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研究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研究
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是博大精深的汉语文法研究课题，也是汉语心理语言学
研究中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受希望了解的重要课题。任何一种外语的构词规律可以说是该外语的本源。汉语的名量词语法化是根源于中国古代叙事形式因素。
首先，要全面了解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首次需认识到它存在于古代文献中，如《三千口诀》、《春秋七雄》、《孔子家语》、《诗经》、《尚书》和《庄子》等，这些著作都涉及到名量词的特定用法，例如“以”、“之”，用于表示“以此”、“之此”或“此属事”。
此外，中国古代重视一字多释，因而词语的多义用法也受到重视。比较而言，
此类量的认知行为在初学语言者中最为普遍。例如，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认为“量”这个字在古代中国本身有几种意思，如：量用为“代词”、“量词”或“助词”；名量词语亦有不同用法，用作定语、动语、表示因果关系等；另外也可以用作指示以及转义的词语等等。
此外，在今天的汉语里，名量词语法化已有许多应用。例如，以《红楼梦》中
的句子“儿子当时不知道，不敢问先生”为例，这里“不知道”和“不敢问”均属于名量词语，表示否定义。另外，在其他书籍和文献中，如《孟子》、《说文解字》等，均有不同程度地运用名量词语法化把握文意，搭建起句子能力，有较高的实证价值。
总之，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研究任重道远，但是所得的内容却可以很好
的丰富和发展汉语心理语言学的内容，为相关学科提出了新的视角和方式。在狭义意义上说，名量词语法化是一种独特的和熟练的语言正确使用，同时也是一种可以培养语言学习者深度思考及使用语言层次能力的重要方式。
现代汉语量词的类属问题研究综述 量词是汉藏语系特有的词类,文章主要以十部重要的语法学著作为考察对象,对现代汉语量词的类属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个人的见解,以期对量词问题的研究和发展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与把握。 标签：现代汉语量词类属 量词是汉藏语系特有的词类,量词的存在,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把人们要表达的意思具体化、形象化。这也是汉语不同于其它语言的一大特色。但是,由于中国早期的语法研究受到印欧语法的影响,量词的地位并不高,对它的研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在语法研究的初期,甚至将量词作为名词的一类来研究。随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量词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并将其从名词中独立出来。 一、量词作为名词的附类 《马氏文通》作为最早的汉语语法学著作,既没有给量词命名,也没有给其下定义,只是提到了“记数之别称”,并且认为,“凡记价值、度量、里数之文,皆无介字为先,故以列于宾次。”我们从其认为量词是“记数之别称”可以看出,马氏是将量词作为名词一类的。由于《马氏文通》是模仿印欧语法体系的,所以对汉语中特有的量词认识还不足。 1922年,陈泽淳的《国文法草创》中提到了“表数之单位及度量衡”,并且认为它们表示的是“物之所属”,所以,将其归入了名词里面,并没有独立出来。书中提到了表数的单位,如:个、只、双;表度量衡的,如:尺、寸、升。 1934年,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将数量词归入到了形容词中,但是,数量形容词中并未提到量词,只提出了数词,并将其分为定数和不定数。书中真正提到的量词只有“师”和“旅”,并将其归入了名词类中的集体名词一类中。 黎锦熙在其《新著国语文法》中正式命名了量词,认为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做所记数的事物之单位。黎氏将量词分为三项:1.用一种个体的普通名词来表示他物数量。例如:桶、杯等。2.专表数量的名称,就是一切度、量、衡。例如:尺、寸等。3.既非物体又非专称,大都是从名词转变而成为形容词性质的。例如:朵、匹等。同样,黎氏将量词归入了名词的细目中,认为量词是名词的一种。 1956年,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在表达范畴的数量中提出了“单位词”这一概念。事物不能计数的必须用种种度量衡单位才能计数,并认为,在名词前面不能直接加数字,中间必须要有“单位词”。并将表示物量的单位词按照来源及性质分成了八类:1.度量衡单位,如尺。2.借用器物的名称,如杯,一杯水。3.借用动词,如捆,一捆柴。4.集合性的单位,如队,一对兵。5.与时间有关的单位,如场,一场病。 6.取物件部分的名稱,如头,一头牛。 7.略依物件的形状,如根,一根绳子。 8.几个一
汉语虚化、语法化研究综述(上) ［摘要］汉语实词虚化、语法化研究对现代语法化理论进行了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为汉语研究、语言学理论和普通语言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走到了国际语言学界学术研究的前沿。 ［关键词］虚化；语法化；综述 语法化指包括形态、虚词和构式等多种语法形式和语法范畴的形成过程，是人类语言中的普遍现象。语法化研究是对这种普遍现象展开描写和解释的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语序古今差别不大，因而对虚词的研究成为探讨汉语语法表达和语法演变的最主要的传统。但起自于上古的语助研究和中古的虚词研究一般关注虚实之间的语音假借关系，而非语法演化关系，有现代语言学理论意义萌芽的实词虚化的阐述最早似乎仅可追溯至清袁仁林《虚字说》中的“体用不相假”即名词与动词不是语音假借关系的相关说明。从袁仁林到马建忠，中国传统语言学家讨论虚化问题都存在重大局限：1.把名词到动词如“盖”的两种词性的转类视为虚化现象，这与今之主流观点不一致；2.多讨论实词到虚词的语义演化，而基本不讨论相关句法的变化；3.从不考虑如何对虚化现象做出解释。 如果把袁仁林《虚字说》著作完成的1710年视为中国传统语法化理论的起点，那么这个时间并不比西方从事语法化研究的时间早很
多。 Lehmann（1995）和Heine（2003）认为西方语法化起自于法国哲学家Condillac（1746），关于时态后缀和其他屈折形式源自于独立词和英国语言学家Tooke（1786），关于功能词由必需词演化而来的论述。［1］87Bopp(1816) 列举了许多印欧语言实词虚化的实例；schlegel(1818)以指示代词变为定冠词、one变为不定冠词、have变为完成体标志等说明虚化是为了加快语言交流速度而产生；Humboldt(1825)提出语法形式产生和形成的四个阶段，并将这些阶段同他的语言类型学联系起来；A.Meillet(1912)创造出“Grammaticalization”一词，将从词汇形式向语法形式的演化称为语法化，并提出虚化产生的新语法形式会引起整个语法系统的变化、语法化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和虚化的程度跟使用频率成正比等三个著名观点，被认为是当代语法化研究的先驱；Sapir(1921)谈到过“形式比它的概念内容存活得长久”，是语法化研究中的语义滞留现象的表述。［2］17 形式主义主张语法自足性，强调共时和形式，在其兴盛时期，语法化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局面随着七十年代以来类型学、语用学和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发展而改观。功能主义语法化研究者提出了针对形式主义的尖锐批评：1.语法化现象不支持形式主义语法自足的前提假设；2.语言研究中共时和历时现象不可割裂。尽管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于语法化研究的旨趣各异，例如Bopp重视语法化在历史
汉语研究语法化理论综述 语法化理论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理论研究和语法现象的研究上，对语法化的概念、研究动向、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少有成就的学者在这个领域结合汉语的特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标签：语法化动因机制综述 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语法化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中国语言学界对语法化理论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理论研究和语法现象的研究上，对语法化的概念、研究动向、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少有成就的学者在这个领域结合汉语的特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就语法化理论的特点作一简单综述。 一、语法化的概念 沈家煊（1994）指出，语法化研究是当前语言学发展的一个趋向。但国内语言学界有关语法化的概念不一。几家有代表性的解释有：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沈家煊，1994）刘坚、马壮寰等也有过这样的表述，即一般称之为“实词虚化”。语法化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短语或词组逐渐凝结为一个单位的过程，可分别简化为词汇的虚化和短语的词汇化。（江蓝生，2001）语法化是实词或者松散的篇章结构变为稳固的语法手段的历时，其结果是新的语法标记或者句法结构。（石毓智，2003）上述语法化的概念，都有其合理性。因为“语法化”是一个新创的学科术语，汉语“语法化”一词来源于英语的grammaticaliation,结合汉语的特点，国内语言学家自然对语法化有不同的理解，但其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的范围上。 最早提到语法化的语言学家是法国学者Meillet(梅耶)，他在《语法形式的演变》（1912）一书中使用了grammaticaliation一词，用来描写一个词汇形式如何演化成一个语法标记。他把语法化解释为一个词语演变为附着语素，一个附着语素演变为词缀，以至于一个词缀演变为另一个不能进行分析的语素的过程，并提出三个观点：1.由虚化产生的新的语法形式会引起语法系统的变化；2.语法化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虽然也可以分出阶段来；3.虚化的程度跟使用频率成正比。 其实不管语法化的定义如何，大家对语法化都有个一致的看法：语法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语法化的成分由原来的表示实在意义转化为表示语法功能意义；语法化在语法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语法化理论引入中国是从沈家煊的《“语法化”研究纵观》开始的，此后沈家煊、文旭又相继发表文章翻译国外的语法化理论研究成果，如沈家煊的《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文旭的《〈语法化〉简介》。1995年，
近代汉语语法和词汇研究综述 【摘要】：近代汉语上承古代汉语，下启现代汉语，是汉语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蒋绍愚先生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79年版，对1979年以前近代汉语的研究情况作了一次总结和梳理。1979年以后，很多的学者投入到近代汉语的研究中来，并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论文。文章对这一部分论文进行了一次梳理、总结和概括。 【关键词】：近代汉语；语法；词汇；综述 近代汉语上承古代汉语，下启现代汉语，是汉语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近代汉语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关于近代汉语的分期，一直以来学界都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论。关于下限，诸家的看法比较接近，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上限的划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六朝说；二，隋末唐初说；三，晚唐五代说；四，自宋开始说；五，宋末元初说。其中，比较科学的分法应该是晚唐五代说。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言：”用当时口语作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搀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 （一）语法研究 1. 虚词研究 分析近代汉语的语法，离不开对虚词的考察。于江的《近代汉语”和”类虚词的历史考察》一文，考察了近代汉语”和”类虚词”共”、”连”、”和”、”同”、”跟”的来源及发展，对前人和时贤的一些看法有所补充和修正。 钟兆华《论疑问语气词”吗”的形成与发展》：”吗”用于句末，表示疑问语气，是现代汉语里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它的用法可以概括为二：（1），用于是非问句末尾；（2）.用于反问句的末尾。前辈学者对此曾作过一些探讨，认为”吗”是直接由语气词”么”演变过来的。”么”是”吗”的较古形式。有的认为疑问语气词”吗”始见于《红楼梦》。作者通过对唐以来带”么”字的诗歌的考察，列举了充分的证据说明了，虽然字形或用”么”，或用”嘛”、”麻”，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分别，它们都不过是”吗”字的不同形体而已，用以表述(ma)这么个疑问语气。 汉语中的许多词，其最初的词性都为实词，后来的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为虚词，在句中表示语法意义。对于词汇语法化的原因，前人没有进行过多研究。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对词汇语法化的原因作了深入的探讨。汉语是一种缺乏形态（狭义）的语言，表达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是虚词和词序，正是词汇语法化的演变使汉语中产生了一批在语言表达
汉语虚化、语法化研究综述（下） 作者：刘永华 来源：《语文学刊》 2014年第10期 刘永华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汉语实词虚化、语法化研究对现代语法化理论进行了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 为汉语研究，语言学理论和普通语言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走到了国际语言学界学术 研究的前沿。 ［关键词］虚化；语法化；综述 ［中图分类号］H0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4)10-0036-02 经过长期不断的铺垫，汉语语法化研究进入自觉期。标志为沈家煊（1994）《语法化综观》的发表，该文全面介绍了语法化的定义、研究史、研究原则、研究路径和方法、语法化与结构 层次、语法化原因和条件等问题，强调了语法化与语言的普遍性、类型学和认知科学的关系。 孙朝奋(1994)的《〈虚化论〉评介》、文旭(1998)的《〈语法化〉简介》和沈家煊(1998)的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对于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和吸收等语法 化机制的介绍，为国内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极大地推动了汉语语法化的研究。［1］17 该时期论著的特点有：（1）探求适合汉语的语法化规律。例如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的《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要素》分析了诱发、影响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因素。江 蓝生(1999)的《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讨论了汉语语法化过程中的音变现象。张谊生（2000）的《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把语法化理论引入副词研究领域。［2］157（2）延续了汉语学界优良的描写传统。例如张伯江（1997）的《疑问句功能琐议》讨论了问句的语法化过程。马贝加（2000）的《对象介词“将”的产生》强调了组合关系在语法结构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萧国政（2000）的《武汉方言“着”字与“着”字句》讨论了相同形式实体的语法化过程。李 宇明（2000）的《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发展中的地位》讨论了拷贝型量词结构在汉藏语 系中的分布。徐时仪（1998）的《论词组结构功能的虚化》和杨永龙（2000）的《近代汉语反 诘副语“不成”的来源及虚化过程》讨论了词组虚化现象。（3）语法化现象的解释工作开始进行。例如李讷、石毓智（1998）的《句子中心动词及其宾语之后谓词性成分的变迁与量词语法 化的动因》侧重于语言结构演变影响，沈家煊（1997）的《语用法的语法化》侧重于语用凝固 的解释，刘丹青、徐烈炯（1998）的《普通话与上海话中的拷贝式话题结构》侧重于话题结构 语法化链的讨论。该时期文章开拓了语法化研究和汉语研究的新境界，具有示范性和风向标的 作用。 2001年是语法化研究繁荣期到来的标志年份。当年相关文章过百篇，其后以每年近百篇的 幅度增长；专著开始涌现，其后十年间出版二十余部；首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隔年举办一次，会议论文集《语法化与语法研究》至2010年已出版四册。 该时期论著的特点有：（1）检验和发展西方语法化理论。刘丹青（2001）的《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曹广顺(2004)的《重叠与归一——汉语语法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和李宗江（2002）的《关于语法化的并存原则》讨论了并存原则和择一原则。［3］161储泽祥、谢晓明(2002)的《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蒋绍愚(2007)的《从助动词“解”、“会”、“识”的形成看语义的演变》和杨荣祥（2005）的《从历史演变看“VP+甚/极”的句 法语义结构关系及“甚/极”的词性》讨论了语义和功能滞留问题。刘丹青(2009）的《语法化
试论汉语个体量词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麻爱民 【期刊名称】《嘉应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30)004 【摘要】个体量词是汉藏语系独有的词类,而汉语个体量词数量之多,发展历史之长,用法之复杂是其它民族语言无法比拟的。对汉语个体量词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将来建立完整量词发展史乃至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现代汉语、对外汉语的教学与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可以为工具书的编写和修订提供借鉴和参考,甚至可以为＂问题文献＂的断代提供参考。%Individual quantifier is an unique part of speech in the Sino -Tibetan language, it is unmatched by other national languages, because of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individuals quantifier, a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usage of complex. The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individual quantifier has important valu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quantifi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nd eve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It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to the preparation and revision of the tool book, it can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ating of the ＂problem literature＂. 【总页数】4页(P69-72) 【作者】麻爱民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教师职业技能教学部,广东梅州514015
汉语中名词和量词的重叠研究 汉语中名词和量词的重叠研究 名词和量词是汉语中最基本的语法成分之一，它们通常在语言中的使用中都是相互独立的。然而，在一些情况下，名词和量词却会发生重叠现象。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和语言现象。 一、现象概述 名词和量词的重叠指的是在表达某一事物的数量时，一个名词和一个量词被合并成为一个词，成为一个新的名词。例如，“头发”“备用衣服”“片儿星”等，都是名词和量词的重叠现象。 二、形式特点 重叠现象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名词与数量词可以通过音变缩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词汇。另外，在部分语言中，重叠现象还表现为通假字和异体字的运用。 三、语言现象 1.历史、地域差异 古代汉语中名词和量词的重叠现象比现代汉语要多，而这种现象在各方言中的分布也互不相同。例如“八月十五日”在南京就可以说成“八月十五”，而在北京不能这样说。
2.时态、形态差异 另外，名词和量词的重叠还可以变形成不同的词常，常常用于表示时态、形态的变化。例如，“红花儿”可以变形为“红花儿开”“红花 儿谢”。 3.情感意义 名词和量词的重叠现象在一些情感类词语中也很常见，例如对爱慕的 表达中，把“鱼儿”与“水草”合为“鱼水之欢”等。 四、影响及研究 1.语言教学 名词和量词的重叠对外语学习者来说构成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对于初 学者来说。在进行外语教学时，需要适当地介绍这种现象，引导学生 学会判断和运用。 2.文学语言 名词和量词的重叠在文学语言中也是一种广泛运用的技巧，可以丰富 作品的语境，增加作品的美感和艺术性。 3.涉猎范畴 名词和量词的重叠研究涉及到语言学、文学、音韵学等多个涉猎范畴。未来，我们可以对这种现象进一步探讨，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综上所述，名词和量词的重叠现象是汉语中一个特有的语法现象。它
汉语方言量词探究 汉语方言量词探究 方言量词是反映方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能够体现不同方言之间在词汇上的区别，具有普遍性、多样性、灵活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一种方言里的量词能为我们探究此种方言的特点和变异提供材料和线索，有助于了解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 方言量词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汉语方言特殊量词和量词的特殊 用法两方面。我们既能看到许多特殊的方言量词，或为某地方言专用，或为某片方言区所专用；也能看到普通话中常用的量词在方言中却有着特殊用法。特殊的方言量词，是指为某些方言所独有的量词。例如;斢（音;偷），用来形容房舍，吴语，相当于;幢、座，浙江宁波方言：;一斢楼屋。;搻（音;诺），形容一手所握的量，冀鲁官话，相当于;把，《醒世姻缘传》第三十四回：;给了我七八搻钱。量词的特殊用法，是指该量词普通话里也有，但在方言里有特殊的语义和用法。例如;根在普通话里是一个常用的量词，在方言中，常用于计量草木或条状物，还可以用于裙裤、布袋甚至家畜等，相当于;条;只，如成都方言;一根裤子，青岛方言;一根板凳，宁波方言;一根鱼等。又如;只，在普通话中是常见的量词，在方言里除了有和普通话中相同的搭配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搭配。闽方言有;一只客人、一只火车，湘方言有; 一只鱼、一只树，吴方言有;一只面孔、一只书店等。 此外，在方言里，用于同一事物或动作的量词显得丰富多彩，彰显了这些方言量词的特殊性。形容;猪可以用;头（福州）、只（闽南）、个（兰州）、骨（山西寿阳）、根（成都）、介（湖南酃县）、集（山西柳林）。表;两臂平伸两手伸直的长度义的方言量词有;庹（崇明）、擎（金华）、仞（宁波）、步（万荣）、托（江阴）、寻（莆田）、拓（宁波）。有些量词单用也彰显其用法的特殊性，例如黄冈方言里一些能单用的名量词可以省略前面的;一｜这｜那构成;定+量的格式。例如说;这是二伯还的斤面，意思就是;这是二伯归还的一斤面条。有些量词重叠后表示出用法的特殊性，很多量词的重叠都用来表示逐指，强调;每一，但有的量词重叠后可以用来强调量的饱和状态。例如山西稷山话;记了一本本子帐，是强调;帐记了满满的一本。有些量词需要
语言认知角度下上古汉语名量词用法探究 作者：张良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33期 摘 ;要：汉英翻译中如何将中国古汉语准确地翻译成英语非常不容易。而如何将古汉语中的名量词翻译成英语更加困难。本文拟就古汉语名量词的分类、特点、区别、语用功能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对当今的汉英翻译有某种借鉴意义。 关键词：上古汉语名量词;分类;特点;区别;语用功能 作者简介：张良（1970- ），男，河南郑州人，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3--02 随着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渴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明。我们也有必要借此契机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介绍并推向世界。而将中国的古代典籍翻译成英文便是其中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如何将晦涩难懂的古汉语翻译成英文，尤其是将古汉语中的名量词准确地翻译成英文是当今的翻译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上古汉语名量词的分类 汉语语法家们认为：上古汉语如甲骨文、金文等从其起源看有三类名量词：临时量词，合体量词和个体量词。在数词后重复名词底子（noun base）的量词就是临时量词。如“人三人”中的后一个“人”。合体量词是表示整体的。如“乘”表示四马驾一车这一整体。个体量词是和不能分得更小的、代表物体或动物的名词相配合的。如“匹”和“马”相配。 二、上古汉语名量词的特点 上古汉语中，量词并非不可缺少。一般说来，临时量词和表示有生命的东西或者天然状态的物体相匹配。“人”“羊”“牛”“田”等等。商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合体量词，则与表示具有技术性或社会规约性的物体或制品的名词相搭配。如一车四马为“乘”，一对加工过的玉为“珏”，两串系在一起的贝（每串5枚）为“朋”等等。这些量词的创造就是为了描写那些有技术或社会进步而产生的东西的。个体量词在周朝的铭文才开始出现。如与车相配的“两”（辆）。上古时代所有表示动物的名词中，“马”是一个特殊词，与其搭配的量词有两个，商朝用合体量词“乘”，到了周代，又改用个体量词“匹”。因为在那个时代，马被视为在战争和运输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东
名量词“只”的演变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现代汉语名量词“只”的量词产生之初及其作为量词的组合能力、词法特征、语法功能等的发展及成熟过程，并分析其演变特点及原因。 关键词：现代汉语；名量词“只”；演变 一、研究现状 国内对名量词“只”多从对外汉语、断代或与其它量词对比角度进行研究。牛巧红（2007）对量词“只”从历时演变及认知角度做了细致分析。严宝刚（2009）探究了吴语通用量词“只”的起源与发展；王添羽（2017）从历时角度对古代汉语名量词“只”的演变进行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名量词“只”演变的研究主要是对其称 量范畴的发展演变进行剖析，而对“只”的变化形式、语法功能等的研究没有明确分析梳理。本文将从历时角度对“只”的称量对象进行简单地总结与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各个时期“只”的语法功能、变化形式等并分析其演变特点与原因。 二、名量词“只”的演变过程 （一）“只”的本义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隻，鳥一枚也。”可见，“只”最初为名词，本义“一只鸟”。后来引申出量词用法，首先称量鸟类，再逐步扩大到其它事物。 （二）量词“只”的发展 1.先秦两汉时期 据语料库记载,表示量词的“只”最早应出现在春秋战国。如： （1）匹马只轮无反者。（《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这个时期的“只”虽产生了量词的用法，但还未完全脱离名词的功用。量词“只”既可以单独与名词结合，表示“一只”，也可以与数词配合使用，表示复数，如“万只”。此时，“只”作为量词的用法还很少见，使用上也未成体系。 2.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的使用范围初步扩大，量词“只”的用法随之增多，除先秦两汉出现的“只+名”“数+只”外还出现了“名+只”的用法。“只”在南北朝用作量词称量对象有三种： 第一，南北朝时量词“只”虽偶可称量其它动物，但仍以称量“鸟”为主。如：（2）鸠巢于庙阙而孕白鸠一只。（左九嫔《白鸠赋》） 第二，用于成双事物之一。如： （3）达因取盘中只箸,再三从横之。（《三国志·吴志·赵达传》） 第三，称量尖而长的东西。如： （4）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魏志·吕布传》）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只”常与数词“一”结合使用，构成数 量短语，可置于名词前后。 3.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名量词“只”的使用更加普遍，进一步扩大了适用范围，在用法上已经接近现代汉语。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与数词结合不限于“一”“万”。如： （5）苗稷将代贫下户差税箭一万只，令付本道都团练使收管。（《全唐文》）
《齐民要术》中的量词及其语法化研究作者：闫潇李建平 来源：《现代语文》2020年第07期
摘要：成书于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量词数量丰富、使用频率较高，在魏晋南北朝数量范畴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在《齐民要术》中，量词总计有111个，其中，名量词101个，动量词10个。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两汉量词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兴量词15个。从数量表示法的角度来看，在2237例物量表示法中，使用量词的称数构式开始占据优势地位，但“数量名”结构仅占7.06%;在239例动量表示法中，使用动量词的约占44.35%。同时，“数量”结构既可作状语也可作补语，位置仍未定型。可见，此前学界认为该时期汉语量词获得大发展并趋于成熟的观点有待修正，魏晋南北朝量词主要继承自两汉，其语法化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处于量词史中的成长阶段。 关键词：《齐民要术》;量词;语法化 一、引言 汉语及汉藏语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具有丰富的量词，其量词系统都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由名词、动词等词类经过漫长的语法化历程逐渐形成的，这一历程及其动因也成为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课题[1]（P148）。《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是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其口语性强且量词丰富。前人已对此做过很多研究，如贺芳芳对《齐民要术》的量词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此书共出现名量词47个，动量词5个[2]（P11）;李小平根据量词指称的主要对象和范围，将《齐民要术》的量词归纳为四大类，即草木瓜果类，车具、牲畜类，面积、容量、长度、重量类，动作行为类[3]（P156）;汪维辉《〈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对《齐民要术》中的92个量词进行了较详细的描写[4]（P123-142）;冯青对《齐民要术》中个体量词的使用情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5] （P37-40）。上述研究对《齐民要术》的量词数量进行了统计，对其使用情况进行了描写，对本文的撰写深有启示。不过，这些研究大都限于此书中具体量词的释义与用法，而很少涉及数量表示法的探讨;同时，由于对量词界定的不同而导致研究结果差异较大，且存在着一些遗漏的量词;对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兴量词也较少关注。就此而言，我们仍然很难判断这一时期量词的发达程度和语法化程度。 本文以石声汉的《齐民要术今释》为底本[6]，对《齐民要术》出现的量词进行了详细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见下页）：
汉语教学中应注意名量词的分类问题 汉语名量词的分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各家观点并不统一。我们从语法意义、语法功能、形态变化、组合能力等方面出发，讨论“个体量词”同“集体量词”“临时量词”的划分问题和“种类量词”“部分量词”的归属问题。 标签：汉语史名量词分类 汉语名量词的分类问题非常复杂，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语言教学中都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如何将每个量词准确归类是很困难的。如果只是停留在简单界定和性质分析的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对各类量词的语法意义、语法功能、形式变化、组合功能等方面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才能解决问题。本文就量词中纠葛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进行梳理，主要涉及到“个体量词”同“集体量词”“临时量词”的划分问题和“种类量词”“部分量词”与“个体量词”的分合问题。 一、“个体量词”与“集体量词”的划分 “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是紧密相关的两类量词，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将二者完全区分开来并不容易，有的学者因为难以将二者截然分开于是就笼统地称其为“天然单位”。在具体描写中，也有学者将两类量词合在一起讨论。如王绍新（1992）在研究唐代量词的时候就设立了“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一节，其中的例句并不区分集体量词和个体量词，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二者难以区分。我们从语法意义、句法功能、形态变化、组合能力等方面作了分析，为了便于比较，制成“各类量词特征对照表”，以供参看。 “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相同之处在于：都不限制数词的使用；都不能插入“的”；都可以带“可数名词”。不同点在于：“个体量词”本身不表量（指不含有数的概念）而“集体量词”本身表量。如“一个杯子”“一对杯子”“一套杯子”，“个”不表量，“对”表两个，是确定的量，“套”表多个，是不确定的量。因为个体量词不表量，故可省略，“一个杯子”=“一杯子”，“集体量词”本身表量，故不能省略，省略后意思就变了，“一对杯子”≠“一杯子”，“一套杯子”≠“一杯子”。“个体量词”本身不表量，起表量作用的是它前面的数词，“集体量词”是“数词+量词”同时起作用。如“一个杯子”是“一”在表数量，“个”并不表量，而“一套杯子”是“一”和“套”合起来表量，“套”表多个，“一”表“套数”。用以上办法大致可以将“集体量词”同“个体量词”分开。 由于客观事物纷繁复杂，人们观察事物的切入点又有所不同，致使“个体量词”与“集体量词”之间也存在纠葛，有时不容易分清。如“行”，表示成行的事物，如“一行大雁”“一行树”，这里的“行”指的是“多个”个体排列在一起，显然是集体量词。但说“两行泪”时，“行”是集体量词还是个体量词就难说了。刘世儒（1965：222）说：“泪成行就连成一线，组成它的‘个体’就不清楚了，在这里，‘行’已经同个体量词不能截然分开了。”再如，现代汉语的“束”也是集体量词，如“一
近三十年中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 黎洁琼 【摘要】量词的迅速发展是中古时期典型的语法现象之一.对中古量词最早的系统研究是刘世儒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系统论著.近三十年来,研究的方向和角度更加多样化.其中有对专著的研究,有对量词小类的研究,也有对单个量词的探讨,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此同时,也存在着综合比较的不够和概念上的模糊等等不足. 【期刊名称】《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0(016)005 【总页数】6页(P131-136) 【关键词】中古汉语;量词;刘世儒;《百年来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 【作者】黎洁琼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109.2 中古汉语的概念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提出的,他在研究汉语语音史时把汉语分 为太古汉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老官话五个时期。对汉语史的分期，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界定，王力先生主张“以语法为汉语分期的主要标准和依据，但还是兼顾语音的标准”将汉语史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的中古时期为公元4世纪～公元12世纪[1](43)；潘允中将中古时代定为“自两晋经过十六国时期至隋唐五代”[2]；向熹参照王力、吕叔湘二先生的观点，将六朝唐宋时期定
为汉语史的中古时期[3]；太田辰夫认为汉语史的中古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并认 为这个时期是汉语史的质变时期，而且“这种质变可能开始于后汉时期”[4]；相 关的分期还有多家，如钱玄同、唐作藩、周祖谟、罗常培等，各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划分，但是总结各家的划分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宋代的归属以及六朝和隋唐五代的分合问题上，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划分的依据的不同。关于史期的划分，是没有绝对的，既然分期如王力先生说的那样不是阶段性的，就决定了联系中的不可分割性，那么也就只能依据划分的标准或者是依据来判断哪一种更为合理，或者说哪一种在某种条件下更加明晰。本文对中古的界定按照现今通行的观点，将公元3世纪到公元12世纪，即六朝至五代时期定为中古期。 “中古汉语的语法构造比上古有较大的发展，最突出的就是一部分词已具有自己的语法特征。”[2]量词的迅速发展是中古时期典型的语法现象之一，在大多数的研 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量词特别是名量词的成熟时期，而在唐宋时更是得到了发展。量词是汉语基本词类中出现最晚的一种，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的研究是近五十年的事，尽管汉语量词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对其研究由于角度、方法的不同，观点也就有所不同。刘世儒先生说过，“对于量词发展前途的展望，那就更不能离开史。要想正确地预见到未来，只有在很好地总结了过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否则那就是臆测，当然可靠性就不大了。只有把量词的各个历史横断面都研究好了，汉语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否则没有材料，‘游谈无根’，要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那是永远也不会办到的。”[5]本文主要是对近30年(1979年～2009年，整理过程中发现其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是集中在近十年)的中古时期量词的研究作简单的梳理和总结，以期对断代的量词研究概览为量词的整体性研究整理、积累材料。 对中古量词较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早刘世儒先生。他于1959～1962年间在《中国 语文》上先后发表了《汉语动量词的起源》《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魏晋南北朝
语法名量词 摘要：汉语史上的体量词最早萌生于殷商时代，而个量词的大量出现，则主要是在两汉和周秦时期。并且，在这个时期还逐渐涌现出一些类量词，数量名语序的确定也是在这个时期。在现代汉语中，有30%左右的量词都来源于魏晋时期，也就是说，量词的语法化是在魏晋时期初步完成的。本文根据语法名量词展开分析，首席那提出名量词的概念，进而分析名量词的范围，其次对汉语史上的名量词语法进化过程分析，最后分析留学生运用名量词的不足和对策。 关键词:现代汉语；临时名量词；运用
目录 一、相关概念 (3) （一）名词 (3) （二）量词 (3) 二、对量词范围 (3) (一)量词是指个体量词 (3) (二)量词是一个词类 (4) (三)认为量词是一个词类的理由 (4) 三、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进程 (4) (一)原始度量词的出现 (4) (二)个体量词的出现 (5) (三)量词的发展 (5) (四)名量词语法化的初步形成 (6) 四、留学生运用语法量词现象的分析 (6) （一）留学生句子分词测试 (6) 五、培养留学生运用量名词对策 (8) （一）教师强调汉语词汇概念，提醒学生注意分词问题 (8) （二）培养留学生的汉语语感 (8) 结束语 (10) 参考文献 (11)
一、相关概念 （一）名词 殷志平(2000)认为“一身冷汗、一脸得意、一肚子火气”中的“身、脸、肚子”与名词的共同性多一点，把他们处理为名词，“一”为形容词，把“一身冷汗”类短语看作名词短语。谭景春(2001)归纳出临时量词的三个特点:可类推性，数量很多、是开放的类，词义没有明显变化，主张把临时量词看作是名词的一种用法，仍然处理成名词，并指出《现代汉语词典》中只标注了专职量词，小标注临时量词。 （二）量词 郭先珍(1987)指出，临时量词是“从名词、动词、形容词临时借用来表示量的。它们只用于一定的语言场介，多具有修辞色彩，例如‘一手泥、一脸汗、一裙子水’等”。李字明((2000)认为，“一池春水、一脸疙瘩、一肚子坏水”等中的“池、脸、肚子”是名词借用为量词，并总结出具有负载、包裹、容纳等意义的名词可以借用为名量词，有些名词借用为量词以后，数词倾向于用“一”[1]。 二、对量词范围 对于量词的范围、性质、作用的认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在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看法: (一)量词是指个体量词 有的学者认为汉语中的量词就是个体量词，用于对事物的种类和性质进行表达，其与度量词之问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基本来源于国外，以及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学者。由于度量词存在于这些学者的母语中，并经常利用容器的名称来作为计量单位，所以在其母语中不存在个体量词。于是，这些学者从自己的母语出发，将其与汉语进行对比，发现个体量词与众不同[2]。这些学者认为，汉语中的个体量词是其他语言中不存在的，且个体量词与度量衡单位又有所不同，不是机械的将数量表达出来，而是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是一类非常形象的量词，所以这些学者认为个体量词与其他类别的词语是完全不同的。比如，有日本学者将用于数词后面，表征事物的种类和性质的一类词语，称之为陪伴词。有的学者认为量词具有名词的功能，能展现出名词中的概念特色，而这些特色与名词中所包含的内容存在一定的联系。在我国，也曾有学者支持这一观点，认为个体量词就是陪伴词，是一种纯然的语法，并不能与称量的数量同日而语。随着名量词语法化的发展，这位学者最后否定了这种看法。
个体量词“个”和“条”的历时发展及表量泛化原因研究 量词丰富是汉语的特色之一，其中的个体量词是汉语中尤为重要和独特的一种词类，对汉语个体量词进行历时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普通话及北方方言中的个体量词“个”和“条”使用频率高，泛化程度高。本文从历时的角度，采用排比分析语料的方法，厘清个体量词“个”和“条”的发展脉络，分析它们语义泛化的途径及原因，并尝试探索汉语量词发展的一般规律。 标签：个体量词“个” “条” 泛化 一、引言 （一）研究意义 现代汉语的名量词通常可以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不定量词以及临时量词。后四种类型的量词在其他语言中也广泛存在，而个体量词却为汉藏语系所独有，地位独特，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此，对现代汉语个体量词的历时发展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语言学意义。普通话及北方方言中的个体量词“个”和“条”使用频率高，泛化程度高。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厘清个体量词“个”和“条”在汉语中的发展脉络，促进相关问题研究。对“个”和“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整个量词系统的发展规律有更好的认识。通过厘清个体量词系统从萌芽至发展成熟的演变脉络，我们可以探索现代汉语个体量词系统的来源，进而尝试总结个体量词的发展规律，对将来构建完整的量词发展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汉语个体量词研究现状 从先秦开始出现的量词，至今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马氏文通》①中在讨论名词的时候，提出了“记数之别称”的概念，开量词研究之先河。上个世纪中期，量词被正式定名并分类，老一辈学者们在这一阶段为个体量词的研究做出了很多贡献。然而，个体量词的研究进入全面化、深入化的发展阶段却是近三十年的事，这期间，对汉语个体量词的研究在专书量词的研究、量词断代研究、贯通性研究和新材料新方法的创新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总体看来，关于个体量词的研究，多停留在共时平面的一些用法的描写上。对单个个体量词的研究，特别是历时发展演变角度的研究以及语法化过程的具体细节研究还不足，以代表性的个体量词为中心，探索整个量词范畴在泛化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方面，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介绍 汉语名量词中的个体量词多数是从名词虚化演变而来的，所以研究量词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入手，通过排比语料，细致描写“个”和“条”的产生发展及语法化过程并分析它们泛化的原因，从而尝试探索量词发展的一般规律。
汉语词汇化研究综述 零、引言 随着Givón(1971)提出的“今天的词法即昨天的句法”观念的不断深入，词汇化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语言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近年来，词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总结词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成就和经验，有助于推动汉语词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拟选取和汉语词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四个方面进行归纳、比较和综合整理。 一、词汇化本质与相关问题 词汇化的界定 Kurylowicz(1965)首先提出有一种跟语法化相反的演变过程叫做“词汇化”(lexicalization)，即派生形式语法化为屈折形式，然后又词汇化为派生形式。吴福祥(2003)解释Kurylowicz所说的“词汇化”实际上是指虚化程度较高的成分变为虚化程度较低的成分。 如同其他语言学术语，国内外学者因研究理念和视角的差异，至今对“词汇化”本质的理解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是在语言演变领域讨论词汇化现象。胡壮麟(2003)论及“语法化的单向性和脱语法化关系”时指出，在国外，“词汇化”一词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而被冠以不同的术语，除了“词汇化”(lexicalization)，还有诸如“脱语法化”(degrarmmaticalization)、“再语法化”(regrammaticalization)、“功能变异”(exaptation)等。以英语为例，如-etic和-emic，原来是phonetics（语音学）和phonemics（音位学）的后缀，现在都成为词汇词，其意义分别是“非
位学”和“位学／素学”，学者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词汇化”(lexicalization)。 Brinton&Traugott(2005)以构式体现出来的“词汇性”或“语法性”特征来区分“词汇化”和“语法化”。词汇化和语法化都是渐进的，讲话者在某些特定语境中使用某种形义兼备的句法构式或词汇构型，且其形义特征不能完全从构式成分和构型模式派生或推断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构式或构型内部成分进一步丧失并可能变得更具词汇性，这样的变化称之为词汇化。而语法化与之不同的是：讲话者在某些特定语境中使用具有某种语法功能的构式的某些部分，随着时间推移，由此产生的新语法项通过获得更多的语法功能和扩展其主导类别而变得更具语法性。（尉万传2007）作者在著作中把词汇化研究看成是相关理论的构建。 国内对“词汇化”本质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徐时仪(1998)是国内较早涉及词汇化研究的，他提出词组演变为词实际上是词汇语法化的过程，并分析了造成动宾词组结构功能虚化的因素。此后，王建伟、苗兴伟(2001)、董秀芳(2002a, 2004)、王灿龙(2005)等对此作了进一步探讨。王建伟、苗兴伟(2001)认为，词汇化是有些词语表达(lexical expression)失去其透明度(transparency)，而演化成不能从字面意思推测出其真正意义的词组。将词汇化视为“词语表达”演化成“词组”，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值得商榷。董秀芳(2002a,2004)提出词汇化是从句法到词法的转化现象，并从词汇化和词法的关系着眼概括了词汇化的若干基本特点。王灿龙(2005)指出词汇化就是一种句法单位成词的凝固化。 吴福祥(2003)谈到语法化的单向性问题时论及，现今多数语言学家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