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论战(兰格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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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财政职能本章分四节讲授,其中,第一节只在课堂上简略讲授。
全章主要教学内容如下:●关于财政职能的基本认识◆财政职能及其与政府职能的关系◆我国理论界对不同体制下财政职能的基本阐述●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职能: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及其机制选择◆财政发挥资源配置职能的必然性◆财政实现资源配置职能的基本机制●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职能:收入分配◆市场经济下收入分配的准则◆财政履行收入分配职能的必要性◆财政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基本机制●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职能:经济稳定与增长◆经济稳定与增长职能的含义及其必要性◆财政实现经济稳定与增长职能的基本机制本章教学要求:✧理解财政职能的含义及其与政府职能的关系✧了解我国理论界有关财政职能认识的变化✧系统地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职能及其实现机制第二章财政职能第一节关于财政职能的基本认识一、财政职能及其与政府职能的关系(一)财政职能的含义所谓财政职能(fiscal function),就是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所具有的内在功能。
财政职能是对财政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概括。
财政职能具有以下三个属性:◆固有性――只要存在财政,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所具有的特定功能就不会消失。
◆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政治经济条件下,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完全相同。
◆特殊性――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于其他经济范畴。
(二)财政职能与政府职能的关系政府职能(function of government)是指政府(广义)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主体所履行的职责和功能。
显然,政府职能也具有固有性、历史性和特殊性。
尽管政府职能因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及经济体制不同而有差异,但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所有现代国家的政府一般都具有如下两大类职能:◆政治职能。
其主要内容包括维护阶级统治,防止外敌侵略(对外),保障社会安全有序(对内)。
◆经济职能。
其主要内容包括组织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规范和协调社会经济关系等。
第一篇总论第一章改革问题的提出1.1 社会主义的由来1.早期社会主义者一些思想界的先驱人物纷纷起来抨击当时普遍出现的社会不公,并提出了对理想社会的种种设想。
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最初萌发。
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吹响了社会主义的第一声号角。
在莫尔之后提出同类思想的有识之士还有康帕内拉、培根等。
这种理想社会具有两项共同的特征:第一,实现财产的社会公共占有。
第二,否定货币和市场在新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性。
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带有道德批判和空想色彩,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肯来,社会主义之所以取代资本主义源于社会化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冲突,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会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完成对社会极少数垄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剥夺,整个社会就会形成“社会大工厂”。
社会主义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3.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设想进行了一些修正,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以一套完整的对抗模式来取代资本主义,而是塑造社会的原则,其原则归根揭底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
以俄罗斯为首的社会主义者从社会民主党中分立出来,建立了各国共产党,坚持走武装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1.2 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1.列宁的革命前设想和苏俄的早期实践列宁提出“国家辛迪加”模式。
国家机器的引入是马克思公有制学说发生了变形。
“战时共产主义”是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模式。
之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在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恢复市场制度。
2.斯大林体制的建立斯大林确立的公式: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计划经济,使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由理论模式变成了现实。
斯大林模式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效仿,并长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标准理论。
1.3 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分析1.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体制可行性的理论论战最先对计划经济体制可行性做出科学论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
厉以宁:难忘的大学生时期我于1951年暑假在湖南长沙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录取后于1951年8月底由长沙来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
从1951年到2012年,已经61年,我一直在这里学习、工作。
即使1958年一年在北京门头沟区西斋堂村下放劳动,1964—66年,在湖北荆州江陵和北京朝阳区高碑店两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1969—71年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在江西南昌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劳动,但我始终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
到2012年,我82岁了。
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占据了我四分之三的岁月,我忘不了北京大学,忘不了培养我、教育我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身)。
61年来,北京大学处处使我留恋,事事使我难以忘怀。
而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1951—1955年的四年大学生时期。
作为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的纪念,我写下了这篇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文章“难忘的大学生时期”。
文章共分五段:一、回忆总是美好的二、引路人:我的老师们三、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四、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的宝库五、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诗词中一、回忆总是美好的我1951年进入北京大学时,北京大学还在城里沙滩校园。
红楼是我们上课的地方,北楼是法学院所在地,经济系办公室也设在那里。
除了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法学院有一个图书室,收藏的是法律、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主要是教师阅览图书的地方,也对大学生开放。
不过,我们这一年级(1951年入校的)是当时仅有的留在学校学习的年级,因为二、三、四年级的学生都去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要到1952年才回校,法学院的教师大多数也到广西去了,所以法学院图书室是空荡荡的,没有多少读者。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不多。
除了外语(任选一门外语)以外,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中国通史、会计学和作为政治课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体育课,这些都是必修课。
另外可以选一门选修课,有选文学的,也有选第二外语的。
功课虽然选得很满,会计学还有习题,但星期日比较空闲。
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摘要]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历经萌芽、形成、确定和发展以及新发展等演变阶段,“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可以视为其标志性理论。
市场社会主义在大胆否定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以及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等方面,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理论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但是,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立论的理论基础及其主张的科学性和现实性等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存在着本质区别。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
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
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
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
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
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
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较1本文系根据天津市“历史与现实”沙龙一次讨论中的发言扩充、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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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主义(一)资本主义的产生16世纪至18世纪,西欧进入封建主义衰落时期,随着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迅速发展起来。
在西欧,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取代封建主义。
1566年,尼德兰[1]爆发资产阶级革命。
1640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
到19世纪,西欧基本上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二)资本主义的成就在政治上,西方资产阶级在人民支持下,推翻了封建统治,镇压了封建残余势力的复辟,以资本主义代议制取代了宗教势力和封建专制制度。
在精神文明方面,资产阶级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高举理性的旗帜反对蒙昧主义,在文艺复兴和推翻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中起到过杰出的作用。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产生了三次工业革命,同时,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在经济上,创造了很高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评价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三)资本主义的弊端1.资本主义的残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就是靠极其野蛮的手段完成的。
英国资产阶级在圈地运动中用暴力烧毁村庄、赶走农民。
许多农民因此沦为乞丐和盗贼。
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对资本主义揭露道:“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了。
兰格论战 20世纪30年代,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与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拥护“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之间,围绕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货币论》和正在蓬勃兴起的前苏联经济模式,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根本不相信政府这个市场以外的组织能够掌握有效配置资源所必需的信息。政府怎么可能确切地知道所有消费者准确的需求和生产者精确的生产能力呢?像那些处在“价格漩涡”中的16世纪西班牙经济学家们一样,哈耶克同意“价格的确定和形成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观点。政府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足以使市场需求恰好等于供给的产品“出清”价格,更不要说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创造出一个不是由市场决定的“理想价格体系”了。 哈耶克在当时进一步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建立完全受政府计划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努力,也注定是要归于失败的。因为没有“经济概念”的政府计划,取代了“市场激励”对于资源的调配作用。当一种产品的价格主要是通过政府意志的决定,而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时候,这些产品的供应者为什么要去考虑消费者的情绪和嗜好呢? 当生产厂家不能从优质的生产中获得必要的利润,当经理们不必为企业亏损或者产品的销路操心的时候,在国家和厂家的双重“预算软约束”下,市场中必然缺乏生产符合消费者消费需求的适销对路的产品的动机,曾经在市场经济激励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竞争”也不复存在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哈耶克和他的朋友怎么也不相信政府的干预能够像市场社会主义者们所描绘的那样,政府对经济的“垄断”比市场的“试错”具有更少的盲目性,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福利的最大化。 而兰格则坚持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的普遍存在,因此市场激励的核心部分——竞争和价格体系既不完整也不普遍。而且市场本身也具有极大的不平等性。由于市场本身的失灵,扭曲的市场经济原则根本不可能像古典主义经济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引导资源实现自发的有效配置。因为竞争是不完全的,因此形成的经济激励和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本身也是不真实的。这就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无药可救地深陷周期性的“癫痫”——经济危机,无法逃脱“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经济周期轮回。 市场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们相信,造成这种糟糕局面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因此得找一只“看得见的手”去从根本上解决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不治之症。办法是让这只“看得见得手”装成“看不见的手”——计划经济模拟市场。也就是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个模型中,兰格相信将来借助于“更好的计算机”,政府中的计划者是可以同时确定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数百万种产品的需求状况和生产制造能力的。因此精确地实现计算出来年所需要的数百万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投入必要的资源以组织生产,对于掌握了巨大经济资源,可以直接指挥政府企业组织绝大部分生产和销售的国家来说,是能够轻易完成的。 这种计划经济模拟市场据说要比哈耶克的自由资本主义优越而有效得多。在政府的计划制定者“理性的”管理下,精确计算出来的价格不管怎么说也要比“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价格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供求双方的愿望和力量对比。于是,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在产品定价时得到了全面的考虑;市场分配资源的“不平等”也由于政府的“大公无私”而被消除了。政府的经济学家甚至能做到比“第一时间”还要早就能够对社会生产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最细微的变动明察秋毫,了如指掌。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与该死的“经济周期”说再见呢? 在这场关于政府——这个被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是“理性的化身”,在市场——这个先天性的“瞎眼巨人”的活动中应发挥的作用的争论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刚刚结束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论战实际上是一场亚当•斯密式的古典经济学与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有效性的论战。 主张计划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们,是从关于市场经济有效性的严格假设入手,通过攻击资本主义式的自由放纵和市场经济的“市场失灵”,来论证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模拟市场的优越性和可行性。根据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有效性的严格假设:市场中的各种资源,包括劳动者、机器、自然资源在内,甚至于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思维等等都不具有任何差别。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只要需要,种地的庄稼汉与大学教授之间可以自由转换;昨天还是生产婴儿手推车的校办企业,今天就可以制造奔驰牌轿车或者航天飞机。当所有生产资料的差别都不存在了之后,各种生产资源就可以在表示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在各个经济领域之间自由流动。当然,在这里,不存在来自于政府或者行会的限制,而改行转产的成本和时间都为“零”。而价格信号则是在全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通过市场进行的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竞争”来实现的。 当然,这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竞争还必须满足一系列的严格前提:首先,所有的商品都能够自由流动——既不存在“国家保护主义”,也不存在“地区保护主义”;而且流动的成本都为“零”。其次,所有的生产者生产的同种商品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大小、颜色、功能、寿命、质量、品牌、包装、销售条件、甚至连女售货员的长相衣着以及谈吐举止、服务态度都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除了价格之外,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选择的因素,或者说不存在任何导致某种“消费偏好”形成的因素。否则就必然会导致某种意义上的“垄断”的产生。第三,所有交易活动的交易成本,包括因为交易发生所需要支付的路费、精力、体力、时间的机会成本等等,要么全都为零,要么全都相等。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个讲斯瓦希利语的土人从赤日严严的赤道非洲出发,在进行了周游世界考察之后,决定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涮羊肉”所花的全部成本和时间与在自家楼下的连锁店里品尝同样的美味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个活动中,不用考虑机票、关税、时间、语言障碍、或者任何可能影响这位土人做出决定的因素,包括全球旅行、货比万家所花费的时间。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条件是,“理性人”和“信息充分”,也就是说交易者拥有和交易活动有关的全部信息,并且能够及时准确地、合乎“理性”地、根据任何细微的价格波动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来不会犯错误,干蠢事。 根据古典经济学鼻祖的看法,以上这些比佛门清规戒律还要苛刻的条件,只要有一条不能被满足,竞争就是不完全的,交易和生产就会存在盲目性,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是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进一步推论,在市场中,由于存在各种形式的垄断、过度竞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没有被价格反映出来的外部性等等因素,因此价格规律和市场都会严重失灵。而失灵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源配置失调和分配不公——周期性的“发酒疯”,以经济危机这样极端的形式来矫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理智”。 市场社会主义从现实出发,在一举抽掉了亚当•斯密主义信徒安身立命的理论基础之后,又成功的引入了价值判断,证明了在市场经济下,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平等是对立的,而且甚至不可能在牺牲社会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效率,其结果必然就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价格信号的形成上是虚假的;在资源配置上是无效的;在社会道德上是丑恶的。而兰格等人的计划经济模拟市场则是“理性的、理想的”——既讲究效率,又能够确保公平的合理选择。其关于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来实现对于全社会数百万种商品的“合理定价”的思想,更是令一个世纪前的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们望尘莫及的天才创举。 不难想象,尽管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声称;“市场经济办不到的事情,兰格所构思出的计划经济模拟市场同样办不到,而且还会办得更糟”;但是面对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所取得的成功,信奉古典市场经济原则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在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中所表现出来的束手无措,实在是太明显了。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了几个世纪、对市场的缺陷和金钱的“丑恶本性”有着充分认识的西方知识界,在当时公认兰格取得了论战的胜利。事实上,与其说哈耶克们的失败是由于兰格的高明所造成的,倒不如说是被经济周期折磨得不胜其烦的人们对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太过于熟悉了的结果。 被兰格和大萧条搞得丧失了一流经济学家地位的哈耶克于1931年移居英国。由于自觉在经济学界已经无法容身,这位具有苏格拉底式辩才的学者转向了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成为了一个著名的“自由意志论者”。而随着哈耶克的主要敌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划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1936的问世,主张政府必须通过需求管理,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正式取代了崇尚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正统主流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1974年,已经加入了英国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因为他“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而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在40多年前愤然脱离了“正统经济学”的老人,一下子被授予了“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颁奖典礼上,这位75岁高龄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的傲慢与偏见》的著名演说。在他多少有点儿令同行和主人尴尬的演说中,哈耶克不客气的宣称:“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已经把事情搞糟了”。哈耶克相信,“使经济学家认识到他的知识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确实应该教育研究社会的人谦逊一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