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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出现的问题及措施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化率提高的过程。
城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城镇化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如土地资源紧张、居住问题、环境污染等。
本文将探讨城镇化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一、土地资源紧张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的用地需求不断增加。
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城市化所吞噬，导致农田面积减少，土地资源日益紧张。
土地资源紧张带来了农村居民的生计问题，同时也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压力。
针对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实施土地利用规划，合理规划城市和农村土地利用，保障农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确保城市发展和农村生计的平衡。
2.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鼓励农村居民开展多种经营，推动农业产业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缓土地资源紧张的状况。
二、居住问题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居住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居住面积不足、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居住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了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为解决居住问题，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加大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保障居民居住需求。
2.加大城市公共住房建设力度，鼓励相关企业参与公共住房建设，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需求。
三、环境污染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工业和交通业的快速发展，给城市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大量的废气、废水排放和垃圾产生，导致城市环境污染严重。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健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为缓解环境污染，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2.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加强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严格执法，杜绝环境违法行为。
四、就业问题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向城市转移，就业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关键。
城市就业压力增大，城市居民的就业难题日益突出。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城市化策略郭成亮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摘要】中国人均ＧＤp已经超过４０００美元，正处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但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城市化是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方段，城市化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扩大内需并且可以解决我国存在一些社会问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城市化模式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２０１１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５５４０美元，已经处在中高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
但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压力正逐步增加。
２００８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低迷，急剧萎缩的外部市场使中国制造面临空前的危机，工业化的动力正逐渐消退。
其次，经济增长将渐失“人口红利”。
目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的下降通道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依据第６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人口老龄化达到８．９％，到２０５０年更会升到３０％，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强；二，依据国内外学者的预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将在近期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经不多，各省出现了激烈的农民工争夺战。
最后，中国社会已经体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某些特征：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社会矛盾突出，社会信任危机以及腐败现象频发。
以上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一、城市化战略在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时发挥的作用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过程。
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要素逐步由第一产业向效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使要素配置结构更加优化，城市化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１．推进城市化可以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拉动内需。
首先，城市化可以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体系的构建。
加快城市化建设，可以带动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时，人口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积聚。
可以为工业化的开展提供便利的条件；其次，城市化的发展可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仇保兴: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各位有个交流。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课题。
它不仅决定中国自己的进程，同时也会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我想今天讲的是“挑战与希望”。
一共包括三个题目:第一个是全球三次城镇化的浪潮和中国的城镇化。
第二个是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三个是我们应对挑战的主要的策略是什么。
从我们全世界三次城镇化的浪潮来看，第一次城镇化发生在英国。
英国和欧盟的城镇化基本上用了两百年的时间完成的。
而美国的城镇化是用一百年的时间完成的。
紧接着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
但是他们城市化的时间更短。
而中国的城镇化预计时间比美国更短。
在城镇化过程中,这三次城镇化实际上都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第一次城镇化的时候人口规模不是十分大，而第二次就比第一次更大了，第三次就超过了10亿人。
仅仅中国的城镇化，就有6到8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是世界上单个城镇化转移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城镇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第一次城镇化英国和欧盟用了两百年,美国用了一百年，拉美用了50年，中国从现在算起来可能有30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城镇化了。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对外移民的数量。
第一次城镇化的时候去英国和欧盟。
而美国城镇化的时候，从其他国家有大量的移民。
在拉美进行城镇化的过程中，仅仅是墨西哥这个国家向美国就进行了4000万城市的移民。
中国是唯一一个世界上的大国，是关起门来进行城市化的，所以对外的移民数量就比较小。
第四个特点是能源的价格。
第一次城镇化的时候能源价格非常低，但是到了第二次城镇化的时候我们的石油价格就非常低，到中国进行城镇化的时候，资源和能源价格非常高昂，中国也没有什么人民币可以拿到廉价的资源，也不可能向殖民地输出产品。
所以中国这两方面的压力非常大。
中国的城镇化的动力更加复杂，既有工业化的推动，全球化的影响，更有信息化，同时中国又处于一个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所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许多力量复杂地发生。
如何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挑战与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城市面临着各种挑战与难题。
然而，城市化不仅仅是问题的根源，也是寻找解决方案的机遇。
本文将探讨如何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挑战与难题，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一、人口膨胀及住房问题城市化带来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人口膨胀和住房问题。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得人口密度剧增，住房供不应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当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加大住房建设的力度。
政府应提供土地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住房建设。
同时，应推动住房产业的发展，提高住房建设的效率和质量。
其次，加强土地利用规划。
科学合理地规划土地的使用，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优先选择合适的土地用于住房建设，将土地用于最需要的领域。
最后，加强政府的管理和监管。
政府应建立健全的住房管理和监管机制，保障市民的合法权益。
同时，要加强对住房市场的监测和调控，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避免住房泡沫的出现。
二、交通拥堵和缺乏交通设施城市化也带来了交通拥堵和缺乏交通设施的问题。
城市交通系统应当与城市发展相适应，解决交通拥堵和提供便捷的交通设施。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加大公共交通的投入。
发展公共交通是解决交通拥堵和提供便捷交通的重要途径。
政府应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提高公共交通的覆盖率和服务质量，鼓励人们减少私车使用，选择公共交通。
其次，优化道路网络规划。
合理规划道路网络，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
建设交通环线、快速路、地铁等交通设施，缓解交通拥堵问题，并提高交通效率。
最后，推广智能交通系统。
应用信息技术，建设智能交通系统，提高交通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可以实时监测交通状况，合理调度交通流量，提高交通的运行效率。
三、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城市化过程中，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日益突出，给城市居民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加强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
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
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
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
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
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
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
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
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
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工具理性抑或价值理性【摘要】这篇文章将讨论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在工具理性的观点中，我们需要注重效率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在价值理性的观点中，我们应该关注人文关怀和社会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挑战与机遇共存。
为了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
结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可以更好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
未来展望中，我们期待中国能够不断创新、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本文的总结，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和挑战。
【关键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经济发展，挑战，机遇，发展路径，结合，未来展望。
1. 引言1.1 背景介绍中国正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刻。
随着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必须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性问题凸显、产业转型困难等现象，导致国家陷入发展困境无法突破。
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上，必须认真面对这一挑战。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带来了繁荣与发展，但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
金融风险、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益突出，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技术革新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也在不断涌现，中国需要灵活应对并积极开拓。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中国需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更加注重实效性与人文关怀。
只有综合运用这两种理性，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
1.2 问题意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及解决方案中国是当前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统计，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60%左右。
然而，这一迅猛的城市化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本文将围绕中国城市化问题展开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平衡发展、城市拥堵、住房问题以及生态环境恶化。
不平衡发展是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核心之一。
大城市拥有更好的经济资源和就业机会，因此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而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则面临严重的人口外流。
这导致资源严重不均衡，大城市面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则失去了发展机会，形成了一种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拥堵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车辆数量的快速增加和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各大城市的道路交通拥堵严重。
这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住房问题也是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痛点之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涌入城市，但供应不足的住房资源使得房价居高不下。
许多居民难以负担得起住房，尤其是年轻人和低收入者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困扰。
最后，中国城市化还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使得土地资源过度开发，水源、空气质量、生态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
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和汽车尾气排放等问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解决方案。
首先，要推动协同发展，避免大城市过度集聚。
政府可以推动中小城市建设，吸引人才和资金进入，同时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从而实现城市间的平衡发展。
其次，要加强城市交通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该加大对城市交通建设的投入，提升公共交通能力，发展绿色出行方式，鼓励非机动交通，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针对住房问题，政府应该加强住房供应，并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通过建设租赁住房、保障性住房等方式，为广大居民提供多样化和可负担的住房选择。
最后，应该加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政府要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绿色发展，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并增加投入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
城镇化趋利避害需防五大误区辜胜阻将经济发展的潜在内需转变为现实动力，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需防五大误区。
第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
研究表明，当前巴西的城镇化率近90%，然而由于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相脱节，导致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形成大片贫民窟。
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盲目追求人口快速城镇化和土地高速非农化而导致城镇化与产业发展脱节的现象。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鄂尔多斯，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康巴什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
第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
近来有地方片面理解城镇化，采取行政手段，征用农地，使得人口快速城镇化、土地高速非农化。
这种对待农村城镇化“大干快上”的做法缺乏冷静思考、科学抉择和合理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第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
据财政部统计，2011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超过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
城镇建设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使得地价不断攀升，过高地价成为房价过高的重要原因。
据测算，在房价的四项主要成本中，地价占四到五成，而建筑成本则不足两成。
第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
农民自身上楼了，其家禽牲畜却无法上楼；“被上楼”农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耕田种地的劳动方式却没有改变。
这实际上反映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过度依赖土地红利的问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原有“征地—卖地—收益”的粗放式土地经营和使用方式不可持续。
第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中国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但城市化处处有陷阱。
如何避免中国城市化的种种陷阱呢？这是顶层设计问题，就中国现实来说，至少可以做如下几方面的事情。
城市化首先需要重新丈量土地。
近现代国家的最基本标志，就是对人口的统计和对土地的丈量。
中国人口统计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但土地没有。
建国之后，土改的时候做过一次；改革开始实行农村生产承包制后，做过一次。
现在很多年没有做了，对土地数量，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认识不一致。
近二十多年，中国的土地制度尽管没有多少变化，但土地的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人们并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农用地、商用地、工业用地、公用地、宅基地等等，也不清楚是谁掌握着土地资源，是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开发商、军队？这些都需要搞清楚。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些问题都是糊涂账。
但这些糊涂账里面隐含着多少腐败，多少的社会不公平，多少的社会不稳定风险呢？重新丈量土地既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的一部分，也可以有效监督城市化，减少社会风险。
其次，城市化不能过于抽象，对现有城市要分类，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实行不同的政策。
至少可以把中国的城市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城市已经过度扩张，过度城市化。
尽管高楼大厦多了起来，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也可以媲美发达国家，但不难发现城市的很多方面还不像城市。
例如，这些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了出现了“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就是在没有解决好农村人口的情况下，先城市化了。
同时，在这类城市，包括城市管理在内的“软件”还远远不足，需要大力发展和强化。
对这类城市，再提“城市化”显得毫无意义。
这类城市应当强调城市升级。
亚洲的很多城市例如新加坡、首尔等都在搞城市的整体升级，中国可以向这些城市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
第二，对二、三线城市，城市化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中国二、三城市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有待于改进。
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往一线城市跑，不想去二、三线城市，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各项基础设施条件很差，和一线城市的差异实在太大。
因为一线城市的拥挤，现在政府鼓励年轻人往二、三线城市去，但如果二、三城市的软硬条件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情况很难得到改变。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二、三线城市建设不仅在于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的是软件城市体制改革。
如果不能两者并进，很难吸引人才，这些城市还是发展不起来。
第三，在城乡结合部，可以大力进行现在所说的城镇化。
城镇化主要会发生在城乡结合部。
城镇化的重要性就在于城乡结合部这一特点。
1980年代，当费孝通先生等提倡“小城镇”建设的时候，主要指的就是这类城镇建设。
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小城镇建设不再得到强调，这并不是说，小城镇建设不重要了。
中国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会居住在小城镇。
实际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居住在小城镇。
在小城镇建设被忽视了二十多年之后，这一波城市化有必要再一次强调小城镇建设。
现在把从前的“城市化”的提法改为“城镇化”，是有这方面意思的。
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载体第四，农村的现代化。
在任何社会，城市化有一个限度。
从发达的OECD国家来看，城市化率为70%左右，并且这70%的人口很多都在向往着过乡下的生活。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2%左右，离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一段距离。
但城市化率一旦接近65%，农村的附加值就会遽然增加。
所以，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时候，也应该正式提出“保护农村”了。
中国历来把农村和“落后”等同起来，这和欧洲的城市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欧洲城市化比较早，但欧洲的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一直是同时进行的，并且欧洲人一直把农村视为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载体，不可随意破坏。
这种情况到今天从来没有变化过。
越是城市化，人们越是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
在亚洲，日本对农村和农业的保护，在很多年里是政府的重中之重。
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建设也做得非常好，成为亚洲的一个典范。
这方面，中国一直是一个反例。
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牺牲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现代化强调的是经济面，所以从前的提法是“农业的现代化”。
其实，比较科学的提法应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
直到中共十六大之后，在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时期，才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
这应当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之后，高层又进一步提出了“城乡统筹”的政策概念。
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政策话语里面，这些早先的政策话语消失了。
现在要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有必要把这些话语重新提出来，并且提到更高的程度。
要意识到，城市化绝对不是消灭农村。
但如果不明确提出“保护农村”的概念，各级政府还是会继续把城市化理解成为消灭农村，把农民赶出土地。
城市化更为重要的方面或者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城市体制改革。
城市体制改革可以产生GDP（国内生产总值），并且是好的GDP，同时又可以提升城市的品质，改善城市的治理。
有几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尤其重要。
首要的是要通过户口制度的改革把农民工融入城市。
大规模农民工的存在，和改革开放以来光强调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有关。
农民工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主要是因为现在农民工二代已经成为农民工主体，第三代也已经开始。
第一代农民工有过农村生活的经验，一旦没有了城市工作，他们可以回到农村，继续他们的生活。
但第二代大多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毫无农村生活经验，要他们回去农村，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
对第三代农民工来说，这种可能性更小了。
如果城市不能消化他们，这个群体便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
实际上，二代农民工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
他们和城市居民的小孩一同成长，接受差不多的概念，但在现实社会，他们和城市居民的权利有多大的差别！这只有这个群体本身才能感受得到。
如果城市继续歧视他们，城市必然会受到他们的惩罚。
土地制度改革保护农村与此相关的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首要是保护农村，保护名义上的土地拥有者农民的利益。
现在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
集体土地所有制可以说农村所有问题的根源，不仅在农村内部产生着无穷的冲突，而且也产生着农村和外部之间的冲突。
就内部来说，矛盾在于，任何一个集体的土地量是固定的，但集体的规模是不固定的。
生老病死、婚嫁等都会改变集体的规模。
一旦规模改变，土地就要从某种程度上进行再分配，而再分配必然在这个集体内部产生利益冲突。
就外部而言，表面上农民是集体土地的拥有者，但拥有者往往享受不到实质性的利益，获得土地利益的是农村集体的领导者（农村权势人物，不管是任命的还是选举产生的）、上级政府、开发商等外部成员。
这就产生了农民和这些角色之间的巨大矛盾。
不可否认，农村的大部分冲突都是和土地有关的。
如何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可以在私有化和集体化之间做一个妥协。
自由派所提倡的私有化，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私有化之后可能被地方政府、开发商等外部角色所支配，导致土地的大量囤积。
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和使用权的私有化（或者家庭化）。
国家可以通过经济补偿的形式，宣布集体土地的国有化，也就是国家向农民集体购买土地。
这里可以向台湾学到很多经验。
再次，在宣布国有化的同时，也宣布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或者家庭化）。
当然，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家庭化）也可以分步走。
例如首先可以发给农民宅基地产权证，而后处理其他类型的集体土地问题。
为什么要使用权的私有化（或者家庭化）？这个改革需要导引出两个结果，一是通过土地的流转实现土地的集约化，二是通过土地的流转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居民化。
土地如果不能流转，土地的集约化不可能。
经验表明，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有利于集约化。
尽管大多地方，农村土地使用权是私有化的，但现在使用权的私有化时限过短，农民很难有长远利益的考量。
使用权的私有化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是永久的。
同样，土地如果不能流转，农民工很难真正城市居民化。
很多农民工实际上早已经生活在城市，但因为家乡的一块土地没有流转出去，其很难放弃农民的身份。
只有流转出去了，他们才会真正加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
不仅如此，土地的流转能够减少农村土地的浪费，满足城市化所需要的土地资源。
必须指出的是，土地的流转必须和户口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
除了土地和户口制度改革，城市化更要遏制地方政府搞城市行政升级的冲动。
不仅不能再继续搞城市行政界别升级，而且要走相反的道路，就是要通过城市行政体制改革，大大缩短城市的行政层级和政府规模。
中国传统数千年大多数时候只有三级政府，并且证明三级政府的制度非常有效。
城市体制改革应当为努力回归三级政府。
例如，可以在前些年“省管县”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地级市和县的平等化。
目前的“省管县”制度只表现在经济财政上，但可以发展到包括人事任命的所有方面。
如果实现了地级市和县的平等化，就等于少了一级政府。
又如可以对计划单列市进行改革，有计划地把它们转型成为直辖市，增加省级单位。
城市改革更可以缩短一个城市内部的行政层级。
中国大多数城市无论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还是地级市，都存在着三、四级政府。
但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只有一级政府，并且这些城市无论从城市建设还是治理，都比中国高效。
中国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做些改革呢？广东的一些县级市已经取消了乡镇政府，把其转变成为县（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是提供服务的机构。
就是说，县级政府已经回归到传统，变成了基层政府。
其他地方也可以这么做。
同时，城市官僚机构规模也需要大大缩小。
党政两套班子的关系需要处理好。
广东顺德改革表明，在县这一级，党政合一（或者党政合署办公）是有可能的。
此外，几乎现在所有的事业单位包括医院、大学、研究机构等等，都可以转化成为社会组织。
广东学新加坡和香港，建设法定机构，就是在努力往这方面发展。
实际上，事业单位转化成为法定机构，阻力并不在地方，而在于上级和中央。
这些都是城市体制的软件改革，有利于大大减少城市官僚机构，实现城市是市民的城市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是没有城市化。
恰恰相反，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相当迅速。
城市人口从1999年的约32%左右提高到2011年的51%。
这个速度不能说不快。
人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城市化简单高扩张阶段已经过去，正如经济的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一样。
中国所缺少的是城市精致化。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的城市化会继续进行，也必须继续进行，但绝对不是从前那样的以GDP为中心的简单扩张，而是通过城市体制改革的城市精致化。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没有具有实质性的城市体制改革，而是继续搞GDP和简单扩张，城市化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这不仅会促成中国社会过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会导致长期的社会不稳定，甚至政治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