙中山坚持认为“这是革命成功后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
在孙中山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即１９１２年１月２日，孙中山便正式发表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中国传统的阴历辛亥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即西历１９１２年，中国以西历纪年由此开始。
北京街头的剃头匠限期剪辫。
既然革命的目的是驱除满族统治，头顶上的那条异族统治的标志必须立即剪除。
孙中山为此专门发布一条“剪辫令”。
但是，这条命令在执行中在民间遇到的阻力出乎预料的大，头上一旦没有了顶了数百年表示归顺皇室的辫子，就等于是谋反，万一王朝又回来了如何是好？“剪辫令”规定二十天内全国不准再有男人的一条辫子存在，但是，直到命令发布起的数十年后，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依旧可以看见这根辫子固执地在中国男人的脑后晃来晃去。
近代中国的习俗变迁（剪辫篇）剪辫对于国人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
当初清军入关强制汉人剃发，留下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
清初的剃发令在一片血腥中推行开来，在之后的二百多年中，男子剃发留辫不但最终成为一种约定成俗的规范——凡是超出规范者，就会被视为造反，比如太平军就被称为“长毛发匪”。
晚清以后，随着中外往来的频繁，对于早期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辫子带给他们的尴尬乃至耻辱，刻骨铭心。
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赴美幼童刚刚到达大洋彼岸，他们的长袍和辫子使美国人误认他们为女子，“每当幼童外出，后面总会跟着一群人高叫‘中国女孩子’，使得他们颇为尴尬。
”自晚清以后，辫子被西方人视为“劣等民族”的符号加以嘲弄。
当时的西方流行对中国的看法，“他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
”辫子带给国人的切身耻辱经历，推动清末逐渐形成一种社会呼声。
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给光绪帝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就把“断发易服”作为变法的一项内容。
康有为提出“断发”的几点理由：断发可以使行动方便，便于机器操作和从事武事，“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
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
”“断发”是适应整个世界的潮流，“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发辫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
“断发”有利于卫生和节省时间，“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
”“断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仍旧在作怪。
鲁迅笔下《阿Q 正传》中的“假洋鬼子”的形象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
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
辫发始末【摘要】：清王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程中的末代王朝，视发辫为其专制统治的象征。
近代以来，针对发辫的运动愈演愈烈。
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提出蓄全发令，却惨遭失败；戊戌变法志士们首次提出剪辫；革命派将剪辫运动推到浪尖；随后的辛亥革命掀起了剪辫运动狂潮，剪辫在艰难中实现，短发的普及宣告了剪辫运动的胜利。
发辫随着清王朝的解体而消亡。
【关键词】：辫发；剃发；蓄发；剪辫在影视作品中，男子剃去头顶发而在脑后留一条长辫的”半瓢式头发”足以揭示此剧的时代背景--清朝。
单从发式而窥见其历史朝代，可以看出辫发在清这一代已经上升成为一种民族标识，明确了清一代发式的特殊性，再来探究清末男子陆续剪辫而留短发，我们就可以懂得谈论近代男子剪辫问题并非小题大做。
1644年清入关后，为了用同化风俗的办法来铲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消弭反清斗争，就以”天下一家，君犹父也，父子一体，岂容违异”为理由，于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颁布剃发令，要求汉人剃去头顶发，将脑后发留辫，并”不分官民都要剃发，违令者斩”。
中国古代人们笃信儒家关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教训，男子也与女子一样蓄发不剪，或披散于肩，或束发于顶。
作为汉民族的一种风习，历四千年而很少变化。
可想见，此令一下，遭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强烈反对，”留头不留发”和”留发不留头”的斗争席卷全国，由此引发”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悲剧。
明末遗老有的宁可祝发着桑门衣（削发为僧），或者束发为道士，也不愿屈从满人。
即令投降清廷的人，也有不顾身家性命在剃发一事上抗争的。
孔子后裔本已由衍圣公孔允植率四世子孙遵令剃发，而孔门后人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请”蓄发以反衣冠”遭革斥；已经出任清朝大学士的陈名夏因建议”要天下太平，只须留头发复衣冠”而被处绞；臭名昭著的吴三桂也”以剃发易服为耻，号召天下，以谋一洗之”。
遗憾的是这些抗争均遭失败。
在清王朝的专制下，除了那些束发为道士者，全国男子都照满族习惯剃发蓄辫，辫子成了满洲贵族统治中国的重要象征。
揭秘清朝剃发留辫历程明清鼎革以后，满汉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经历了一个从剧烈冲突到长期磨合，进而逐渐融合的过程。
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头发和服饰的改变。
清朝自建立之日起，一道剃发令改变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全体男性的传统发式。
将原来明朝时的蓄全发束于头顶并挽髻的发式，一夜间改为剃发梳辫下垂的发式。
由此展开了清代特有的激烈、残酷、持久的民族征服与反征服，暴力强权与文明进步的抗争，构成了清代有别于汉族统治朝代的社会内容。
然而，有清一代男子的发式并不像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是、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数次演变。
其实很早就发现了这个有趣的问题，很久以前，在看到故宫现存的清朝皇帝画像之后，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雍正以前的清朝皇帝，从画像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他们的两鬓都有鬓角，也就是说，他们的两鬓其实是有头发的，那不是就和清初金钱鼠尾的发制反其道而行么？甚是奇怪。
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抗争与镇压过程中，社会大众普遍求治的要求开始显现出来，人们希望能尽快结束明末以来长期的社会动荡，恢复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便老百姓能安居乐业。
于是，妥协最终出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所谓“十从十不从”。
“十从不不从”，主要指的是在服饰更改的过程中，准许有一些变通，以利于清朝的统治迅速建立。
据说这个十从十不从，是由降清的明臣金之俊与入关时掌握清朝实际权力的多尔衮共同确定的，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载：“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
”就服饰而言，男人须遵守新朝命令，而女人不一定要遵守；活着的时候要穿满式的服装，而死后入殓时也可以穿汉装；而老人、孩子、和尚道士都可以着明代服装等等。
金之俊是明末的一个侍郎，李自成进京时曾降大顺，农民军曾对他进行“拷掠”，即强令他给农民军出粮饷，后来清军来了，他又率先降了清。
与孙之獬的故事类似，金之俊是不是向多尔衮提出了这个“十从十不从”的建议，官书和正史都没有记载，文人笔记和野史却言之凿凿。
《社会习俗的变迁之剪发辫》史料集锦资源1：明代汉族男子一般是满头留发，中间的头发挽起成髻，俗称“束发”。
满族男子习惯将脑袋的前半部剃光，后半部只剃底边的一点点，剩下的头发留长后梳为大辫子，名为“小顶辫发”或“金钱小顶”。
汉满男子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留发和挽髫，后者剃发和梳辫。
——李喜所：《“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载《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6期资源2：满族男子剃发留辫，实源于北方女真族的风俗习惯。
在战争中，辫发渐成征服外民族的一种标志。
投降或归附满族者要剃去四周头发，扎成辫子。
后金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进入广宁，传令“老年人可以不剃，年轻人必须剃”，因为壮丁当兵，要求较严。
此时辫发还未完全成为一种政治符号，至多是满族对于投降或归附者发式服饰同一的要求。
此后，皇太极继位，采取了某些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但是却要求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剃发。
清军每到一处，便要当地人不分老少一律剃发。
随着对明战争的日益扩大，剃发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剃发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制度。
在满族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就会弃明忠清。
而明官和汉人则把不剃发作为保持民族大义的表现。
许多被迫剃了发的汉人在从辽西逃至关内的诠中，被明军妄杀。
有没有剃发，成为区别满汉的首要身体依据。
随着满族与明朝之间战争的加剧，“剃发”也开始逐渐上升到有关民族、文化层面的问题。
……——侯杰、胡伟：《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资源3：顺治元年（1644）春天，清军占领北京后，即发布“剃发令”，明确声明：“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抗而不遵者，“杀无赦”。
由此遭到汉族群众的强烈反抗，不得不暂停。
1655年，清军攻下南京，大半个国土归其所有，气势甚旺，于是又发布上谕，强令汉人剃发。
凡不从者，杀头；官员执行不力者，严惩。
时人记称：“剃发改装是清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清军还雇用剃头匠，专门给汉人剃头留辫。
一些汉人视剃头为奇耻大辱，扬言“头可断，发不可剃”，聚众反抗，和清军展开殊死的决斗。
清军则寸步不让，传令“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发全村斩”。
于是，围绕着“辫子问题”，数以万计乃至十万、百万计的人被杀害，像扬州、嘉定这些重灾区几乎血流成河。
以至于留下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斥贲清军剃头罪行的专用名词。
在这种血腥的高压下，中国的男人都拖上了一根长长的辫子，成了世界历史上一大奇观。
个别史书中沉痛地称之为“辫祸”、“发厄”。
一位日本历史学者在《中国发辫史》一文中指出：“‘发厄’与‘辫祸’，在中国已成为口头成语，全世界欲求一如汉人之罹头发之厄祸的民族，怕是没有。
……为头发而损失古今几十百万之汉人生命，实不能不算为世界稀观之怪现象！”——李喜所：《“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载《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6期资源4：清顺治元年（1644），随着清军入关，剃发制度也从关外推行到关内。
多尔衮强令官民剃发的举措引起汉人的普遍不满，甚至因此改变对清军的态度。
……在吴三桂等降清汉臣的建议下，鉴于强行“剃发”所引起汉人的抵制情绪，多尔衮下令罢除剃发，以收买人心。
此举收到奇效，极大地减少了清军南下的阻力。
明朝大臣史可法在复多尔衮的书信中也说：“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
”因不用剃发而对清产生某种好感。
而清在辫发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则缓解乃至削减了满汉双方的矛盾与冲突。
然而，剃发令行而复罢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矛盾。
这种新的矛盾表现在：先期归顺者已经剃发，后来投降者则不用剃发，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混乱。
清军南下时，又实行了“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进一步加剧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局面。
于是在归降的汉官中引起了争端：没剃发者主张一体从汉，以保留捍卫礼仪之邦的尊严，对剃发所象征的“蛮夷”有某种排斥心理，尤其是对于那些先期归降的“剃发者”怀有一种鄙夷的心态。
而已剃发者则要求一统从满，以表明自己忠于清主；同时，也可以释缓后归降者保留发式的心理压力。
不仅如此，普通百姓也因剃发与否成为了王朝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常熟，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做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明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颈’。
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
社会上弥漫着恐慌心理：“福山数十里遴民，不剃发则惧清兵，剃发又惧明兵，尽惴惴焉不聊生矣。
”此时的辫发已无关乎民族风俗，其所代表的降清还是附明的政治含义被进步凸现出来，由此拉开有清一代“辫发”与政治纠缠史的序幕。
——侯杰、胡伟：《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辨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资源5：……汉人不愿剃发的原因却很多，除了与恪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儒家传统理念密切相关外，还因为剃发冋蒙受耻辱、遭到惩罚等有关。
例如，在秦代的刑典中，便将剃发同纹面、残肢并列，以羞辱奴仆与已定罪犯人。
剃发所带来的耻辱感使汉人反抗这一政策，这与部分忠于明朝的汉人反对剃发实质上是在反抗清朝的统治也有所区别。
总之，汉人反抗满族统治者未必都是为明朝而战，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满于让他们感到极为不快的剃发令。
在剃发令初罢时，他们甚至盼望新的统治者能将其从沉重的赋役负担中解救出来。
顺治二年（1645）五月二十五日，钱谦益派人到苏州进行招抚，民皆执香以迎，城中大姓有设香案于外者”。
而复行的剃发令则逼迫他们奋起反抗。
在他们看来，保留以束发为特征的儒家传统比作为优越“礼仪之邦”臣民的自尊更为重要。
曾目击江南人民抗清的一个西方人说：“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政府，群起反抗。
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檄号为耻辱，曩者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
”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和文化较发达，民族意识也较强烈，长江流域爆发的闻名夭下的抵抗事件，就显示了在公众心目中剃发问题与人的自尊、民族尊严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
辫发本身有如多棱镜一般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和人们心理的复杂多样。
对辩发的认知差异不但存在于满汉不同民族和政治势力之间，而且存在于各自民族的内部。
——侯杰、胡伟：《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资源6：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近代以来却面临着“自表异于诸文明国之外”而被视为“夷狄”的局面。
西方人称中国人为“半开化”，缘于辫发。
在国外中国使臣、留学生、华工及商民常因辫发而受辱。
中国留学生的长辫子，被外国人称作“拖尾奴才”、“豚尾奴”、“半边和尚”等等，遭到侮辱和耻笑。
“国粹”成了“国耻”，一些留学生将垂在脑后的辫子或盘起来，或干脆剪去。
留学生处理辫子的方式有所不同，隐含着对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
许多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学生就不得不留着辨子，并用帽子盖着，被人们称之为“富士山”。
这些人多为保守主义者或想回国后在政府谋个一官半职的人。
而剪掉辫子的学生就有所不同了，既有叛逆的“无辨仔”，也有些人不是。
晚清剪辨与剃发、蓄发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不再更多地考虑国内民族、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而采取的一种行为。
辫发成了“落后”的标志，剪辫就具有弃旧从新的味道。
尽管如此，清王朝还是将剪辫子这种大胆行为看成是反叛。
所以很多剪了辫子的留学生回国后不得不又装上了假辫子。
专为归国留学生装假辫的专家与清初的理发匠虽然都是为了使男人的脑后有条辫子，但却满足着不同的社会需要。
理发匠是为了使辫发代替束发，由此帮助确立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假辫专家则是使象征新时代、新制度到来的短发暂时隐藏起来，向传统的辫发表示屈服。
可见辫发作为政治符号，至晩清仍居于发式的主导地位，象征着清王朝统治稳固。
——侯杰、胡伟：《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资源7：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我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
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
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
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
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去之无损，留之反劳。
——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见李喜所：《“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载《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6期资源8：维新派将剪辨作为破除旧俗和社会启蒙的一部分，与强国强种联系起来。
康有为指出：“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
可见在维新派的心目中，辫发是种落后的风俗习惯，既不利于机器生产，又不利于执枪跨马，还会阻碍富国强兵之路，因此需要改良。
这反映了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保国、保种的急切心情。
辫发与女子的缠足一样成为“落后”与“积弱”的象征，维新派所竭力吇吇的男子剪辫与女子放足，其最终的目的在于国家的富强和指向救亡。
作为身体标志的辫发承载了强国强种的政治重任，又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息息相关。
——侯杰、胡伟：《剃发·蓄发·剪发—一清代辨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资源9：新军虽然是清政府控制最严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10年前后，也时有剪辫事件发生，尤其在新式军事学堂，更是屡见不鲜。
1910年，山西陆军学堂的学生集体剪辨，颇具气势。
刘精三记云：九月间，我们联系进步同学24人剪了辫子。
一时风起云涌，剪辫运动形成高潮。
到了冬季，200名同学，除少教数旗人外，剪辫子的达到170余人之多。
省城大专学生说：“陆军学堂变成了寺院，学生当了和尚，但也有带发修行的。
”1911年春天，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也纷纷剪辫。
陆军第三中学开始有200多人集体剪掉了辫子，遭到校方严厉斥责。
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几天，又有200多人剪辫。
总共500多人的学校，400多人剪掉了辫子。
校方长官干瞪眼也奈何不得。
因为，法不责众。
武昌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早有十余人偷偷剪掉了辫子，受到校方处罚。
学生就相约全体剪辫，90多人相继行动，校方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新军学生剪辫风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新军军官也渐持支持态度。
“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