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

“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
摘要：李森林主义无疑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怪胎，它是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苏
联社会特殊背景的产物。从表面上看，整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国家领导人权力的滥用，李
森科本人趁机利用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达到个人目的，但实质上，科学家与
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相勾结，以及他们立场的不坚定，才是李森科事件发生和兴起的根本原
因。
关键字：李森科事件；前苏联；国家政权；科学独立性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苏联，曾经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政治大运动。这一时期，
科学家们纷纷把自己所属的研究领域和科学学派确定为是“无产阶级”的、依据“辩证唯
物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科学。[1]于是这种被贴上“无产阶级”的科学流派开始寻
找“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科学进行打击和批判。同时，由于当时斯大林推行中
央集权制度，在农业方面提出个体农民集体化，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导致苏联国内
城镇粮食和商品严重匮乏，前苏联当时的农业处于困境并面临很大危机。[2]在这双重条件
影响下，李森科开始了其以“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名头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长达三
十多年的“李森科伪科学案”。
李森科，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来在一个育种
站工作。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无意间在雪地里发现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
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并且在没
有严谨的科学实验和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大肆鼓吹，虚报产量，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
威胁和大幅提高小麦产量的灵丹妙药。而当时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正被国内糟糕的农
业状况所烦扰，于是李森科的“春化处理”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视。从此，李森科在其“科
学”道路上开始飞黄腾达。然而，在1929年到1931年期间，春化法不仅没有使苏联粮食
产量提高，相反还增加了农业负担。在这段时期中，李森科的理论被当时许多正直的科学
家批评和反对。李森科却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于是他绕开学术转而借政治手段打击迫害
持有不同观点的科学家。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
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李森科在他的演说
中谈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作斗
争。后来，李森科出于政治与个人私利的原因，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
基因的存在性，用拉马克和米丘林的遗传学抵制主流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并把西方
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1938年李森科终于登上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宝
座。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八月会议），李森
科经得斯大林统一，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孟德尔-摩尔更-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从此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1952年，《植物学杂志》再次发出了与
李森科不同的声音。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的文化生活出现了解冻。1955年
底，300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当局，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
科学院院长职务。一直到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李森科才迫于形势提出
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但是好景不长，苏联新任国家领袖赫鲁晓夫重蹈斯大
林的覆辙，李森科得以继续他的伪科学事业。1958年，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
“新见解”的科学家被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
科学院院长。一直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1965年1月成立国家检查委员会，对
应用遗传学进行检查，发现了许多弄虚作假的“科学方法”，从此宣告李森科事件的基本
结束。[3]
李森科事件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了巨大的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
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
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
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
主义阵营国家。[4]在李森科把持下，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苏联遗传学研究一蹶不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世界遗传学已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巅峰状态之时，苏联遗传学还
停留于细胞遗传学时代，整整落后了一个甲子！
李森科事件的特殊性就在于，一种错误的原理或理论在明知已是错误的条件下，仍能
够苟延残喘几十年，并且使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蒙受冤屈，失去性命，乃至让整个国家为
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对于如此离奇的事件，我们应该从多个方面分析其实质。
首先，社会环境的原因。科学不仅仅在于追求真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同时也是服
务于人类的，其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出于这种目的而言，科学对人类
是有功利性的，也就是说，人类利用科学而发展自身，科学就被赋予了实际的功利价值。
而国家政权为了获得这种功利价值，不免要让科学带上一定的政治色彩。一旦科学混入了
政治因素，那么科学的最初目的性也将会染上色彩，正如齐曼所认为的：“ 它已被逐渐当
作有目的的社会活动的一种工具， 而不再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社会力量的独立来源。这
样，科学就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了权力的中心，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明显地成为国家机器、
统治阶级、军事-工业联合体或者种种支配我们生活的社会力的一种机构。”[5]科学家与国
家政权形成了联盟关系，那么有利于联盟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才会得到支持，不利于联盟
的科学研究将被排斥迫害。国家和政府甚至是企业机构开始有目的性的支持或是控制科学
事业，同时科学家也必须依赖这种支持，设法得到研究甚至生活所需的资源。在这种联盟
的影响下，使得科学的评价和鉴定权转接到非科学人员或有利益企图的科学家手中，从而
失去科学性和公正性。在李森科事件中，到处可见政治对科学的掌控。前苏联为达到自身
政治的目的，给科学贴上了“阶级斗争”的标签，而投机分子李森科就是利用了这种政治
手段达到其学术界上的独霸地位。
其次，科学家自身的原因。科学研究的实际操作者是科学家们，这也就意味着，科学
家们的思想素质、观念立场等人为主观因素对科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二十世纪以来，科学
的地位和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人们不断高涨的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崇拜的情况下，科
学家的科学素养就变得尤为关键。由于政治与科学高度结合，科学素养低的科学家很可能
为了自己的私欲成为政治权利的附庸品。科学家绝不应该是为了受到别人的提拔和嘉奖才
做研究的，而是为了崇高事业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而从事科学事业的。在李森科事件的整
个过程中，很多科学家趋炎附势，在李森科的淫威之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忘记了科学的良
知，从而使得李森科这样的人可以乘虚而入。不得不说，李森科事件的发生，为了自身利
益参与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科学家们负有重大的责任。
为了避免李森科事件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全世界的科学家和政府部门都应该要引以
为戒，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第一，要促进政治与科学的良性交融[6]，坚决抵制政治恶性掌控科学，保持科学的相
对独立性。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与政治以及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和复杂，想
要把科学从这个大联盟中单独剥离出来已经变得不现实。科技与政治共同的价值取向实质
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基础的，如果能在社会历史条件下整体上保持价值取向协调与统一，那
么就能形成科技与政治的良性交融，从而实现科技、政治及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第二，在清楚的认识到第一点的前提下，各国政府应当建立有效的机制和制度以确保
政治目的与科学目的达到协调统一。同时，科学界也应当建立独立的评价体系和管理机构，
并且保证这种评价体系在政治家面前具有绝对的发言权，管理机构由科学界内部组成，不
受政治家的干预。只有这样才能够防止李森科这样的投机分子出现。
第三，科学家自身的科学素养也要不断的提高。在各国科学家的培养机制上，应当加
重对其科学思想、科学立场的教育，科学界也应当尽量制造一片“净土”，以期能够让科
学家们能够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保持自己科学的立场，在强权前有足够的意志力和原则
性。
虽然李森科事件具有特殊性，但它却反应了现今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何能
够有效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将是值得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任本命, 王虹. 李森科学派—现代遗传学发展中的一股逆流(1).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J],
2003, 6(2)
[2]孙慕天. “李森科事件”的启示. 科学博议[Z].
[3]何忠国. 苏联科技史上的“李森科事件”. 学习时报[N]. 2004-6-7
[4]延艺云. 李森科伪科学案考.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1993, 23(1): 74-80
[5]邢如萍. “李森科”事件再思考.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10, 9(2): 23-26
[6]罗骞政. 科技和政治的分裂与交融.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J]. 2009, 25(3): 9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