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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义介词“将”的语法化研究

处置义介词“将”的语法化研究

作者:王乐苹

来源:《现代语文》2020年第11期

摘要:表处置义介词“将”萌芽于先秦时期,发展于汉魏时期,唐五代时期得到了广泛运用。处置介词“将”是从表示“持拿、握持”义的动词“将”发展而来的。处置介词“将”的产生是语法化的结果,在“将”语法化的过程中,认知、句法、语义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将”;处置介词;语法化;机制

一、引言

“处置式”这一概念是王力先生首先提出来的[1],在此之后,它一直是汉语史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处置式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特殊句式,它通过介词“把”或“将”把受事宾语提到动词的前面,表示动词对句子的受事具有处置意义。处置式的形式一般是“NP1+把(将)

+NP2+V2”。表处置的介词“将”是在连动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后来“将”的动词义逐渐弱化,并最终虚化为一个引介被处置对象的虚词,这就是语法化的结果。所谓“语法化”,通常是指由意义实在的词演变为意义虚灵的词或者是由一个语法成分转变为虚化程度更高的语法成分这样一个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某一个实词的词汇意义,其功能也往往会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汉语中的副词、介词、连词大多是由古代的实词虚化而来的,其中,介词多是由动词虚化而来,处置式中的介词“将”正是由动词“将”经过语法化而形成的。一般认为,表处置的介词“将”来源于表“执持”义的动词“将”。关于表处置义的介词“将”的形成过程,我们将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历时演变的情况,来作出描写和分析,并着重论述处置介词“将”的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二、处置式的来源探析

(一)现代汉语中的处置式

从句法上来看,处置式指的是在谓语中心词前用介词“把”或“将”组成的介词短语作状语的一种主谓句,介词“把”或“将”是处置式的话语标记。处置式的主语大都是名词、名词性短语或代词,宾语通常是体词或体词性短语,也有少数非体词性短语。处置式的谓语动词通常不能是“光杆”动词,它的前后总会有其他的成分。从语义上来看,處置式主要是表示动词对句子中“把”或“将”引进的受事具有处置意义。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主动句,主语为施事或者至少要具有施事性,如:“几口酒就把我喝醉了。”处置式的宾语一般是谓语动词的处置对象,通常是有定的,如:“小王把香蕉剥了皮,送到奶奶手中。”它的动词对处置的对象要施加一定的影响,因此,只有动作性很强的动词才能进入处置式的谓语部分,一些动作性较弱的助动词(能、很、会)、关系词(像、是、有)、趋向动词(上、下、来、去)、某些表心理活动的动词

(喜欢、知道)以及一些不及物动词(难过、生气、劳动)等,都不能进入处置式的谓语部分。总之,无论从句法上看还是从语义上看,处置式都是现代汉语中必不可少的特殊句式,能表示一般主谓句所传达不出来的某些意义。

(二)处置式的来源

关于处置式的来源问题,以往的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探讨,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处置式来源于连动式,祝敏彻、王力等学者持此观点。祝敏彻认为,“将/把(动)+O+V”转化为“将/把(介)+O+V”的语法化过程发生在唐代[2];王力认为,上古汉语里没有处置式,处置式的产生大约在七世纪到八世纪之间[3],其中,“将”字式在较早时期最为常见,晚唐以后“把”字式的使用更加普遍。第二种观点认为处置式来源于“以”字结构,陈初生和太田辰夫等人持此观点。陈初生用西周金文中的例证,说明了“以”字结构是处置式的更早期形式[4];太田辰夫指出,“以”字句是处置式的前身,并把处置式划分为六类[5]。第三种观点认为处置式一部分来源于连动式,一部分来源于“以”字结构,梅祖麟等学者持此观点[6]。我们认为,处置式来源于连动式中动词“把”或“将”的语法化。

三、表处置介词“将”的词义演变

(一)“将”字的本义

《说文解字·寸部》:“將,帅也。从寸,酱省声。”《说文》所释应为“将”字的引申义,而不是其本义。黎锦熙根据篆文字形,认为“將”字的原始意义是“亲手抢一块肉去献给祖宗”[7]。由此可知,“将”的本义当为“奉献、进献”。《诗经·小雅·鹿鸣》:“吹笙鼓簧,承筐是将。”《诗经·周颂·我将》:“我将我享,维牛维羊。”这里的“将”意为“奉献、进献”,正是用的其本义。后来,“将”字由其本义逐渐引申出“率领”“携带”“持拿”等义。

(二)“将”字的语法化过程

1.作动词,表“握持”义

表示“执持”义的动词“将”,在先秦的文献中就已经产生,它经常出现于“将+NP”或“将(动)+NP1+V2+NP2”的结构中。例如:

(1)乐只君子,福履将之。(《诗经·周南·樛木》)

(2)君教出,行有律,吏谨将之,无敌铍滑。(《荀子·成相》)

(3)赵襄子最怨知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战国策·赵策一》)

(4)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战国策·秦策一》)

例(1)、例(2)属于“将+NP”结构,例(3)、例(4)属于“将(动)+NP1+V2+NP2”连动式。可见,“将”字连动式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何乐士指出,连动式在先秦就已经产生了,两汉广为使用[8]。只不过在上古时期,“将”多出现于“将+NP”结构中,在连动式中的用例较少,同时,连动式中的“将”多表示“率领、带领”的意思。因此,“将”的句法条件虽已初步具备,但语义条件尚未成熟。

到了汉代,“将”字的连动式明显增多。例如:

(5)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传》)

(6)今将辅送狱,直符史诣阁下,从太守受其事。(《汉书·王尊传》)

(7)令数吏将建弃市,莫敢近者。(《汉书·赵广汉传》)

魏晋时期,“将”字连动式已经成为一种常见句式。例如:

(8)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9)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三国志·魏书·臧洪传》)

(10)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

在上述连动式中,例(8)、例(9)中的“将”表示“率领”义,例(5)、例(6)、例(7)、例(10)中的“将”表示“执持、持拿”义。由此可见,汉魏六朝时期虽然已经具备“将”虚化的句法条件,出现在“将+NP1+VP+NP2”构式中,但是很多“将”字依然是表示“率领”义,语义上差距较大,“将”虚化的语义条件仍未成熟。

2.处于过渡阶段的“将”

沈家煊指出,在一个成分A虚化为B的过程中,必定有一个A和B并存的阶段,即

“A→A,B→B”[9]。就处置介词“将”而言,它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在一个句子中,“将”的词性和词义处于一个两可的状态,既能把“将”分析为表“执持”义的动词,也能把“将”分析为表处置义的介词。例如:

(11)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12)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后汉书·皇后纪下》)

(13)我便命终,即将愚人付一大臣。(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三)

例(11)~例(13)中的“将”,均出现在“将+NP1+V2+NP2”构式中,可以分析为“持拿”义。不过,它虽然仍是动词,但动词性大大减弱,已经开始虚化。可以说,此处的“将”只是一种辅助性动作,而它后面的动词“分配、下、付”则成为句中的核心动词,居于主要地位。就此而言,我们把“将”视作介词也未尝不可。这正是处于过渡阶段的词语的一个主要特征。这时,“将”字虚化的语义条件已经成熟。

3.处置介词“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处置介词“将”开始出现,但它们的使用范围很窄,主要出现在口语性较强的经文中和诗歌中。唐五代以后,“将”字处置式才得到广泛运用。例如:

(14)我今可将此女与彼沙门。(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四十一)

(15)吾将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六祖坛经》敦煌本)

(16)若不要贱奴之时,但将贱奴诸处卖却。(《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17)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宋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九)

例(14)、例(15)均出自佛经文献,属于早期的处置式;例(16)、例(17)均出自唐宋时期文献,属于典型的处置式,这也说明处置式在唐五代以后得到了普遍应用。同时,例(14)、例(15)属于广义的处置式,是一个典型的双及物结构;例(16)、例(17)则属于狭义的处置式,“将”字出现在“将+NP+V”的构式中。无论是广义的处置式,还是狭义的处置式,“将”字都已经虚化为处置介词,它的动作性几乎消失,不再是句中的核心动词,“将”字后面的动词则成为句中唯一的中心动词。可以说,这些句法上的特点证明了“将”字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处置介词。

综上所述,“将”字由表“执持”义的动词虚化为表处置义的介词的演变轨迹是比较清晰的。在先秦时期,“将”字已经产生了“执持”义,而且“将”字连动式也初露端倪,但是动词虚化的语义条件尚不成熟。在魏晋时期,表“执持”义的动词“将”开始大量地出现在连动式中,这就为动词“将”的虚化提供了句法和语义上的条件。到了南北朝时期,“将”字的动词性逐渐减弱,不再是中心动词,只表示辅助性的动作行为,成为一个表处置义的介词,这一时期是处置式的萌芽阶段。唐五代以后,处置式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一种常用的句式。

四、“将”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语法化不是在自然状态下产生、发展的,而是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被称为语法化的机制。语法化的机制主要是能够使实词的词汇意义逐渐虚化、语法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些因素。就处置介词“将”字而言,可以从认知、句法、语义等方面进行探究。

(一)句法环境

刘坚等指出,词的意义和功能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之中才能得到体现[10]。在表处置义的介词“将”的语法化过程中,“将”所处的句法环境是它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处置介词“将”的产生与连动结构有着密切关联。当“执持”义动词“将”出现在连动式“将+NP1+V2+

(NP2)”时,句子的語义中心通常要落在后一个动词身上,这时“将”就不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它的动作性也逐渐变弱。随着“将”字的进一步虚化,最终转化为一个表处置的介词,后面带上受事宾语作句子的状语。因此,句法环境是处置介词“将”虚化的重要机制。

在早期阶段,“将”主要出现在两种连动式中:一是A句式“将+NP1+V2+NP2”;二是B句式“将+NP1+V2”。例如:

(18)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19)轻将玉杖敲花片,旋把金鞭约柳枝。(唐代张祜《公子行》)

(20)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三国志·魏书·臧洪传》)

(21)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唐代李白《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

(22)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一)

例(18)、例(19)中的“将”,出现在连动式“将+NP1+V2+NP2”中,这时,NP1是

V1“将”的宾语,NP2是V2的宾语。例(20)~例(22)中的“将”,出现在连动式“将

+NP1+V2”中,这时,NP1既是“将”的宾语,又是V2的宾语。

需要指出的是,由A句式“将+NP1+V2+NP2”产生了工具介词“将”,由B句式“将

+NP1+V2”则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处置介词“将”。A句式V2后面可以加上一个宾语“NP2”,这个NP2与NP1的所指是完全相同的。据此可以推测,B句式是由于A句式中的两个宾语所指相同而省略形成的。

(8)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9)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三国志·魏书·臧洪传》)

(10)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

在上述连动式中,例(8)、例(9)中的“将”表示“率领”义,例(5)、例(6)、例(7)、例(10)中的“将”表示“执持、持拿”义。由此可见,汉魏六朝时期虽然已经具备“将”虚化的句法条件,出现在“将+NP1+VP+NP2”构式中,但是很多“将”字依然是表示“率领”义,语义上差距较大,“将”虚化的语义条件仍未成熟。

2.处于过渡阶段的“将”

沈家煊指出,在一个成分A虚化为B的过程中,必定有一个A和B并存的阶段,即

“A→A,B→B”[9]。就处置介词“将”而言,它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在一个句子中,“将”的词性和词义处于一个两可的状态,既能把“将”分析为表“执持”义的动词,也能把“将”分析为表处置义的介词。例如:

(11)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12)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后汉书·皇后纪下》)

(13)我便命终,即将愚人付一大臣。(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三)

例(11)~例(13)中的“将”,均出现在“将+NP1+V2+NP2”构式中,可以分析为“持拿”义。不过,它虽然仍是动词,但动词性大大减弱,已经开始虚化。可以说,此处的“将”只是一种辅助性动作,而它后面的动词“分配、下、付”则成为句中的核心动词,居于主要地位。就此而言,我们把“将”视作介词也未尝不可。这正是处于过渡阶段的词语的一个主要特征。这时,“将”字虚化的语义条件已经成熟。

3.处置介词“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处置介词“将”开始出现,但它们的使用范围很窄,主要出现在口语性较强的经文中和诗歌中。唐五代以后,“将”字处置式才得到广泛运用。例如:

(14)我今可将此女与彼沙门。(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四十一)

(15)吾将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六祖坛经》敦煌本)

(16)若不要贱奴之时,但将贱奴诸处卖却。(《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17)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宋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九)

例(14)、例(15)均出自佛经文献,属于早期的处置式;例(16)、例(17)均出自唐宋时期文献,属于典型的处置式,这也说明处置式在唐五代以后得到了普遍应用。同时,例(14)、例(15)属于广义的处置式,是一个典型的双及物结构;例(16)、例(17)则属于狭义的处置式,“将”字出现在“将+NP+V”的构式中。无论是广义的处置式,还是狭义的处置式,“將”字都已经虚化为处置介词,它的动作性几乎消失,不再是句中的核心动词,“将”字后面的动词则成为句中唯一的中心动词。可以说,这些句法上的特点证明了“将”字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处置介词。

综上所述,“将”字由表“执持”义的动词虚化为表处置义的介词的演变轨迹是比较清晰的。在先秦时期,“将”字已经产生了“执持”义,而且“将”字连动式也初露端倪,但是动词虚化的语义条件尚不成熟。在魏晋时期,表“执持”义的动词“将”开始大量地出现在连动式中,这就为动词“将”的虚化提供了句法和语义上的条件。到了南北朝时期,“将”字的动词性逐渐减弱,不再是中心动词,只表示辅助性的动作行为,成为一个表处置义的介词,这一时期是处置式的萌芽阶段。唐五代以后,处置式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一种常用的句式。

四、“将”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语法化不是在自然状态下产生、发展的,而是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被称为语法化的机制。语法化的机制主要是能够使实词的词汇意义逐渐虚化、语法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些因素。就处置介词“将”字而言,可以从认知、句法、语义等方面进行探究。

(一)句法环境

刘坚等指出,词的意义和功能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之中才能得到体现[10]。在表处置义的介词“将”的语法化过程中,“将”所处的句法环境是它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处置介词“将”的产生与连动结构有着密切关联。当“执持”义动词“将”出现在连动式“将+NP1+V2+

(NP2)”时,句子的语义中心通常要落在后一个动词身上,这时“将”就不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它的动作性也逐渐变弱。随着“将”字的进一步虚化,最终转化为一个表处置的介词,后面带上受事宾语作句子的状语。因此,句法环境是处置介词“将”虚化的重要机制。

在早期阶段,“将”主要出现在两种连动式中:一是A句式“将+NP1+V2+NP2”;二是B句式“将+NP1+V2”。例如:

(18)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19)轻将玉杖敲花片,旋把金鞭约柳枝。(唐代张祜《公子行》)

(20)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三国志·魏书·臧洪传》)

(21)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唐代李白《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

(22)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一)

例(18)、例(19)中的“将”,出现在连动式“将+NP1+V2+NP2”中,这时,NP1是

V1“将”的宾语,NP2是V2的宾语。例(20)~例(22)中的“将”,出现在连动式“将

+NP1+V2”中,这时,NP1既是“将”的宾语,又是V2的宾语。

需要指出的是,由A句式“将+NP1+V2+NP2”产生了工具介词“将”,由B句式“将

+NP1+V2”则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处置介词“将”。A句式V2后面可以加上一个宾语“NP2”,这个NP2与NP1的所指是完全相同的。据此可以推测,B句式是由于A句式中的两个宾语所指相同而省略形成的。

(8)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9)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三国志·魏书·臧洪传》)

(10)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

在上述连动式中,例(8)、例(9)中的“将”表示“率领”义,例(5)、例(6)、例(7)、例(10)中的“将”表示“执持、持拿”义。由此可见,汉魏六朝时期虽然已经具备“将”虚化的句法条件,出现在“将+NP1+VP+NP2”构式中,但是很多“将”字依然是表示“率领”义,语义上差距较大,“将”虚化的语义条件仍未成熟。

2.处于过渡阶段的“将”

沈家煊指出,在一个成分A虚化为B的过程中,必定有一个A和B并存的阶段,即

“A→A,B→B”[9]。就处置介词“将”而言,它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在一个句子中,“将”的词性和词义处于一个两可的状态,既能把“将”分析为表“执持”义的动词,也能把“将”分析为表处置义的介词。例如:

(11)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12)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后汉书·皇后纪下》)

(13)我便命终,即将愚人付一大臣。(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三)

例(11)~例(13)中的“将”,均出现在“将+NP1+V2+NP2”构式中,可以分析为“持拿”义。不过,它虽然仍是动词,但动词性大大减弱,已经开始虚化。可以说,此处的“将”只是一种辅助性动作,而它后面的动词“分配、下、付”则成为句中的核心动词,居于主要地位。就此而言,我们把“将”视作介词也未尝不可。这正是处于过渡阶段的词语的一个主要特征。这时,“将”字虚化的语义条件已经成熟。

3.处置介词“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处置介词“将”开始出现,但它们的使用范围很窄,主要出现在口语性较强的经文中和诗歌中。唐五代以后,“将”字处置式才得到广泛运用。例如:

(14)我今可将此女与彼沙门。(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四十一)

(15)吾将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六祖坛经》敦煌本)

(16)若不要贱奴之时,但将贱奴诸处卖却。(《敦煌变文集·庐山遠公话》)

(17)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宋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九)

例(14)、例(15)均出自佛经文献,属于早期的处置式;例(16)、例(17)均出自唐宋时期文献,属于典型的处置式,这也说明处置式在唐五代以后得到了普遍应用。同时,例(14)、例(15)属于广义的处置式,是一个典型的双及物结构;例(16)、例(17)则属于狭义的处置式,“将”字出现在“将+NP+V”的构式中。无论是广义的处置式,还是狭义的处置式,“将”字都已经虚化为处置介词,它的动作性几乎消失,不再是句中的核心动词,“将”字后面的动词则成为句中唯一的中心动词。可以说,这些句法上的特点证明了“将”字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处置介词。

综上所述,“将”字由表“执持”义的动词虚化为表处置义的介词的演变轨迹是比较清晰的。在先秦时期,“将”字已经产生了“执持”义,而且“将”字连动式也初露端倪,但是动词虚化的语义条件尚不成熟。在魏晋时期,表“执持”义的动词“将”开始大量地出现在连动式中,这就为动词“将”的虚化提供了句法和语义上的条件。到了南北朝时期,“将”字的动词性逐渐减弱,不再是中心动词,只表示辅助性的动作行为,成为一个表处置义的介词,这一时期是处置式的萌芽阶段。唐五代以后,处置式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一种常用的句式。

四、“将”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语法化不是在自然状态下产生、发展的,而是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被称为语法化的机制。语法化的机制主要是能够使实词的词汇意义逐渐虚化、语法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些因素。就处置介词“将”字而言,可以从认知、句法、语义等方面进行探究。

(一)句法环境

刘坚等指出,词的意义和功能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之中才能得到体现[10]。在表处置义的介词“将”的语法化过程中,“将”所处的句法环境是它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处置介词“将”的产生与连动结构有着密切关联。当“执持”义动词“将”出现在连动式“将+NP1+V2+

(NP2)”时,句子的语义中心通常要落在后一个动词身上,这时“将”就不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它的动作性也逐渐变弱。随着“将”字的进一步虚化,最终转化为一个表处置的介词,后面带上受事宾语作句子的状语。因此,句法环境是处置介词“将”虚化的重要机制。

在早期阶段,“将”主要出现在两种连动式中:一是A句式“将+NP1+V2+NP2”;二是B句式“将+NP1+V2”。例如:

(18)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19)轻将玉杖敲花片,旋把金鞭约柳枝。(唐代张祜《公子行》)

(20)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三国志·魏书·臧洪传》)

(21)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唐代李白《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

(22)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一)

例(18)、例(19)中的“将”,出现在连动式“将+NP1+V2+NP2”中,这时,NP1是

V1“将”的宾语,NP2是V2的宾语。例(20)~例(22)中的“将”,出现在连动式“将

+NP1+V2”中,这时,NP1既是“将”的宾语,又是V2的宾语。

需要指出的是,由A句式“将+NP1+V2+NP2”产生了工具介词“将”,由B句式“将

+NP1+V2”则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处置介词“将”。A句式V2后面可以加上一个宾语“NP2”,这个NP2与NP1的所指是完全相同的。据此可以推测,B句式是由于A句式中的两个宾语所指相同而省略形成的。

“把”字的虚化兼论“把字句”的语法化共5页

“把”字的虚化兼论“把字句”的语法化“实词虚化”一直是词汇研究的热门话题,即是指实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发生变化,接近或转化成虚词的现象。实词虚化是语法化的表现之一,也是语法化最基本、最常见的组成部分,因此常常有人将语法化和实词虚化等同起来,其实二者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词都存在虚化过程,如“过”、“以”、“着”、“却”等,本文将以“把”字为例,分析其虚化过程。 把,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卷十二,手部):“把,握也,从手巴声,搏下切。”把字最早为动词,其本义为握持、执。如:(1)禹王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墨子•非攻下》) 石毓智先生(1995)提出“几乎所有的介词都是从动词中衍生出来的”,而现代汉语中最常见的引入受事的介词“把”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曾经为一个普通动词,即例(1),由于时间一维性的制约,一个句子中只能有一个与时间指示性相关的动词,被称为主要动词,而另一个动词则被称作次要动词,直到公元8世纪以前,“把”字在大量文献中即是作为一个次要动词使用,到9世纪才变成一个纯粹的介词,承担引入受事的功能。但是也有学者并不认同石先生后半部分的观点,因“把”字至今仍然不算是一个纯粹的介词,本文后面将会有更详细的论述。 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把”字作为动词的含义也更加广泛,从最开始的具体意象“握”扩展为更加抽象的“把握,把守”之意,如:(2)臣左手把其袖,右手?L其胸。(《战国策》) (3)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苏轼)

(4)把脚不住,翻筋斗跌倒。(《醒世恒言》冯梦龙) (5)街亭有兵把守。(《三国演义》) 例(2)中,“把”字作为谓语动词后直接跟宾语,例(3)从“握持”之意引申为“拿”,例(4)引申为“掌管,控制”,词义范围扩大,但是仍然是确定的实词并且可以单独使用,而在例(5)中,“把”字虽然仍然有确定的实词义,但却是与“守”连用成为复合词,有“把守,看守”之意。在把字的演化过程中,把字渐渐虚化,作为概述词,如:(6)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儒林外史》第十四回) (7)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儒林外史》第二回) 发展至现代汉语,除在少数方言、熟语中“把”字才可以单独使用,有实词意,而绝大多数都是与其他词连用成为复合词,单独使用的“把”字已经变成一个虚字,或者称为“语法成分”,不再具有一般动词的任务,也不再是谓词的核心,如: (8)凡作强盗的,敢於拦路劫财了,断不是三个五个,内中有?t高的,把风的,动手的,接赃的,至少也有二三十个人。(《儿女英雄传》第十一回) (9)口上站着凶狠狠的把门鬼。(《矿工不怕鬼》郭小川) (10)读者也许会奇怪,这小道士不比她家里替贾琏把风的小丫头,她哪里来的这么大的火气,骂得这么刻薄?(《凤姐的个性与共性》王朝闻) (11)部队把戈壁滩改造成棉麦双丰收的良田,建立了一座美丽的新

从实词虚化到语法化的汉语介词研究

从实词虚化到语法化的汉语介词研究 摘要:近年来,有众多学者对汉语介词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图从实词虚化到语法化的汉语介词进行浅析,从四个方面了解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研究历程:(一)实词虚化的过程;(二)介词语法化的句法环境;(三)介词语法化的语义条件;(四)介词语法化的宾语扩充。 关键词:介词汉语研究历程 介词在庞大的汉语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词类。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中,介词的数量不断扩大。介词在汉语语法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虽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但可跟名词相结合构成介词短语,充当状语、定语等句法成分。 一、介词的定义 介词是语法中用来表现一个字的文法功能的词汇或词缀,通常用于某一名词或代词前面,也可用于某一具有名词性质的短语之前。介词和这样的词语或短语组成介词结构,主要用来表示时间、状态、方式、目的、原因以及比较对象等。 介词在语法结构中没有词汇意义,只有语法意义。总而言之,介词虽不能单独使用,却在汉语语法体系中不可缺少。 二、介词语法化的研究

(一)实词虚化的过程 实词大多指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具有一定意义的词类,而虚词是指并无实际意义却在句子中有着语法意义的词类。因此,将一个具有词汇意义的词转化为只在句中搭配使用的词就是实词虚化。在实词转化为虚词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实词都可以虚化,只有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有关联的实词才可转化为虚词。如:“以”作介词时有6种用法:1.可以表示工具,译为“拿、用、凭着”;2.表示凭借,译为“凭、靠”; 3.表示所处置的对象,译为“把”; 4.表示时间、处所,译为“于、在、从”; 5.表原因,译为“因为、由于”; 6.表示依据,译为“按照、依照、根据”。“以”作动词时有实际意义:1.认为,以为;2.用,任用。实词虚化的过程要看这个词在不同句中所代表的意义。 (二)介词语法化的句法环境 很多情况下,词汇之所以会语法化,是由实词的句法位置改变造成的。当宾语出现在连谓结构中,动词就具备了语法化的嵌体。句法位置的变化造成句法功能的变化,动词不再成为核心而成为次要动词,随着自身词汇意义的消失,语法属性改变,最终实现语法化。由此可知,介词的产生前提是与句子核心动词位置发生改变密切相关的。这种语法上的变化,使动词的核心意义逐渐减弱,词汇意义虚化,进而产生了语法化,由动词变为了介词。如:“之”的用法,作为

第五讲 语法化研究1

第五讲语法化研究1 一、虚化与语法化。 (一)传统语言学中的虚化。 传统语言学中有关于虚化的说法。大致具有如下特点: 1、学科范畴,主要为词汇学,亦逐步延伸至语法学。 2、单位上,是就词而言的。 3、虚实的所指没有明确的限定:是语法维词的一级虚实变化还是意义维的抽象化程度?若是后者,如何判定?没有明确的说法。 4、依今天的词类理论判断,大致包括如下类型: 1.1 实词(名、动、形、代)向虚词(副、介、连、助、词缀)的变化 名(时间)→副时、昔、今(现在。当今,现代。《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孟子·梁惠王上》:“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史记·项羽本纪》:“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即将”)(意义类型的单纯度:时间/情态/语气。意义指向的明确度:时点、时段/相对关系中体现出的大致的时间) 名(方位)→助里、后 名→词尾子、儿、头 动→介于、被、以、为、从、及、与、将、连、和、把 动→副毕、并、没、没有、渐、共、还、更、终、试 动→助在、了、着、第、罢、休 形→副良、殊、绝、精、独、诚、信 形→助、词缀老、好

代→副莫 代→连斯、或 代→词尾然、若、尔 代→助他 量→助个 例: 于: 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壬寅卜,王于商。(合33124) 对比例:辛卯卜,王入商。(合33125) 丁卯卜,争贞:王往于敦,不左?(合7945) 辛酉卜,壳贞:今二月王入于商?(合7774) 乙酉卜,壳贞:王于八月入?(合5167) 被 名词:被子 翡翠珠被,烂齐光些。(楚辞·招魂) 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楚辞·招魂) 动词:覆盖;遭受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尚书·尧典》) 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虫无声。(《周礼》) 功参天地,泽被生民。(《荀子·臣道》)

语法化研究综述

语法化研究综述 国内语言学家也对语法化的定义进行了探讨: 1.沈家煊给语法化的定义是:语法化通常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 2.刘坚等的定义如下:通常是某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的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最终使之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在语句中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 3.马壮寰认为,语法演化是单向的,即从实词向虚词、向语法形式和结构进展,而不是相反。语法形式的演进是从语法化程度较低的变为程度较高的,从开放类变为封闭类,从具体变为抽象。 4.杨成虎的定义更为简洁,即语法化通常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成分的一种现象,是实词虚化为语法标记的过程。 一般说来,语法化现象至少应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实词虚化、句法化现象、词汇化现象。实词虚化 三种情况中,实词虚化是最基本的、最常见的,因而有被误解为语法化概念本身的倾向。实词虚化的实质就是某个词新的词类语法功能的获得,或者说从一个语义域的成员化为另一个语义域的成员。

句法化 句法化现象即章法成分向句法成分的转变,语用因素规约后向语法因素过渡以及词序在实际使用中被凝固化,从而表达某一具体语法功能等转变过程。 词汇化 词汇化现象指的是引起词语表达(lexiclexpression)失去其直接性和透明度,进而演化 成不能从字面意思推测出其真正意义的词组。 国内外关于语法化所达成的共识 国内外关于语法化,已达成四点共识:一是语法化的主体是句法化(尤其是实词虚化)、形态化;二是语法化大多是有理据的,有动因、有机制,语言的经济性、像似性、明晰性以及说话者的目的、语用推理等,都是影响语法化的重要因素;三是语法化是渐变的过程;四是语法化是单向性为主的(从实到虚,从比较虚到更虚),语法化体现着一个基本的特征, 即坚持走由实到虚,而不是相反的进程,这是一个单向性的特征或者说一维性和不可逆性特征。 事实上,对语法化的理解和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法化,指的是一种解释语言现象的框架,即着重于探究语法形式和结构如何产生、使用及如何对语言产生影响的语言研究。狭义的语法化,指的是语法化框架试图解释的实际语言现象,如某个词汇单位或结构获得某项语法功能,或者说某个语法单位获得

处置义介词“将”的语法化研究

处置义介词“将”的语法化研究 作者:王乐苹 来源:《现代语文》2020年第11期 摘要:表处置义介词“将”萌芽于先秦时期,发展于汉魏时期,唐五代时期得到了广泛运用。处置介词“将”是从表示“持拿、握持”义的动词“将”发展而来的。处置介词“将”的产生是语法化的结果,在“将”语法化的过程中,认知、句法、语义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将”;处置介词;语法化;机制 一、引言 “处置式”这一概念是王力先生首先提出来的[1],在此之后,它一直是汉语史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处置式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特殊句式,它通过介词“把”或“将”把受事宾语提到动词的前面,表示动词对句子的受事具有处置意义。处置式的形式一般是“NP1+把(将) +NP2+V2”。表处置的介词“将”是在连动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后来“将”的动词义逐渐弱化,并最终虚化为一个引介被处置对象的虚词,这就是语法化的结果。所谓“语法化”,通常是指由意义实在的词演变为意义虚灵的词或者是由一个语法成分转变为虚化程度更高的语法成分这样一个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某一个实词的词汇意义,其功能也往往会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汉语中的副词、介词、连词大多是由古代的实词虚化而来的,其中,介词多是由动词虚化而来,处置式中的介词“将”正是由动词“将”经过语法化而形成的。一般认为,表处置的介词“将”来源于表“执持”义的动词“将”。关于表处置义的介词“将”的形成过程,我们将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历时演变的情况,来作出描写和分析,并着重论述处置介词“将”的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二、处置式的来源探析 (一)现代汉语中的处置式 从句法上来看,处置式指的是在谓语中心词前用介词“把”或“将”组成的介词短语作状语的一种主谓句,介词“把”或“将”是处置式的话语标记。处置式的主语大都是名词、名词性短语或代词,宾语通常是体词或体词性短语,也有少数非体词性短语。处置式的谓语动词通常不能是“光杆”动词,它的前后总会有其他的成分。从语义上来看,處置式主要是表示动词对句子中“把”或“将”引进的受事具有处置意义。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主动句,主语为施事或者至少要具有施事性,如:“几口酒就把我喝醉了。”处置式的宾语一般是谓语动词的处置对象,通常是有定的,如:“小王把香蕉剥了皮,送到奶奶手中。”它的动词对处置的对象要施加一定的影响,因此,只有动作性很强的动词才能进入处置式的谓语部分,一些动作性较弱的助动词(能、很、会)、关系词(像、是、有)、趋向动词(上、下、来、去)、某些表心理活动的动词

汉语语法化的理论与实践视角探究

汉语语法化的理论与实践视角探究 本文以语法化理论及汉语语法化研究现状为考察对象,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坚持语义和语法形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点面结合、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做一下总结和分析。本论文虽为理论性文章,但并不止步于对已有成果的总结归纳,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论、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总结语法化理论解决了汉语研究的哪些问题,反思是否存在与汉语事实不符合的地方,目前研究还有哪些薄弱环节,并结合具体案例,对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做实践研究。我们采用规范的操作模式,结合构式语法理论,从语言单位的形式和语义两个方面入手,细致梳理了名词、代词和动词三大类实词的语法化路径。在对丰富材料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本文总结出“语法化理论侧重语言形式的产生和演变,而汉语由于本身特点,却侧重语义演变和演变结果”的结论。构式语法中新的理论视角一一“构式化”理论,在此方面对汉语的语法化研究予以了补充,该理论细化了语言单位产生的具体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词汇化、语法化的区分做出了新的解释,同时还分析了语法化的本质特征是弱化还是扩展等问题。本文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总结了名词、动词语法化的关键句法环境,即语法化域,找出了两大类实词在语法化过程中,句法移位的基本规律。并针对汉语词类划分、语法化“溯源”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在介绍成果的同时,我们也通过对各种文献的对比分析,归纳了语法化机制之间的层次分布、关系排列,并区分了语法化理论与一些传统概念如

“引申”、“虚化”、“词义沾染”、“固化”、“假借”等之间的关系。文章分为五章,现将各章主要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目前国内对“语法化”的定义、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以及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主要讨论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介绍了国外语法化的理论基础、认知论动因、目的论动因、隐喻和转喻的相关内容,并对国内语法化研究中的动因进行归纳,主要有:语用、语义、句法位置、句式义、语言系统等方面。同时我们还分析了这些动因所带来的不同的语法化结果。语法化机制方面,我们主要介绍了“重新分析”和“类推”两种,另外还有“推理”、“泛化”、“和谐”、“吸收”等。国内的相关研究是在理论介绍的基础上,又有了理论创新。同时,针对国内在语法化机制使用上所存在的概念混乱的情况,我们又对语法化机制的层次分布和关系排列进行了梳理。最后,对语法化、虚化、引申等概念进行了区分。第三章以名词和体词性代词的语法化路径为研究线索,分别介绍了目前体词性实词语法化的研究现状。在梳理语法化路径的同时,我们也对体词语法化的规律和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了总结,现举例如下:a.从形式和语义方面总结出语法化过程所呈现的特点,如:语法化中语义的演变未必具有连续性,居中的联系项是名词语法化的主要句法位置等等;b.总结了目前研究中得出的,影响同一语义范畴下的其他词汇没能进一步语法化下去的原因;c.以“代词并入式连词”产生的过程为例,总结了词汇化的部分特点。提出了词汇化的形式固定标准有一定的时代要求等结论。另外还比较了汉语代词“那”和英

关于汉语语法化研究内容的述评

关于汉语语法化研究内容的述评 摘要:语法化发展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类范畴和句法范畴,而且启发研究者通过对话语标记的挖掘和分析,更好的描写语言事实。本文在梳理语法化历史和含义的基础上,通过语法化研究内容的比较,从语法化输出端分类:语法层面的语法化构词和语法化构式;语用层面主要分析话语标记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语法化历史含义研究内容 一、语法化的历史和含义 (一)语法化的历史 1、早期的语法化研究 meillet首次提出“语法化”一词,并认为新的语法形式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产生:一是类推,二是语法化。 2、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语法化研究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语言学家是givon,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今天的形态是昨天的句法。”并在《语法化的理解》(1979)中,总结一条典型的语法化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语法化研究在西方语言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语言学家从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不同角度探讨了语法形式的演变过程。 3、语法化研究的最新趋势 近年来,语法化理论不断成熟,研究的范围随之也越来越广:语法化与重新分析、语法化与语境、语言演变和语言范畴产生的首要

诱发因素、话语标记的产生、敬语与“礼貌的语法化”等,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主题。[1] (二)语法化的含义 关于语法化的定义不止一个,各家有各家的合理性,区别在于语法化研究范围的宽窄。语法化定义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体现了语言工作者研究汉语事实的深入和进步,也体现了语法化研究范围的完善和丰富。 二、语法化研究内容 沈家煊(1994)提出研究语法化有两条路子:一条是着重研究实词如何虚化为语法成分,另一条着重考察章法成分如何转化为句法成分和构词成分。 王凤敏(2005)指出语法化所涉及的五个方面:篇章结构的语法化、短语的语法化、词汇的语法化、语用法的语法化及语法化的伴随现象—语音的弱化。 吴福祥(2005)指出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四个需要着力研究的课题:结构式语法化的研究、语法化模式的研究、话语标记语法化的研究以及与语法化相关的语义演变研究。 王寅(2006)提出语法化研究的六项内容:词类语法化、构句语法化、命题图式与时体标记、句式构造语法化、语篇语法化和语用功能语法化。 语法化发展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类范畴和句法范畴,而且启发研究者通过对话语标记的挖掘和分析,更好的描写语言事实。一方面

语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semantic bleaching bopp德 schelgel 德 meillet 法 anderson lyons英 hopper diehl lehmann traugott halliday英 被: 寝衣,长一身有半 行为动词“覆盖”: 天被尔禄-诗经大雅 “泽被生民”-荀子臣道 心理动词:遭受 (张)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汉书,张汤传》被动标记: 藩舰被烧-《南史。胡藩传》

三、并列连词“将”的用法 “将”的并列连词的用法主要见于诗歌。下面我们讨论 并列连词“将”的用法。 “将”作为并列连词,最早见于六朝后期,“将”连接两 个名词性结构,表示并列关系,这也是其比较简单的用法。如: 21.独有刘将阮,忘情寄羽杯。(张正见《对酒》) 22.阳台可忆处,唯有暮将朝。(阴铿《和登百花亭怀 荆楚诗》) 唐代“将”作为并列连词的用例较多,可以连接名词性 结构,如: 23.倘遇鸾将鹤,谁论貂与蝉。(卢照邻《于时春也, 慨然有江湖之思,寄赠柳九陇》) 24.不见朱唇将白貌,惟问素棘与黄泉。(卢照邻《杂 曲歌辞·行路难》) 25.酷在兰将蕙,甘从葵与藿。(张九龄《杂诗五首》) 26.欲妒梅将柳,故落早春中。(陈子良《咏春雪》) 27.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李白《月下独酌》) 28.惟昔鹰将犬,今为侯与王。(李白《拟古十二首》) 也可以连接谓词性成分,如: 29.缓歌将醉舞,为拂绣衣尘。(张说《岳州宴姚绍之》) 30.静与懒相偶,年将衰共催。(司空曙《秋思呈尹植 裴说》)

31.散花将捧日,俱喜圣慈开。(郑愔《奉和幸三会寺 应制》) 也可以连接主谓结构,如: 32.云起将歌发,风停与管遒。(李世民《冬宵各为四 韵》) 33.鸡鸣将狗盗,论德不论勋。(宋之问《过函谷关》)“语法化”研究综观 语法化研究是当前语言学发展的一个趋向, 即把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重新结合起来, 其着眼点是从语言的历时演变解释语言共时平面上的变异。本文对国外“语法化”研究的两条路子、已提出的语法化的各条规律、语法化程度深浅的判定、语法化的原因和条件等问题作了概括和评介。关键词语法化, 历时, 共时, 结创, 评述一、什么是“语法化”“语法化”渗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 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例如汉语“把”、“被”、“从”等原来都是有实义的动词,现已虚化为介词。介词属于虚词, 西方叫功能词刀。虚化有程度的差别,实词变为虚词是虚化, 虚词变为更虚的成分如词缀和屈折形态也是虚化。西方人也承认, “语法化”这个概念最早是中国人在世纪就提出来的, 元朝的周伯琦<六书正讹》中说“大抵古人制字, 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 皆古之实字”郑麦, ·观, 。欧洲到世纪才有法国哲学家最先指出动词的屈折形态, 如时态标记, 是由独立的词变来的。因此作认为,用汉语表达就叫“虚化”。这当然有道理, 不过“虚化”主要是针对词义的变化由实而虚, 西方已有““, , 、一”这样的名称。“语法化”一词则

英语句法结构的嬗变对语法化的影响——以英语存现结构、被动结构、分句结构为例

英语句法结构的嬗变对语法化的影响——以英语存现结构、被动结构、分句结构为例一、引言 句法结构是指词与词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一个具体的句法结构通常称为一个结构体。实词的虚化、句法的形成皆存在语法化的过程。“语法化不仅表现在词类,也表现在句法结构或格式上。句法结构或格式的语法化是指句法结构的改变、结构层次的变换、结构界限的丢失或重新划分等语法化现象。句法结构语法化是句法演变的重要动因。”(陈忠敏,2021)[1]P4 二、英语存现结构语法化 英语存现句的句法结构具有层次性。存现句由“There”充当虚位主语,虚位主语的出现,使得实义主语后移,引起句法结构层次变换,简单句语法化为存现句。 (一)存现结构句法分析 按照构式语法,存现结构由三个部分构成:存现处所、存现动词、存现主体。 英语存现句的基本形式:“There+V+NP +(PP)+(其他)”,结构中存在一个非重读的虚位成分“There”,在句中作引导词或者形式主语,谓语动词(V)通常是“be 动词或存现动词”;谓语动词后跟有“实义主语(Notional subject)或真主语(Real subject)”,即“NP”;实义主语之后通常跟有地点状语(Locative adverbial)或时间状语(Temporal adverbial),即“PP”。[2]P331句法分析中,英汉存现句的存现处所词呈现极大的差异。汉语存现句的基本结构为:“方位短语/时间短语+动词+主体短语”。汉语存现句中,处所词是句子的主语,英语存现句中,处所词是句子的地点状语。[3]P116英语存现句所处

词不可缺少介词。汉语存现句中的处所词大多不用介词,动词谓语句(非存现句)的处所状语多用介词。[4]P28汉语处所词可由名词直接构成,也可由名词与方位词(里、外、前、后、上、下等)结合构成。此外,处所词可单独出现作为汉语存现句的主语,也可与时间词结合同样可构成汉语存现句的主语,以此作为谈话题目时间上的内容补充说明,处所词与时间词成为句子其余部分叙述的内容的起点。 无论是在英语存现句的基本形式“There+V+NP+(PP)+(其他)”中,还是在英语存现句的倒装形式“PP+V+NP”中,英语存现句的处所词都是存现句的地点状语,即基本形式中的“PP”。而虚位成分“there”作形式主语,保留了虚化前的意义,表示共知的地点、方位或处所的意义。汉语存现结构允许出现的动词比英语存现结构的动词丰富,包括非宾格动词、非作格动词和及物动词,英语只有少量动词可以进入存现结构,[5]P144即不及物动词,且为不带有施事主语含义的不及物动词。 (二)存现句法结构的嬗变 虚位主语“There”的出现,使得句法结构中实义主语后移,由此导致句法结构层次的变换,使得简单句“S +Vi”语法化为存现句“There +V +NP +(PP)+(其他)”。 1. 虚位主语“There” 英语存现句主语由虚位成分“there”充当,“there”没有语义内容,只有句法功能,汉语存现句的主语往往由一个方位词或是时间词充当,即汉语存现句必须由处所名词组或是时间名词组来担任主语。进一步分析英汉存现句结构可以发现,英汉存现结构同属于深层无主语句,由此使得英语存现句中由“there”充当虚位主语、使得汉语中以方位词组或时间词组充当主语。而“there”虽占据了主语位置,但无实在意义或实际指称意义,因此被称为虚位主语(expletive subject)或形式主语(formal subject),称“There+V+NP+(PP)+(其他)”中谓语动词

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综述

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综述 随着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深入,汉语介词语法化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将对当前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分析,以期给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汉语介词语法化的定义和形式 介词语法化是指介词在语言发展中成为了某些结构的必备元素,其不再仅仅作为独立成分表达位置、方向、关系等简单意义,而成为了具有复杂语法功能的成分。目前,汉语介词语法化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介宾结构”的演变,即介词与宾语共同形成语法结构。例如:“看一看”中的“一”原本为量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上成为了一个必备的语法成分,即“看一看”的结构中必须出现“一”。再例如:“关于”一词本身是个简单的介词,但是随着语言的演化,“关于”逐渐成为了具有特定意义的语法成分,“关于……”的结构中就必须使用“关于”这个介词。 二、汉语介词语法化的分类 1.身体部位类介词语法化。例如:关于“在一旁”,“在旁边”等等表达空间位置的介词,常常与身体部位搭配使用,如“在身后”、“在心里”等,形成了具有空间或情感意义的词组,成为了必备的语法构式。

2.方位类介词语法化。例如“向……方向”、“一路向……”、“穿过”等介词语在描述方位、方向时具有复杂语法功能,它们 可以引导宾语的数量、性质、动作等,这些特殊的表述方式已经成为了特定语境下的惯用表达方式。 3.时空类介词语法化。例如“在……之前/之后”、“自……以来”、“由……到”等时间和空间的表示方式,通过语言演化,逐 渐发展成了固定的语法结构。 4.修饰类介词语法化。例如“关于”、“跟……一样”、“因为……所以”等,他们是描述人或物之间关系的介词,经过一定 的演变,成为了固定的语法构式。 三、汉语介词语法化的形成原因 介词语法化的形成,一般是因为这些介词词义的扩散,即从单一的使用场景扩散到更多的语境中,由于频繁的使用、意义的深化,形成了惯用表达方式,最后逐渐成为了固定的语法构式。例如,“在……之前/之后”最初只是表示时间先后关系的 介词,但由于此种构式的使用频率较高,逐渐成为了固定的时间介词,具有明显的语法化的特点。 四、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研究方法 目前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研究主要通过语料分析、对比研究和统计学方法等进行,其中对比研究包括与其他语言(如英语、法语等)的比对、历史文献的对比等,以期揭示其形成和语法化的内在规律。 五、结语

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

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 一、本文概述 《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一文旨在深入探讨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核心议题。语法化研究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于理解语言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汉语这种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语言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将从汉语语法化研究的背景、现状、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等方面进行全面概述,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研究框架和深入的思考空间。 在背景部分,本文将简要回顾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历史沿革,分析汉语语法化现象的形成机制和特点,以及这些现象对汉语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的影响。在现状部分,本文将梳理当前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主要领域和热点问题,包括词汇语法化、句法语法化、语用语法化等方面,并介绍国内外学者在这些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在发展趋势部分,本文将探讨汉语语法化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跨语言对比研究的加强、语料库建设的完善等方面。同时,本文还将关注新技术在汉语语法化研究中的应用,如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以及这些技术如何推动研究方法的革新和研究成果的突破。 在面临的挑战部分,本文将分析当前汉语语法化研究面临的问题

和困难,如语料收集的困难、理论框架的局限性、跨学科合作的挑战等。本文还将提出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以促进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一文旨在全面概述汉语语法化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建议。本文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为汉语语法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基本理论 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基本理论主要围绕着语法化的定义、机制、动因和路径等核心问题展开。关于语法化的定义,学者们普遍认为,语法化是指语言中实词或短语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由于长期的语言使用习惯而逐渐失去其原有的词汇意义,转而获得某种语法功能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词汇项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抽象,直至完全虚化,只保留语法意义。 语法化的机制主要包括重新分析、类推和隐喻等。重新分析是指在不改变词语表面结构形式的情况下,改变其结构关系,使表达基本相同的词法结构或句法结构发生语法化。类推则是通过语言中某些规则的推广和应用,使得一些词语或结构发生语法化。隐喻则是通过将一个领域的概念隐喻到另一个领域,使得某些词语或结构获得新的语

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综述

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综述 作者:翟占国 来源:《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15年第07期 摘要:语法化理论进入中国后,介词研究进入全新阶段。据目前研究,介词语法化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普通话研究成果多,方言研究不充分且停留在比较其与普通话不同的层面;第二,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研究集中于普通话层面,方言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研究少;第三,汉语方言介词语法化研究较少。 关键词:介词 ;方言 ;语法化 ;综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语法化理论引入中国。沈家煊(1994)在《“语法化”研究综观》一文中提到了“到”“被”“在”等介词的语法化,并提出语法化研究的两条路子与九条原则。孙朝奋(1994)同年发表《<虚化论>评介》,介绍国外语法化研究的最新情况。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发表《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要素》一文,提出句法位置、语义变化、语境及重新分析是四种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要素。以上三篇文章构成我国语法化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对汉语语法化研究产生引领性作用。随后,沈家煊(1998)又介绍了国外最新语法化理论著作《演变而来的语法》,明确表示赞同此书作者的观点,认为弄清语法标记形成的历史过程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弄清词义虚化机制。 语法化指导性理论建立后,介词语法化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介词语法化动因与机制 动因与机制问题一直是介词研究的重点。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动因”与“机制”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但都不外乎回答动词为什么能够虚化为介词及怎样虚化为介词这两个问题。 石毓智(1995)分析汉语介词衍生的原因,认为汉语介词的衍生与连动结构的时间一维性有关。时间的发展只有通过运动变化才能为人所感知,它又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一维地向前流逝,那么在计量它时,如果同一时间内发生多种多样的运动变化,只能选取其中的一个来计算。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提出,诱发汉语实词虚化的因素有四种,即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的变化、语境的影响和重新分析,并讨论了汉语“把”字句与“被”字句的产生机制。 金昌吉(1996)谈到介词来源问题时,赞同徐通锵提出的“结构的不平衡是变异之源”的观点,认为用“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这一公式可以解释介词的虚化问题,并分析了“把”字句、“被”字句、“比”字句的形成。

现代汉语双音介词的词汇化与语法化研究

现代汉语双音介词的词汇化与语法化研究 现代汉语双音介词的词汇化与语法化研究 摘要:就我国语言学现阶段的开展来说,词汇化与语法化的研究要树立统一的标准及全面的开展空间,现代汉语在词汇化与语法化的道路上要进行全面研究与梳理,其中双音节介词是研究领域当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以现代汉语双音介词的词汇化与语法化为研究对象,希望可以有效加强我国现代汉语词汇化与语法化的研究。 关键词:现代汉语双音介词词汇化语法化 一、现代汉语双音介词相关理论的界定 第一,不同于语法化的全面与深入,词汇化的研究具有研究前景,从研究的普遍现状来说,其对于短语词汇相关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其成果比拟丰富,但是对于以词汇性成分与功能性成分相组合的句法结构分析,以及在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上而只是在表层形式的线性语序上相邻近的两个成分的组合的跨层结构等问题的词汇化的研究相对薄弱。所以,双音介词在理论上具有研究意义。 第二,双音介词的研究,在现代汉语语法与词汇双重研究之中具有代表性。本文在使用的相关术语名称及范围的界定主要停留在短语、词组及句法结构等方面,其中包含关于跨层结构及其相近的称谓等问题。对于现代汉语来说,现代汉语双音节介词的形成在词汇化与语法化的理论研究之中,具有共时与历时性,同时也包含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双音介词在开展过程中受到认知语言学、韵律句法学、现代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理论的影响。 第三,现代汉语双音介词来源问题上值得进一步探索,一般来说,汉语介词由动词或主要由动词虚化而来。这一理论虽然已经是学界约定俗成的,但是在实际理论操作之中需要逐一进行详细的分析。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论断是以汉语单音介词为例子进行阐释的,双音介词的具体语法意义需要相关理论进一步佐证。对于具有复杂语法含义的双音介词来说,笔者认为其不仅仅是由动词的语法化而来,还应该包括短语先词汇化为动词再经语法化途径虚化而来,以及句法结构和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其中既涉及词汇化的凝固作用,更有语法化的虚化助推作用。 二、现代汉语双音介词的词汇化与语法化分析 第一,动词语法化形成的汉语双音介词,主要代表是“通过〞的语法化过程,其作为动词语法化带来的现代汉语双音介词的主体含义开展,主要的形成过程是在运行义动词“通〞与“过〞通过词法的方式,进行直接复合动词的结合,形成“通过〞一词。其在语法化的过程中是从空间路径开始逐渐的通过认知性的隐喻及句法结构的转变等方式,将其动作最终形成虚化的现象。 第二,短语词汇化过程形成的汉语双音介词,主要代表为“依据〞。“依据〞作为介词其形成过程不前文所说的“通过〞不一样,成为双音介词要从两个方面探索:其一,动词“依据〞的词汇化过程,其二,动词“依据〞的语法化过程,在这两方面的双重作用下,才产生了具有双音介词性质的“依据〞。因为语法与句法结构的双重动因共同作用,多个动作按照同一个时间顺序共同拥有施事或者受事者,最终使得动词“依据〞具有双音介词的性质,从而形

处置介词“拿”的语法化

处置介词“拿”的语法化 作者:李萌 来源:《现代语文》2021年第04期 摘要:在现代汉语中,介词“拿”可以引进工具、处置者。引进处置者的介词“拿”有两个语义来源:一是“持执”义;二是“捉拿”义。在“持执义动词——处置介词”的演变历程中,“拿 +N2+V2”式中的N2“可持執——不可持执”的语义转化是演变的关键。在“捉拿义动词——处置介词”的演变历程中,主要动因有两个:一是“拿+N2+V2”式中的N2“位移”因素的消失;二是V2由积极意义动词或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充当。对于“拿”来说,“执持动词——处置介词”是演变的主要路径,“捉拿动词——处置介词”是演变的次要路径。汉语史上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动词,演变结果有可能一致,演变路径和致变因素却未必完全一致。 关键词:“拿”;处置介词;“持执”义;“捉拿”义 一、引言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介词“拿”具有三种功能:一是引进所凭借的工具、材料、方法等,意思跟“用”相同,如“拿尺量、拿眼睛看”;二是所处置或所关涉的对象,如“别拿我开玩笑”;三是跟“来说、来讲”搭配使用,引进要说明的事物和情况,如“拿我们来说,加班是常事”[1](P931)。关于介词“拿”的研究,于红岩考察了“拿”在元、明、清时期的使用频率,认为介词“拿”在元代产生于北方,明代才出现于南方,自清代中叶开始直到现代汉语,南方的发展超过了北方[2](P61-62)。不过,该文的重点不在于阐述“拿”的语法化过程。关于介词“拿”的语法化,何洪峰、苏俊波从历史、普通话、方言三个角度,考察了“拿”字的功能义,着重分析了“拿”字表示被动、处置、使役三种功能义的关系,梳理了“拿”字功能义的语法化过程。作者认为,“拿”的语法化过程是:表对象→处置→使役;对象→被动[3](P66-71)。张俊阁通过对近代汉语文献语料“拿”字句的调查,归纳出其用法主要有动词、介词、构词语素三种,并对“拿”由动词到介词和由动词到构词语素的演变机制及过程进行了分析[4](P64-71)。总的来看,何文和张文都将处置介词“拿”的语义来源概括为“持执”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表示工具、材料、对象等多种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处置介词“拿”的语义来源仍可以进一步探究,它到底是单一来源的还是有多种来源的?处置介词“拿”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又是什么?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采用的语料均来自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第4版)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 二、处置介词“拿”的语义来源

简述《朱子语类》中“将”的用法

简述《朱子语类》中“将”的用法 “将”是一个用法比较复杂的词, 其语法功能可分属不同类别,语义和用法也呈多样化。本文以近代汉语用例的典型代表——《朱子语类》为依据, 考察了“将”在那个时代的所有用法: 作名词、副词、介词、动词、助词等,以求为“将”在近代汉语中的断代描写提供依据。同时也分析了“将”实词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并探寻了其演变虚化轨迹。 标签:《朱子语类》将语法功能虚化 一 《朱子语类》是南宋大儒朱熹与其门人对答的集录,全书共一百四十卷,由南宋末期的黎靖德编成,书的全名是《朱子语类大全》,即今通行本《朱子语类》。此书首论理气、性理、鬼神等世界本原问题,以太极、理为天地之始;次释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再论知行、力行、读书、为学之方等认识方法。又分论《四书》《五经》,以明此理,以孔孟周程张朱为传此理者,排释老、明道统。《朱子语类》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内容丰富,析理精密。主要版本有宋咸淳二年《朱子语类》书影刊本、明成化九年(1473)陈炜刻本、清吕留良宝诰堂刻本、广州书局本等。中华书局有排印本。《朱子语类》语类的内容生动,极具魅力。其中密布着师徒间紧凑的对答,且以口语式的文体记录下来,使朱子精深细致的哲学观点,变得极为平易而实用。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南宋的语言实际,是公认的宋代较有代表性的、较接近口语的语言材料,是研究南宋时期汉语语法乃至近代汉语语法的最有价值的语料之一。 “将”的用法很复杂、且词性多样化,在近代汉语时期“将”处于不断演变虚化的过程中。由于“将”的语法功能复杂、使用中容易混淆不清,在阅读文献材料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又因为历来学者对“将”的看法不一,使“将”的问题更为复杂。本文拟对《朱子语类》中的”将”进行探讨,力图概括出《朱子语类》中“将”的所有用法,并分析其语法环境,进而探索近代汉语中“将”的特点和各种用法。通过对“将”的静态描写和历时分析,希望我们既能看到“将”在古代汉语中用例的一些痕迹,又能看到它向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些雏形和轨迹,以便明确其各种用法的差异,避免错误使用。本文所引例句均摘自中华书局2007年版王星贤点校的《朱子语类》,共有语料2264例。 二 根据统计,《朱子语类》中共有2264个“将”字,用法包括名词、动词、介词、助词、副词,下面结合例子具体分析。 (一)作名词 这种用法在《朱子语类》中较常见,也容易理解,其意义为“将领”“将军”,其语

语法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语法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语法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借以使词汇项和结构进入某种语言环境以表示语法功能的演变,一旦这些词汇项和结构发生了语法化,它们继续发展出新的语法功能。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语法化的研究和报道日益增多,但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表述或分歧。本文对一些热门话题进行了整理,以供参考。 1.语法化研究的目的和定义 语法化一般被定义为一个词语或若干个词语成为语法语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这些词语的配置和功能被改变了。试见较早的定义,“语法化存在于词汇语素进而为语法语素,或从较低的语法地位进而为具有较高的语法地位,即从派生构形成分进而为曲折构形成分,其范围有所增加。”(Kurylowicz 1965:69) 人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定义,主要受到最先使用“语法化”一词的Meillet(1912)的影响,他对语法化的过程主要理解为一个词语成为附着语素,一个附着语素成为词缀,以至于一个词缀成为另一个不能进一步细分析的语素。显然,这类定义失之过窄,它忽视了有些成分对结构的影响。如在许多语言中,双小句并列结构可以合成一个从属结构。(Harris & Campbell 1995:172-191)下面是两作者的举例。 (1) I saw that.He came. →I saw that he came. 因此,现在人们更多地开始接受语法化应当包括创立新结构的观点。如going to在Im going to the store(我去商店)中不应看作是语法化,而要动词跟在to之后才算,如在Im going to help you这样的句子中,going to应看作是语法化。这就涉及对语法化定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Bybee(2002)谈得比较清楚,他指出,所有的语言学理论都是为了阐明人类语言的语法的实质。但在回答“什么是语法的实质”这个问题时,便有必要了解“语言是如何获得语法的?”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导致了开展和深入语法化理论的研究,即探讨语法得以建立的过程。语法不是静态的,封闭的,或自立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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