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摘要：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局势而被动进行的一次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自我改革,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它对推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速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满清王朝的灭亡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新政辛亥革命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覆灭。传统的观点认为,满清王朝的覆灭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对人民的过度剥削压榨、人民生活贫困造成的。但本文认为,清朝的灭亡与清末新政有直接的关系。1901～1911年的新政,是清政府最后10年间所进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但这次改革最终不仅没能克服危机,反而成为大清帝国灭亡的助推器,。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多事之秋,整个国家和民族处于一个急剧变痴时代,一切都在变化、发展和转型之中。其间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无疑是历史发展的主题。特别是其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引人注目,“庚子”奇变后,八国联军人侵北京,清廷西逃西安。
一路的悲惨经历使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最高统治集团,第一次真正认真地考虑通过进行体制创新与变革来实现富强目标，这是促使清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因。为了挽救其垂危的统治地位,清王朝被迫推行新政,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实现自我救赎。新政内容涉及编练新军、筹饷，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振兴商业、奖励实业等方面，它是晚清政府为自救而发动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
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的“江楚会奏三折”上奏后,西太后认为“事多可行”.朝廷下诏:“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练,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以“江楚会奏三折”为范本,清政府通过一系列政令,发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其着重处在如下几方面:
军事改革作为新政重要内容的军制改革。其要点在于编练新军。较之旧式湘淮勇营,新军之“新”主要表现在:第一,废戈矛土炮,代之以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第二,操法营规,“均参照德、日两国最新军制”;第三,建制和兵种分类接近于现代军队(其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即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近于后来独立师、独立旅的混成协则不仅统辖步兵,而且拥有马、炮、工程轴重等兵种);第四,淘汰老弱和兵痞,补充新的成分,战斗力大为增强;第五,指挥多由军事学堂出身或赴国外学习军事归来者担任;第六,士兵文化水准显著提高。所有这一切,标志着淮军以来的军事现代化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庚子之变”沉重打击使清政府亟待恢复和强化中央政权的力量与权威,建立一个结构完整、运作有效的权力体系。为此,采取了四方面措施:第一,改革行政机构,调整布局.首先是创设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如设立外交部、商部、学部、巡警部(后改民政部)、邮传部,改刑部为法部;在各部之外设立大理院、审计院和资
政院.同时裁汰冗衙，如撤通政使司,归并詹事府入翰林院,归并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肪寺入礼部,合并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为陆军部,合并户部和财政处为度支部.至此,隋唐以来的传统六部建置不复存在。第二,整伤吏治.废除与腐败有密切联系的捐纳制度,简化各官署的公文形式,取消书吏.第三,削弱地方势力。其手段是将最具实力的封疆大吏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入中央任军机大臣,同时通过减少兼职的新规定,剥夺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第四,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集中与统一,结束多头财政的局面。以上诸种措施不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意味着清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相沿已久的“祖制”,不自觉地朝着现代化的国家建制推进。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的“预备立宪”的法制改革更具有重要意义。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受命为修律大臣后,致力于传统法律改革,其主要活动大体为三个方面:第一,主持修订法律馆,评价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中国法律旧籍.到中国,使得比较各国法例,去芜存首,转而应用于改造本国旧律和创立新法成为可能。第二,设立法律学堂,并由沈家本专赴日本,特聘日本法学专家来中国担任法律学堂教习。法律学堂的创办不仅与创制和施行新法相配合,构成当时法律改革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开端.第三,修订旧律,创立新法。宣统二年,由沈家本负责删修的《大清律例》以《大清现行刑律》之名正式颁行,作为新刑律颁布前的过渡性刑律.这部刑律是对中国法律数千年历史的重大革命.当然,《大清现行刑律》仅仅只是清末法律更新的开端.自光绪三十二年起,完全按照西方法律分类,编制的法典如刑法、民法、商法及刑律和民事诉讼法,均在准备和起草之中。
经济政策转轨从压抑私人资本主义到奖励实业、扶植工商,是甲午战后清政府政策转轨的一个重要趋势。清政府“实业之有政策,以设立商部始。”商部成立于光绪二十九年,它的成立,以“保护开通”工商实业为宗旨.制定、颁行一系列商律,如《公司律》、《破产律》等等,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保护其经营管理和其它方面的合法权益,为解决商事诉讼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其二,力革“耻言贸易”的旧观念,奖励在工商实业上有特殊贡献的工商业者，其三,联络工商,劝办商会。清政府在经济改革上的转轨,受到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资产阶级的投资构成早期现代化推进的强劲动力。
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因而无一例外地试图变革教育传统,瓦解旧的教育制度。清末新政挟时势之力,终于在教育变革上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下令废除八股。3年后,又颁布上谕:停止,所有乡会试和各省岁科举考试。废八股、罢科举相同时,创办新式学堂与“派士人出洋游学”的活动也以相当规模展开，清政府以积极姿态推动官费与自费留学,同时对学成回国经过考核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项出身,予以任用,留学海外一时蔚为热潮。留学的国家除了英美之外又增加了日本。
（二）
清末新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展开的广泛变革,其广度与深度超过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官制改革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国现代化教育的基础;军事改革推进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法律改革开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先河;奖励实业直接促成了创办实业的高潮。
然而清朝的自我拯救却依然没有阻止清朝的灭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改革时机把握的失当。时机的把握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施政者抓住了改革的适当时机,积极推进改革,则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清末新
政是一场来得太晚的变革。近代中国实行改革的最好时机应该是维新变法时期。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尚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凝聚力,而革命派尚未兴起,又由于甲午战败,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改良变法声势日壮。这时的清政府若能顺应时势,积极地进行全面的改革,那么,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赶上第二波世界现代化的末班车,成为俄、日那样的保守——集权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不可能。但满清政府却并无这样的历史进步性和时代眼光,当看到维新派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后,慈禧愤而封杀维新派。虽下旨改革仍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却有个“不准妄议时政”的限制,从而延误了改革时机,把清政府拖入了绝境。到“庚子之役”后,西太后决议实行新政,但为时已晚。
其次，清朝统治者在主观方面的欠缺和失误是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清末新政是在清朝面临严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只是想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摆脱危机,为自己寻求一条生路。改革的目的与改革本身的矛盾,给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为了自救,它必须进行一些真正的改革,却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另一方面,若真的实行宪政,势必要丧失部分统治权,结果只能导致自己统治的削弱,这又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清政府就是在这种极为矛盾的情况下开展的改革。缺乏诚心、恒心和魄力的改革结果,事与愿违,自然是与改革者的愿望相悖。
第三，盛行于各级官僚机构的贪污腐败,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清政府的权威地位,从而导致普遍的信任危机与政治民主化情绪的高涨。腐败破坏了新政的预期效果，加重了民众的社会负担，极大地削弱了士绅集团对朝廷的信任与支持。慈禧,作为最高统治者,历来贪得无厌,新政中更是大肆收受贿赂。继慈禧之后主政的载沣虽然政治上无所作为,但收受贿赂却比慈禧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官场上行下效,贿赂成风,腐败透顶。正如梁启超说:“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人民之脂膏以自肥”。庚子赔款摊派各省之后,民间搜刮无余,商业萧条,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加上水旱灾荒,各地无不哀鸿遍野。新政不但未给人民带来任何实惠,反而成了人民的灾难。加上官吏横暴,罔惜民艰,遂引发人民对改革的普遍不满和反政府斗争。
第四,新政所推行的种种变革措施,无论是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制,还是政治体制的有限变革与法制变革,都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社会与政治整合机制。然而,推动这一变革的清政府却无力以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来吸附和制衡旧体制瓦解后大量出现的疏离分子和新型人才,其结果只能导致严重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危机。例如,传统科举制既是维系王朝与社会精英关系的重要纽带,又与成千上万的士人举子“性命相依”。当科举制作为现代化的梗阻被废除,不仅清王朝陡然失去原有的社会支持基础,中断了与士绅阶层的联系,而且在原来以举业为生活目标的士子阶层中,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强烈,反叛情绪普遍酝酿。同样探刻的矛盾发生在其它方面的变革中:清政府因“人才之贫”而广为创办新式学堂与“多派士人出洋留学”,。
（三）
20世纪80年代之前，史学界对于清末新政的评价大多都持否定态度，80年代以降，史学界对此的评价方有所改观。在此之前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学者看来是对立的，因为新政推行的目的是为了抵制革命，维护帝制，辛亥革命却是推翻帝制，企图建立共和国，两者在目的上是敌对的，但是新政的推行却是促进了清王朝的覆灭，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尽管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为挽救自身统治危机而展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新政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种下了自身灭亡的恶果。“新”政企图在旧社会中有所变革，却为辛亥革命爆发奠定了必要的思想人才和物质基础，当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时，王朝的坍塌将是它必然的结局。
编练新军,培养了反清的中坚力量。从鸦片战争中国军队一败涂地之日起,改革落后的军队以期求得自强一直是满清政府梦寐以求的目标。1902年,清政府开始大练新军,废除八旗绿营制度设立陆军部,同时取消了兵员的世袭制实行兵役制,晚清近代军事制度初步确立。新军以日本陆军为范本,吸收了大量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充当清末军事改革的组织者,因此士兵中有大批受过近代军事教育、毕业于国内军事学堂或是廪生、秀才,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这些或远渡重洋或就学国内军事学堂的青年,心感身受的是外国列强的侵略瓜分和朝廷内政的腐败无能,大都满怀一腔豪情壮志。他们思想活跃,具有积极进取的事业心和救国的使命感;他们对国家政局与王朝的腐败看得比较清楚,他们加入新军虽然增强了清朝的统治力量,但是在国内不断起义而前仆后继的革命党人及其革命思想所吸引下,很多人在新军中宣传反清思想,组织反清团体,如“军事同盟会”、“群治学社”、“文学社”、“岳王会”等组织团体，这些组织团体成为辛亥革命的首倡者、中坚力量和清朝的掘墓人。其中著名的有蔡锷、李烈钧许崇智……这些被清政府培养的新军军官,可最终都走向了清王朝的对立面,成了清朝丧钟的敲响者。再者，新政期间实行募兵制，士兵大多是当地农民出身，新政期间的苛捐杂税引起了农民的骚动，影响到驻军容易发动革命，武昌起义以及之后响应的各地武装起义大多都有新军和驻防军参加。清廷的军事改革却使保家卫国的士兵成了王朝的掘墓人。
废除科举,却使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壮大。新政期间的教育改革更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它未必是有利于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1905年9月2日,清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废除科举制度:“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即停止。”12月又谕令:著即设立学部,负责统辖管理全国的新式学务,在学部和育才兴学的诱导下,各地各新式学堂纷纷成立。同时清政府采纳了督抚疆吏们“多派士人出洋留学”的主张,多次指示派遣知识青年出国留学，于是广大知识青年纷纷出国留学,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出国潮。新政新式学堂的普遍设立和留学生派遣规模的扩大,给清末的中国社会造就了一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思想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勇于扬弃儒家价值规范，易于脱离儒家传统理念，最终使这个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背离了自己出身的阵营,投入了革命的行列，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和主力。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育才兴学的运动在无形中使清廷失去了旧的社会基础，扩大了革命队伍,壮大了反政府的革命力量。
清末新政中的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改革对辛亥革命有重大影响。清末新政中颁布的有关工商业发展的法令和条例在民国初期仍在参照使用。尤其是清廷颁布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刑律》、《民律草案》这三部大法被民国政府基本继承下来。这充分地说明了清末新政的法律改革基本上接受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然而新政中法律改革的局限性和错误也影响到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法律和之后的历史时期中的法律建设。如1906年清廷颁布的《报章应守规则》开创了近代法制上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先例。
发展实业,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清朝封建统治的掘墓人。19世纪初的清政府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革命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不得不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发
展工商业。由于清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的奖励章程，1905～1910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新政期间，许多商业银行、地方银行、民办银行都纷纷成立，商会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建立起来，1902年2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来改名为商务总会）是中国第一个新式商会，从1904年起，各地商会以每年10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并成为重要力量。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不断壮大,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要求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积极进行政治参与,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但是,清政府的封建性质在事实上仍然制约着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的清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成都血案”后,民族资产阶级速转向革命阵营选择了革命救国的道路,成为了清朝封建统治的掘墓人。
立宪运动,使清政府丧失民心。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中国朝野为之震动，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与外患,清廷于1905年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准备实行立宪。五大臣考察回国后,即上奏提出立宪,随后清廷即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仿行宪政。新政的君主立宪首先打破了中国两千年以来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虽然君主立宪制度最终未能在中国成立，但是从否定皇权方面，从民主、法制的宣传角度，却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扫清了在政治思想上的障碍。立宪的主张在清末新政中的进展最为艰难。西太后当政的时期，改革派和顽固派之间的意见针锋相对，西太后采取的方法是缓期立宪以此来调和两派的矛盾。西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依靠顽固派亲贵集团，与奕劻支持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实力派相对抗，然而主张改革的奕劻权力被削弱，袁世凯被免职，张之洞去世，刘坤一远调，顽固派独掌朝纲，宪政改革一蹶不振。1911年5月清政府仿行宪政的诏令,给立宪派带来了一线希望。立宪派利用这些合法机构发动了大规模的拒债保路运动、抵制外货运动和请愿立宪运动。然而这和清政府为确保其“皇位永固”实行的立宪活动相违背，1911年皇族内阁的出现,则彻底粉碎了他们对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幻想，大多数人都转向拥护革命。从这时起,清末政治局势急转直下,革命到来已不可挽回。武昌起义爆发后，曾是立宪派的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立即通电各省，表达了支持革命的态度，他还与黎元洪一起致电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表达了他们对于革命派的理解，清廷违拂民意，靳宪不予，人民愤激，不得已起而革命汤化龙、黎元洪等人是一批从晚清官员队伍中转变政治立场的代表，他们属于当时社会上和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对新政中普遍存在的吏治腐败的痛恨及对新政前途的绝望使他们从立宪派变成了革命的一份子。当然清末新政对辛亥革命也有消极之处。立宪派是官僚、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混合体，在武昌起义之后，大批人进入革命阵营，有些更以革命元勋自居，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竭力保持封建秩序，革命的人员队伍虽然有所扩张，但是革命阵营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革命成果实际上缩小。
清末新政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清廷瓦解的直接原因。清末新政的自我改革并没有改变自身的局限性，反而引起更多新的矛盾。清廷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使得农民生活贫困，民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清廷调派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革命党人把握时机，发动武昌起义。
清末新政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改革势必会在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等方面破旧立新，这往往会导致一种新旧体制并存和不同规则共生的局面，而清朝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利和贪污腐败又难以控制局面。当清末新政开始之时,它带给中国一个新的行政体制、一个新的教育体制、一支新的军队和一大批新式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
充当了清廷灭亡的助推器。新式学堂的创办与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军的编练，更是直接为革命提供了人才，新式学生与新军士兵是革命的最主要的生力军，新政时期近代工商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绅商等新式社会群体，为革命提供了一定的阶级力量。清末新政实际上从政治、经济、军事若干方面都促成了革命势力的不断壮大,在客观上演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促进力量。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清末新政占据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清末新政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当然，革命也将把中国社会带向新的发展高度。革命本身不是终极目标，社会文明与进步才是革命的真正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末新政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奠定了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的基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清末新政，就不会有辛亥革命;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从社会变迁的角度上说，新政时期的各项改革无疑是革命性的，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看，辛亥革命的发生正是这种潜在的革命性转变的结果
清末新政的原因 一、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清末政治制度改革的前期领导是慈禧太后，后期是摄政王载沣。纵观慈禧一生，思想并不守旧。不过她日常关注较多的是她个人的权势、地位。1898年在顽固大臣的挑唆和包围下，西太后一手扑灭了戊戌变法，然而两年之后，她又在西安亲自颁谕宣布变法，1905年则进一步接受臣僚的意见，同意实行宪政。慈禧对于变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给人以一种感觉，认为她同意改革“不过是对于国内不满的搪塞、贿赂和对于外国无力的软弱屈服，都是政府无能的表现”〔2〕。使人们对她发动改革的诚意表示怀疑。不过，由于她临朝听政数十年，掌握清朝大权，尽管有人对立宪不满和怀疑，但惮于她的专制淫威，对她的懿旨懿训还不敢违抗，在她去世前，各种新政尚能照常推行，朝政大局也尚能保持相对稳定。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使王朝失掉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加速了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3〕。继承皇位的是3岁的溥仪，由其父载沣监国。载沣主持朝政，使“朝廷当时失去了中心人物，令人发生一种空虚之感”〔4〕。“他没有时代所需要的魄力和才干”〔5〕。皇族内部围绕着权力，明争暗斗。光绪帝的皇后隆裕太后与载沣不谐。当时满洲贵族新派人物、两江总督端方是载沣的左右手，1904年11月隆裕太后借故解除了端方的职务，想以对端方的罢免“在政治上制服摄政王”。在朝政的处理上，载沣“施治寡术，用人无方”。他监国后，有见大权旁落，深感皇室的危险，拼命加强皇族集权。官制改革中，政要多用亲贵，竭力排斥和打击汉族官僚。他以戊戌年间袁世凯曾出卖其兄光绪，借口袁有“足疾”，解除袁的兵柄，将他逐回河南老家。湖广总督张之洞有见于此，“震惊无所措”，为求自保，自动交出所编新军，请改隶陆军部，于是，载沣任命铁良为兵部尚书，将兵权收归到自己手中。载沣的所作所为“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一切努力只是拼命抵挡或推迟国家的破产和政治革命”〔6〕。在第一届责任内阁中，新内阁以奕劻为首，皇族成员占了5名，且掌握军事、财政、外交等重要部门。载沣这样做，只是“形式上的加强，非但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且这种做法只能激起汉人的排满情绪”〔7〕，“越发加深种族的反感……并认识到当此内忧外患日深之时，为了保住国家，决不能把政权交给如此自私自利的满洲朝廷”〔8〕。从而使统治集团内部本来就已很深的矛盾更加激化。主持军机处和外务部、负责官制改革实际领导的庆亲王奕劻素以贪黩著称，与其子载振屡遭言官弹劾，奕劻怀疑言官受大学士瞿鸿禨指使，唆使学士恽毓鼎弹劾瞿，又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结果瞿被革职开缺回籍。领导集团内部如此，其他各部尚书之间也是势如水火，互相攻击。学部尚书张百熙与侍郎唐绍仪“因事互相揭参”，结果张遭到申饬，开缺归里，忧愤成疾去世。1907年云贵总督岑春煊入京任邮传部尚书，弹劾靠贿赂而当上侍郎的朱宝奎，为奕劻所不容，于是借口广东会党起事，调岑为两广总督，将岑逐出京师。岑行至沪上，托疾不行，拒绝赴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如此，而其他“在位诸臣，人各有心，或阳奉阴违，或始勤而终怠”。这就严重削弱了对政治改革的领导，加深了王朝统治的危机。 二、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
清末立宪运动综述 提要立宪运动是清末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近年来，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颇丰。结合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背景与时代变迁因素，举例分析各个领域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做一宏观性检讨。在此基础上，笔者阐发几点个人思考，试图加深本课题的研究。 关键词立宪运动立宪派革命综述 一、宏观回顾 长期以来，清末立宪运动研究，主要是附丽在辛亥革命史之下，当作背景衬托，或者是作为对立面的角色。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上述所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期，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才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学者直接探究的专题研究对象。总的趋势有三个特点：其一，总体评价由否定到肯定；其二，研究选题由宏观到徽观；其三，研究方法由批判论战到理性实证。可以说，这是一个逐渐疏离政治意识形态而回归学术理性的趋势。 立宪运动是清末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对于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清朝的覆亡、辛亥革命的发生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史学界也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学者研究这一段历史常用的史料约有六类：（1）报刊资料，如《申报》、《时报》、《预备立宪公会报》、《民立报》、《顺天时报》、《中外日报》、《民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等；（2）官书资料，如大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光绪政要、清史稿、清朝续文献通考、政治官报内阁官报等；（3）档案资料，主要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4）私人日记、文集，如《郑孝胥日记》、《荣庆日记》、《张謇全集》及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等人的文集；(5)年谱、传记及一般论著；(6)史料汇编等。可见这些基本上属于旧的史料，如何搞好新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编纂日显重要。 关于立宪运动史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界都是从反对革命的角度看待立宪派与立宪运动。如胡绳武、金冲及合著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李时岳的著作《张謇和立宪派》[1]，以及刘桂五的论文《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2]、龚书铎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3]，等等。这些论著为数不多，大都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批判立宪派改良主义道路的反动实质。 [1]李时岳：《张謇和立宪派》，中华书局，1962年。 [2]刘桂五：《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历史教学》1962年第8期。 [3]龚书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
辛亥革命与国民大革命的异同篇一 （1）背景不同。辛亥革命发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2）领导阶级不同。辛亥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国民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领导下进行的。 （3）革命成果不同。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国民革命基本上打垮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4）群众基础不同。辛亥革命只靠革命党的力量，国民革命中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胜利进军。 （5）革命纲领方面。从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明确反帝反封建。 （6）革命武装方面不同。由没有自己的军队，发展到建立黄埔军校，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7）群众觉悟程度不同。人民觉悟提高，国民革命时期“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8）斗争方式不同。辛亥革命是直接通过武装起义方式进行的，主要依靠新军和革命党人的力量，国民革命采取工农运动和革命战争想结合的方式进行，既依靠军队力量，又依靠工农力量。 篇二 一、领导阶级不同。辛亥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不愿意与帝国主义完全决裂，也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亿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国民革命是由国共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领导的，决定了国民革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当时的国民党，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其内容代表着各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因而成为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领导，动员了群众，促进了团结，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行。 二、群众觉悟程度不同。辛亥革命时群众对革命党人武力推翻清朝的革命手段缺乏认同，决定了其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如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忆的那样“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二是由于当时改良思潮盛行，
一．教学目标： １．知识与技能： 知道：“预约变法”上谕，清政府新政措施，五大臣出洋考察，清廷预备立宪，《钦定宪法大纲》，皇族内阁 了解：清末新政与百日维新的主要措施，比较两者之异同。 ２．过程与方法： 从清末新政的举措与过程，剖析其实质与必然结果。 比较清政府先后推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背景与目的。 比较清末《钦定宪法大纲》与英国《权利法案》对君权的界定。 ３．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迫于形势，为巩固统治而推行的又一次自救运动。新政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相应的成效，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预备立宪”的有名无实和“皇族内阁”的政治骗局，暴露了清政府假宪政真集权的真面目，从而使它大失民心，不可避免走向穷途末路。 二．教学要点： 重点：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影响。 难点：清末新政预备立宪阶段的假立宪、真集权。。 三．教学过程： 学习导论：１．国旗简介：黄龙旗－十八星旗－五色旗－中华帝国旗 －青天白日旗满地红旗－锤子镰刀旗－四色旗－五星红旗 学习导论：２．光绪帝的３次改革：同光新政—百日新政—光宣新政 强调：清末新政名称：维新新政－辛丑新政－光宣新政 清末新政时间：①1901年－1905年；②1901年－1911年。 学习导论：两大主题：①“清末新政”；②立宪骗局
一．重点探究：１．清末新政开始的标志 西太后颁布“预约变法”上谕（1901年）——开始标志（观图） 资料：“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总之，法令必更，锢习必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内外臣工）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 ——西太后“预约变法”上谕一．重点探究：２．清末新政的原因 ①经历义和团的震荡和八国联军的打击，请政府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观图）资料：“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枇（shupi,甜高粱）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既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庚子西狩丛谈》这段文字中的“我与皇帝”指的是谁？答：慈禧和光绪； 这段文字描述了他们的一种怎样的经历？答：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狼狈西逃经历 ②庚子之后，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实现王朝的自我拯救。（目的） 资料：漫画：《民呼日报》－《官与民之担负》；《农民起义示意图》。 一．重点探究：３．清末新政的措施 ①教育：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等。 强调：1904年，颁布“癸卯学制”；西太后：1906年，科举制最终被废除；新教科书。资料：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从刊》之《第一二三次教育统计图表》） 意义：思想文化上：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造就了一个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②政治：改革官制，修订律法：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增设商部、学部 意义：政治上：开始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利于中国行政机构的近代化。 ③经济：颁布《商律》，奖励实业，创办大清银行。（观图）
关于辛亥革命起因问题的文献综述 学号：09313242 姓名：吴威其实，对于辛亥革命起因的问题史学界早就开始研究讨论了，无论是中国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甚至是海外学者都有瞩目的研究成果。他们一致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有部分的偶然性，但其爆发是大量历史因素累积起来的共同结果。其中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因素：思想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在这里我想着重总结有关思想及政治因素的论述，至于其中的具体内容接下里我会仔细阐述。 一、引起辛亥革命的思想因素 一场革命的发生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基础，各种思潮推动了并诱导了革命的发生。辛亥革命前出现了的大量社会思潮，包括反清排满思想、民主共和思想、国粹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思想因素为其中的三个内容。 1、反满排满思想。对此研究较好的有刘大年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他更多的从阶级利益方面分析了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认为“辛亥革命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为直接目标，具有浓厚的反满民族斗争色彩······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1高明和高燕军的《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2赞同并延续了刘大年的观点，将反满与阶级斗争进行联系。钟珍维的《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反满问题》3、钟卓安的《辛亥革命与反满思潮》4和张振铎的《论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反满革命思想》5则都从当时危亡的民族局势来分析，反满思想的提出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意识，达到使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的目的。 2、民主共和思想。郑克强在其《略论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一文中认为“民主共和国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先进性和实践性”6这种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有力的。美国学者沙培德在《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共和思想—国家与社会的制衡》7中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民主共和思想情况的新视角。刘义辰的《论清末民主共和思潮的兴起》直接认为民主共和思想是“反对封建、反对复辟的思想武器”8，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做了思想准备。 3、国粹主义思想。这方面的研究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9、房德邻的《论国粹主义》10认为“它鼓吹‘排满革命’，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其实是狭隘落后的一种思想，是反满思想的极端化表现，很快就退出了历史。此外，郑师渠则有专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1一书，
清末新政的成败 2011-10-03 第09版：中外历史 作者：高放来源：学习时报字数：6181 清廷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1898年镇压了维新派的戊戌变法之后，很快引发了 1900年义和团的暴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在国难加深的险境下，慈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大清王朝的世代威权，不得不从 1901年重新开启变法，推行新政。以往史学界对新政多加否定，甚至认为“新政实际上是一种苛政”。这有失偏颇。我认为清末新政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清末新政历经10年多，大体上可分为前5年与后5年两个时期，在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法制方面的成就后期比之前期更为显著。但是新政终归失败。其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非常值得重新总结。 经济方面，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快。1902年 2月的上谕强调提出：“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同时又指明：“振兴农工商业，以保利权。”（《光绪朝东华录》总节 4830页）可见振兴农工商业，旨在保护国家利益主权以抵御外国资本入侵，这个宗旨是明确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尤其是义和团的内乱和八国联军的外祸给农业造成很大破坏，所以新政从恢复农业起步。主要措施是激励开荒屯田，扩大耕地面积，改进农业技术，大力兴修水利。由官方兴办农事试验场，是破天
荒的新举措。1902年首先在保定办一所农事试验场，1906年进而在福州、北京、济南、盛京（沈阳）等地增设开办，引进日、美等国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和新农具（如洋犁、畜力机器、割麦器、玉米自束器）等。现代化工业也开始由官方倡导。1901年开始由北京进而在多省设立工艺局或劝工局，用招股办法开办股份制企业。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并举。我国的民族工矿企业到1901年仅有156家，到1911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就达到700多家，资本总额拥有1.3亿元，产业工人增加到60万人。20世纪的头10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高峰。新政期间铁路发展尤其迅速，到1911年约达9000公里，比1895年约增长20倍。其中京张铁路在詹天佑总工程师领导下从1905年开工到1909年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完全自立自建，又有“詹天佑挂钩”的创新，震惊中外。电报、电话业务开始独立自立发展。1905年北京建立的京师华商电气公司，发电设备为150千瓦。这是我国自办的第一个发电厂，标志着我国迎接世界电气化新时代的开端。电气化开始起步。1905年天津首建电产品工厂（制造电震子、起电盘、电铃、电池等），1906年天津出现有轨电车，1907年上海设官办市内电话局。工商业和金融业随即获得新发展。清廷于 1903年设商部，鼓励各地兴办商业公司、轮船公司，保护私营商业权益。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第一次有明显迅速增长，1907年比1900年几近翻一番。部分商品如耐火材料、棉纺织品、面粉等开始投进国际市场。1903年开设铸造银钱总厂，发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清朝最后十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满清皇室威严丧尽，颜面扫地。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走狗，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社会矛盾加剧。在统治内外交困之际，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力挽狂澜，延续统治。然而事与愿违，“新政”非但没有能够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反而半路夭折，连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垮台。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比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色彩的“新政”会失败，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骗性 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者必须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⑴细数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国有“铁血宰相”俾斯麦，俄罗斯有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而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人。主持这次改革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先看慈禧，虽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好事，但作为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绝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权力中度过，她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权力，如何让清政府免于灭亡，至于救亡图存不过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她或许具有改革的意识，但是她并没有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国人心中，她只是个擅玩小聪明的权利狂，“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再看载沣，他比慈禧太后没有能力也没有手段还没有威望。他主持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驱逐袁世凯、重用亲贵、成立皇族内阁、拒绝立宪派的请愿及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会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这样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败之理？ 再者说，“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责为“假维新”“伪变法”，陈天华曾说﹕“见从前守旧惹的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人耳目”。⑵从1901年1月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几个月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宪政以达到皇位永固，内乱可弥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预备立宪”上谕，宣称要“仿行宪政”，这才勉强与政治改革沾点边。但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谓“新政”做的不过是发展实业、充实武备以及办学堂、办警察、清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更何况新政还有讨洋人欢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签订和约的用意。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前引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他为清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这样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实质。 二、国内财政拮据，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和启示 内容摘要：20世纪初，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旨在挽救统治危局的革新运动，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自身局限，改革终告失败，清政府最终走向覆亡。 关键字：清政府、不得不、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宪政、辛亥革命 1．改革背景 那是一个值得全中华儿女永远铭记的时期。八国联军侵华，尽管有义和团战士和部分清军的英勇抗敌，但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中国战败了。首都北京成了侵略者烧杀抢掠的天堂，中华民族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屈辱和深重灾难。侵略者是无情的，在弱肉强食法则的支配下，她们奉行了一套侵略逻辑：我打了你一棍，震痛了我的手，所以你必须付出代价。向侵略者祈求或投降是无用的，反而会遭嘲笑、鄙视和变本加厉的侵略。全民族奋起抗争，并把斗争的矛头越来越多的指向了腐败的清政府。 清政府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展开了垂死的挣扎。对外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背负上巨额外债；另外，由于清政府的岁收入不足以支付巨额外债，而不得不向列强进行政治大借款。这样清政府就不得不每年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借款利息，而财力匮乏的清廷不得不将此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一方面，老百姓不得不支付清廷的沉重赋税；另一方面，各级管理更借收税之名巧立名目，对广大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敲诈。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奋起反抗，深刻震撼了清朝统治。再者，甲午战争抗击八国联军的失败，清政府治理国家的自主权受到极大削弱，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而这更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人民群众对清政府的失望是革命党获得了更大的市场，清廷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面对摇摇欲坠的统治，最高统治者慈禧老太后坐不住了，不得不改弦更张，抓起了两年前拼死反对的维新变法的大旗。 2．对改革措施的评价 早在慈禧逃难西安的时候，就发布了改革上諭，痛下决心改革图强。改革是从经济领域里开始的，不能不说清廷的的经济改革是一场推进经济近代化。首先，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看，都是为了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不仅适应了世界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还有利于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同外国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更重要的是笼络了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扩大了统治基础，稳定了统治秩序；其次，这种经济改革也有利与人们思想的解放，是清政府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创新。以往朝代，她们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重农抑商，而清政府却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不能不说是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否定，而对这一实行了数千年政策的否定确实需要极大的改革魄力﹑决心和勇气；同时，这种政策也是对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农本商末”、“重义轻利”思想的巨大冲击，引起了人们价值关念的巨大变化，人们的价值追求开始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清廷的的经济的改革是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经济改革的成果来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新设立的资本额超过万元的民族资本厂矿达800家，资本总额
摘要：本文通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基础对比，民智程度对比，探究了其对于近代中国改革的历史启迪。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素质较高的民众、经济基础的发展、政府的强有力之下，我们的改革才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关键词：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基础、民智 正文 一、政治力量对比。在戊戌变法之前，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可是洋务运动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其本质并不是以根本方式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是如何避免圣道沦亡，如何师事洋人；最根本的它并没有将中国政治观念代入近代国际的框架之中。因此，正是由于其没有将改变中国政治观念纳入其改革的范畴以内，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势力才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戊戌变法却把改变当时中国的政治观念纳入了变革的范畴，其目地是想从政治观念的改变进而致使政治制度的改变。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把，主要的政治力量分为，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而在清政府之中，又分为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顽固派和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变革派。不难看出，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变革派和立宪派的的观点十分契合，于是他们一拍即合。但是，当时中国政治力量以清政府为首，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顽固派又是清政府的绝对意志，因此，戊戌变法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只能以光绪皇帝软禁宫中，六君子喋血宫城落下帷幕了。接着，随着时间的推演，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清政府势力不断衰弱，随着慈禧太后的罪己、变法护权而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为何慈禧太后会改变其政治态度呢？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一下几点。其一，随着庚子之变和西狩的经历，对百姓艰苦生活的真正体会，由此而产生的内疚心里，是促使慈禧太后政治态度由顽固守旧向变革进步的重要原因；其二慈禧太后面临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帝国主义不断讹诈中国，中国不断丧权辱国，另一方面国内民族矛盾突起，反满的呼声越发强烈，统治阶级内部群臣改革呼声不断壮大。当然最最主要的还是慈禧太后希望借助新政——宪政，富国强兵，巩固权力，恢复自庚子之变后的权威。但是，清末新政注定是效果甚微的。其一，清末新政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其二，在这样的大变革之下，必须有这样的一种控制力——能够统合社会各个阶级的绝对控制力，以及足够的权威，但是清政府恰恰缺少的就是这样的权威于控制力，因此必将导致变革的不彻底。其三，清末新政的着重之处便是宪政。清末新政是将皇权不变为主，辅之以民权，但恰恰相反的是，宪政是以限制公权力，以民权为核心，清政府这一做法就像是披着宪政的羊皮，而其本质是维护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恶狼。但是清末新政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钦定宪法大纲》、《重大信条十九条》，虽然本质维护了封建统治，但是其无意识的还是发展了民权。 二、经济基础。在戊戌变法之前，洋务运动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就发展军工业，以及一系列民族企业做出过巨大努力。但是不用说军工企业，大部分的民族企业的背后实质是政府人员。因此，戊戌变法之际，大部分资产阶级还有另一个身份——官僚阶层。改变上层建筑，必须动摇其经济基础。戊戌变法要改变的是政治制度，正是需要让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收缩权力，而这些资产阶级又怎么会去动摇与其息息相关的清政府呢？其资产、地位正是来源于清政府。因此，无法获得经济上的支持，戊戌变法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百日维新了”。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刺激之下，再往后的几年，以民间资本家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其在获得了经济上的地位后，必然谋求政治上的发展。此时的清政府的实力也大不如从前了，无法无视部分资产阶级的力量，更加不允许其举起革命派的旗帜，因此只能通过新政来满足资产阶级的需求。但是，民族资本家最大的威胁并不
第九讲：“他败”抑或“自败”：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 教学目标： 识记、认知清末新政在不同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正确理解清末新政失败的“他败论”和“自败论”两种观点。通过学界对清末新政的不同看法，客观评价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对历史事件，正确、客观的评价观。 教学重点： 1、清末“新政”的主要改革措施。 2、正确对清末新政的进行评价。 教学难点： 1、如何理解学界对清末新政失败的“他败论”和“自败论”两种观点。 2、探讨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时，如何树立对历史事件正确的评价观 教学内容： 一、清末“新政”的概况 第一阶段主要推出了官制、学制、兵制、工商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另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清末新政进入第二阶段，核心是进行体制变更。主要内容包括：宣布“预备立宪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成立责任内阁等。 二、学术界有关清末新政失败原因的探讨 （1）“他败论”。其基本观点是“辛亥革命导致了清末新政的中断”。 （2） “自败”论。将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内部因素，认为即便没有辛亥革命，清末新政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3）综合因素影响。 三、探讨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韬略层面上：看“新政”重大战略出台的动机、时机。 谋略层面上：看清政府有关“新政”改革的整体规划 。 策略层面上：看清政府如何处理推行“新政”过程中所碰到的两难困境。 晚清最后十年，清政府厉行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方方面面发动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宣布改革的恰恰是不久前发动戊戌政变的西
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可以说，清末新政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后世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纵观各文献，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无意义，认为清朝再过几年就有立宪，便废除君主专制；也有人否认清末新政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无非是清朝快崩溃前的苟延残喘，与辛亥革命并无直接联系。 我认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是息息相关的，无论从经济、文化、法律……辛亥革命的发展都是与清末新政极有关系的。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下面我分别阐述下我的观点： 一、君主立宪削弱了清廷的控制力 1901年开始的仿行立宪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表面看来，君主立宪似乎既能让屡战屡败的清政府恢复体面，维持君主统治，又能稳定社会，强国富民，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一种比较稳妥的渐进式改革。 但政治改革风险极大，它尤其需要最高领导人（层）在长期执政经历中形成的领导权威。这种权威是攻克改革难点，稳定改革成果的关键所在。而清政府在与外敌入侵的较量中却一败再败，大失人心，1900年与八国联军开战前，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重臣合奏：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提出：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紧接着抗旨发兵救京，实行东南互保。反击八国联军的失败使慈禧的执政能力受到极大质疑，而1908年光绪、慈禧的相继去世，使得形势更加恶化，清政府也失去了稳定和控制社会政局的最有力法码。这样，君主立宪的主要领导权就落到了以醇亲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手里，而政治资历和权威的缺乏使得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困难重重，也迫使他们更多地依赖本族亲信，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维系满族高层的实权，而这恰恰同君主立宪要求的权力开放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改革中的许多做法使一大批被点燃改革热情的有识之士感到失望与不满，清末的政治新政进入了不改不行，越改各种政治势力越不满的怪圈之中。 而与君主立宪配套的中央官制改革加剧了更多官员的离心倾向。1906年，“五大臣”组成的政治考察团结束日、美、欧访问回国，在随后的考察报告中，他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而随后的改革事实也验证了这一观点，这也是相当多的官员在君主立宪与共和之间采取骑墙态度乃至最终抛弃清朝的原因。1906年起，中央官制改革开始实施，三权分立、分职专任、责任内阁等西方先进的行政体制初露端倪：实行内阁成员大臣制，做到“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中央机构则通过留、改、并、增，使设置更合理；官员人数采取以事而定，以职而定的方式，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清末的官制改革却使部分汉族官员丧失了一定权力，而对满族官员影响较弱，因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大权不旁落满族之外。如政府规定凡涉及皇族、宫廷事务的机构，如宗人府、内务府等或予保留，或改换名称，导致在军机处和11个部中，满人、王公亲贵占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略抒管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笔者认为，正确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确认它的历史地位的关键。 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清末新政真相 慈禧愿意启动新政，是受了载泽谬论的误导 载泽告诉慈禧，可以借助“立宪”把权力从地方督抚手里夺回来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这是清末皇族少壮派代表人物载泽的一句“名言”，近年来引用率颇高。清末新政的核心是“立宪”，载泽又是新政核心决策层里的人物；引用者们大抵是希望借这一名言，来说明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其实很有诚意。 但引用者们忽略或者故意无视了载泽这句话的背景。1905年，慈禧派了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句“名言”，就出自该密折。引用者往往只顾着拿这句“名言”来证明清末新政的诚意，却忘了去领会载泽为什么会得出“宪法唯独最不利于官”这样一个结论。个中逻辑，其实载泽在密折里说得非常明白。载泽说，现在“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以立宪会损害君主大权为由，不遗余力阻挠立宪；殊不知，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这些督抚大臣们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朝廷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泽还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进而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如此，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换言之，在载泽看来，立宪可以帮助君主从地方督抚手里把更多的权力夺回来。 但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完全是错的 这个逻辑显然是错的。无论是证之学理，还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一定都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八个字；至于“官权”是否会受到损害，则是不一定的事情。载泽拿日本举例，也是大错特错。明治维新前，天皇只是个摆设，清廷却是古老的皇权专制体制；就君主立宪的客观需求而言，天皇确实需要增强一些权力，清廷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如此荒谬，其“名言”——“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自然也说明不了清廷有多少改革诚意。
學習重心：改革與革命的歷程與特色
1901年初，光緒皇帝發佈了一道上諭，指出國內的問題，並強調政府應順時勢進行改革。 「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公事以文牘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光緒皇帝命令各級官員，「參酌中西政要」，就吏治、民生、教育、選舉、軍政和財政等提出意見，各按情形，或改革或省併。 節引自清實錄館纂修：《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七》（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冊58，卷476，頁273-274。 1908年，清政府宣佈準備立憲的計劃，並定了在1916年頒佈憲法及進行第一次國會選舉。以下是憲法大綱的重點。 1.大清皇帝的統治，萬世一系。 2.大清皇帝神聖尊嚴不可侵犯。 3.大清皇帝擁有召集、解散議院的權力。 4.議院擁有議決法律的權力，但所有法律必頇經大清皇帝批發才可頒行。 5.大清皇帝擁有用人的權力，議院不得干預。 6.大清皇帝擁有一切軍權（包括調遣權），議院不得干預。 參考清實錄館纂修：《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八》（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冊59，卷595，頁707-708；引自（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冊5，頁107-108（總頁5947-5948）。 探討問題建議：清末新政如何導致大規模革命起義活動爆發？
1911年（宣統三年），清下令裁撤舊設內閣及軍機處，並宣佈成立責任內閣。以下是內閣成員名單。 註：閣總、協理大臣均為國務大臣，並充憲政編查館大臣。這個責任內閣被稱為「皇族內閣」（或「親貴內閣」）。 參考（清）趙爾巽重修，柯劭忞等撰：《清史稿?宣統皇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冊4，卷25，頁990-991。
·20· 2006 年第 总第期期 4 期·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mal of TaiY uan Urban V ocational college 丧失改革的社会基础是清末新政失败原因分析 1901-1911 年，清政府实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新政"。但这场由封建统治者发动的改革同维新变 法一样以失败告终。笔者以为，"新政"丧失改革的社会基础，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一、满汉官僚分道扬镳 满清依靠八旗军征战起家，依靠建立满汉地主阶级 联合专政才得以一统神州。所以，笼络汉族地主官僚势力，一直是满清皇室的重要政策。康熙皇帝标榜："满汉文武， 皆为一体"，"满汉诸臣被革相同，联原无异视，应一体加恩"。19 世纪50、60 年代，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地方督抚迅速崛起， 在地方督抚中占据多数，并取得了军事、财政及行政大权，中央集权的局面被打破，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各省势力 尾大不掉之势。以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前为例，9个总督 职位，除四川未有正式总督外，其余8 人中汉族4 人、满 族4人，而最重要的直隶和两江总督都是汉人；至于14个 巡抚，除陕西巡抚为护理外，其他13 人中汉族11 人、满 族2人。这种情况当然为中央政府所不容，满清贵族对汉 族地方督抚的猜忌日深，处心积虑加以裁抑。早在1860 年，汉族官僚李鸿章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鳃鳃然欲收将帅 疆吏之权。"在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为维护风雨飘摇中 的满洲贵族统治，以改革为名，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地方督 抚的军权和财权，把它集中于满人之手。收地方权力归中央。"自庚子以后，新政繁兴，百事需财，因内帑之空虚，迫而为悉索敝赋思以分督抚之肥，而中央集权之说又同时 窜入政府之脑海，于是向日督抚所拥有之广大无垠之特 权逐渐为中央所干涉逡巡。" 1903 年，设立练兵处，企图 控制各省编练的新军。1906 年设立陆军部，由它统率帝国 的全部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这样 陆军就全部由满人统率；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 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宪政 改革越往前推进，汉族官僚的权力越不断丧失，中央政府 集中的权力越来越大。 集中央权力于满清贵族。"新政"前，清政府中央各部 堂官满汉平列，满汉官员人数相等。1906 年改革后虽规
1、试述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失败原因 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到1905年12月成立学部，清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逐步推出了各项新政，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制度改革。主要是调整机构，整顿吏治。1901年7月，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位列六部之上。1903年，设立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巡警部是随着军事改革设立的。在军事改革中，清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兵制，将军制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保安三种，把维持治安的军队分立出来，专门负责地方治安。为了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1905年，清政府又设立了学部，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清政府还采取措施整顿吏治，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停止捐纳买官。 （2）经济改革。1903年8月，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商部。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工商业，还包括农业。商部在各部中位于第二位，仅次于外务部，反映了清政府对农工商业的重视，1906年，商部扩展为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即着手建立联系官商的机构，以沟通商情，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商部成立后，推行了一系列法令，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视工商为末业的现象，促使当时出现了一个举办工商业的热潮，使中国厂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3）军事改革。1901年8月，清政府下诏停止武举，并令各省裁撤绿营防勇，改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操练新式枪炮。1902年底，清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派奕劻总理其事，袁世凯充会办练兵大臣。1902年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一镇，约12500人。张之洞也练成湖北常备军两翼，约7000人。袁世凯在1905年编成北洋新军6镇。直到清朝灭亡，总共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约17万人，称为新军。袁世凯通过其势力控制着北洋新军的实权。 （4）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包括创办新学堂、鼓励留学和改革科举等，目标是建立近代教育制度，1901年废武举，1905 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失败原因：（1）失去权威，由兴到衰。西太后和光绪帝先后离世，清王朝没有一个权威人物能够驾驭新政，故新政不可避免要失败。 （2）上层不和，元气大伤。统治者上层满族贵族与汉族官僚的矛盾，及满族贵族内部的矛盾不可调和。特别是溥仪上台后，载沣与袁世凯的斗争更加激烈。（3）军队失控，无以保障。北洋新军的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尾大不掉。另外对革命党人对争取新军的活动防范不够。 （4）处置不当，丢失民心。解散政闻社，镇压国会请愿运动，成立皇族内阁，这些违背民意的做法，使得各阶层人民都开始反对清政府。 （5）操之过急，欲速不达。立宪改革出台过于迅速，铁路国有政策严重失误。因小失大，给整个改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3 辛亥革命课时作业人民版 一、选择题 1．1901年，清政府实施“新政”，推行了提倡民族工业、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等措施，其目的是( ) A．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B．改变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C．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D．缓和统治者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答案：D 解析：清政府实施“新政”的目的主要是缓和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遏制革命形势的发展，维护其自身统治，故选D项。清末“新政”的措施，在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A项错误；清末“新政”没有改变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B项错误；清末“新政”的措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C项错误。 2．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该誓词主要表明孙中山( ) A．践行三民主义的决心 B．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迫切愿望 C．让位于袁世凯的必然性 D．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妥协性 答案：A 解析：孙中山的就职誓词，表明了他倾覆清政府，忠于民国，为民众服务的决心，也表明了孙中山践行三民主义的决心，故选A项。材料没有涉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迫切愿望，B项错误；依据材料“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可知，孙中山在誓词中陈述了任职的临时性以及解职的条件，但没有信息反映出他一定要让位于袁世凯，C项错误；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在材料中没有提及，D项错误。 3．有学者指出，纪年的改革是“皇帝倒了”的结果，但对中华大地上远离革命风暴中心的人们来说，正是纪年的改革才使他们相信皇帝已经倒了。该学者认为纪年改革( ) A．有助于推翻皇帝制度 B．实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C．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 D．消除了封建思想对民众的束缚 答案：C 解析：据材料“对中华大地上远离革命风暴中心的人们来说，正是纪年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