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三论问题与主义

胡适思想总结胡适（1891-1962）是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化评论家、作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在教育与文化领域的改革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适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胡适强调科学、民主和自由。

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推动社会进步。

他主张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认为只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达到国家治理的最佳状态。

他也非常重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主张全面的个人自由发展，反对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

第二，胡适提倡现代教育。

他认为，教育是国家进步的基石，只有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社会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

他主张推崇科学和实用主义的教育方法，反对教条主义和空洞的传统教育。

他提出了“立志志学学”、“东西学结合”等教育理念，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实践能力。

第三，胡适倡导文化独立。

他认为，中国必须摆脱对外文化的依赖，拥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

他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并与西方现代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他的“革命三人组”理论，即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日本文化进行对照，寻找其中的优点和缺点，以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文化支持。

第四，胡适强调实践和行动。

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和行动，才能真正理解和改变社会。

他主张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只纸上谈兵、不实践的空谈主义。

他在教育和文化改革方面，不仅提出了理论，还亲自实践，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和文化事业，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综上所述，胡适是一位思想开明、进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的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

他的科学、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激发了人们对自由、人权和民主的追求。

他的现代教育理念，为培养人才和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思路。

他的文化独立思想，促使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他的实践与行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史学知识千题（中国史部分-出版198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1919年至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论战。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从五四运动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后他又连续著文论述有关问题），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反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8月，李大钊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只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在这个时期，陈独秀、瞿秋白等也曾发表文章，批判了胡适的反动观点。

这场论战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次反击。

它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帮助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地主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梁启超、张东荪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来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先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改造》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在“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幌子下，贩卖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宣扬连连资协调，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中国将来可以经过发展协社（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合作社）逐渐蜕变为社会主义。

因此，不必从事工农运动，不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新表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上述谬论进行了驳斥。

他们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要想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启示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于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到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

时值今日，“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题。

胡适曾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而李大钊则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表态了，他说：“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接着他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之争由此展开.......想要深入了解问题与主义之争，就需要了解它的背景需要把它放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分析。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还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间。

政治上, 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 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穷兵默武, 弄得民不聊生, 中国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 经济上, 各派军阀为了争取外国列强的支持, 大量出卖国家主权, 同时, 各帝国主义国家也加大了商品与资本的输出和经济掠夺, 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 封建军阀们的目标则相为一致, 即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逆流, 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

面对当时的黑暗状况, 中国何去何从成为先进分子们共同苦苦探索的间题。

纪念五$运动100周年“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形象!林建刚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胡适因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本文通过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着重指出两点：第一，胡适与李大钊的这场争论，乃是朋友之间很正常的意见分歧,这场论争并没有损害两人的友谊。

第二，在当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以陈独秀、钱玄同、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其实也是胡适的，，就是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年学生，在这一问题上，也是胡适的。

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与李大钊的这一论争，并未损害胡适为新文化运动思想领袖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五四”问题主义胡适形象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展开过一次论争。

这次论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形象。

尤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场论争被认作“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①不仅如此，胡适认为这也是他被中共批判的导火索。

在口述自传中,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

②实际上,现在学界大都已经认定，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属于朋}”。

这场论争,不，旧是好朋。

当胡适起草《争自由的宣言界，李钊也是一者。

不过，如一下“问题与主义”争}主义”的度,一定程度上当中的胡适,当胡适一“五四”思想领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态度1919年720日，《论31胡适的《问题，主义起了很的讨论。

此后，李大钊也了争论，“五”，在“问题与主义”上出现了其实，早在1919年年初，《新青年》编辑部同仁就“主义”问题就产生了分歧。

1月27日，钱玄同*重庆文理学院校级人才引进项目“胡适人际交往研究”（项目编号：R2016WC18）的阶段性成果。

①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②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94页。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作者：思媚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3年第06期摘要：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掀起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范围遍及全国的思想争论运动，并成为了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桩历史“公案”。

本文通过分析“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社会背景、争论概况，以及胡适个人成长经历及思想背景，进而客观地分析评价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其与李大钊的“志同，道不同”的真友情，他的学理思想和思维范式以及问题意识等，力求还原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以及挖掘其中蕴含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关键词：问题；主义；胡适；思想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1919年7月20日，他在进步刊物《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这一争论成为一桩历史公案，建国前后，史学界对此次争论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下了定论，对于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观点更是引来各种争议，尤其在文革时期，他备受国内学者“青睐”，批评他的文章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史学界将该争论定义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的尖锐斗争。

[1]然而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力求重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胡适在这场论战中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以及他的不足。

本文力求还原胡适先生在争论中思想的真实面目，挖掘其思想包含的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一、重回“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情境（一）社会背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境，传统的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统治、政治渗透及改良和反抗封建专制、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统治构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主流。

[2]无数仁人志士都奋发图强，力争寻求改变陈旧体制、救国救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以及外来“主义”纷纷传入中国。

胡适文章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李守常两先生，做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

蓝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点：他们都说主义是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李君的话），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态度”（蓝君的话）。

这种界说，和我原文所说的话，并没有冲突。

我说，“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

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

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我所说的是主义的历史，他们所说的是主义的现在的作用。

试看一切主义的历史，从老子的无为主义，到现在的布尔札维克主义，那一个主义起初不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蓝、李两君的误会，由于他们错解我所用的“具体”两个字。

凡是可以指为这个或那个的，凡是关于个体的及特别的事物的，都是具体的。

譬如俄国新宪法，主张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矿产，水力，银行，收归国有；把制造和运输等事，归工人自己管理；无论何人，必须工作；一切遗产制度，完全废止；一切秘密的国际条约，完全无效：……这都是个体的政策，这都是这个那个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解决法。

——这都是“具体的主张”。

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一个“布尔札维克主义”的名词，或只是记得一个“过激主义”的名词，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

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

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指这种危险。

蓝君的第二个大误会，是把我所用的“抽象”两个字解错了。

我所攻击的“抽象的主义”，乃是指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

如现在官场所用的“过激主义”，便是一例；如现在许多盲目文人心里的“文学革命”大恐慌，便是二例。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由郎咸平清华演讲所想到的在八十多年前，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了当时中国有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从结果上看是“问题主义者”失败了，但我无意于追究当年那场争辩孰对孰错，只是历史遇到现实总会带给人新的思考与启发。

历史总在前进中重复着，回望过去，会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八十多年前一样——同属于历史性的变革时期，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问题与主义之争”。

如果说过去是“资本主义社会改良”与“社会主义革命”之争，那么今天就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改良”与“资本主义变革”之争。

历史虽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它又着实在前进着，与八十年前相比，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今天我们再谈“问题与主义”，在发言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最近一些年，更准确的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文革”时期的政治压抑后，有一种声音开始社会上响起，这种声音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有效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有民主，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有自由，总之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好。

因而主张中国的改革应该实行“全盘西化”，主张中国应该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实行“宪政”和议会制改革，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

社会上把主张这些的人称为“右派”，而我同样无意于政治，因而也不想给人贴上“左”的或“右”的标签，只是针对这样的现象和中国改革到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表达出我自己的看法。

国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否定社会主义肯定资本主义的声音，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外历史与现实比较的结果。

历史的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整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时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从建国到改革开放期间的三十年间，政治的集权，国家政策失误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民族和国家发展迟滞，甚至出现倒退。

在很多人眼里这种社会主义等同于吃不饱饭，等同于没有自由、民主，等同于漠视生命，等同于践踏人权，而且从苏联到东欧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留给世人这样的一种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