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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作者：冯友兰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2年第14期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
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
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
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
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
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
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
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
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
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
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
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
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
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
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馬，有古而无今。
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
此其可纪念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西南联大纪念碑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一二·一”四烈士墓西侧，有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碑座呈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中嵌石碑。
碑文约1000余字，记述了联大创办的始末及其特点，是联大在昆明的重要遗迹。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南侵，平津危急。
原在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
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
于当年11月1日上课。
继而上海、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年1月20日，临大正式宣布迁云南。
数百名师生徒步3000余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4月26日抵昆明，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4日上课。
同年冬，增设师范学院。
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回昆明。
直到1946年“五四”，联大结束，三校分别迁回平津，历时整整8年。
组成联大的三校，虽有各自独特的经历，但都富于爱国的传统，师生中有不少人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师生们从北到南，由东而西，目睹山河破碎，人民受难，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艰苦斗争和宣传教育，进步的声音，革命的思想，在西南联大广为传播。
联大在皖南事变前和1943年“五·四”以后，民主空气活跃，曾举行过盛大的“五四纪念周”，带头发起过“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不少爱国青年，一时被誉为“民主堡垒”。
联大三校，又都是国内著名大学，三校联合，人才荟萃，学者云集，各显所长，五色交辉，相得益彰；校方尚能尊重“五四”以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倡导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提倡学术民主，影响所及，学生中亦沿袭成风，学术团体林立，壁报众多，互相争鸣，相互切磋，思想活跃，注重求实。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8年之中，毕业于联大的学生2000余人，前后进入联大学习的约五六千人。
西南联大苦难辉煌写传奇作者：晋华来源：《旅游世界》2024年第01期“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漫步西南联大旧址，仿佛走进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在80多年前仅存在了8年多的大学，却在国人的记忆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在那个民族危难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南联大以它独特的方式，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杰出的学子。
这所曾经的中国顶级学府，虽然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但它的魅力却让人无法忘怀，徜徉校园，好似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都记录着一段辉煌的故事，追忆联大在昆明弦歌不辍的坎坷岁月，感受到那个特殊时代的氛围，感受着那一代人的热血与激情，令人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冬日的春城昆明，依然清风徐徐，艳阳高照，趁着这美好的时光，踏上了寻访西南联大旧址的行程。
步入云南师大校园，但见绿草茵茵，树木参天，校园宽阔，称得上是一个花园学校。
穿梭在林荫之下，整个校园给人的感受是古朴厚重、典雅纯粹，沿着联大路在一处教学楼右拐，便看到了西南联大的旧址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旧址大门，两根粗大的石柱支撑着中间一块横匾，上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大字。
穿过大门进入其内，草坪中是西南联大三位校长的半身石雕像，分别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日本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最严重危机。
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1937 年11 月1 日，北大、清华和南开3 所高校南移长沙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然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南京沦陷，长沙告急。
为了让学校继续办下去，全校师生继续西迁，迁往远离前线且能保持对外畅通的昆明，于1938年4 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3 位校长组成了西南联大校常委会，共管西南联大。
三位校长以“刚毅坚卓”的校训，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结茅立舍，精诚团结，弦歌不辍，作育英才，谱写了一曲曲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的时代赞歌！再往里走就看到了“一二·一”运动纪念广场，广场中间用青铜铸成的雕塑上，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组成了“12·1”的字样，表现了学子们争取自由、反抗黑暗、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
西南联合大学碑文及白话文
公元2008年，时值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成立70周年校庆。
为缅怀联大精神，纪念70校庆，兹翻译62年前冯友兰先生所撰联大纪念碑碑文，与师大校友并所有缅怀西南联大及关心中国高等教育者共勉。
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
文冯友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
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
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
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
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
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
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
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
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
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
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
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
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
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
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
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干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
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
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
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
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
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
铭日：痛南渡，辞宫阙。
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河泽。
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
诗书弃，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
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
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
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
维三校，兄弟列。
为一体，如胶结。
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
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
纪嘉庆，告来哲。
碑文译文
公元1945年9月9日，我国政府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
这一天距离1937
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已经有8年之久；再上溯到1931年“九。
一八事变”，距今已经14年了，再上溯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距今已经有51年了。
在大概50年的时间里，日本用蚕食鲸吞的方式所侵占的我国领土，到现在都连同地图，户籍一起全部归还。
在与外族的战争史上，获得如此大的胜利，是秦汉以来从没有过的。
国立北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原址在北京，私立南开大学原在天津。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我国的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只得以文化力量与日本在平津斗争，这三所学校确实是中坚力量。
1937年，北京天津沦陷，三校奉命迁到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联合大学。
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11月10日开始上课。
待到上海沦陷，武汉震惊，临时大学又奉命迁往云南。
广大师生徒步过贵州，在1938年4月26日到达昆明。
立即奉命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云南蒙自，于5月4日开始上课。
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也迁到昆明。
同年，增设师范学院。
1940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期后并与本校。
昆明本为西南后方名城，自日军侵入越南，攻陷缅甸后，就成为了后方重镇。
联合大学屹然挺立与此，先后有2000多名学生毕业于此，从军的学生就有800多人。
等到祖国山河再次回到我们手中，日月再次放出光芒，联合大学的使命业也随之完成，奉命在1946年5月4日停课。
原来的三所大学各自返回原址，恢复办学。
缅怀在昆明八年岁月的艰辛，和这三校的联合办学的和谐，可值得纪念的有四点：
我们中国本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雄踞于亚洲东部的天府之地，本来应该继承汉唐以来的丰功伟绩，以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来建国完成，必将在世界历史上居于独特的地位。
很多强国，虽然是新兴的但历史并不久长；而希腊罗马，虽然有悠久的文明，现在却已不再存在。
只有我们的伟大祖国，从古至今，斯文
一脉，薪火相传，不绝如缕，虽然是古老的国家但却处处洋溢着蓬勃的朝气。
这就是《诗经》所说的，“周朝虽为旧国，但它却能秉承天命，持续长新。
”前代从没有过的伟业，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已经开启了古老中国复兴的大门，使我们拥有了不凡的开国规模和雄厚的立国基础。
今天的胜利，对于我们的国家有旋转乾坤的大功，而联合大学的使命，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始终如一，这是值得纪念的的第一点。
曹丕说，“文人之间自古以来就相互轻薄”，古人的话，今人仍感同身受。
三所学校有着不同的历史和学风。
八年亲密无间的合作，和而不同，学术争鸣，相互切磋学习而逐渐走向完美，多种文化思想碰撞交融而和平共处，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二点。
“世间万物各自成长发育可是互不伤害，自然界的各种规律同时运行但是互不冲突。
小的善行像小溪川流不息，大的德行敦厚教化。
这就是天地这么广大的原因啊。
”这些虽然是先民的格言，但实际上更是民主精神的真谛。
联合大学凭借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改变了社会一个时期的风气习俗，在内树立起学术自由的精神，对外赢得民主精神堡垒的称号。
勇于摒除庸众的唯唯诺诺的国民劣根性，转而发起以天下为己任的奋发进取精神，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三点。
翻开历史，我汉民族如果不能在中原立足，不得不偏居江南一隅，就被成为南渡。
南渡的王朝，没有一个能重新收复失地的：晋朝南渡，这是第一个例子; 宋朝南渡，是第二个例子；明朝南渡，是第三个例子。
“风景大不一样了”，是东晋士人的悲叹；“还我河山”，是南宋仁人志士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夙愿。
我中华民国是第四个南渡的政府，但是竟能在十年之内，全部恢复失地。
我们再也不必像庾信一样抒发亡国之痛，反而应该发出杜甫当年听到安史之乱被平定时的那份狂喜之情。
这就是可以纪念的第四点。
1938年10月，联大初步确定了校歌。
歌辞首先悲叹南迁流离的艰辛困苦，中间颂扬广大师生不屈不挠的壮志，最后寄托抗战最终一定会胜利的期望。
对照今天的成功，没有丝毫差错，完全切合实情。
联合大学的经历，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盛事吗？这实在是几千年也遇不到的啊！于是写下歌辞，刻于石上，作为铭文。
铭文说：
悲痛南渡，辞却宫阙。
暂驻湖南，又成离别。
征途漫漫，跋山涉泽。
回望中原，遍洒热血。
抵达云南，继续讲说。
教材遗弃，犹有唇舌。
书声朗朗，真情更切。
千秋耻辱，最终洗雪。
看那倭寇，灰飞烟灭。
北起朔漠，南到南越。
看我疆土，已经无缺。
统一事业，已无倾折。
中兴大业，继承先烈。
唯我三校，兄弟并列。
合为一体，紧密团结。
同历艰难，共享欢悦。
联大停课，使命完结。
北京光复，还校燕碣。
勒铭此石，象征坚节。
纪念嘉庆，告诉来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