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叙事探究
作者：高桂娟
来源：《科学大众·教师版》2020年第07期
摘要：文章以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叙事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在知青小说经历过伤痕叙事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知青小说叙事方式——理性叙事，从政治自省、情感自省与生命自省三个层次入手，来对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理性叙事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新时期; 知青小说; 理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20）7-169-001
新时期的知青小说选择用更加理性客观的眼光，来认真审视这场“知青上山下鄉”运动。基于审视角度与审视深度的不同，在知青小说理性叙事方面，也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政治自省
在此前的知青小说伤痕叙事之中，针对知青经历的苦难仍有着一定的刻意的淡化。后续的知青小说开始以更加理性客观的视角，向人们揭开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下，知青经历的严酷一面。例如在著名作家张抗抗所著的《隐形的伴侣》中，虽然同样是对“北大荒”知青的描写，但此时作者笔下知青形象，已经与以往伤痕叙事知青小说的知青形象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些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已经不再是一味地追求“青春无悔”“奉献”等，而是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内心，以更加理性客观的视角来分析自己的追求，甚至开始质疑自身追求的意义与价值。小说主要描写了从杭州下乡的知青陈旭与肖潇从初识到恋爱再到结婚的过程，最终由于二人对于“何为真实”在理解上产生了分歧，导致家庭破裂。陈旭原本是一个有才气、阳光、热爱生活的年轻人，但因为屡次被现实丑陋的一面所打击，最终彻底失望，认为现实不配自己报以热爱与真诚，从而自暴自弃，不断伤害肖潇的感情。肖潇虽然信奉“严肃生活，认真做人”，但在现实中，却迫于形势，不断的向谎言低头，甚至依赖于谎言，违心地写“大批判稿”，不断遭受良心上的谴责。最终在离开陈旭后，肖潇发现自己内心中也存在一个虚伪的“隐形伴侣”，自己对于真诚的追求同样没有结果。小说作者摒弃了以往对知青悲壮青春的自我辩解，不再将命运的悲剧完全归咎于历史背景，而是以极为深刻的自省意识，深入挖掘在当时背景下人性的阴暗面，这些隐藏在人性中的弱点也是导致其不幸命运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深刻的自省意识”在当时以伤痕知青小说叙事为主流的背景下无疑是非常可贵的[1]。
二、情感自省
相较于政治自省而言，情感自省不再仅从政治层面着手，来呈现知青当时经历的悲剧，而是将重点放在人物情感内心刻画上，作者通过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小说人物情感层面的悔恨
何为知青文学？当代人普遍认为，知青文学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作家，对文革中知青的遭遇，以及文革后知青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的文学表达。这与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知青文学的界定保持一致。不过，这只是狭义上的知青文学。根据学者定宜庄、刘小萌对上山下乡史的研究，上山下乡的起止时间为1953年到1980年。如果将上山下乡作为知青文学的大背景，那么知青文学的外延就包括不限于文革。在此基础上，学者郭小东给出了广义的知青文学概念，即，以上山下乡为题材，展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产生活、思想情感与精神风貌的一种文学样式。从郭小东的这个界定可以看出，知青文学几乎是贯穿新中国历史的文学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以不同的面貌存在，被归入不同的文学思潮范围中。 一、文革前的知青文学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1953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始之年，也是中国知青文学的起点。这一年，团中央下发文件，组织高小、初中毕业生回乡。这次号召知识青年回乡是一种政策性的倡导，本质上是人力资源调配的行为。除了强制性地把右派分子赶到农村监督劳动外，其他人的回乡行为基本上是自愿的、零散的。不久后，文坛便出现了一批描写回乡知青建设新农村的文学作品，如马烽的《韩梅梅》、邓普的《军队的女儿》、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黄天明的《边疆晓歌》、冯金堂的《红姑娘》、柯蓝的《洋土结合》等。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有着共同而鲜明的主题，即革命理想与革命豪情，以及这种理想与豪情在现实斗争中的消长变化，最终升华为对革命理念最大限度的张扬和歌颂。这类文学作品包含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所创造的人物概念化、简单化，只不过是国家政策的传声筒罢了。 二、文革期间的知青文学 文革期间的知青文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流价值下的文学创作；另一部分是带着反叛精神的地下文学。文革10年给广大知识青年带来的精神伤痛，一直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如食指等人的诗歌创作。那些所谓的地上文学，则处在话语权与文学精神被阉割的状态下。 1973年前后，文坛出现了一些反应知青生活的中长篇小说，如，张抗抗的《分界线》、邢凤藻与刘品青合著的《草原新牧民》、汪雷的《剑河浪》、王世美的《铁旋风》等。这些小说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知青生活的状态，但受先天不足的影响，难免堕入俗套。与此同时，政治审查也是无处不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如今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于1975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处女作《分界线》。有一处写到北大荒的原野上有野罂粟花，当时没留意。样书出来后，被送到有关部门审查。张春桥夫人发现了罂粟这两个字，立即召见出版社领导，指出这是一个政治性错误：罂粟是国际公认的毒品，而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杜绝了毒品的国家，中国的土地上怎么可以生长罂粟？这不是往我们国家脸上抹黑吗？这不是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提供攻击我们的口实吗？出版社当即让印刷厂悄悄地将已经印出书全部返工，翻到书中出现罂粟字样的那一页，由工人把每一页上的罂粟用纸贴上，换成石竹花的名字。尚未印出来的那几十万册，那一页全部改版重印，另行装订。 这类作品是作者在时代大潮下滥用激情，失去独立个性的产物。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模式
叶辛知青小说研究 叶辛最主要的成就是其创作的大量知青题材作品。知青小说《蹉跎岁月》和《孽债》,使叶辛在全国赢得广大读者的同时也收获了巨大声誉。作为知青小说的代表作家,叶辛在他的小说中对知青一代人整个人生历程的方方面面进行描述,力图以此勾勒出一代人的命运、呈现出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探究与思考。论文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叶辛的知青小说大多是建构在自己的知青生活体验上,从这个角度而言,要真正认识叶辛的知青小说,首先就得研究知青生活体验与叶辛创作二者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章分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第二章是对叶辛知青小说阶段特征的阐述。作为立志要写出一代人命运的作家,叶辛始终关注知青一代,他的知青叙事随着他们生活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从反映插队生活的知青时代的《蹉跎岁月》,再到反映知青返城后人到中年的人生无奈、苦涩与挣扎的《孽债》,直至新世纪书写步入老年的知青的回忆、反思、忏悔与救赎的《客过亭》,三部长篇小说分别呈现了知青一代的三个人生阶段。叶辛通过这三部小说完整地勾勒出知青一代人漫漫几十年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这一章把叶辛知青创作生涯大致分为早期、中期和近期三个阶段,以《蹉跎岁月》、《孽债》、《客过亭》三部小说为代表,分别阐述三个阶段的创作特征,即早期诉说青春的苦痛与拼搏,中期描写中年的挣扎与无奈,近期叙述老年的怀旧与忏悔。第三章重点分析叶辛知青小说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情爱与人性。由于知青小说描述的故事多与文革和上山下乡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相关,所以叶辛的创作从来没有停止对那个特殊
时代一代人情爱与人性的关注与思考。在叶辛的知青小说中,对于爱情的执着关注与探究特别引人注目,作家立足高远,把作品中男女个人的情爱与整个社会时代潮流涌动的宏大背景结合起来,通过个人曲折的情感生活折射个体所在的时代风貌,从极为个人化的角度呈现和反思社会,同时通过对“爱情”流转得失的剖析与追问来审视个人的人格操守。在文革那个荒谬的年代,人性的善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以此叶辛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论知青小说 ——品读《无虚笔记》 在新时期文坛上，活跃着一批当过知识青年的作家。他们都有过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经历，体验过从理想主义的天真热情跌落到生活困窘的泥潭，从“现代迷信”的维护者突变为叛逆者的精神巨变。因此，知青小说就是在这批具有感伤情绪和叛逆思想的人群中产生的。 知青小说是“指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作品。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揭露文革非常历史岁月的黑暗，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等等。知青”出身的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缅怀、对农民问题的独到探讨、对人生真谛的求索，使知青小说成为新时期小说中最凝重、最奇特的组成部分。”有人总结知青文学的三大主题是：青春无悔，蹉跎岁月，劫后辉煌。另外，知青小说也真实反映、折射了知青生活中的虚无与苦闷情绪。但这些远远不能概括知青的文学作品。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是仅仅表现这三大主题的。也可以说，知青小说突破已有文学的模式，多方探索，多元发展，成为当代文化多元化思潮的一个缩影，知青小说也因此充满活力；另一方面，知青作家也在文学的探索中突破陈规，不拘一格。 但是，知青文学的主要意义还在人文方面。"知青文学"不是一个艺术流派，仅是同一种题材的文学作品的汇集。这同一题材便是知青的共同下乡经历。这一经历在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不会有来者，是极其独特的经历，又是千百万人共同分享的经历。所以知青的题材便
有了其特殊也是普遍的意义。知青文学涉及到人的生存价值，人的生活意义，人的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和潜力，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人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实践的矛盾，人对苦难的种种不同反应和感受，人与人关系的各个层面，人在普通环境中不易暴露的弱点等等。知青的经历有共同之处也有大量的不同之处，为人生提供了种种启示。 因此，知青小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1.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为导向，执著于对知青心灵真实的寻踪，严肃探讨一代人青春的价值，辩证地审视那一段历史。 2.执著于对人生及社会理想的探求与追求。 3.知青小说奔突着青春的热情，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就拿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来说，作品叙述了五十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的嬗 变给残疾人C、画家Z、女教师O、诗人L、医生F、女导演N等一代人的种种影响、冲击、规范和梦想。书里的主要人物与角色都是以英文字母开头，将人物用一种符号来代称。使用这些符号，使得这些不同的人的不同遭遇，在命运之中遭受种种的偶然交错和碰撞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使我们容易看出人生是一盘巨大的棋局，而这盘棋你也不知道它将往何处去，仿佛有定数，又不是那么清晰可见。 在这部思想深邃、意境高远的作品中，作家既深刻表现了命运的无情与人生的脆弱，又深情赞美了人的奋斗精神。作者有意模糊了小说中的人物的身份，又有意突出了人的命运的偶然性。正如文中所说：
80年代小说综述 新时期文学（1977—1989）是经历了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崛起的文学，也是处于改革开放中不断变革的文学，期间，中国作家被压抑的创作生命力迅速喷发，使得80年代小说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并且，80年代小说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先后或同时涌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 一、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而伤痕文学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影射。那一场历经十年的浩劫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伤痕小说作为1977—1980年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四川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小说一经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悲剧，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控诉“四人帮”极左毒害的小说创作潮流。它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在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代表作，还有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最宝贵的》、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陈国凯《我该怎么办？》、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韩少功《月兰》、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其次，“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并且作者对作品的情感表露趋于肤浅；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蹉跎岁月》(叶辛) 但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性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 二、反思文学 还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经坎坷的作家，就率先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对历史进
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叙事探究 作者：高桂娟 来源：《科学大众·教师版》2020年第07期 摘要：文章以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叙事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在知青小说经历过伤痕叙事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知青小说叙事方式——理性叙事，从政治自省、情感自省与生命自省三个层次入手，来对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理性叙事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新时期; 知青小说; 理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20）7-169-001 新时期的知青小说选择用更加理性客观的眼光，来认真审视这场“知青上山下鄉”运动。基于审视角度与审视深度的不同，在知青小说理性叙事方面，也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政治自省 在此前的知青小说伤痕叙事之中，针对知青经历的苦难仍有着一定的刻意的淡化。后续的知青小说开始以更加理性客观的视角，向人们揭开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下，知青经历的严酷一面。例如在著名作家张抗抗所著的《隐形的伴侣》中，虽然同样是对“北大荒”知青的描写，但此时作者笔下知青形象，已经与以往伤痕叙事知青小说的知青形象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些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已经不再是一味地追求“青春无悔”“奉献”等，而是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内心，以更加理性客观的视角来分析自己的追求，甚至开始质疑自身追求的意义与价值。小说主要描写了从杭州下乡的知青陈旭与肖潇从初识到恋爱再到结婚的过程，最终由于二人对于“何为真实”在理解上产生了分歧，导致家庭破裂。陈旭原本是一个有才气、阳光、热爱生活的年轻人，但因为屡次被现实丑陋的一面所打击，最终彻底失望，认为现实不配自己报以热爱与真诚，从而自暴自弃，不断伤害肖潇的感情。肖潇虽然信奉“严肃生活，认真做人”，但在现实中，却迫于形势，不断的向谎言低头，甚至依赖于谎言，违心地写“大批判稿”，不断遭受良心上的谴责。最终在离开陈旭后，肖潇发现自己内心中也存在一个虚伪的“隐形伴侣”，自己对于真诚的追求同样没有结果。小说作者摒弃了以往对知青悲壮青春的自我辩解，不再将命运的悲剧完全归咎于历史背景，而是以极为深刻的自省意识，深入挖掘在当时背景下人性的阴暗面，这些隐藏在人性中的弱点也是导致其不幸命运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深刻的自省意识”在当时以伤痕知青小说叙事为主流的背景下无疑是非常可贵的[1]。 二、情感自省 相较于政治自省而言，情感自省不再仅从政治层面着手，来呈现知青当时经历的悲剧，而是将重点放在人物情感内心刻画上，作者通过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小说人物情感层面的悔恨
知青小说编辑 本词条缺少信息栏，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知青小说是指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作品，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揭露文革非常历史岁月的真实面目。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等。知青出身的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缅怀、对农民问题的独到探讨、对人生真谛的求索，使知青小说成为新时期小说中凝重而奇特的组成部分。 知青小说：指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作品。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揭露文革非常历史岁月的黑暗，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等等。知青”出身的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缅怀、对农民问题的独到探讨、对人生真谛的求索，使知青小说成为新时期小说中最凝重、最奇特的组成部分。代表作家有梁晓声、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叶辛、刘海[1] 等，代表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我遥远的清平湾》、《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蹉跎岁月》、《青春无主》等。 2代表作品 编辑 张承志《绿夜》（象征着发现“美丽瞬间”）《黑骏马》（象征着“永远的缺憾”）《北方的河》（象征着人生的理想境界）《黄泥小屋》（象征着“人的念想”）《金牧场》（象征着“人类的理想”）《心灵史》等。 3发展阶段 编辑 第一阶段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带“伤痕”性质的知青小说，写苦难历程，以血泪的控诉为特征。主要作品：叶辛《蹉跎岁月》，竹林《生活的路》，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 第二阶段 80年代前期具有“回归”倾向的知青小说，写青春的激情和理想主义，以对知青生活正面价值的肯定为特征。 知青小说 主要作品：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黑骏马》，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第三阶段 80年代中期以后是具有“反思”性质的知青小说，以对人性扭曲的思考为特征。 主要作品：朱晓平《桑树坪纪事》，张抗抗《隐形伴侣》，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老鬼《血色黄昏》，李锐《合坟》。 第四阶段 90年代至2000年代后，这代知青已进入中、老年，时有冷峻回忆录，纪实作品，或伴有根据自己知青亲身经历创作的文学作品出现。 主要作品：刘海《青春无主》，该小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浅议梁晓声知青小说的精神价值 梁晓声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作家，他的知青小说以描写青年人的成长历程和思想变化为主要内容，反映了当时全国知识青年的心路历程和社会状况，对于中国人的思想觉醒和社会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晓声的知青小说，除了提供了生动而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外，更为重要的是探讨了人类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的转变。在小说中，梁晓声不仅展现了知识青年在艰苦的生产劳动和思想斗争中的成长和变化，还批判了旧思想的陈旧性和僵化性，揭示了新思想的活力和前景。他始终关注人的心理状态，关爱人的情感世界，探究个人的心灵成长过程和人生的价值所在，因此他的知青小说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心灵。 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中，一个主要的精神价值就是关注个人的成长和自我发掘。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主人公师哥为了帮助妹妹嫁妆而放弃自己的幸福，终于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正情感。在小说《上甘岭》中，主人公们在艰苦环境中互相协助，不断自我超越，从而不断发掘自身的潜力和才能。这些故事揭示了个体的成长和自我发掘的重要性，表达了梁晓声对于个人的尊重和人性的赞扬。 同时，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也关注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他的作品中涉及到了很多社会问题，如重男轻女、封建迷信、生产经济、阶级斗争等。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梁晓声巧妙地通过叙述一个家族的发展史，反映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他还在小说中描绘了全村人通过艰苦卓绝的劳动挣脱贫困的故事，以及教育子女，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性。这些描写展现了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体现了梁晓声对社会进步的信仰和热爱。 此外，梁晓声的知青小说还关注了人的情感和人际关系。他把人的情感世界和人际关系作为小说中重要的表现之一。在《红高粱家族》中，主人公小二娘和六三叔之间饱含悲剧的爱情故事，以及在小说《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男女主角之间的纠葛情感，都展现了作者对人的情感和人际关系的观察和思考。梁晓声用深刻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人的情感及其变化的细节，使读者对人的情感世界产生共鸣和思考，并让人们也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感和人际关系问题。 综上所述，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在价值观上强调了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关注了人的情感世界和人际关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品位和创造力的空间。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经典，也是中国人民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笔馈赠。
探究小说的政治叙事对策 一、政治叙事不是铁凝小说创作的目的 前边讲到,铁凝早期的创作涉及知青叙事,但铁凝的创作与当时主流知 青叙事模式有明显区别。在《夜路》《村路带我回家》《麦秸垛》等小说中,没有对知青生活的控诉或者怀想,没有激情的理想主义等知青小说常见的主题,铁凝 的重点落在人物身上。《夜路》中的王荣巧,豌豆样的,朴素自然,干脆利落,写出这个人物是作家最关注的。在《麦秸垛》中铁凝通过沈小凤、大芝娘探讨了女性的命运问题。《村路带我回家》通篇写知青生活,表面看,乔叶叶很容易被认为是知青中扎根派的典型,但事实上乔叶叶留在农村,并不是为了某种宏大的政治理 想或者英雄主义情怀,这只是一个女性对自己感情的选择。小说叙述的只是一个叫乔叶叶的知青的人生经历而已。几年后,铁凝在将该小说改编为电影时说,“我改《村路》的剧本时,虽然写了乔叶叶这个最终‘落’在农村的女知青的一切, 但又每每觉出它体现在银幕上之艰难。因为她不是一些行动着的时代符号,更不是尽人皆知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的那些‘大路’形象。乔叶叶是一个由于生活目的的模糊,其形象才变得更明晰、更具体的人,这本身就仿佛是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这点也被文学研究者赵园先生发现了,她认为“《村路带我回家》写乔叶叶留在东高庄,在已经无须‘扎根’的时候扎根,那想法正因简朴到极点而动人。……小说由写政治化的知青生活着笔,却写出一个‘化外之人’因懵懂天真而保有了天性自然。”铁凝说自己的“《玫瑰门》是从人出发的长篇小说”,谈到司猗纹这个人物时,她说,“我在她身上倾注了非常重的心力!一想起她!我的灵魂就有深 深的顿痛。”铁凝创作《玫瑰门》,是放不下司猗纹,她要写出人,而不仅仅是女人身上那种巨大的、顽强的生命韧性。但人物这种生命强力的表现是以“文革”为背景的。来看《棉花垛》这部小说的结局:正义的乔被非正义的鬼子先奸后杀,非正义的小臭子又被正义的国先奸后杀。可见,革命还是不革命,只是个具体境遇而已,相同的是女性的命运。铁凝说,“在《棉花垛》里,战争只是背景,是比较虚的。我在这里写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战争也没有掩饰女人的‘被看’。……女人的本相、本真的一面在这里显示出来。战争是背景,其实是写人。”《笨花》粗一看是政治历史小说,但细读小说发现,如果按文字数量来计算的话,铁凝用了百分之九十的文字来叙事笨花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国历史上变动不居、风起云涌的50年,军阀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风云被推到幕后成为一个宏阔的背景。“《笨花》极其细密和踏实,从始至终,铁凝都不是采取‘风云史’式的概括性的粗线条
1980年代中篇小说的青春叙事 “青春”,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关键词之一,从某种角度说, 百年中国文学史也可以看成是百年青春发展史,本论文将这一时间段进行窄化处理,将焦点定为1980年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发生大裂变的时间段,文学也同样经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经历了思 想解放、经济繁荣和消费文化等各个阶段与层面曲折复杂的历史演进,其千变万化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也成为文学史最为热闹的领域。从文体角度来看,中篇小说相对来说最能代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成就,它的创作数量多,质量也相对稳定,它的形式有长篇的深度广度,也有短篇的迅速快捷,它的容量以及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更容易获得来自读者、批评家的反响和共鸣。当社会转型、大众文化兴起之后,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文学坚持,使得中篇小说在生产与传播方面受到的冲击降低为最小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这样的消费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基于对文学基本价值的理解和对文学信念的坚持,无论中篇小说的内容写了什么,都不能改变它文学性的 基本性质,也因为此,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 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而青春文化的书写,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通过这一特定的文体样式自然表现出更加鲜明的特点。正是因为中篇小说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本论文把“青春题材”的中篇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三章、结语与参考文献四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为通过对1980年代这个特定历史转型期和多元文化语
境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中的“青春叙事”细读,来探究小说中的“青春叙事”与具体历史语境和文学场域之间的迎合、疏离与悖论,当代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相互纠结,当代作家主体认同和思想状态的生成、发展和流变,以及当代小说中的“青春叙事”所面临的危机和未来的走向。论文各章节的基本内容为:第一章是对1980年代小说中的“青春叙事”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是“知青文学”中的一些主要的小说文本;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对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先锋小说中关涉到的“青春叙事”进行研究;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以王安忆等作家为代表的“四五一代”的“青春叙事”在此阶段的叙述转向,包括以60年代出生的作家(也涉及到余华、苏童等作家)为代表的“新生代”对青春岁月的个体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方式的转变和作家主体文化心态的嬗变。论文的重点有:展现1980年代小说的“青春叙事”的常量和变量的历史变迁,把握其动态组构、递进融合的内在矛盾运动及规律;探讨小说中的“青春叙事”与新时期以来复杂历史语境、文学场域、意识形态、思想资源的关联及经验教训;通过对小说中的“青春叙事”的分析,探寻文本背后当代作家主体的精神姿态以及叙述中隐藏的主体思想的流变,探讨当代不同代际作家的思想命运与文化立场之间的内在关联。论文通过对当代不同代际作家对“青春题材”小说的差异性叙述,也即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讲述方式进行对比性研究,从面孔各异的表象中梳理出当代中国作家精神形态不断变化的规律与原因,以寻找不同精神形态之间对话的可能。这些差异一方面体现着当代作家的某种选择,另一方面又不仅仅是当代的问题,
知青小说的名词解释 知青小说是指以知青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知青是指1968年至1979年间在中国农村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面临了许多困苦和挑战，因此这段历史经常被描写为知青时代。知青小说通过叙述和描绘知青的生活经历和成长历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变迁。 一、知青：他们的身份和故事 知青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城市中学和高校的学生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插队和接受再教育的一群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无辜的，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知青时代对他们来说充满了痛苦、挑战和困惑。 知青们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与当地农民互相交流，与自然相互共生。他们体验了农村的艰辛和困苦，感受了大自然的力量与美丽。同时，他们也承受着饥饿、贫困、离乡背井和感情的挣扎，这使他们更加坚强和成熟。 二、知青小说的特点 1. 反映社会动荡：知青小说是经历大时代变革的一代人的心灵写照，他们的成长故事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2. 追求真实：知青小说以真实和细致的笔触描绘知青的生活，不回避困难和痛苦，展现了知青们的坚韧和勇敢。 3. 批判与思考：知青小说通过展现知青们在困境中的努力与反抗，揭示了大时代对个人命运和价值观念的扭曲。它们不仅反映了社会的丑陋，还深入思考了人性的困境和社会的历史问题。 4. 抒发情感：知青小说以其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读者，表达了作者对于青春岁月的怀念，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
三、知青小说的代表作品 1. 《红高粱家族》：该小说是著名作家莫言的代表作之一，通过讲述一个乡村女子三代人的命运，展现了知青时代带来的深刻影响，并对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2. 《青春之歌》：这部小说是王淼的经典之作，以个人的成长为线索，揭示了知青时期的艰辛和回忆。 3. 《喜宴》：钱钟书的这部小说以军队知青的一位家庭婚礼为背景，展现了知青与城市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城市和农村的对立作出了深刻的探讨。 四、知青小说的影响 知青小说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真实的描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它通过对知青们命运的抒写，激发了人们对于社会和历史的思考。知青小说使读者了解到一个被大时代裹挟的青年群体的生活和成长，也让现在的年轻一代更加珍惜和感悟自己的时代。 总结： 知青小说通过描绘知青的生活经历和成长历程，反映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动荡与变迁。它追求真实，思考人性和社会问题，通过丰富的情感表达打动了无数读者。知青小说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展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青年群体的坚韧与勇敢。
比较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 ——浅析八、九十年代两个十年小说创作走向的差异的原因摘要：中国文学当代文坛风起云涌的潮流更替中，不断出现的新的性质的文学形态，使文学内涵进一步深化。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小说最能充分体现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与九十年代多元化时期文学在小说创作领域方面，创作的社会背景不同，作者创作目的的差异以及创作的选材的迥异，进而使得两个十年的小说走向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形成不同的格局。 关键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小说创作差异原因 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概况 从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末，小说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恢弘的艺术创新和绚丽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世相人心，满足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从而早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道最耀眼的痕迹。 1、新时期小说的创作是多色彩、多情调、多音响，多层次的。小说家不断创新，超越别人，更超越自己，这是新时期小说发展的趋势。由于国家政策方针的理顺，小说创作进入活跃时期，出现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还有军事和历史小说等等，多是以中短篇的形式存在。 2、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拳头产品从“短平快”的中短篇转至鸿篇巨制的长篇。同时，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解体，九十年代的文学不再有主潮，多声调的意识形态同时上演。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等等，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走向。小说创作的视角渗透各个层面，大众化的小说占据主导地位。 二、两个十年小说创作走向差异成因的探究 （一）、社会环境的差异是推动八、九十年代小说发展出现不同走向的基础性因素。 1、新时期小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后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新时期出现“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潮流，政治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确立，使得80年代小说创作思潮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更替特征：先后有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还有军事和历史小说等等，呈现出开放性发展的总体走向。八十年代的小说在时代和历史的大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小说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展脉络和主要作家作品。 【教学重点、难点】： 小说创作潮流与具体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课时】：6学时 【教学内容】： 一．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潮流 （一）伤痕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2．特征： 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真实性；个人性、情绪性、政治性；情感上的宣泄色彩，政治上的批判色彩；人道主义的回归。 （二）反思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2．特征： 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来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 （三）改革文学 1．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特色： 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80年代前期小说伤痕和知青小说 |创伤记忆和历史反思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对文革伤痕的揭发和反思是文学的中心，这被称为是伤痕文学，其所指称的主要是小说，尤其是短中篇小说，总体上说都是文革亲历者所讲述的创伤记忆，或者以这种记忆为背景。“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义的概念，这些揭露性的，具有感伤基调的作品，受到一定的批评，但是其在揭露文革上产生的效果得到多数读者，以及政治权力阶层的认可，因其暴露的适时性，伤痕写作很快确立合法地位。 当伤痕写作不满于仅仅感伤地书写文革中受创的记忆，而是加强对其历史根源的思考和探索时，其就成为了“反思小说”。反思小说在此意义上可以被看做是伤痕小说的深化，将对伤痕的表达纳入对当代史的叙述的轨道，表达某种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历史观——大部分反思小说都认为文革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以某种形式潜藏在当代乃至以前的中国历史中，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民族心理相关。而当这种思考更进一步，思考文革所代表的结构对中国的现代化造成的阻滞，呼吁城乡的现代化目标时，其就进入了所谓“改革文学”的范畴中。但这三者都属于广义的伤痕文学，狭义上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虽然在出现时间上有先后，范围也有分列，但界限并不是特别清晰。
在叙事手法上，这些反思文革，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大都可以归于现代小说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的类型，围绕一个问题提出某个观念性的结构，借助人物或者叙述者来议论现代政治和人生问题，但是和之前当代文学中这类小说图解政策演绎观念的写法不同的是，他们大都更尊重感性体验个人体验，更关注人物性格及其命运，因此常常以中心人物的生活道路，来连结新中国乃至更广历史事件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写出一定的“命运感”和具体的生活细节个人感受，以此来消解直接议论图解表达观念的僵硬。 其主要内容，大概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写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写他们的受辱和抗争，另外则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入革命，却成为革命的牺牲品。 伤痕文学的先声是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引发了热烈反响，同时，揭发文革造成的肉体和灵魂伤害为主旨的作品大量涌现。伤痕文学早期引发一定反响的作品，还有赵振开（北岛）的《幸福大街十三号》和《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 |复出作家的历史叙述 新时期历史记忆书写者有一部分是在50年代开始写作并遭遇挫折，
论新时期通俗文学（或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新时期通俗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承 载着中国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变化的历史记忆，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和 生活性特征。本文着重探讨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从历史背景、文学形 式、题材特点和文学意义等方面剖析新时期知青文学的发展及其与时 代的关系。 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文化大革命。知青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对象，他们作为年轻一代参与到改造旧社会、 建设新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知青们经历了许 许多多的艰辛和困苦，他们的青春在最美好的时光里被献给了伟大的 社会事业。 文学形式 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主要以小说、散文、诗歌等传统文学形式为主，但 也有少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它们的写作方式可以是真实生活的记录， 也可以是虚构的创作。因为早期知青身临其境的亲身经验，所以许多 作品十分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变革的巨大冲击。 题材特点 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以描写社会变革和生活情感为主，这些作品不仅关 注社会问题，更关注人类情感的表达。作品呈现出了一代年轻人的百 般痴狂和对于事业的热爱。小说作品涵盖了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方面， 如劳动、知识改造、思想改造、文化教育等等。此外，新时期的知青 文学有一些具有伟大时代气息的作品，如余华的《活着》、三毛的 《撒哈拉的故事》等。 文学意义 新时期知青文学实际上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一种发展，它有力地反 映了中国知青时代的某种特殊的文学品质，使中国通俗文学从此走向 一个新的高度。此外，新时期知青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一方面呈现了社会历史变革的生动图景，另一方面又探究了人类在这个特殊时代的生活状况和情感抒发。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标记，也秉承了传统文化之上的新文学思潮。 总之，新时期通俗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中非常独特的一段历史，其特殊的创作背景使其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历史气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技术的进步和文学理念的变化，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也随之发生了各种新的变化和转型，如当代青年的创作作品、影视改编、文艺展览等等。这些新变化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新时期通俗文学的意义和使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论归乡模式小说的叙事新变 作者：周聪 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3期 内容摘要：“归乡模式”是现代文学史上乡村小说中一种比较常见的叙事模式，这类小说 常常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记录主人公归乡的艰难旅程或乡村的人事变迁，刻画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然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变化，“归乡模式”小说在叙事策略、人物设 置上表现出新的特色，如以魂灵的视角进行叙述等，一些小说还融合了现代派小说的荒诞感与 神秘感等素质，表现出新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归乡模式”小说叙事现代派色彩 “‘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模式，也称为‘归乡’模式”，它是乡村小说中一种比较常 见的叙事模式。“归乡模式”经鲁迅开创后，蹇先艾、萧红等现代作家在书写乡村经验时大多 都采用过这种模式；上世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众多的“知青小说”在结构上也具有“归 乡模式”的特点。进入新世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城务工的 农民、依附于城市的烟花女子等底层边缘人物纷纷成为“归乡模式”小说的表现对象。同时， 在叙事策略上，这一时期的“归乡模式”小说表现出与五四时期的归乡小说不同的审美风貌和 艺术旨趣，本文着重探讨它在叙事上的突破与创新。 一、叙事策略的演变 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在采用“归乡模式”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第一，注重讲述“离 去一归来一离去”中归来旅途的艰难，这类情况比较常见，如李树的《回家去》（《北京文学》2003年第2期）、张笑天的《回家》（《作家》2007年第7期）、田林的《回家》（《莽原》2006年第6期）、梁晓声的《回家》（《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等等；第二，将叙述的重心放在“归来”后，这类小说着重刻画归来后家乡的人事，比如徐则臣的《还乡记》（《当代》2007年第4期）、杜曙波的《博士儿子回家来》（发表于《朔方》2006年第7期）、陈应松的《夜深沉》（《人民文学》2010年第4期）、薛荣的《回家》（《江南》2010年第6期），等等。第一类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在春节前返乡过年，多注重故事的精彩性，讲述归乡旅途的奇闻轶事，叙事比较中规中矩，本文也就不多论述。这里以陈应松的《夜深沉》、王大进的《还乡记》（《山花》2007年第5期）、薛荣的《回家》为例，重点讨论第二 类小说中在“归乡模式”下表现出来的新的叙事策略。 陈应松的中篇《夜深沉》讲述的是隗三户从广州回家要地的故事，他想尽办法，历经波折，终不能成，最后离开家乡惨死路途。评论家张艳梅在谈到隗三户的归来与离去时说：“在隐喻 的意义上，他寻找的不仅仅是土地和家园，更是精神的永恒避难所，在这个黑夜弥漫的时代， 还有什么可以成为我们浪迹尘世的精神庇护？时代的功利，世界的混乱，自我的迷失，回归的 方向在哪里？隗三户充满了身份焦虑，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血泪打拼，他有了自己的家，然 而终究还是外乡人。”这篇小说在叙事上很讲究，以回家旅途发现偷牛者为始，又以离家时再 次发现偷牛者并被杀害为止。在这里，“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也有些稍微的变化，再离去的 是被乡土抛弃的灵魂。同样，在徐岩的《夏天里回家》（《作家》2007年第5期）中，满菊喝 完农药离开故乡，死在“再离去”的路上，也属此种情形。它们打破了常规的“归乡模式”， 主人公离去时人已死去，成为孤独的灵魂，它在叙事上改变了人的离去这一模式。 王大进的《还乡记》则更鲜明地改变了“归乡模式”的叙述策略，它是以人的灵魂的视角 来叙述故事的，灵魂与肉身的分离，通过灵魂的视角来观照肉身的回乡之旅。“我”和同乡外 出打工死在工地，哥哥将“我”装进麻袋，同老乡一起背尸还乡。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回到家，
中国新时期文学 第一章反思历史 一、伤痕文学 1、卢新华：《伤痕》 2、刘心武：《班主任》 3、白桦：《苦恋》（电影名《太阳和人》） “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二、朦胧诗 1、舒婷《双桅船》 2、北岛《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3、顾城《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三、知青文学 1、纯粹表现知青生活，同伤痕文学 ➢叶辛《蹉跎岁月》 ➢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 2、在表现知青生活的同时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次挖掘，同寻根文学 ➢阿城《棋王》 ➢张承志《北方的河》 ➢王安忆《小鲍庄》 3、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来述说荒谬的知青生活，独树一帜 ➢王小波《黄金时代》 四、反思文学 1、对反右、文革的反思 ➢鲁彦周《天云山传奇》 ➢张贤亮《牧马人》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古华《芙蓉镇》 ➢路遥《人生》 2、对历史的反思 ➢郑义《老井》 ➢余华《活着》 五、寻根文学 1、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觉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 2、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 3、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 ➢阿城《树王》《棋王》《孩子王》 ➢汪曾祺《受戒》 ➢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 作品鉴赏一： 1、作家：余华 余华，浙江海盐人，祖籍山东。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
新世纪军垦生活长篇小说略论 本文所称军垦小说是指新世纪以来出现在文坛上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生活为资源的文学创作。尽管无论是创作队伍还是创作数量在当下文坛上均处弱势，但由于其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历史经验和审美感受，军垦小说仍然成为了新世纪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作家主要有董立勃、红柯、张者、陆天明、王伶、褚远亮、李茂信等，其中，董立勃、红柯尤为突出。在学理意义上，由于军垦小说兼具了军旅小说和乡土小说的双重身份，所以在新世纪以前的创作和研究中，这种具有独特韵味的创作常常被淹没而没有受到重视。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创作边界的扩大以及向历史隐秘深处探究的可能性的增强，特别是董立勃、红柯等人创作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作为一种现象的军垦叙事就值得将其独立出来进行品味和研究。 一 新世纪军垦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土生土长的军垦后代，如董立勃、王伶、褚远亮，他们以一个见证者和体验者的姿态来书写“西部垦荒”的故事。这种写作透过一些外在文化或者话语阻隔，直接触摸军垦者的生存体验，呈现一个群体真实的人生本相。另一类就是军垦生活尤其是军垦历史的闯
入者，如红柯、张者、李茂信等，他们用审视的姿态考察了一群人的过去与现在，一片土地的前世今生，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往往具有批判的诗意。 作为第一代垦荒者的后代，董立勃非常熟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的生活。在他的眼里，那里充满了活力和故事，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人性的多样化作为动力的。他的“下野地系列”作品随着出版于2003年的《白豆》的一炮走红而获得广泛影响。 创作《化剑》的王伶也算是土生土长的新疆本地人。19岁之前的王伶一直生活在叶尔羌河畔的一个农场连队里。戈壁和胡杨林一直陪伴着她的童年，一批从北京押到新疆改造的右派打破了这个封闭的世界，这些右派在外人眼中算是“另类”，但却为王伶开辟了一个重新认识人生的窗口，并通过这个窗口发现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最真实最美丽的瞬间。《化剑》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平解放后的新疆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以刘铁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俞天白为代表的国民党起义部队，由敌变友，共同化剑为犁，在这新疆戈壁上共同创建美好家园的故事。 与王伶共同创作《月上昆仑》的褚远亮同样是新疆本土作家。褚远亮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现为新疆大学影视文学专业老师。王伶与褚远亮共同创作的《月上昆仑》讲述的是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