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误读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_范勇

一、引言

“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1]“误读”是跨文化交流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误读”也是在翻译中无可回避的普遍现象。意识形态是组成文化的重要元素，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内外学者对“意识形态”有种种不同的定义，就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而言，罗特曼（YuryLotman）的观点是最为合适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2]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中开展的，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深深烙印。意识形态是翻译中的误读，特别是有意识误读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和误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二、意识形态与翻译中误读的互动关系

意识形态与翻译中误读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有意识误读是翻译受本土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意识的误读是译者对外国作品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改写。美国翻译学家安德列·勒弗维尔（Lefevere）认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就是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外因则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与机构，即“赞助人”。“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3]，但代表某一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只能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一方面，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则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于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熟知这一套意识形态价值参数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大多也会自觉地避免触犯意识形态的天条；翻译中的误读，常常既是代表某一意识形态的赞助人干预的结果，也是译者自觉服从意识形态约束的表现。例如，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原本是一部充满浓厚宗教色彩的作品，甚至卖火柴小女孩的死亡也是被安徒生用来表现人们从“原罪”得到拯救，获得灵魂永生的基督教思想。而以翻译安徒生童话而蜚声中外的叶君健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译介这部童话时，将原本译成一部通过叙述卖火柴小女孩之死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冷酷本性，并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同情的进步作品。这种误读，并非是深谙西方文化的叶老对原作的理解有误，或在翻译时表达不到位，而是他有意而为之。由于五、六十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气候，当时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一方面只有那些揭示阶级斗争和暴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西方文学作品才被视为值得译介；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的很多方面，特别是基督教思想，都被视作与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而国家成为译者唯一的赞助人，译者的翻译活动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支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叶老在翻译《卖火柴的小女孩》时，对其进行了有意识的误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和“赞助人”的意愿。“但正是因为这一中国化的过程，安徒生童话才得以在极左的年代里一版再版，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安徒生童话也因此在异己的文化土壤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4]2、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与翻译中的误读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它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行文，甚至连译者呼吸的空气都可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操纵。”[5]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译者对原文的一种阐释，而意识形态对译者个体思维的这种强烈影响，常常导致译者按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对原作做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错误阐释。比如，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作品中，由于译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常常把西方人的亲子之爱和正常的人类情感附会成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忠”、“孝”、“义”等。例如，林纾将其译作《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即英国作家哈葛德的《蒙特祖马的女儿》）中的千里寻亲和为母报仇都归结为“孝”的力量，林纾还将狄更斯的名著《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将法国作家雨果的

《九三年》译为带有中国传统侠义小说色彩的《双雄义死录》。无独有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论时，对原书中提及的翻译中的误读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范勇

环境和面对的受众，取决于符号所要表达、表征或描述的对

象以及用什么方式传达给人等因素的影响。设计行为主要

是一种社会行为，它总是产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体之

间。一方创造符号，给予符号以意谓，另一方接受和理解符

号及其所具有的符号意谓。反映在平面设计上也是如此，在

行为中产生设计，也在行为中完成设计符号传递、接受、交

流与理解，平面设计的符号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现象统一到设计作品中，设计本身又在行为中完成了它的给予意谓，这

是平面设计符号学研究的一条主线。

参考文献：

[1]张宪荣，《设计符号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3。[2]海军，设计的诗学[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4

。191莎士比亚剧中的著名人物哈姆雷特是这样介绍的：“罕木勒特，孝子也。乃以父仇之故，不得不杀其继父，辱其亲母

……”[6]。这里严复将哈姆雷特描述为“孝子”不能不说是受到中国传统礼教影响的结果，因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孝子”与西方人心目中的achildwholovesone'sparent是大相径庭的。3、主流意识形态、有意识误读与译本的流行当原文所描述的某些事实与本土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时，译者往往舍“信”而媚俗，删改事实，以求得大多数读者对译文的接受。比如，美国翻译家EvanKing于20世纪40年代初翻译老舍的两部名作《骆驼祥子》和《离婚》时，为了迎合当时美国大众流行的思想状态，将《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尾改成大团圆结局：祥子最终找到了小福子，并把她从白房子中救了出来，而且两人还幸福地结合在一起。译作出版后立即成为美国的畅销书；[7]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舍作品的本来面目，甚至导致了老舍先生本人的不满，但从读者接受角度来说，这一“误读”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它使得老舍的作品得以在美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欣赏。4、意识形态、有意识误读与翻译的政治动机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诸多方面进行着操控，这种操控首先体现在翻译目的的政治性上，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目的论”将翻译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而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文学翻译，其目的本身常常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译者有时甚至将文学翻译作为政治斗争的强有力武器。这样的“政治翻译”在晚清的小说翻译中尤为突出。当时的中国处于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以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倡导政治小说的翻译，以配合维新改良运动，由此出现了译介西洋小说以开启民智、谋求变革的翻译高潮。小说翻译肩负起了政治的任务，译者不惜对原著进行大胆的有意识误读来实现启发民智，增强民族意识的社会功能。比如，在苏曼殊译介的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出现了原文没有的侠客男德的形象。这位侠客思想激进，大骂孔孟。他以法国青年的口吻说道：“支那国孔子的教训，只有那班支那黄种人奉为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话吗?”他痛斥官府，主张“大起义兵，将这班满朝文武，拣那些黑心肝的，杀个干净。”这实属苏曼殊有意进行的创造性误读，旨在影射晚清社会的黑暗。这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想，也引起了国人的共鸣和兴趣，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变革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三、结语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译介中的误读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误读，特别是有意识误读是意识形态支配译者翻译活动的直接结果，另外，译介中的误读也是意识形态左右译本接受与流行的手段；另一方面，译介中的误读也在影响意识形态：它或是成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或是成为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促进新的意识形态产生的手段。

参考文献:

[1]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0。[2]Herman,Theo.TranslationinSystems:DescriptiveandSystem-orientedApproaches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126—127.[3]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14—18.[4]梁志坚.意识形态对安徒生童话译介的操纵———以

《卖火柴的女孩》中文译本为例[J].中国翻译,2005(1):31。[5]Bassnett,S.&Levefere,A.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C]，London:Pinter,1990:13.[6]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22。[7]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5):26。基金项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08年度校人文社科预研项目（SK20080119）。浅谈国有企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齐长兴

摘要：群众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观点，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领导干部只有牢

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坚持权力的“人民

性”，认识权力的“两面性”和“制约性”，才能正确行使手中

的权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关键词：作风建设；群众观点；权力观

中纪委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指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必须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是一项带有全局性的重要制度，是落实反腐败领导体制

和工作机制的有效载体，也是便于实际操作的组织机制。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有力地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

开展。但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在落实责任制的过程

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一些薄弱环节，如不及时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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