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与宪政之路
中国近现代史，对于整个华夏民族来说，是一段饱受侵略、充满凌辱的历史，而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段多少志士仁人在不断探索中国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这个时期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乱世，很自然地涌现出大量为信仰和理想前赴后继、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试图通过《天朝田亩制度》实现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愿望、同时颁布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尝试着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中兴四大名臣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兴办洋务运动挽救江河日下的清政府统治；以王韬、薛福成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以及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则选择了资本主义改良的君主立宪道路等等。无论领导阶级如何更迭，无论最初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们都在以一种探索的精神在寻求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出路。
可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青睐当初的有识之士，天京沦陷、甲午海战、戊戌政变都无一例外地击碎了他们对美好前途的构想。因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天朝以外的世界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他们却秉持着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保留君主专制制度，而这与当时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接下来的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把晚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中国也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事情的发展有两面性，我们需要辩证地去解读。”因为在这样的晚清再也无力用君主专制来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背景下，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一场探索宪政的大幕渐渐拉开了......
一、初试宪政之路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紧接着又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1911年5月，又被迫成立了责任内阁制。“清末新政、预备立宪”，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对它的评价分为两派对比相对鲜明的意见：比较普遍的是认为这是封建地主阶级一场被迫作出的，根本目的旨在延续其反动统治的变革，除了激化社会矛盾加重危机外别无其他；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肯定它在推动封建政权走向瓦解的作用，从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开启了探索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最初尝试。
在这里就结合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评析：一、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二、裁撤绿营，建立新军；三、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四、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等。不可否认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宗旨是继续维护其封建专制的，甚至还留下了皇族内阁的笑柄。但“无心插柳柳成荫”，就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新政却为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埋下了伏笔，首先要提到的是政治，设立了许多功能更加明确、更有近代意味的机构，从中央内部开始了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改革，中央职权的细化，从另一个层面反映的正式君权不再轻易独揽。经济上，为了扩充税源，它放松了对民间设厂、工商业的歧视，甚至奖励工商，第一次由封建政权内部颠覆了千百年来重农抑商的朝廷大纲，为迎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发展壮大的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不再仅仅生存在外国资本的工厂里，无产阶级得到发展的契机。文化上废除了封建科举制度，先后颁布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把近代教育的雏形用法令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影响至今。同时鼓励留学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培养了大批有识之士，为后来的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当然影响最瞩目、最直接的就是袁项城建立新军，锻造了近代史上最精锐的新式装备军队，为后来胁迫末代皇帝退位封建帝制奠定了军事基础。
只可惜处于苟延残喘的晚清政府并没有能通过此挽救它的统治，反而加快了被碾碎在历史车轮里的步伐，而这并不影响它在探索新政这条道路上作出的努力（清廷曾派出考察团出
访欧美），颁布的措施中同样不乏为后人借鉴、对后来影响深远的政策法律条目。是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宪政之路的初步尝试，对它的评价也许仍值得我们去细细商榷。
二、开辟宪政之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全国很快响应，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有13个省宣布脱离清王朝统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顺理成章地被各独立省份的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从此中国历史开辟了一条由资产阶级探索建立宪政、实现民主共和的道路。一个政权的性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所颁布的法律文献来判断的。临时参议院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我们分析判断辛亥革命中有关宪政的有力依据：一、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而“以参政权、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二、增设国务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内阁辅佐临时大总统，为行政机关；增设法院，行使司法权；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同时享有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的权利。三、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集会、出版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与被选举权等。
提到宪政这个词，毋庸置疑是个外来词，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同时期的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相对健全的、建立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基础上的民主，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对比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除了此上三权之外，孙中山还结合中国古代中央历来设置的考试、监察两大机构，从行政权中派生出考试、立法权中派生出监察（弹劾权）五权相互分权与制衡，这也是这部宪法被誉为“五权宪法”的原因。既符合了资产阶级的普遍民主规律，又不乏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制度层面更好地防止了专制。在国民权利方面，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这较之美国建国之初妇女、奴隶、黑人不能享受公民权利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国内民族问题上，也由当初的“三民主义”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否定少数民族满族，变成了“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等等。这些政策措施无疑是推动宪政在中国实现的有力保障。
然而，中国的宪政之路似乎注定不平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下，中外反动势力不愿轻易让出自己的利益。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不断地扶持在华代言人来加紧侵略、阻止中国的宪政之路，甚至支持其中的袁世凯、张勋等复辟帝制。但是辛亥革命早已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这些丑陋的行径也无不在国民的骂声中失败收场。
由于本文只是一篇近现代史短评，也没有牵涉到新中国最终实现宪政之路的分析，笔者缺乏深入的研究，纰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更难言得出权威的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具有两千余年浓烈封建残余的中国走向共和的路，是一条充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同时又是一条多么值得中国人自豪的道路。它不是由单纯的某个团体、某次运动一蹴而就的，是在不断继往开来、不断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值得我们现如今享受民主共和硕果中的人们好好珍惜。
18094809汉语言文学顾兴乾
二○一一年十一月六日
辛亥革命对当代政治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社会性质都发挥了关键性的引导力量。我想辛亥革命在驱动中国政治现代化方面的影响尤为引人注目,发人深省。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已绵延整整两千多年，在此期间历经了一代代王朝的变迁。这种历代政权的变迁并非革命，只是一种改朝换代。“原有政权的崩溃并非意味着造反者希望变更体制的运用规则，认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标准，仅是对效忠对象的改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辛亥革命在反对封建统治的同时，前所未有地提出建立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可以说是我国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发展的里程碑 ,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虽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依然命途多舛，发展风云多变 ,但“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辛亥革命及其以后中国在政治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为我国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珍贵的启示。 首先，辛亥革命从政治形态与体制上彻底推翻了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虽然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只是徒具形式，但这个形式使人们观念上引起的巨大转变却不容小觑。人们不再把自己看作皇上的“子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了这样的背景，各种政党团体、社会组织和报纸杂志纷纷涌现，政治生活空前活跃，民主精神普遍高涨。它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继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我想政党政治是辛亥革命对政治的影响中一个突出的亮点，对于国家政治结构与模式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皇权专制时代，政党不允许存在，即使在‘预备立宪’的清末，凡与政治及公事有关的结社集会，同样也不可以‘照常设立’。” 最后，我想以上海为例，尽可以说明辛亥革命在帮助各大城市确立以后的政治地位，增大政治影响方面的重大影响。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辛亥革命后上海政治及各方面突飞猛进的伟大意义：“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辛亥革命给上海带来的进步可以说是全方面的，尤其推动了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上海本身作为一个驰名中外的通商巨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极强的经济实力。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疾风骤雨般的革命更是为上海提供了一个政治突越的契机。“当时上海聚集了一大批有政治声望、有全国影响、有经济实力的士绅名流，如赵凤昌、熊希龄、伍廷芳、李平书，等等，他们的态度逐渐转变，与革命党人携手合作，大大提升了上海在当时政治风云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在上海整个漫长的发展进程中都可以算是一个意义显赫而无比重要的里程碑。
清末新政的原因 一、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清末政治制度改革的前期领导是慈禧太后，后期是摄政王载沣。纵观慈禧一生，思想并不守旧。不过她日常关注较多的是她个人的权势、地位。1898年在顽固大臣的挑唆和包围下，西太后一手扑灭了戊戌变法，然而两年之后，她又在西安亲自颁谕宣布变法，1905年则进一步接受臣僚的意见，同意实行宪政。慈禧对于变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给人以一种感觉，认为她同意改革“不过是对于国内不满的搪塞、贿赂和对于外国无力的软弱屈服，都是政府无能的表现”〔2〕。使人们对她发动改革的诚意表示怀疑。不过，由于她临朝听政数十年，掌握清朝大权，尽管有人对立宪不满和怀疑，但惮于她的专制淫威，对她的懿旨懿训还不敢违抗，在她去世前，各种新政尚能照常推行，朝政大局也尚能保持相对稳定。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使王朝失掉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加速了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3〕。继承皇位的是3岁的溥仪，由其父载沣监国。载沣主持朝政，使“朝廷当时失去了中心人物，令人发生一种空虚之感”〔4〕。“他没有时代所需要的魄力和才干”〔5〕。皇族内部围绕着权力，明争暗斗。光绪帝的皇后隆裕太后与载沣不谐。当时满洲贵族新派人物、两江总督端方是载沣的左右手，1904年11月隆裕太后借故解除了端方的职务，想以对端方的罢免“在政治上制服摄政王”。在朝政的处理上，载沣“施治寡术，用人无方”。他监国后，有见大权旁落，深感皇室的危险，拼命加强皇族集权。官制改革中，政要多用亲贵，竭力排斥和打击汉族官僚。他以戊戌年间袁世凯曾出卖其兄光绪，借口袁有“足疾”，解除袁的兵柄，将他逐回河南老家。湖广总督张之洞有见于此，“震惊无所措”，为求自保，自动交出所编新军，请改隶陆军部，于是，载沣任命铁良为兵部尚书，将兵权收归到自己手中。载沣的所作所为“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一切努力只是拼命抵挡或推迟国家的破产和政治革命”〔6〕。在第一届责任内阁中，新内阁以奕劻为首，皇族成员占了5名，且掌握军事、财政、外交等重要部门。载沣这样做，只是“形式上的加强，非但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且这种做法只能激起汉人的排满情绪”〔7〕，“越发加深种族的反感……并认识到当此内忧外患日深之时，为了保住国家，决不能把政权交给如此自私自利的满洲朝廷”〔8〕。从而使统治集团内部本来就已很深的矛盾更加激化。主持军机处和外务部、负责官制改革实际领导的庆亲王奕劻素以贪黩著称，与其子载振屡遭言官弹劾，奕劻怀疑言官受大学士瞿鸿禨指使，唆使学士恽毓鼎弹劾瞿，又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结果瞿被革职开缺回籍。领导集团内部如此，其他各部尚书之间也是势如水火，互相攻击。学部尚书张百熙与侍郎唐绍仪“因事互相揭参”，结果张遭到申饬，开缺归里，忧愤成疾去世。1907年云贵总督岑春煊入京任邮传部尚书，弹劾靠贿赂而当上侍郎的朱宝奎，为奕劻所不容，于是借口广东会党起事，调岑为两广总督，将岑逐出京师。岑行至沪上，托疾不行，拒绝赴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如此，而其他“在位诸臣，人各有心，或阳奉阴违，或始勤而终怠”。这就严重削弱了对政治改革的领导，加深了王朝统治的危机。 二、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
清末立宪运动综述 提要立宪运动是清末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近年来，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颇丰。结合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背景与时代变迁因素，举例分析各个领域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做一宏观性检讨。在此基础上，笔者阐发几点个人思考，试图加深本课题的研究。 关键词立宪运动立宪派革命综述 一、宏观回顾 长期以来，清末立宪运动研究，主要是附丽在辛亥革命史之下，当作背景衬托，或者是作为对立面的角色。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上述所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期，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才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学者直接探究的专题研究对象。总的趋势有三个特点：其一，总体评价由否定到肯定；其二，研究选题由宏观到徽观；其三，研究方法由批判论战到理性实证。可以说，这是一个逐渐疏离政治意识形态而回归学术理性的趋势。 立宪运动是清末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对于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清朝的覆亡、辛亥革命的发生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史学界也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学者研究这一段历史常用的史料约有六类：（1）报刊资料，如《申报》、《时报》、《预备立宪公会报》、《民立报》、《顺天时报》、《中外日报》、《民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等；（2）官书资料，如大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光绪政要、清史稿、清朝续文献通考、政治官报内阁官报等；（3）档案资料，主要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4）私人日记、文集，如《郑孝胥日记》、《荣庆日记》、《张謇全集》及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等人的文集；(5)年谱、传记及一般论著；(6)史料汇编等。可见这些基本上属于旧的史料，如何搞好新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编纂日显重要。 关于立宪运动史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界都是从反对革命的角度看待立宪派与立宪运动。如胡绳武、金冲及合著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李时岳的著作《张謇和立宪派》[1]，以及刘桂五的论文《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2]、龚书铎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3]，等等。这些论著为数不多，大都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批判立宪派改良主义道路的反动实质。 [1]李时岳：《张謇和立宪派》，中华书局，1962年。 [2]刘桂五：《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历史教学》1962年第8期。 [3]龚书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
辛亥革命与国民大革命的异同篇一 （1）背景不同。辛亥革命发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2）领导阶级不同。辛亥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国民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领导下进行的。 （3）革命成果不同。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国民革命基本上打垮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4）群众基础不同。辛亥革命只靠革命党的力量，国民革命中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胜利进军。 （5）革命纲领方面。从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明确反帝反封建。 （6）革命武装方面不同。由没有自己的军队，发展到建立黄埔军校，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7）群众觉悟程度不同。人民觉悟提高，国民革命时期“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8）斗争方式不同。辛亥革命是直接通过武装起义方式进行的，主要依靠新军和革命党人的力量，国民革命采取工农运动和革命战争想结合的方式进行，既依靠军队力量，又依靠工农力量。 篇二 一、领导阶级不同。辛亥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不愿意与帝国主义完全决裂，也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亿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国民革命是由国共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领导的，决定了国民革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当时的国民党，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其内容代表着各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因而成为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领导，动员了群众，促进了团结，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行。 二、群众觉悟程度不同。辛亥革命时群众对革命党人武力推翻清朝的革命手段缺乏认同，决定了其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如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忆的那样“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二是由于当时改良思潮盛行，
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金冲及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像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像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
一．教学目标： １．知识与技能： 知道：“预约变法”上谕，清政府新政措施，五大臣出洋考察，清廷预备立宪，《钦定宪法大纲》，皇族内阁 了解：清末新政与百日维新的主要措施，比较两者之异同。 ２．过程与方法： 从清末新政的举措与过程，剖析其实质与必然结果。 比较清政府先后推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背景与目的。 比较清末《钦定宪法大纲》与英国《权利法案》对君权的界定。 ３．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迫于形势，为巩固统治而推行的又一次自救运动。新政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相应的成效，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预备立宪”的有名无实和“皇族内阁”的政治骗局，暴露了清政府假宪政真集权的真面目，从而使它大失民心，不可避免走向穷途末路。 二．教学要点： 重点：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影响。 难点：清末新政预备立宪阶段的假立宪、真集权。。 三．教学过程： 学习导论：１．国旗简介：黄龙旗－十八星旗－五色旗－中华帝国旗 －青天白日旗满地红旗－锤子镰刀旗－四色旗－五星红旗 学习导论：２．光绪帝的３次改革：同光新政—百日新政—光宣新政 强调：清末新政名称：维新新政－辛丑新政－光宣新政 清末新政时间：①1901年－1905年；②1901年－1911年。 学习导论：两大主题：①“清末新政”；②立宪骗局
一．重点探究：１．清末新政开始的标志 西太后颁布“预约变法”上谕（1901年）——开始标志（观图） 资料：“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总之，法令必更，锢习必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内外臣工）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 ——西太后“预约变法”上谕一．重点探究：２．清末新政的原因 ①经历义和团的震荡和八国联军的打击，请政府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观图）资料：“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枇（shupi,甜高粱）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既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庚子西狩丛谈》这段文字中的“我与皇帝”指的是谁？答：慈禧和光绪； 这段文字描述了他们的一种怎样的经历？答：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狼狈西逃经历 ②庚子之后，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实现王朝的自我拯救。（目的） 资料：漫画：《民呼日报》－《官与民之担负》；《农民起义示意图》。 一．重点探究：３．清末新政的措施 ①教育：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等。 强调：1904年，颁布“癸卯学制”；西太后：1906年，科举制最终被废除；新教科书。资料：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从刊》之《第一二三次教育统计图表》） 意义：思想文化上：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造就了一个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②政治：改革官制，修订律法：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增设商部、学部 意义：政治上：开始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利于中国行政机构的近代化。 ③经济：颁布《商律》，奖励实业，创办大清银行。（观图）
关于辛亥革命起因问题的文献综述 学号：09313242 姓名：吴威其实，对于辛亥革命起因的问题史学界早就开始研究讨论了，无论是中国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甚至是海外学者都有瞩目的研究成果。他们一致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有部分的偶然性，但其爆发是大量历史因素累积起来的共同结果。其中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因素：思想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在这里我想着重总结有关思想及政治因素的论述，至于其中的具体内容接下里我会仔细阐述。 一、引起辛亥革命的思想因素 一场革命的发生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基础，各种思潮推动了并诱导了革命的发生。辛亥革命前出现了的大量社会思潮，包括反清排满思想、民主共和思想、国粹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思想因素为其中的三个内容。 1、反满排满思想。对此研究较好的有刘大年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他更多的从阶级利益方面分析了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认为“辛亥革命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为直接目标，具有浓厚的反满民族斗争色彩······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1高明和高燕军的《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2赞同并延续了刘大年的观点，将反满与阶级斗争进行联系。钟珍维的《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反满问题》3、钟卓安的《辛亥革命与反满思潮》4和张振铎的《论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反满革命思想》5则都从当时危亡的民族局势来分析，反满思想的提出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意识，达到使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的目的。 2、民主共和思想。郑克强在其《略论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一文中认为“民主共和国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先进性和实践性”6这种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有力的。美国学者沙培德在《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国家与社会的制衡》7中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民主共和思想情况的新视角。刘义辰的《论清末民主共和思潮的兴起》直接认为民主共和思想是“反对封建、反对复辟的思想武器”8，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做了思想准备。 3、国粹主义思想。这方面的研究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9、房德邻的《论国粹主义》10认为“它鼓吹‘排满革命’，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其实是狭隘落后的一种思想，是反满思想的极端化表现，很快就退出了历史。此外，郑师渠则有专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1一书，
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摘要：辛亥革命被称为“不结果实的花”，本文围绕着这一观点，以辛亥革命的背景及历程作为基础，阐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之处与其历史意义。不夸大辛亥革命的正面影响，也不对它的历史进步方面的意义予以抹杀，客观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袁世凯，失败，历史意义 一、革命背景 1、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而帝国议会产生的历程和君主立宪制的实现，特别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激励了中国官僚、士绅等追求宪政。日本实行宪政的步骤和朝野推动立宪的方式成为了中国朝野各界开展立宪运动的范例。 2、清末变革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维新派人士发起“戊戌变法”，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公元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对，导致流产。1901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2月5日，清末立宪派开始结成组织推动君主立宪。1905年，清政府曾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1907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集权皇室的阴谋；令有心改革之士大失所望，转而同情革命，也敲响了亡清的丧钟。 3、文化与军队的革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4、革命团体的陆续成立 革命的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还有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
清末新政的成败 2011-10-03 第09版：中外历史 作者：高放来源：学习时报字数：6181 清廷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1898年镇压了维新派的戊戌变法之后，很快引发了 1900年义和团的暴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在国难加深的险境下，慈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大清王朝的世代威权，不得不从 1901年重新开启变法，推行新政。以往史学界对新政多加否定，甚至认为“新政实际上是一种苛政”。这有失偏颇。我认为清末新政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清末新政历经10年多，大体上可分为前5年与后5年两个时期，在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法制方面的成就后期比之前期更为显著。但是新政终归失败。其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非常值得重新总结。 经济方面，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快。1902年 2月的上谕强调提出：“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同时又指明：“振兴农工商业，以保利权。”（《光绪朝东华录》总节 4830页）可见振兴农工商业，旨在保护国家利益主权以抵御外国资本入侵，这个宗旨是明确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尤其是义和团的内乱和八国联军的外祸给农业造成很大破坏，所以新政从恢复农业起步。主要措施是激励开荒屯田，扩大耕地面积，改进农业技术，大力兴修水利。由官方兴办农事试验场，是破天
荒的新举措。1902年首先在保定办一所农事试验场，1906年进而在福州、北京、济南、盛京（沈阳）等地增设开办，引进日、美等国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和新农具（如洋犁、畜力机器、割麦器、玉米自束器）等。现代化工业也开始由官方倡导。1901年开始由北京进而在多省设立工艺局或劝工局，用招股办法开办股份制企业。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并举。我国的民族工矿企业到1901年仅有156家，到1911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就达到700多家，资本总额拥有1.3亿元，产业工人增加到60万人。20世纪的头10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高峰。新政期间铁路发展尤其迅速，到1911年约达9000公里，比1895年约增长20倍。其中京张铁路在詹天佑总工程师领导下从1905年开工到1909年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完全自立自建，又有“詹天佑挂钩”的创新，震惊中外。电报、电话业务开始独立自立发展。1905年北京建立的京师华商电气公司，发电设备为150千瓦。这是我国自办的第一个发电厂，标志着我国迎接世界电气化新时代的开端。电气化开始起步。1905年天津首建电产品工厂（制造电震子、起电盘、电铃、电池等），1906年天津出现有轨电车，1907年上海设官办市内电话局。工商业和金融业随即获得新发展。清廷于 1903年设商部，鼓励各地兴办商业公司、轮船公司，保护私营商业权益。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第一次有明显迅速增长，1907年比1900年几近翻一番。部分商品如耐火材料、棉纺织品、面粉等开始投进国际市场。1903年开设铸造银钱总厂，发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清朝最后十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满清皇室威严丧尽，颜面扫地。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走狗，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社会矛盾加剧。在统治内外交困之际，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力挽狂澜，延续统治。然而事与愿违，“新政”非但没有能够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反而半路夭折，连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垮台。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比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色彩的“新政”会失败，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骗性 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者必须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⑴细数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国有“铁血宰相”俾斯麦，俄罗斯有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而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人。主持这次改革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先看慈禧，虽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好事，但作为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绝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权力中度过，她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权力，如何让清政府免于灭亡，至于救亡图存不过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她或许具有改革的意识，但是她并没有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国人心中，她只是个擅玩小聪明的权利狂，“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再看载沣，他比慈禧太后没有能力也没有手段还没有威望。他主持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驱逐袁世凯、重用亲贵、成立皇族内阁、拒绝立宪派的请愿及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会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这样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败之理？ 再者说，“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责为“假维新”“伪变法”，陈天华曾说﹕“见从前守旧惹的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人耳目”。⑵从1901年1月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几个月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宪政以达到皇位永固，内乱可弥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预备立宪”上谕，宣称要“仿行宪政”，这才勉强与政治改革沾点边。但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谓“新政”做的不过是发展实业、充实武备以及办学堂、办警察、清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更何况新政还有讨洋人欢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签订和约的用意。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前引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他为清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这样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实质。 二、国内财政拮据，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和启示 内容摘要：20世纪初，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旨在挽救统治危局的革新运动，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自身局限，改革终告失败，清政府最终走向覆亡。 关键字：清政府、不得不、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宪政、辛亥革命 1．改革背景 那是一个值得全中华儿女永远铭记的时期。八国联军侵华，尽管有义和团战士和部分清军的英勇抗敌，但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中国战败了。首都北京成了侵略者烧杀抢掠的天堂，中华民族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屈辱和深重灾难。侵略者是无情的，在弱肉强食法则的支配下，她们奉行了一套侵略逻辑：我打了你一棍，震痛了我的手，所以你必须付出代价。向侵略者祈求或投降是无用的，反而会遭嘲笑、鄙视和变本加厉的侵略。全民族奋起抗争，并把斗争的矛头越来越多的指向了腐败的清政府。 清政府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展开了垂死的挣扎。对外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背负上巨额外债；另外，由于清政府的岁收入不足以支付巨额外债，而不得不向列强进行政治大借款。这样清政府就不得不每年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借款利息，而财力匮乏的清廷不得不将此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一方面，老百姓不得不支付清廷的沉重赋税；另一方面，各级管理更借收税之名巧立名目，对广大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敲诈。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奋起反抗，深刻震撼了清朝统治。再者，甲午战争抗击八国联军的失败，清政府治理国家的自主权受到极大削弱，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而这更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人民群众对清政府的失望是革命党获得了更大的市场，清廷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面对摇摇欲坠的统治，最高统治者慈禧老太后坐不住了，不得不改弦更张，抓起了两年前拼死反对的维新变法的大旗。 2．对改革措施的评价 早在慈禧逃难西安的时候，就发布了改革上諭，痛下决心改革图强。改革是从经济领域里开始的，不能不说清廷的的经济改革是一场推进经济近代化。首先，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看，都是为了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不仅适应了世界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还有利于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同外国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更重要的是笼络了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扩大了统治基础，稳定了统治秩序；其次，这种经济改革也有利与人们思想的解放，是清政府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创新。以往朝代，她们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重农抑商，而清政府却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不能不说是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否定，而对这一实行了数千年政策的否定确实需要极大的改革魄力﹑决心和勇气；同时，这种政策也是对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农本商末”、“重义轻利”思想的巨大冲击，引起了人们价值关念的巨大变化，人们的价值追求开始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清廷的的经济的改革是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经济改革的成果来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新设立的资本额超过万元的民族资本厂矿达800家，资本总额
摘要：本文通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基础对比，民智程度对比，探究了其对于近代中国改革的历史启迪。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素质较高的民众、经济基础的发展、政府的强有力之下，我们的改革才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关键词：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基础、民智 正文 一、政治力量对比。在戊戌变法之前，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可是洋务运动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其本质并不是以根本方式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是如何避免圣道沦亡，如何师事洋人；最根本的它并没有将中国政治观念代入近代国际的框架之中。因此，正是由于其没有将改变中国政治观念纳入其改革的范畴以内，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势力才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戊戌变法却把改变当时中国的政治观念纳入了变革的范畴，其目地是想从政治观念的改变进而致使政治制度的改变。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把，主要的政治力量分为，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而在清政府之中，又分为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顽固派和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变革派。不难看出，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变革派和立宪派的的观点十分契合，于是他们一拍即合。但是，当时中国政治力量以清政府为首，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顽固派又是清政府的绝对意志，因此，戊戌变法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只能以光绪皇帝软禁宫中，六君子喋血宫城落下帷幕了。接着，随着时间的推演，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清政府势力不断衰弱，随着慈禧太后的罪己、变法护权而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为何慈禧太后会改变其政治态度呢？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一下几点。其一，随着庚子之变和西狩的经历，对百姓艰苦生活的真正体会，由此而产生的内疚心里，是促使慈禧太后政治态度由顽固守旧向变革进步的重要原因；其二慈禧太后面临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帝国主义不断讹诈中国，中国不断丧权辱国，另一方面国内民族矛盾突起，反满的呼声越发强烈，统治阶级内部群臣改革呼声不断壮大。当然最最主要的还是慈禧太后希望借助新政——宪政，富国强兵，巩固权力，恢复自庚子之变后的权威。但是，清末新政注定是效果甚微的。其一，清末新政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其二，在这样的大变革之下，必须有这样的一种控制力——能够统合社会各个阶级的绝对控制力，以及足够的权威，但是清政府恰恰缺少的就是这样的权威于控制力，因此必将导致变革的不彻底。其三，清末新政的着重之处便是宪政。清末新政是将皇权不变为主，辅之以民权，但恰恰相反的是，宪政是以限制公权力，以民权为核心，清政府这一做法就像是披着宪政的羊皮，而其本质是维护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恶狼。但是清末新政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钦定宪法大纲》、《重大信条十九条》，虽然本质维护了封建统治，但是其无意识的还是发展了民权。 二、经济基础。在戊戌变法之前，洋务运动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就发展军工业，以及一系列民族企业做出过巨大努力。但是不用说军工企业，大部分的民族企业的背后实质是政府人员。因此，戊戌变法之际，大部分资产阶级还有另一个身份——官僚阶层。改变上层建筑，必须动摇其经济基础。戊戌变法要改变的是政治制度，正是需要让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收缩权力，而这些资产阶级又怎么会去动摇与其息息相关的清政府呢？其资产、地位正是来源于清政府。因此，无法获得经济上的支持，戊戌变法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百日维新了”。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刺激之下，再往后的几年，以民间资本家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其在获得了经济上的地位后，必然谋求政治上的发展。此时的清政府的实力也大不如从前了，无法无视部分资产阶级的力量，更加不允许其举起革命派的旗帜，因此只能通过新政来满足资产阶级的需求。但是，民族资本家最大的威胁并不
第九讲：“他败”抑或“自败”：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 教学目标： 识记、认知清末新政在不同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正确理解清末新政失败的“他败论”和“自败论”两种观点。通过学界对清末新政的不同看法，客观评价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对历史事件，正确、客观的评价观。 教学重点： 1、清末“新政”的主要改革措施。 2、正确对清末新政的进行评价。 教学难点： 1、如何理解学界对清末新政失败的“他败论”和“自败论”两种观点。 2、探讨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时，如何树立对历史事件正确的评价观 教学内容： 一、清末“新政”的概况 第一阶段主要推出了官制、学制、兵制、工商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另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清末新政进入第二阶段，核心是进行体制变更。主要内容包括：宣布“预备立宪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成立责任内阁等。 二、学术界有关清末新政失败原因的探讨 （1）“他败论”。其基本观点是“辛亥革命导致了清末新政的中断”。 （2） “自败”论。将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内部因素，认为即便没有辛亥革命，清末新政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3）综合因素影响。 三、探讨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韬略层面上：看“新政”重大战略出台的动机、时机。 谋略层面上：看清政府有关“新政”改革的整体规划 。 策略层面上：看清政府如何处理推行“新政”过程中所碰到的两难困境。 晚清最后十年，清政府厉行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方方面面发动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宣布改革的恰恰是不久前发动戊戌政变的西
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可以说，清末新政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后世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纵观各文献，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无意义，认为清朝再过几年就有立宪，便废除君主专制；也有人否认清末新政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无非是清朝快崩溃前的苟延残喘，与辛亥革命并无直接联系。 我认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是息息相关的，无论从经济、文化、法律……辛亥革命的发展都是与清末新政极有关系的。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下面我分别阐述下我的观点： 一、君主立宪削弱了清廷的控制力 1901年开始的仿行立宪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表面看来，君主立宪似乎既能让屡战屡败的清政府恢复体面，维持君主统治，又能稳定社会，强国富民，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一种比较稳妥的渐进式改革。 但政治改革风险极大，它尤其需要最高领导人（层）在长期执政经历中形成的领导权威。这种权威是攻克改革难点，稳定改革成果的关键所在。而清政府在与外敌入侵的较量中却一败再败，大失人心，1900年与八国联军开战前，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重臣合奏：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提出：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紧接着抗旨发兵救京，实行东南互保。反击八国联军的失败使慈禧的执政能力受到极大质疑，而1908年光绪、慈禧的相继去世，使得形势更加恶化，清政府也失去了稳定和控制社会政局的最有力法码。这样，君主立宪的主要领导权就落到了以醇亲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手里，而政治资历和权威的缺乏使得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困难重重，也迫使他们更多地依赖本族亲信，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维系满族高层的实权，而这恰恰同君主立宪要求的权力开放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改革中的许多做法使一大批被点燃改革热情的有识之士感到失望与不满，清末的政治新政进入了不改不行，越改各种政治势力越不满的怪圈之中。 而与君主立宪配套的中央官制改革加剧了更多官员的离心倾向。1906年，“五大臣”组成的政治考察团结束日、美、欧访问回国，在随后的考察报告中，他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而随后的改革事实也验证了这一观点，这也是相当多的官员在君主立宪与共和之间采取骑墙态度乃至最终抛弃清朝的原因。1906年起，中央官制改革开始实施，三权分立、分职专任、责任内阁等西方先进的行政体制初露端倪：实行内阁成员大臣制，做到“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中央机构则通过留、改、并、增，使设置更合理；官员人数采取以事而定，以职而定的方式，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清末的官制改革却使部分汉族官员丧失了一定权力，而对满族官员影响较弱，因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大权不旁落满族之外。如政府规定凡涉及皇族、宫廷事务的机构，如宗人府、内务府等或予保留，或改换名称，导致在军机处和11个部中，满人、王公亲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