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之困境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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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几个问题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程序,但它们之间存在重要的衔接点,这涉及到社会稳定和公正的维护,对司法工作的高效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两种程序不仅存在一些相互独立的问题,而且也存在一些相互影响的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是两种分别由政府和司法机关进行的法律程序,但它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即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
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首先,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当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执法时(如查处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发现了犯罪问题,则可以及时将案件移送给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接受行政机关移交的案件后,可以在刑事司法程序的框架内,通过法院进行罪犯的定罪和量刑,并决定是否需要向社会公开犯罪行为。
其次,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经济犯罪领域),进行行政处罚可能不足以消除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必须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对罪犯进行追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和防范。
二、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移送案件的问题行政执法机关在发现存在犯罪问题时,应该及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
但实际操作中,行政执法机关往往出现了以下问题:1、依法移送不及时。
行政执法机关未能及时将案件移交给刑事司法机关,延误了案件的好时机,使得控制有害人员的时间推迟。
2、移送不彻底。
行政执法机关在移交案件时,必须完整地移交证据和犯罪嫌疑人,但有些机关往往只转交一份简单的报告,而未转交完整的证据材料,影响了刑事检察的办案效率。
3、移送不准确。
行政执法机关在移交案件时,有时候场证据不充分或情节不清楚,导致检察机关难以起诉,并且法院可能会予以驳回。
三、刑事司法机关对移交案件不及时的问题刑事司法机关在接收到行政执法移交的案件后,也存在一些问题:1、检察机关未能及时审查。
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问题报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一直是我国司法领域面临的一大挑战。
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着信息共享不畅、证据采集不足、责任界定不清等问题,导致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不畅,影响了执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沟通协作,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提高执法质量和效率,保障法律的实施和公正。
首先,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
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获取的相关信息和证据应及时与刑事司法机关进行共享,确保执法和司法的衔接顺畅。
同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作机制,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限,提高执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性。
其次,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证据采集和保全。
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程序采集证据,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刑事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应当充分利用行政执法机关提供的证据,确保案件的证据充分和完整,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再次,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责任界定和法律适用。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应当明确各自的法律适用和责任界定,避免执法和司法的重复和遗漏。
同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法律监督机制,加强对执法和司法行为的监督和检查,确保法律的实施和公正。
总的来说,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顺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法律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只有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协作和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衔接不畅的问题,提高执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性,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正。
希望各方能够共同努力,推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问题的解决,为法治建设和社会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摘要:目前我们处于社会变革及司法改革关键时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便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法治问题。
行政机关执法活动频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存在结构性失范、法律机制难以得到实施等原因,导致行政执法行为存在诸多问题。
为了做好“两法衔接”工作,需要从立法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尝试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加以推进。
关键词:行政执法;刑事司法;衔接一、“两法衔接”工作存在的问题“两法衔接”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协调沟通不到位,缺少衔接机制作为保障,无法形成工作合力。
由于“两法衔接”工作环节薄弱,势必牵涉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对于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和监督绩效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行政机关执法主体出现以罚代刑、重罚轻刑的趋势行政处罚是维护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同于惩罚犯罪的刑罚。
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行政处罚与刑罚都是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和法律秩序的方法。
但是刑事处罚是制裁犯罪的手段,刑法是最严厉的国家制裁手段,故不能将行政处罚与刑罚混为一谈。
在行政机关执法主体纠察处理的行政违法案件中,部分案件超出行政执法主体管辖的权限,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涉嫌刑事犯罪。
但行政机关执法主体因受“部门权力利益化”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观念的影响,把一些应向司法机关移交的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不移交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
(二)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认识上存在差异,公安机关立案不及时一是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执法理念与办案方法存在差异。
行政机关执法主体办理的案件多涉及经济犯罪案件,案情复杂,在办理案件时从行政执法的视角去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而公安机关对这样收集的证据或对案件的定性往往不能认同,双方各执己见,致使无法立案。
二是行政机关执法主体与公安机关对“一事不再罚”原则有认识分歧。
有的行政执法主体认为行政处罚与移交公安机关只能择其一,有的行政执法主体认为对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做了行政处罚后再移交公安机关,而有的公安机关认为行政处罚过的案件就不再立刑事案件,否则有违“一事不再罚”原则。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者:李磊来源:《学理论·中》2013年第04期摘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实践中操作起来比较困难的法制机制,如何构建一个效率、公正的衔接机制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在研究和探索的难题。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必须系统地、全面地加以思考和研究制定。
只有正确认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从而充分发挥两者调控社会关系的法律功能。
关键词:行政执法;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30-02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从事的执行管理活动。
行政执法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将各个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的行为囊括进来,但是当我们分析各个行政机关的具体活动,除了其基本职能属于行政性质以外,另外也有一部分活动具有立法和司法的性质。
如国家行政机关制定各种不与宪法、法律精神相悖而且有利于其更好地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就具有立法的性质;行政机关裁决部分行政争议和部分民事争议的活动就具有司法性质,而这种性质正为行政执法与司法活动的衔接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当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已经突破了行政法律、法规规制的界限,需要启动最后一道法律屏障——刑法的时候,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已经成为必要。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的立法背景2001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的基本框架。
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为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以及检察机关办理该类案件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规范,明确了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立案和立案监督的责任,对行政机关执法活动中向公安机关移送的犯罪线索和向检察机关移送的涉嫌职务犯罪线索分别作出了具体的审查程序和反馈规定。
三一文库()〔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导言所谓两法衔接,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简称,是指由检察机关会同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依照各自的法定职能实行的,将行政执法中查办或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侦查机关审查,及时启动刑事追究程序的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该机制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二是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公安机关在侦查中、监察机关在行政监察中,对于发现的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线索依法向检察机关移送;三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处理情况进行立案监督;四是检察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并依规追究责任。
建立规范、高效、监督有力的两法衔接机制,一方面对于防止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以罚代刑、打击不力的现象,促进依法行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对于防止刑事司法环节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现象,确保公正司法,进一步加大打击违法犯罪的力度,也具有积极意义。
从而,为消除在查办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中间地带存在的执法空档,更好地维护法制统一和公平正义,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有力、完备的保障。
一、近年来我市两法衔接工作的开展情况(一)在全省率先搭建两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市海洋与渔业局通过了《**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移送涉嫌海洋渔业犯罪案件暂行规定》和《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席会议制度》等等。
(三)强化检、警、行横向联动我市大力开展两法衔接工作机制联席会议、联合执法等机制活动,大力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的横向联系,在沟通协调中实现法律监督。
一是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
两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将检察机关作为联席会议办公室单位,定期组织公安、检察院、法院、行政执法等部门召开会议,共同探讨解决两法衔接遇到的突出问题并达成共识,为规范两法衔接、遏制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指引作用。
作者: 王赞[1]
作者机构: [1]辽宁省重点社科人文基地大连海事大学国际海事法律研究中心、海公法研究中心
出版物刊名: 求索
页码: 238-240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12期
主题词: 海事行政;刑事司法;协调机制
摘要: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海事行政机关没有及时将案件移送至交通公安部门,或交通公安部门不接受海事机关移送的案件.致使大量涉嫌犯罪的案件未能成功追究刑事责任。
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既有客观上案件信息沟通不畅的原因,又有主观上行业内传统执法理念的误区.实体法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也给海事行政机关带来困惑。
此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虚置化也是制约海事行政机关依法移送案件的重要因素。
浅谈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暴露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脱节等问题。
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基点,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以下简称“衔接机制”),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对接”。
[关键词]行政执法;刑事执法;机制;衔接一、我国衔接机制面临的现状经济领域的一般违法与犯罪常常交织在一起,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是打击违法犯罪、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两个基本手段,单靠行政管理的手段,不可能达到目的。
(一)现有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还有其局限性。
从上文不难看出,规定衔接机制的法规分别出自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还没有一部法律对此作出系统的规定。
从规定的内容上来看,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进行法律监督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原则规定多,实务规定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虽然对移送案件的条件、基本程序及工作时限、违规责任都作了规定,已经比较周全,但操作性不强,对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的监督尤其是该移送而没有移送的监督尚未涉及。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虽然具有司法属性,但其规定对行政执法机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力,作用尚有局限性。
(二)部门利益驱动使得一些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缺乏协作配合。
有的行政执法单位往往以罚款为行政处罚的目的。
由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案件往往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移送公安机关后,如果没有行政执法机关的配合,公安机关此时再侦查已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时过境迁有些证据还有毁灭的风险。
这种情况往往导致案件证据不到位,司法机关最终可能因证据不足做出不立案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
(三)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不力。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也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意。
浅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热难点问题及对
策建议
浅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热难点问题及对策建议
内容摘要:自2000 年10 月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专项活动以来,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不断深化执法、司法协作,一批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得到了刑事制裁,“两法衔接”机制得到了发展完善。
但多年来由于“两法衔接”工作存在政策层面高、法治层级低的问题,全国各地重视不一,发展不均,影响了“两法衔接”工作深入发展。
本文以东坡区为例,从基层视角分析“两法衔接”工作在实际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几点意见供参考。
关键词:两法衔接法治政府依法治国
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工作机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无缝对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
但由于立法缺位、机制不全,工作开展呈现领导推动模式,导致“两法衔接”工作在全国各地发展不一,总体推进十分缓慢。
一、“两法衔接”机制概述
“两法衔接”是指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相互配合,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
试析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的现实困境与派驻检察官制度的融合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涉及刑事犯罪嫌疑的情况,但由于行政执法部门不具备独立的刑事侦查权,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等刑事侦查措施,也无法采取刑事调查的方式获取证据。
这导致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刑事犯罪案件无法及时转交给刑事司法机关处理,影响了犯罪的查处效果。
其次,行政执法部门和刑事司法机关之间存在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矛盾问题。
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时主要追求的是行政处罚,而刑事司法机关则追求的是刑事处罚。
在一些情况下,行政执法部门可能会将本应由刑事司法机关处理的犯罪案件以行政处罚的方式解决,导致了犯罪行为得不到真正的惩处,影响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为了解决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之间的衔接问题,一些地方出台了派驻检察官制度。
派驻检察官制度是指由检察机关选派检察官进驻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担任法律顾问和监督者的角色。
这种制度的融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之间的衔接问题。
派驻检察官可以向行政执法部门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帮助行政执法部门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
同时,派驻检察官还可以监督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确保行政执法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避免滥用职权和违法执法的情况发生。
另外,派驻检察官还可以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立案侦查,将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给刑事司法机关,确保犯罪的查处效果。
然而,派驻检察官制度在融合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中仍面临一些困境。
首先,派驻检察官制度实施的效果存在差异。
由于派驻检察官制度在不同地区和部门的推行程度不同,其实施效果也有较大的差异。
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派驻检察官的角色和职责理解不够深入,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派驻检察官无法发挥其监督和调解的作用,很难真正解决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之间的衔接问题。
中国海警刑事执法的困境及建议张念宏当前,中国东海及南海海洋权益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频繁遭受周边国家渔民越界非法捕捞,海上走私行为猖獗,对中国海警的执法能力和水平提出挑战。
中国海警刑事执法面临一定困境,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一、当前中国海警刑事执法困境海警海上侦查权属于刑事司法权范畴,海警海上执法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职能。
本文用“刑事执法”的表述主要便于海上环境执法的刑事侦查权的陈述目的而使用。
根据“三定方案”的顶层设置,组建中国海警的目的为加强海上执法力量,避免“九龙闹海”、防止互不协调、重复检查、执法力量分散和避免出现执法推诿等局面。
国务院在改革中整合了现有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等4支队伍。
“三定方案”顶层设置中,除了赋予中国海警海上行政执法权限外,还有赋予中国海警海洋环境、海上捕捞、海上缉私等刑事执法权。
(一)海警执法缺少法律依据当前,中国海警海上执法的主要依据为《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等法律和部门规章,与当前海上执法的复杂性明显不足。
从《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第三条规定来看,公安边防海警办理海上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行使公安机关的职权。
可见,公安边防海警或武警海上边防大队,在当前仍在行使原有的职权即刑事案件的侦查权。
而中国海警局作为新成立的执法机关完全不同于上述原四支分别独立的执法机关。
《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分析,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等具有侦查权的刑事执法机关,并不包括新组建的中国海警。
根据《立法法》第八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明确规定。
在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授权新组建的中国海警拥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执法权限。
中国海警作为一支新组建的海上执法力量,继续行使办理海上刑事案件的相关权力亦缺少法律依据。
(二)执法标识尚未统一笔者通过最近一年来的报道发现,中国海警队伍执法过程中,尚未实现执法标识的统一。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之我见摘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一直是我国法律实践的难题。
实践中大量“以罚代刑”的现象要求我们必须要着眼于两者相衔接的程序机制,建立和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程序及相配套的信息共享机制、联席会议机制和提前介入制度,强化检察监督权,转变行政机关的执法意识。
关键词以罚代刑案件移送信息共享检察监督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法律背景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的现状及原因分析(一)法律依据不充分,难以操作(二)行政执法机关自身原因首先,行政执法人员移送案件意识欠缺。
一些行政执法人员还普遍存在“执法就是罚款,管理就是收费”的观念,这种意识直接影响对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
加上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标准高、要求严,行政执法人员大多不愿惹这个麻烦。
其次,少数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法律素质不高,执法水平低下,对刑事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有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有关罪名及构成要件掌握不够,难以区分违法和犯罪。
并且由于立法原因,有的犯罪在实践中确实很难把握,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对有些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上,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公检法三机关之间也不完全统一,这就影响了案件的认定。
最后,在狭隘的部门利益驱动下,行政机关处理的大部分案件都不会移送到检察机关。
有的行政机关认为,自己处罚的案件一旦移交给司法机关,就等于让渡了对违法者的部分控制权,会影响到行政执法单位的利益,这样就导致以行政处罚消化刑事案件,最终使得案件线索流失,犯罪分子逃避刑法处罚。
(三)检察机关监督薄弱国务院规定、高检院和全国整规办、公安部的联合发文中虽然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衔接工作履行监督之责,但并未赋予檢察机关强有力的监督手段和措施,无法监督和纠正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和不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问题。
此外,检察机关本身的双层领导体制也使得其在行使法律监督权方面还有一定的阻力和障碍。
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许多行政机关具有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而检察机关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协调处理好与各个部门的关系,监督工作很难开展。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引言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是法治社会中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行政执法主要是由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执法权力,对违反行政法规和政策的行为进行监管和处罚;而刑事司法则是由司法机关负责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审判和执行刑罚。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工作是确保执法工作有机衔接、协同高效的关键环节。
本文将详细探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工作情况,包括衔接的相关法律规定、实际操作中的问题与挑战、改进措施等。
一、衔接工作的法律规定1.刑事嫌疑人和涉案人员的获取渠道:行政执法机关在日常执法过程中,如发现有涉及刑事犯罪嫌疑的行为,应及时报案、移送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应依法受理案件,并进行侦查取证,通过合法手段获取刑事嫌疑人或涉案人员的相关信息。
2.证据的保存和移交:行政执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妥善保护现场和相关物证、书证等证据,并在20个工作日内移交给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应按照规定对证据进行鉴定、登记和保存,并及时通知行政执法机关参与鉴定过程。
3.行政执法机关协助刑事侦查: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可以请求行政执法机关的协助。
行政执法机关有义务提供协助,包括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方面的支持。
行政执法人员在提供协助时,应依法行使职权,确保工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4.刑事判决对行政处罚的影响:行政执法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应查明事实、依法裁量并采纳刑事判决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如果刑事判决已经确认了违法行为的性质、主体和后果,行政执法机关不应重新认定,但可以依法进行重新裁量。
二、实际操作中的问题与挑战1.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不畅:由于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职责分工不同,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存在一定的障碍。
行政执法机关应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和协调,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提供案件线索和证据,避免因信息不畅造成执法工作的滞后。
2.联合执法时的协作难题:在涉及联合执法的案件中,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协作是保证案件及时查办和执法公正的关键。
论我国海洋环境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处罚的衔接一、海洋执法的现状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6500多个岛屿,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尽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
在2008年中国海监依法开展近岸海域定期巡查和专项执法行动,共对26451个用海项目实施了54637次检查,发现违法行为2048起,作出行政处罚1241件,决定罚款总额15.4亿元,而在2007年,作出行政处罚1419件,罚款总额为1.58亿元,在2006年则分别为1587件,0.94亿元。
从以上数据总可以看出我国的海洋环境违法案件逐渐减少,而罚款总数增长速度惊人,07年为06年的2倍,到了08年则为07年的10倍,这说明我国海洋环境单件的违法行为破坏和危害程度越来越严重。
正是因为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2009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31964亿元),不法商人为了更多的利益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愈加恶劣,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的警示力度已经微乎其微,中国海洋环境的法律保障已经不是单单的行政处罚所能支撑的了,将情节严重的违法案件提交给司法机关才能更好的遏制破换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发生。
但是在我国几千件的海洋行政处罚案件中,竟然没有一件提交给司法机关进行处理,这使得我国海洋环境的保护面临更大困难。
因此,为了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沿海地区社会经济与海岸带和海洋环境的协调发展,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并举、合理地衔接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刻不容缓。
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不能衔接的原因。
(一)法律依据不明确有关海洋环境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可以从《海洋保护法》91条规定:违反该法规定,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看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环节的依据是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但是何谓重大何谓严重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使执法人员对可能需要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无从下手,以2007年的南方制碱海洋倾倒废物案为例:广东南方制碱有限公司从2003年至今,在未取得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的情况下,每年与海通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由海通公司的海通01船将该公司生产的废弃物碱渣倾倒在黄茅岛海域。
中国海警刑事执法的困境及建议作者:张念宏来源:《知识文库》2017年第03期当前,中国东海及南海海洋权益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频繁遭受周边国家渔民越界非法捕捞,海上走私行为猖獗,对中国海警的执法能力和水平提出挑战。
中国海警刑事执法面临一定困境,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一、当前中国海警刑事执法困境海警海上侦查权属于刑事司法权范畴,海警海上执法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职能。
本文用“刑事执法”的表述主要便于海上环境执法的刑事侦查权的陈述目的而使用。
根据“三定方案”的顶层设置,组建中国海警的目的为加强海上执法力量,避免“九龙闹海”、防止互不协调、重复检查、执法力量分散和避免出现执法推诿等局面。
国务院在改革中整合了现有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等4支队伍。
“三定方案”顶层设置中,除了赋予中国海警海上行政执法权限外,还有赋予中国海警海洋环境、海上捕捞、海上缉私等刑事执法权。
(一)海警执法缺少法律依据当前,中国海警海上执法的主要依据为《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等法律和部门规章,与当前海上执法的复杂性明显不足。
从《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第三条规定来看,公安边防海警办理海上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行使公安机关的职权。
可见,公安边防海警或武警海上边防大队,在当前仍在行使原有的职权即刑事案件的侦查权。
而中国海警局作为新成立的执法机关完全不同于上述原四支分别独立的执法机关。
《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分析,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等具有侦查权的刑事执法机关,并不包括新组建的中国海警。
根据《立法法》第八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明确规定。
在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授权新组建的中国海警拥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执法权限。
中国海警作为一支新组建的海上执法力量,继续行使办理海上刑事案件的相关权力亦缺少法律依据。
(二)执法标识尚未统一笔者通过最近一年来的报道发现,中国海警队伍执法过程中,尚未实现执法标识的统一。
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实践和思考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时候需要紧密衔接,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保护。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综述和探讨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实践和思考。
一、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相互关系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中,行政执法是国家权力机关执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或发布的规章、决定、命令等行政行为,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发展秩序的一种权力行使。
而刑事司法是对违反刑法规定,以危害社会为目的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进行惩罚和制裁的司法实践。
这两种司法实践在维护国家秩序和人民福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虽然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在某些时候,两者却需要紧密衔接,以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公正司法的实现。
例如,在一些行政执法的领域中,一些违法行为可能同时涉及到刑事犯罪,这就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及时转交到刑事司法机关进行追究和判决。
二、衔接中的难点和问题在实践中,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并不总是顺利的。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 判定事实问题。
在行政执法中,事实的判定常常会存在着不变和错漏,这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刑事司法的实施。
刑事司法需要依赖行政执法的事实判定来确定违法性和罪刑等问题,因此如果行政执法的判定存在问题,就会波及到刑事司法的衔接。
2. 衔接的时效问题。
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过程中,时间常常是个问题,有的行政执法的案件因为行政审批等因素,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这就无疑会影响到刑事司法衔接的时效性。
3. 资源和协作问题。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是两个不同机构的司法实践,两者在技术和资源上都存在差异和矛盾。
建立有效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机制,需要建立良好的协作机制,并建立相应的资源共享体系,以便更好地解决一些问题。
三、衔接的实践和思考在现实实践中,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需要进行以下探索和思考:1. 建立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
旨在解决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之间的障碍,可以强化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以促进更好的判定和判决的实施。
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作者:马文来源:《珠江水运》2017年第21期摘要:当前,国家已在部分海事法院试点“三审合一”,海事刑事审判工作在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
然而,作为工作起点的两法衔接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入罪标准不统一、证据对接不顺畅是两大突出障碍。
所以,可以通过明确入罪标准、理顺证据对接等措施完善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
关键词:海事行政执法刑事司法衔接船舶碰撞1.引言船舶碰撞是海上交通中的多发事故,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完全由技术原因导致的船舶碰撞事故已不多见,航行安全更倚重于船员的操作,人为因素已经成为事发的主要原因,加强对人为风险的控制也成为海事预防的重点。
航海风险的存在决定了国家对船员责任的减轻,所以,针对航海事故,往往只规定民事、行政方面的责任承担,船员很少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但现实状况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海运量逐年大幅增加,船舶碰撞事故也持续多发,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环境破坏,事故中个人渎职、懈怠情况明显,单纯依靠民事、行政方面的规定已不能对此起到遏制作用。
在事故高发、惩处缺位的情况下,刑法的补充性功能应当被被纳入视野。
《海上交通安全法》规定,对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人员,必须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但对于海事行政执法部门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如何把握和操作却没有明确指示。
另外,由于船舶碰撞事故调查的专业性较强,在处理时,刑事司法部门往往需要海事行政执法部门的配合。
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海事管理水平,增强事故处理能力,对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2.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障碍2.1入罪标准不统一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明确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向公安机关移送。
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之困境解析王赞2012摘要: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海事行政机关没有及时将案件移送至交通公安部门,或交通公安部门不接受海事机关移送的案件,致使大量涉嫌犯罪的案件未能成功追究刑事责任。
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既有客观上案件信息沟通不畅的原因,又有主观上行业内传统执法理念的误区,实体法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也给海事行政机关带来困惑。
此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虚置化也是制约海事行政机关依法移送案件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海事行政;刑事司法;协调机制中图分类号:DF9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12)12-238-03作者: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辽宁省重点社科人文基地大连海事大学国际海事法律研究中心、海公法研究中心成员;辽宁,大连,116026基金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资助,项目名称为“水上交通运输典型刑事案例研究”(2010-31)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领域涉嫌犯罪的案件以罚代刑的问题比较突出,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范,虽然涉罪案件的移送率有所提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调关系远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海事行政这个行业领域同样也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问题,涉罪的案件移送率普遍较低,移送程序仍存在诸多障碍。
一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现状目前,海事行政机关的案件移送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且成功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不多见。
例如2007年北海海事局首次成功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交通肇事罪的案件,这是自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6年来,首次成功移送的涉罪案件。
事实上近些年来,水上交通安全的形势比较严峻,不仅事故频发,且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远比陆地交通事故的危害更大。
据某市港航局统计,2006年至2010年期间,全市平均每年发生等级以上的水上交通事故约10起左右,平均每年死亡、失踪人数达20人左右。
但连续5年没有追究一起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并非是这些案件都不涉嫌犯罪,而是海事行政机关移送案件时存在种种障碍、与刑事司法的协调机制不畅所致,以至于成功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
海事行政机关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面临的障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海事行政机关移送案件存在动机障碍;二是即使海事行政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发现某些案件可能涉嫌犯罪,并向交通公安机关移送,但交通公安机关基于种种顾虑不愿意接受移送,以至于一部分涉罪的海事案件仍没有被成功追究刑事责任,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调机制仍不顺畅。
实践中成功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仍依赖交通公安机关的提前介入。
如2003至2006年某市海事公安局只成功追诉了两起水上交通肇事案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且这两起案件均为海事公安机关提前介入,才及时固定了证据,顺利启动了刑事司法程序。
当前,实践中成功追诉的案件仍未突破行政配合的局限,海事行政与刑事司法尚未建立起长效的、制度性的协调机制,这就造成了成功追诉的案件并非是一种常态现象,而是个别现象。
二海事行政机关不移送案件的动机障碍由于海事行政程序的启动是在刑事程序开始之前,涉罪案件也不例外,首先进入的是海事行政程序,而海事行政执法本身又是部门执法,其执法活动本身常涉及本部门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人情关系等利益①,这就使得一些涉罪案件因部门利益的阻拦而未能顺利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按照现行的财政制度,海事行政机关的工作、福利与行政处罚的多少直接挂钩,若将涉罪案件移送交通公安机关而不予行政处罚,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利益的损失②。
况且海事案件的特点之一是标的额较大,为了获取较多的罚款,海事行政机关更愿意以行政处罚结案,这必然使多数涉罪案件在海事行政执法程序中消解。
海事行政机关移送案件时消极被动,不仅是移送案件的数量较少,而且移送案件的质量也不高,即使移送,这些案件基本上是行政相对人拒不到案,或行政处罚难以进行下去,移送案件似乎成了海事行政机关处理疑难案件的出口,只有在海事行政机关感到无利可图时,才考虑移送。
有很多案件因海事行政机关的不及时移送,错过了最佳的侦查时机,原来的案件线索和证据链条断裂,而交通公安机关在侦查程序中又无法补救,最后形成侦查僵局,或因侦查不能继续进行使案件搁浅。
三交通公安机关接受移送案件的顾虑在海事行政机关移送案件的实践中,囿于海事行政执法手段有限,尽管发现相对人有涉罪嫌疑,也调取了部分证据,但尚未查清全部事实、获取全部证据的情况下,交通公安机关常常会以证据不足为由而拒收。
如前文所述,海事行政机关移送案件是在行政处罚以后进行,由于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的证据标准存在一定差异,在移送后的司法程序中出现了证据转化困难,以至于海事行政机关与交通公安机关因证据标准的认识分歧而互相扯皮③:一方面,按照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交通公安机关反复要求海事行政机关补充证据,而海事行政机关则认为案件移送后应由交通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与己无关,这种相互扯皮影响了海事行政机关移送案件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交通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证据标准上存在不一致的观点,交通公安机关接受移送的案件之后,常因证据问题多次被退侦,这就迫使交通公安机关对从海事行政机关移送过来的案件实行高门槛。
如有的交通公安机关变相让海事行政机关代为行使侦查权,只有在海事行政机关查清全部案件事实、收集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才接受移送,交通公安机关仅成为移送案件的二传手;更有甚者对移送的案件迟迟不予答复或者无理由不予接受,严重挫伤了海事行政机关移送案件的积极性。
虽然海事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常因主体的合法性在刑事司法中遭受质疑,但是如果不把海事行政机关收集到的证据作为刑事司法的证据,案件移送以后交通公安机关再重新收集证据,又会面临诸多的困难。
特别是海事案件不同于陆上案件,水上痕迹物证转瞬即逝,再次收集会错过取证的最佳时机,重新收集证据几乎成为不可能。
同时,海事案件与海事行政机关的专业职能关系密切,其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涉及船舶操纵、船体结构等专业知识,只有具备专业知识的行政人员才能解决。
而交通公安机关如果不依靠海事行政机关中的专业技术人员,重新收集海事证据困难重重。
四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原因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从海事行政机关这个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在案件移送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既有客观上信息沟通不畅的原因,又有主观上的执法理念的误区,实体法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也给海事行政机关带来困惑。
此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虚置化也是制约海事行政机关依法移送案件的重要因素。
(一)受行业传统执法理念的影响。
海事行政执法管辖的范围是一个相对较为特殊的领域,相对人从事水上交通活动,面临比陆地上大的多的风险,所以,海事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执法理念:即对行政相对人追责要轻化,如果过于严厉,不利于鼓励人们从事这种高风险的职业。
所以一般的水上交通事故,尽量不移送至司法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除非主观恶性程度高、危害大明显涉嫌犯罪。
就水上交通肇事案件而言,通常不移送至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除非逃逸。
基于这样一种执法理念,使得海事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数量非常有限。
诚然,水上运输自古以来就是高风险行业,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设备来抗御来自大自然的风险,维护航运安全。
国际海事组织曾对近年来发生的5000余件海事事故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因人为过失因素造成的占77%,因机务故障等因素造成的仅占23%。
另据我国交通运输部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发生水上交通事故562起,死亡和失踪人数489人,沉船330艘,直接经济损失3.69亿元,其中因船员违章航行、操作不当等人为过失因素造成的事故超过80%,而真正因自然灾害等引发的事故所占的比例则相对较小。
这说明大自然的风险对水上交通事故的影响越来越小,相反,船员等从事水上运输的工作人员的业务过失则是引发众多水上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不严格其业务上的注意谨慎义务,类似的案件还会继续发生。
从根本上说,刑罚具有一般预防的功能,因此,海事行政机关应顺应科技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及时调整执法理念,严格对船员业务过失的管理④,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及时移送至公安机关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这才是预防水上交通事故发生的根本之策。
(二)案件信息沟通、交流不畅。
信息共享是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
目前,海事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联系还停留在联席会议等一般工作层面,特别是海事行政机关对移送涉罪的案件不主动、不及时,不积极配合、消极应付甚至抵触,信息共享平台和情况通报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导致信息互相封闭,检察机关也无法全面掌握海事行政机关和交通公安机关的办案情况,立案监督也难以保证效果。
(三)海事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模糊。
我国的行政违法行为和行政犯罪的界分存在一些问题,如二者的界分主要是靠社会危害程度的轻重,而对行为进行量化,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可以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这就使得行政违法行为和行政犯罪的界线比较模糊,难以把握。
就水上交通肇事案件而言,某市每年发生水上交通事故一百多起,而从2003年至2006年,仅两起水上交通肇事案件的责任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⑤,原因之一就是目前没有适合水上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标准。
在现行的刑法中只有交通肇事罪的规定,没有专门设立水上交通肇事罪,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没有专门针对水上交通肇事犯罪问题作出明确、具体的司法解释;2000年最高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交通肇事案件的立案标准仍是偏重于道路交通运输而定的,对于水上交通肇事案件只具备参照性,可操作性不强。
实践中,只能通过学理解释、扩大解释的方法把交通肇事罪解释为包括水路交通肇事。
基于立法上对水上交通肇事犯罪的定罪标准存在缺憾,导致海事行政机关不能及时确定水上交通事故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公安机关就不能提前介入事故,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以致于对水上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进行刑事诉讼困难重重。
以交通肇事罪为例,关于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存在两个难点问题:一是人员失踪的法律适用问题。
如胡学彬交通肇事案,胡学彬驾船与他船碰撞后逃逸,造成5人失踪⑥,经海事部门认定负主要责任,被长江航运公安局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刑事拘留、逮捕,浔阳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水上交通事故经常出现人员失踪,一般不会发生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刑事立法也未考虑将这种情形作为危害后果,只规定重伤、死亡的情形。
那么人员失踪是否属于交通肇事的危害后果、应如何适用法律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高院1992年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关于遇害者下落不明的水上交通肇事案件应如何使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以下简称《答复》),该答复规定:“在水上交通肇事案件中,如有遇害者下落不明的,不能推定其已经死亡,而应根据被告人的行为造成被害人下落不明的案件事实,依照刑法定罪处罚,民事诉讼应另行提起,并经过宣告失踪人死亡程序后,根据法律和事实处理赔偿等民事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