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可以说，清末新政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后世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纵观各文献，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无意义，认为清朝再过几年就有立宪，便废除君主专制；也有人否认清末新政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无非是清朝快崩溃前的苟延残喘，与辛亥革命并无直接联系。
我认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是息息相关的，无论从经济、文化、法律……辛亥革命的发展都是与清末新政极有关系的。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下面我分别阐述下我的观点：
一、君主立宪削弱了清廷的控制力
1901年开始的仿行立宪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表面看来，君主立宪似乎既能让屡战屡败的清政府恢复体面，维持君主统治，又能稳定社会，强国富民，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一种比较稳妥的渐进式改革。
但政治改革风险极大，它尤其需要最高领导人（层）在长期执政经历中形成的领导权威。这种权威是攻克改革难点，稳定改革成果的关键所在。而清政府在与外敌入侵的较量中却一败再败，大失人心，1900年与八国联军开战前，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重臣合奏：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提出：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紧接着抗旨发兵救京，实行东南互保。反击八国联军的失败使慈禧的执政能力受到极大质疑，而1908年光绪、慈禧的相继去世，使得形势更加恶化，清政府也失去了稳定和控制社会政局的最有力法码。这样，君主立宪的主要领导权就落到了以醇亲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手里，而政治资历和权威的缺乏使得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困难重重，也迫使他们更多地依赖本族亲信，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维系满族高层的实权，而这恰恰同君主立宪要求的权力开放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改革中的许多做法使一大批被点燃改革热情的有识之士感到失望与不满，清末的政治新政进入了不改不行，越改各种政治势力越不满的怪圈之中。
而与君主立宪配套的中央官制改革加剧了更多官员的离心倾向。1906年，“五大臣”组成的政治考察团结束日、美、欧访问回国，在随后的考察报告中，他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而随后的改革事实也验证了这一观点，这也是相当多的官员在君主立宪与共和之间采取骑墙态度乃至最终抛弃清朝的原因。1906年起，中央官制改革开始实施，三权分立、分职专任、责任内阁等西方先进的行政体制初露端倪：实行内阁成员大臣制，做到“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中央机构则通过留、改、并、增，使设置更合理；官员人数采取以事而定，以职而定的方式，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清末的官制改革却使部分汉族官员丧失了一定权力，而对满族官员影响较弱，因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大权不旁落满族之外。如政府规定凡涉及皇族、宫廷事务的机构，如宗人府、内务府等或予保留，或改换名称，导致在军机处和11个部中，满人、王公亲贵占
多数。尤其是1911年5月清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后，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仅四人，被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这次事件直接导致汉族重臣和民众的不满，也极大推动了人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热情。
此外，地方自治改革也加强了地方离心力。为准备宪政改革，清政府提出了地方自治改革：“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又为宪政之初基，诚非首先开办不可。”地方宪政的第一阶段是自发建立以新式绅商为主体的地方自治组织，其中以“南学会”与“保卫局”最具代表性。第二阶段是颁布法律来支持和规范地方自治，如1909年1月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又相继颁布了《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钦定宪法大纲》等。如果说1900年的“东南互保”是一次被迫无奈的部分地方自治，而这次却是得到清政府推动的全国地方自治。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督抚和士绅的自治能力和参政水平大为提高，为辛亥革命后许多省份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作了思想、组织和人才上的准备。
总之，由于清朝权力的顶端失去了应有的权威，中央官员对自身权力丧失或缩小的不满，地方势力自治独立能力增强等因素，清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离心官员群体。为克服地方分离倾向，清政府就必然会要求权力的再次集中，政府与地方矛盾日趋尖锐。这也是后来辛亥革命能轻易爆发和迅速蔓延的一个客观条件。
二、经济新政触犯众怒
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使地方政治人物的参政热情日益高涨，同时经济新政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物欲，促进了兴办实业的浪潮。但清政府在铸币、路权上的新政举措却使地方相关群体十分不满。
其一，铸币及货币发行权政策朝令夕改，导致清政府经济掌控力丧失。由于铸造和发行货币利润丰厚，各地银元、铜元滥发现象严重。受当时世界金本位机制的影响，中国不合理的战争赔款被迫以金价结算，使得清末银贱金贵和通货膨胀现象严重。为此，清政府曾就钱币的铸造和发行进行过三次较大力度的集权改革。1899年6月，清政府下令除湖北、广东以外，所有造币厂停止铸银，遭到地方强烈抵制。不久，天津、江宁造币局、吉林造币局、福建造币局先后获得了清政府的铸银许可，统一银元计划被迫流产。1901年8月，清廷又一次发布上谕，除湖北和广东以外，其余各省停止铸银。但在强大的地方势力软硬兼施下，江南、四川、山东、奉天等不久仍获得了铸银许可。1903年，清廷决定在京师设立银钱总厂，“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于京设立铸造银钱总厂。俟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所有完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但这次改革仍未解决以各省督抚为中心的币制“分权化”局面。统一发行，控制金融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须，但币制改革欺软怕硬的做法使许多地方势力更加轻视中央权力，进而加剧了当时的经济乱象。一篇名为《国民破产之恶兆》的时评这样记载，当时由全国重大的钱庄、商号倒闭所引起的社会混乱事件，“宣统元年（1909年）三件，二年八件，今年仅过五月而已有五件。其救济用款约三千余万两，而搁而不理者尚多”。
其二，清政府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使得民怨沸腾。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允许商办铁路。结果“在1903年～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四川等内陆省的积极性更高。川路集股总额达白银1170多万两。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也就是川汉铁路总公司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摊派集资，这使得大量的农民入了股。不久，新入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人认为民间集资方式影响铁路建设速度和其它经济发展，铁路管理也更难。因此，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建设粤汉、川汉铁路的资金转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这使川汉等地百姓“发财梦”破灭。而把借款利益转给西方国家的行为更使百姓无法理解。另外，清政府对原铁路集资公司投资橡胶亏空的300万两百姓血汗钱不予认可，种种行为激起民愤从而导致了1911年6月的四川保路运动，并由此促成了武昌起义。
各自为路成不了国家铁路系统，这一认识是具有现代感的。但正如袁世凯、张之洞所奏之言：“错在决策的不合时宜”。因为它忽视了帝国主义入侵，尤其是八国联军带给中国人民心中的愤懑情绪，更无视百姓的直接利益。此外，盛宣怀既是新当选的邮传大臣，又经营着许多大企业。他主掌的汉冶萍公司可生产当时所需的一半左右的铁轨，有理由怀疑当初的决策同他个人的私心有一定联系。当然，不合时宜的决策背后是清政府的经济窘相。《辛丑条约》9.83亿战争赔款，加上新政所需巨额开支使清政府入不敷出，如1910年，清政府财政收入29000万两，财政支出35000万两，亏空达6000万两。为补财政缺口，各级政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社会动荡。这就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社会条件。
三、文化新政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文化环境
辛亥革命要在全国取得成功，单靠孙中山深刻的革命思想和他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起义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社会大背景的配合，而清末新政在教育与舆论等方面的改革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
新政中对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废除科举制。清政府从1901年起开始逐步废除科举，在袁世凯、张之洞等推动下，慈禧于1905年9月2日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19世纪时，每次科举考试有近20万名考生，中榜率约为0.9%，做官率更低，为0.4%左右。但科举制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一种改变人生的希望，从而把大量才子吸引到浩瀚的古籍中，抹平了他们的反叛思想。而科举废除后，官员选拔渠道多样化、知识新颖化和人生价值多元化等因素使得新式学堂中出现了一大批读书不为做官而为追求真理的新式知识分子。清朝学部总务司编的教育统计图表显示，1902年在校学生数仅6912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其中相当数量的学生投入到军校学习中，不少人还远涉重洋出国留学。新式教育使传统旧思想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催生了各种新的思想观念。他们组成了各种学派和团体，许多人后来又进入了官界、工商界、出版界、军界等社会重要领域。而新式知识分子中的相当部分成为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这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准备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见解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去影响社会，清政府不自觉地配合了这一渠道的建设。新政中，清政府相对放松了“报禁”和“言禁”。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全国各地的新办报刊为34种，1911年达209种，十年增长率约为515%。1906年起清政府发布了《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应守条例》、《大清报律》等法律条文来规范和保护报业。此外在《钦定宪法大纲》中还规定“臣民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出版、著作及集会、结社等，均准其自由”。当然，清政府扩大报刊与言论自由度的主要目的是使舆论对新政能“以息邪说，而重关防”，“用以维持正义，防止讹言，使舆论既有所发抒，而民听亦无淆感”。但舆论环境的放松为社会新的语境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西方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孙中山深知报刊的政治教化功能，“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 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在报刊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用高度凝炼的词语，使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传向整个中国。
革命党人深知文言文报刊是给读书人看的，所以大力推广白话报刊书籍。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直言不讳地正面号召反清反帝，奋起革命。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鲁迅曾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此外，口口相传更是底层百姓的沟通方式。这种传播更易形成许多不利于清廷的“误传”。如浙江省遂昌县设立学堂，调查户口，南乡一带人们却在传说学堂会害人虐民，不利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结果造成大批农民聚集，提出“誓灭学
堂，以安农业”，旋即爆发了民变。又如宣统年间，革命党人景梅久在陕西长安仰望当时天上出现的彗星，随口造出“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的谶谣，并假说此谣已流传了好久，不知是什么意思，故意引别人做出预兆“大清家快亡了”的解释，结果此谣使得“人心大摇动起来”。
清末新政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客观上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力冲破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其一，不合时宜的君主立宪改革与恰到好处的武昌起义两者的交汇加剧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崩溃力度，尤其当清末新政无法使大多数人感到受益时，社会希盼一种更猛烈的革命冲击的到来。其二，孙中山是辛亥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革命党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精神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梁启超所言：“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地把全盘交出”。“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起迸现的结果”。其三，国家改革的成败关键是看能否让大多数人得利。虽然清末新政也涉及农业，但其主要内容是举办农业学堂和农事试验场、引进与培育新品种等，这些对广大农民生活的改善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新政愈多，靡费愈重；筹款愈繁，民生愈蹙”。
总之，处在极端贫困和国耻中的中国需要一种巨变来改变，清末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浅谈辛亥革命 【论文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救亡图、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领导下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伟大革命。尽管革命最终失败，但是这次改革尝试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封建民主孙中山成功失败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他们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实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权利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二、辛亥革命的爆发及破产 1911年清政府“铁路国有”的政策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1911年10月10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使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1911年11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影响 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期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是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制帝的复辟，如袁世凯洪宪帝制，但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
2010-2011年第二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专业：班级：任课教师： 姓名：学号：成绩： 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翻了皇帝，结束了中国二千余年的专制统治，而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划了一个句号，使19世纪中叶开始被迫进入近代的中国相对说来抛却了旧传统的束缚，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制度，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客观准确的审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正确批评辛亥革命成败的前提，当然不能把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而不断高涨。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暂时的后退。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一切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牺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辛亥革命是1911年在中国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中国思想的启蒙与近代化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
辛亥革命对当代政治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社会性质都发挥了关键性的引导力量。我想辛亥革命在驱动中国政治现代化方面的影响尤为引人注目,发人深省。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已绵延整整两千多年，在此期间历经了一代代王朝的变迁。这种历代政权的变迁并非革命，只是一种改朝换代。“原有政权的崩溃并非意味着造反者希望变更体制的运用规则，认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标准，仅是对效忠对象的改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辛亥革命在反对封建统治的同时，前所未有地提出建立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可以说是我国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发展的里程碑 ,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虽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依然命途多舛，发展风云多变 ,但“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辛亥革命及其以后中国在政治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为我国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珍贵的启示。 首先，辛亥革命从政治形态与体制上彻底推翻了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虽然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只是徒具形式，但这个形式使人们观念上引起的巨大转变却不容小觑。人们不再把自己看作皇上的“子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了这样的背景，各种政党团体、社会组织和报纸杂志纷纷涌现，政治生活空前活跃，民主精神普遍高涨。它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继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我想政党政治是辛亥革命对政治的影响中一个突出的亮点，对于国家政治结构与模式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皇权专制时代，政党不允许存在，即使在‘预备立宪’的清末，凡与政治及公事有关的结社集会，同样也不可以‘照常设立’。” 最后，我想以上海为例，尽可以说明辛亥革命在帮助各大城市确立以后的政治地位，增大政治影响方面的重大影响。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辛亥革命后上海政治及各方面突飞猛进的伟大意义：“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辛亥革命给上海带来的进步可以说是全方面的，尤其推动了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上海本身作为一个驰名中外的通商巨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极强的经济实力。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疾风骤雨般的革命更是为上海提供了一个政治突越的契机。“当时上海聚集了一大批有政治声望、有全国影响、有经济实力的士绅名流，如赵凤昌、熊希龄、伍廷芳、李平书，等等，他们的态度逐渐转变，与革命党人携手合作，大大提升了上海在当时政治风云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在上海整个漫长的发展进程中都可以算是一个意义显赫而无比重要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与国民大革命的异同篇一 （1）背景不同。辛亥革命发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2）领导阶级不同。辛亥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国民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领导下进行的。 （3）革命成果不同。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国民革命基本上打垮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4）群众基础不同。辛亥革命只靠革命党的力量，国民革命中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胜利进军。 （5）革命纲领方面。从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明确反帝反封建。 （6）革命武装方面不同。由没有自己的军队，发展到建立黄埔军校，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7）群众觉悟程度不同。人民觉悟提高，国民革命时期“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8）斗争方式不同。辛亥革命是直接通过武装起义方式进行的，主要依靠新军和革命党人的力量，国民革命采取工农运动和革命战争想结合的方式进行，既依靠军队力量，又依靠工农力量。 篇二 一、领导阶级不同。辛亥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不愿意与帝国主义完全决裂，也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亿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国民革命是由国共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领导的，决定了国民革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当时的国民党，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其内容代表着各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因而成为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领导，动员了群众，促进了团结，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行。 二、群众觉悟程度不同。辛亥革命时群众对革命党人武力推翻清朝的革命手段缺乏认同，决定了其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如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忆的那样“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二是由于当时改良思潮盛行，
论辛亥革命的失败与教训2007-04-15 15:59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是由民族危机加深以及社会矛盾激化而引起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它是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的巨变，促进了民族觉醒。但是，它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在此，我主要论述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一面，以及它的失败所带来的历史教训。 辛亥革命由于袁世凯窃国而流产。我认为其失败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不可能允许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一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也不会允许其建国而危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联合起来绞杀了这场革命。 2．从主观方面来说，辛亥革命没有彻底的反帝纲领，革命党人甚至对帝国主义还抱有天真的幻想，企图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侵略中国的局面没有任何改变。辛亥革命没有彻底的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平均地权”的主张未能实行，无法调动农民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不能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内部较松懈复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先天畸形，后天发育不良，没有强大的力量来完成革命，一方面要依赖外国资本主义的，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敢也不想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方面又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阵营，甚至拱手把政权让给了袁世凯，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同盟会对暂时被迫承认共和制度的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斗争不力，致使立宪派和旧官僚采用“和平篡权”或“政变篡权”的方式，先后窃夺了许多起义省的领导权。一些掌了权的革命党人，也很快丧失革命意志，甚至蜕变成新的官僚政客。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政令军令，无法贯彻执行，甚至公开遭到违抗，致使南京临时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重重困难。孙中山积极主张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北伐，就是因为受到多方掣肘，不得不半途而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还表现在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惧怕群众的革命斗争。对农民的自发斗争，不仅不积极支持，反而多方限制，甚至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严重脱离农民群众，得不到民主革命主力军的支持，因而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内外反动势力的逼迫下，只得妥协退让，将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政权拱手让给封建势力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使辛亥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 3．在军事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党缺乏统一的战略部署和积极进攻的精神，这既是资产阶级本质的弱点的表现，也是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的重要原因。如武昌起义前，缺乏全国起义的周密计划和部署，武昌首义成功及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后，又未能实行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致使武汉的革命军不能及时得到其它各地切实有力的支援。在武汉的革命军方面，由于领导权没有完全掌握在真正的革命者手中，并缺乏革命的军事指挥经验，因而在面临优势清军进攻的严峻形势下，未能实行如恩格斯在总结历史上起义经验时所指出的那种方针：“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①，以致陷于被动境地。例如，起义军在攻占由残敌据守的刘家庙之后，未能及时集中兵力攻歼初到滠口一带的北洋军先头部队。又如，当北洋军分批南下，向汉口逼近时，除湖南外，其它各省均未及时出兵配合。湖北省的革命党人，也未及时将本省各处起义武装统一起来，尤其不懂得将积极反清的农民群众组
关于辛亥革命起因问题的文献综述 学号：09313242 姓名：吴威其实，对于辛亥革命起因的问题史学界早就开始研究讨论了，无论是中国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甚至是海外学者都有瞩目的研究成果。他们一致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有部分的偶然性，但其爆发是大量历史因素累积起来的共同结果。其中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因素：思想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在这里我想着重总结有关思想及政治因素的论述，至于其中的具体内容接下里我会仔细阐述。 一、引起辛亥革命的思想因素 一场革命的发生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基础，各种思潮推动了并诱导了革命的发生。辛亥革命前出现了的大量社会思潮，包括反清排满思想、民主共和思想、国粹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思想因素为其中的三个内容。 1、反满排满思想。对此研究较好的有刘大年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他更多的从阶级利益方面分析了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认为“辛亥革命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为直接目标，具有浓厚的反满民族斗争色彩······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1高明和高燕军的《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2赞同并延续了刘大年的观点，将反满与阶级斗争进行联系。钟珍维的《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反满问题》3、钟卓安的《辛亥革命与反满思潮》4和张振铎的《论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反满革命思想》5则都从当时危亡的民族局势来分析，反满思想的提出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意识，达到使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的目的。 2、民主共和思想。郑克强在其《略论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一文中认为“民主共和国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先进性和实践性”6这种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有力的。美国学者沙培德在《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国家与社会的制衡》7中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民主共和思想情况的新视角。刘义辰的《论清末民主共和思潮的兴起》直接认为民主共和思想是“反对封建、反对复辟的思想武器”8，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做了思想准备。 3、国粹主义思想。这方面的研究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9、房德邻的《论国粹主义》10认为“它鼓吹‘排满革命’，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其实是狭隘落后的一种思想，是反满思想的极端化表现，很快就退出了历史。此外，郑师渠则有专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1一书，
浅谈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及教训 聂冰晨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辽阳111000）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他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辛亥革命已过去百年，百年之中，对于它的评价层出不穷，褒贬不一。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它已成为过去。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只有从其中借鉴到避免我们再次重蹈覆者的经验，才是我们学习、评论辛亥革命最应该做的事情。 关键词：辛亥革命历史成败借鉴学习 功过自有后人评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当年之人，或许都已远逝，他们或留名历史或无闻于人们心中或被人们唾骂，但百年之后，他们都已化作尘土；当年之物，或孤独的陈列于博物馆或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或留下了一段往事的印记或抹去了这段历史的踪迹；当年之事，流传至今，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思索、去总结。历史终归历史，后人之论或以偏概全，或无中生有，或模棱两可，不一而足，但终究是后人之作，无法亲身经历当时之事，不能感受当时之情，只能以现代的思想、背景以及历史事件其后的发展来评论，对错不知，褒贬由心。 功过自有后人评，可后人又怎能身临其境的评价当时之事呢？ 不管辛亥革命成功还是失败，也不管辛亥革命在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发展还是在另一方面阻碍中国进步。无论平民还是伟人评价辛亥革命，无论从全局还是从某一方面讨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是在历史上发生过辛亥革命！为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一段不能抹灭的印迹，让我们记得辛亥革命的存在。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历史巨变 不论从全局上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还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推动中国发展。也不论辛亥革命最终未完成反帝的目标、民主难以实现，还是辛亥革命政治不稳、经济不能维持、思想混乱。但总而言之，没有辛亥革命，或许中国的进步还得推迟几年，也或许中国受奴役的现实一直存在，中国终究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也同样由于辛亥革命，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是是非非，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辛亥革命，我们也就只能谈谈它的功，议议它的过。功过不相抵，它的发生改变了什么，造成了什么，我们后人只能叙述而不能妄下结论。或许他的发生根本没有成功对错之分，不身临其境，不大局旁观，我闷又怎能正确的评价它。大谈，空谈，漫谈，它依旧发生，结果是不变的，我们妄加议论又有何用。历史为鉴，我们后人不需要一个结论，而是一个过程，一个让我们后人有所感有所悟有所想的过程，一个让我们能有前车之鉴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无价值、无意义的结论。1910年3月21日孙中山向黄兴提议再次发动广州起义。 1910年3月孙中山在旧金山设美洲同盟总会(又称同盟会美国总支部)。同年6月16日湖北革命党人改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同年9月18日资政院开院。同年10月3日《民立报》在上海创刊。同年10月11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发起第二次请愿，分别向资政院和载卫上书。同年10月清廷发布上谕，将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五年。同年11月4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会议，布置广州起义。同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负责筹划和组织广州起义。同年4月8日温生才击丝广州将军孚琦，温被捕遇害。同年4月27日黄兴等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同年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
辛亥革命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 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9月，全省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数千万人卷入运动。清政府一面调湖北新军入川，一面命“实力弹压”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四省保路风潮兴起时，湖北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孙武在汉口机关配制炸药不慎，起义机密泄漏，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日晨，彭、刘被杀，清军四处捕捉革命党人。当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士兵的排长，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武昌起义的枪声。经一夜战斗，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12-13日，起义军攻占汉阳、汉口。武昌首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此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中华民国成立：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
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摘要：辛亥革命被称为“不结果实的花”，本文围绕着这一观点，以辛亥革命的背景及历程作为基础，阐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之处与其历史意义。不夸大辛亥革命的正面影响，也不对它的历史进步方面的意义予以抹杀，客观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袁世凯，失败，历史意义 一、革命背景 1、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而帝国议会产生的历程和君主立宪制的实现，特别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激励了中国官僚、士绅等追求宪政。日本实行宪政的步骤和朝野推动立宪的方式成为了中国朝野各界开展立宪运动的范例。 2、清末变革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维新派人士发起“戊戌变法”，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公元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对，导致流产。1901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2月5日，清末立宪派开始结成组织推动君主立宪。1905年，清政府曾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1907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集权皇室的阴谋；令有心改革之士大失所望，转而同情革命，也敲响了亡清的丧钟。 3、文化与军队的革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4、革命团体的陆续成立 革命的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还有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
浅谈对辛亥革命的感悟 ————《1911再读辛亥》观后感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里程碑。毋庸置疑，其意义和影响是历史性的，其作用是空前的。而我想谈的，只是自己对辛亥革命的一点感悟而已。 戊戌变法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则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加紧收刮民脂民膏，地方官吏也趁火打铁。因而各地的反抗斗争也日益渐起，反洋教斗争，抗捐、抗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还有些会党的起事，拒俄等爱国运动，保路运动等等。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主要角色登上政治舞台，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应运而生。 可以说，辛亥革命个爆发是必然的，以孙中山为首的热血青年开始探索中国的道路。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对世界形势和国内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革命纲领，还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广州起义。革命的时机渐渐成熟，革命者决定发动大规模起义，由于各种原因，起义一再更改，这也说明同盟会内部组织松懈、派系纷杂，这也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
的失败。武昌起义成功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而后，他们却不敢发动群众保卫已经获得的政权，这又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态度，革命的内部和外部都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孙中山回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运动，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辛亥革命取得巨大的成功后，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妥协性以及软弱的态度，使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而起初，孙中山企图用《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这充分显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而同盟会内部的松懈的组织，没有统一稳定的领导核心，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没能让真正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站起来，使得辛亥革命最终走向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先驱的不折不挠的精神，为中国近代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于他们的缺点，更让后来的革命者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论辛亥革命的成败 100327班学号：10031169 杨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同时也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它拉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谈及辛亥革命，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留下“辛亥革命失败”的印象。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研究和宣传中，长期以来始终没有把辛亥革命本身的胜利同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失败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 “辛亥革命失败论”的一个典型的论据就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且，“辛亥革命的失败”成了普遍运用于论证旧民主主义革命何以必然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依据。无庸讳言，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是事实，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也是事实。然而，这并不足以成为论证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据。把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看作就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其根源仍在于把近代中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辛亥革命混为一谈。 衡量革命的成败，关键是看革命的基本目的和预定的目标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基本目的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统治，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革命的最终结果看，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得到改变。因此，我们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
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不等于中国资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辛亥革命当然不可能将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下子进行到底,事实上,就连欧美诸国世界上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分步走”才完成的。所以,我们并不能苛求辛亥革命.“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低估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混淆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便必然会得出辛亥革命失败的结论;混淆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纵然得出辛亥革命成功的结论,也是不能令人口服心服的。在尽量避免这些缺陷的前提下肯定辛亥革命的成功,我想大多数人是赞成的。
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可以说，清末新政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后世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纵观各文献，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无意义，认为清朝再过几年就有立宪，便废除君主专制；也有人否认清末新政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无非是清朝快崩溃前的苟延残喘，与辛亥革命并无直接联系。 我认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是息息相关的，无论从经济、文化、法律……辛亥革命的发展都是与清末新政极有关系的。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下面我分别阐述下我的观点： 一、君主立宪削弱了清廷的控制力 1901年开始的仿行立宪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表面看来，君主立宪似乎既能让屡战屡败的清政府恢复体面，维持君主统治，又能稳定社会，强国富民，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一种比较稳妥的渐进式改革。 但政治改革风险极大，它尤其需要最高领导人（层）在长期执政经历中形成的领导权威。这种权威是攻克改革难点，稳定改革成果的关键所在。而清政府在与外敌入侵的较量中却一败再败，大失人心，1900年与八国联军开战前，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重臣合奏：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提出：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紧接着抗旨发兵救京，实行东南互保。反击八国联军的失败使慈禧的执政能力受到极大质疑，而1908年光绪、慈禧的相继去世，使得形势更加恶化，清政府也失去了稳定和控制社会政局的最有力法码。这样，君主立宪的主要领导权就落到了以醇亲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手里，而政治资历和权威的缺乏使得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困难重重，也迫使他们更多地依赖本族亲信，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维系满族高层的实权，而这恰恰同君主立宪要求的权力开放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改革中的许多做法使一大批被点燃改革热情的有识之士感到失望与不满，清末的政治新政进入了不改不行，越改各种政治势力越不满的怪圈之中。 而与君主立宪配套的中央官制改革加剧了更多官员的离心倾向。1906年，“五大臣”组成的政治考察团结束日、美、欧访问回国，在随后的考察报告中，他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而随后的改革事实也验证了这一观点，这也是相当多的官员在君主立宪与共和之间采取骑墙态度乃至最终抛弃清朝的原因。1906年起，中央官制改革开始实施，三权分立、分职专任、责任内阁等西方先进的行政体制初露端倪：实行内阁成员大臣制，做到“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中央机构则通过留、改、并、增，使设置更合理；官员人数采取以事而定，以职而定的方式，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清末的官制改革却使部分汉族官员丧失了一定权力，而对满族官员影响较弱，因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大权不旁落满族之外。如政府规定凡涉及皇族、宫廷事务的机构，如宗人府、内务府等或予保留，或改换名称，导致在军机处和11个部中，满人、王公亲贵占
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摘要：辛亥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只是偶然使然？在辛亥革命的发生问题上，学者们有的坚持偶然发生论，还有的讲推迟发生论。我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既具有必然性，也具有偶然性，它们在这个事件里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必然性虽然占着统治地位，但是也必须要有偶然性作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二者共同创造了历史。 关键字：辛亥革命必然性偶然性预备立宪思想转变 距离1911年的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但是后人对它的讨论仍然很多，很多人在纠结一个问题：辛亥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只是偶然使然？所以在辛亥革命的发生问题上，学者们有的坚持偶然发生论，还有的讲推迟发生论。所谓的偶然发生论，即辛亥革命是由一些偶然事件造成的，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推迟发生论则认为辛亥革命肯定是会发生的，但是可能不是辛亥年发生，可能会等到时机更成熟一些再发动。 我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既不是单纯的历史必然，也不全是偶然事件。辛亥革命应该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共同作用导致的。 （一）辛亥革命发生的必然因素： 张波先生说过：“近代中国的革命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1】毛泽东也说：“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2】由此我们
可以将近代中国的革命看成一种过程，而辛亥革命则是中国革命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并不是终点站。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导致革命必须发生的。 1.改良、改革到“革命”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提出各种思想、主张，力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如地主阶级提出的“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的改革思想；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等，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或改良的思想或活动。 但是，由于清政府和旧中国社会积弊太深，这些改革要求或运动都未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拿洋务运动来说，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运动官员自身的现代化修养不足，对办洋务运动经验不足、管理方法不当，期间中饱私囊现象很多。另外，西方列强不想中国富强，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洋务派聘请的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牟取暴利，使洋务企业难以发展顽固派的百般阻挠也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洋务运动最终终于失败。 甲午战争以后，国人逐渐认识到，光学习西方的技术还是不够的，没有相应的社会制度与之相协调，技术是很难发展的。于是，人们的探索方向转到政治制度上来。他们总结甲午海战中日本胜利中国战败的原因是：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中国没有进行政治制度改革。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这场革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而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让我们认清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就像孙中山先生晚年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后继者只有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的道路，进行艰苦斗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不过，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则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其次，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赶跑了一个皇帝，更在于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思想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一是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覆。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辛亥革命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迎头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派曾提出过“反满”的口号。这个口号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实质还是反对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独裁政权，而不是反对满族这个民族。到了清王朝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强调消除民族畛域、促进民族和睦。 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后1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联系。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辛亥革命后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苏俄在十月革命后，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在北洋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分出席巴黎和会，改变了清朝后期长达70多年的腐败屈辱历史。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正式再向各国政府发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共13个西方国家参加。11月19日会议第二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 一战胜利不仅使中国获得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 年巴黎和会的荣誉，而且因此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后来还被选为国联行政院六个非常任会员之一。首次进入就成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