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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周考试校部材料馆材104 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888 11 2 18:00-19:40目录导论第一章科学伦理一、科学伦理的缘起二、科学伦理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现代科学研究活动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二是科学工作者的职业伦理问题。
三、科学伦理的社会价值1加强科学伦理的研究,可以有效地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2可以大大扭转科学研究中的不良风气3具有协调科研人员之间,科研人员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功能.案例1：光环的破灭———科学史上的“黄禹锡案件”1科学需要伦理学的引导2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导致黄禹锡伦理失范的重要原因3黄禹锡事件对中国学术界的启示(强化对科技工作者的科技伦理规范教育;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正确对待,严肃处理学术造假.) 案例2：“有机化学所”女博士造假1现代科学的高度专业化和科学实验的复杂性加大了发现造假的难度.2学生压力大和自身学术道德滑坡是导致学术造假的根本原因3部分导师失职是催生研究生造假的一个重要原因4不良的学术环境是导致学生造假的外部因素5预防学生学术造假的几点建议(加强学术作风建设;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建立严格的导师负责制)案例3：刘登义事件的启示1功利主义和无私利性规范的冲突是导致学术剽窃的根本原因2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分配冲突是导致学术剽窃的关键因素3杜绝学术剽窃的策略(在高等教育体系和科研机构开展持久而有效的科技伦理道德教育;正确处理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建立伦理审查机制;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和伦理责任感) 案例4：揭开“友情剽窃”的神秘面纱1警惕危害性极强的的联合剽窃2科技工作者缺乏道德自律是导致联手剽窃的根本原因3科技工作者应坚持真理维护诚信4加强法律意识,立法和法律监督案例5：李森科事件：科学在强权之下呻吟1科学活动要求具有基本的客观公正性2不能让科学沦为政治的婢女3正确处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案例6：渐行渐远的“巴尔的摩事件”1正确处理科学共同体内部利益问题是科学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2正确处理科学共同体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科学研究顺利开展的关键必须防止科学权威成为科学不端行为的保护伞第二章技术伦理一、技术伦理的缘起二、技术伦理研究的主要问题1高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2常规技术活动带来的伦理问题三、技术伦理的社会价值1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伦理意识2提高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的认识3促进技术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案例1：谁为“算错”买单？1积极营造工程技术人员践行举报义务的制度环境2企业伦理是高科技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3开拓高科技企业伦理,履行社会责任的途径(加强社会管理和监督;建设并坚持行业规范;企业对自身责任的认同)案例2：太空垃圾：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1太空垃圾的存在带来一系列技术伦理问题2太空垃圾的存在将会加剧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不平等3减少太空垃圾净化太空环境案例3：“后羿射日”重现江湖1和平利用空间技术是使太空技术造福人类的必要途径2技术活动主体要对技术活动的后果进行必要的伦理考量3导弹打卫星的启示：要充分估量技术背后的政治论理价值案例4：无伤害恶作剧1黑客伦理:黑客们形成的伦理观念2黑客文化的社会价值具有二重性3规范和引导黑客文化,使其服务于计算机技术发展(1教育和引导黑客具有正确的理性的伦理观念;制定法律法规约束黑客行为)案例5：“胡师傅”真的“糊”了1企业的公德意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道德基础2技术传播的载体-媒体和公众人物需要提升自身的伦理意识消除假冒伪劣现象需要各社会群体共同的责任担当案例6：达菲事件1社会责任感是高技术企业兴旺发达的生命线2企业社会责任感的践行与企业的发展并行不悖3达菲事件的启示:日常生活的技术产品更需要一种良心意识第三章工程伦理一、工程伦理的缘起二、工程伦理研究的主要问题1设计规划时的伦理问题2施工中的3使用时的伦理问题三、工程伦理的社会价值案例1：黄河第一大坝50年纷争1工程决策事关工程成败2工程决策中存在很多需要中时的伦理问题（核算的决策盲目的决策理性的决策）3要从工程伦理角度出发采用合理的参数。
化学化工学院林产化学与加工工程常亚丽1314313001“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科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学科像遗传学那样曾经历如此特殊的历史事件—“李森科”事件，其事态的发生与发展成为科学史上最奇特的篇章，并彻底地影响了这一学科在前苏联的发展和大批遗传学家的命运。
尤其是这一事件从根本上彰显科学与意识形态、国家政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一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远意义的科学事件。
一、“李森科”事件产生的来龙去脉及其后果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苏联，曾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政治大运动。
当时，科学界的一些人把阶级的方法应用到各种科学问题上。
许多著名的科学学派和科学家争先把自己所属的研究领域确定为“无产阶级”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同时还指责同领域中的其他学派以及持不同观点者。
遗传学受国内这一社会状况的影响，在1929年至1931 年间终于形成了一场尖锐的争论，即关于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的争论。
这场争论给不少学者带来不幸，在生物学界引起严重的不良后果，同时也给各种投机分子提供了绝好机会，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中，不学无术之人把持了领导岗位，大批专家被赶下讲台，甚至被迫害。
这一时期的争论与李森科事件表面上没有多大关联，李森科和他的支持者在当时还没真正露头。
但“无产阶级生物学”争论却真正成为导致李森科事件的基础和导火索。
从1926年开始，这股势力已经在全国萌芽，一些投机分子已经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中窥到了可乘之机，产生了搞伪科学的想法，一旦时机成熟，自然就会聚集到类似李森科一类人的周围，开始借力打击、报复反对者和竞争对手。
所以说生物学领域中大批科学家参与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活动，是“李森科”事件萌芽的先决条件和“理想”土壤。
李森科事件的另外一个历史大背景是前苏联的“大转折”，国内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开始推行中央集权体制，在农业方面提出个体农民的集体化。
农业集体化造成城镇粮食和商品严重匮乏，前苏联当时的农业处于困境并面临很大的危机。
科学以民主为前提——李森科事件的启示行政管理08级研 罗艺 208006010520世纪上半叶，正是遗传学迅猛发展之际，苏联却出现了一段历时30年的反对并扼杀遗传学的伪科学案。
以李森科为代表的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统治了苏联农业科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
由于得到斯大林、赫鲁晓夫等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李森科在苏联科学界横行了30年时间。
李森科之流把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严重破坏了学术民主，扭曲了科学界的学术气氛。
他们残酷迫害众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冤死在狱中，使得苏联的遗传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总的来说，在学术上, 对李森科的评价, 有关领域的科学家们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来各抒己见。
但从政治上总结李森科主义兴亡的历史教训, 却要及早去做。
自然科学理论问题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被轻率地判定为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学派；随意给科学设禁区、下禁令；不准自然科学刊物宣传不同的学术观点, 不给科学家以交流学术思想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灾难。
透过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可以获得如下的理解。
首先，科学的发展与一国的文化传统和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李森科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对科学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
科学最宝贵的价值不是它能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利益，而是科学的精神，是一种崭新的思想意识，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制度文化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对精神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经济思想、政治理念、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
世界上很难找到两个政治文化模式完全相同的国家。
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苏联模式”曾经被机械地硬搬到这些国家中去，结果制约和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学院（系）：机械工程学院专业：物流工程班级： 2014级研1班学号： 1411393004姓名：胡洲指导老师：严建新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摘要：李森科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一例伪科学案，它使苏联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医学和农业的实践危害甚大，使科学在政治的强权下呻吟，得不到民主的滋养。
而科学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民主是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无论什么时代，科学都必须立足于不依任何个人和社会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关键词：李森科事件；伪科学；科学；民主随着近代几次科技革命的出现，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及对生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令人刮目相看，使得科技日益成为强大生产力的事实令人信服不已。
对此，马克思指出：“生产中也包括科学,应当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因素。
”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此，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
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
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
李森科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一例伪科学案。
以李森科为代表的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统治了苏联农业科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
李森科之流把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严重破坏了学术民主，扭曲了科学界的学术气氛。
他们残酷迫害众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冤死在狱中，使得苏联的遗传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李森科伪科学事件使苏联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医学和农业的实践为害甚大。
这一事件波及许多当年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向往社会主义的西方科学家不得不在科学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以至整个科学界极大的震动[1]。
处在当时背景下的自然科学家，不可能不对自己的政治态度做出选择，特别是在涉及与自身的科学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更无法绝对置身事外。
“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摘要：李森林主义无疑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怪胎，它是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苏联社会特殊背景的产物。
从表面上看，整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国家领导人权力的滥用，李森科本人趁机利用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达到个人目的，但实质上，科学家与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相勾结，以及他们立场的不坚定，才是李森科事件发生和兴起的根本原因。
关键字：李森科事件；前苏联；国家政权；科学独立性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苏联，曾经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政治大运动。
这一时期，科学家们纷纷把自己所属的研究领域和科学学派确定为是“无产阶级”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科学。
[1]于是这种被贴上“无产阶级”的科学流派开始寻找“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科学进行打击和批判。
同时，由于当时斯大林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在农业方面提出个体农民集体化，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导致苏联国内城镇粮食和商品严重匮乏，前苏联当时的农业处于困境并面临很大危机。
[2]在这双重条件影响下，李森科开始了其以“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名头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长达三十多年的“李森科伪科学案”。
李森科，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来在一个育种站工作。
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无意间在雪地里发现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
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并且在没有严谨的科学实验和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大肆鼓吹，虚报产量，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和大幅提高小麦产量的灵丹妙药。
而当时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正被国内糟糕的农业状况所烦扰，于是李森科的“春化处理”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视。
从此，李森科在其“科学”道路上开始飞黄腾达。
然而，在1929年到1931年期间，春化法不仅没有使苏联粮食产量提高，相反还增加了农业负担。
在这段时期中，李森科的理论被当时许多正直的科学家批评和反对。
李森科却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于是他绕开学术转而借政治手段打击迫害持有不同观点的科学家。
李森科现象及其教训
孙慕天
【期刊名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3(005)001
【摘要】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其中如何处理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提出了科学与政治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准则,列宁逝世后,随着全盘国有化、全盘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的中央集权体制(所谓"斯大林模式")取代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日益凌驾于客观的科学真理之上.李森科现象的出现集中反映了苏联模式的特质,传达了苏联高层决策者在处理科技进步和政治利益的关系方面所陷入的悖论.历史证明,必须建立合理的社会体制,维护科学的价值中立性,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能推动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总页数】7页(P25-31)
【作者】孙慕天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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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科事件的始末一、历史背景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进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苏联开始依据马克思主义建设自己的国家，从而开始了苏共对苏联长达80多年的统治，列宁去世，斯大林接权开始对苏联进行清洗活动，在军队上的清洗，清洗使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将军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被处决。
这次清洗后，斯大林完全控制了苏联红军，而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次清洗使得整个军队的组织被打散，军中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官，使得整个国家容易被入侵。
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因为了解到红军内部的虚弱而发动了侵苏的巴巴罗萨作战。
而在社会上的清洗使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罗斯大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
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本人幸存，另外五位中四人被处死，列夫·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
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两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
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这些人几乎全部死于狱中。
这一系列的事件为斯大林成为全苏最高领袖奠定了基础。
由于苏德战争爆发，从而延迟了斯大林对科学界进行清洗的时间。
战后的苏联由于苏德战争中苏联科学家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科学界仍然是比较独立的一个区域，为了完成对苏联的完全控制，斯大林采用支持李森科对科学界进行大清洗，所以说李森科事件不仅仅是李森科自己在政治上的投机，而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延续，即使没有李森科的出现，这样的对科学家的迫害也会发生。
“科学与真理同行，也必与丑闻相伴。
”这话不知道是哪位哲人说的，颇有些耸人听闻的味道。
不过客观地讲，世上骗人的把戏太多，而且这些把戏一旦沾上科学的边儿，就更让人真假难辨、捉摸不透。
然而骗局终究是骗局，就如林肯的名言：“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1. 辟尔唐古化石——世纪大骗局这一世纪大骗局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科学丑闻之一。
1911年，英国律师道森声称在辟尔唐发现了一个猿人头盖骨的一部分。
1913年，道森和英国著名人类史学家伍德沃德宣布，他们发掘出了一种半猿半人的生物头盖骨，并说这种生物生活在大约50万年以前。
他们的“发现”被当作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一个有力证据，在人类学上被命名为“曙人”，被认为是类人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的过渡性生物，甚至作为重大科学成就出现在邮票上。
1928年，科学家采用含氟量测定古化石年代的办法，查出“曙人”的头盖骨不早于新石器时代，下颌骨属于一个未成年的黑猩猩，他们还发现头盖骨、下颌骨全经过了染色处理。
一场精心制造的骗局终于真相大白。
2. N射线——集体的自我欺骗在1899年英国科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后，1903年，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布朗洛宣布他发现了一种新射线——N射线。
它引起了法国物理学界的狂热追捧，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勒尔在内的众多学者纷纷跟进。
1904年上半年，仅法国科学院院刊就发表了54篇有关N射线的论文。
但在法国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发现这种射线。
后来，英国物理学家伍德证明，N射线纯属子虚乌有。
布朗洛出于急于做出重大成就与英国人一较高下的心理，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当作了客观事实。
而其他法国科学家则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而团结在布朗洛周围，从而制造了这幕集体自我欺骗的闹剧。
3. 密立根在做实验时选择数据——伟人身上的瑕疵1910年，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进行了著名的“油滴实验”，第一次测出了氢比一个电子重1836倍，获得了192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生平简介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9.29-1976.11.20)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乌克兰人。
斯大林统治后期和赫鲁晓夫初期苏联首席科学家,号称“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李森科简介李森科是前苏联农学家与生物学家，出生于乌克兰。
他对苏联科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过是不好的方面：他让苏联科学界损失了两代精英生物学家。
在李森科简介里，李森科是个学识浅薄的人，却是苏联的三科院士，独霸苏联科学界三四十年。
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苏联生物学与遗传学步入了无尽的深渊。
李森科的“李森科主义”也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阻碍科学进步。
李森科最初崭露头角是在他提出的“春化处理”方法时。
所谓“春化处理”，即在种子种植前湿润并冷冻来加速成长，目的是解决霜冻威胁的问题。
虽然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但是李森科凭借其“学术与政治”结合的手段，巧妙迎合斯大林的私心，居然堂而皇之的在苏联推广起来。
除了“春化处理”，李森科后来的做法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否定基因，将自己对于遗传学的理论与米丘林理论结合在一起，站在了主流遗传学说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对立面。
对于反对的声音，李森科故技重施，用阶级理论将学术敌人打倒迫害。
许多坚持真知灼见的科学家被害。
之后召开的“八月会议”李森科顽强的取得胜利，摩尔根遗传学因此在苏联被取缔。
但是真理的力量是无限大的。
即使在李森科主义正猖獗时，真理的呼声并未消亡。
恰值斯大林逝世时，李森科迫于形势而下台。
但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亦与斯大林一样犯错，李森科不久又重新占领生物学界。
可是这只是李森科短暂的胜利。
赫鲁晓夫下台后，李森科遭到苏维埃科学院投票否决，从此在苏联生物学界消失。
李森科事件在苏联科技史上，有一件影响十分恶劣的事件即李森科事件。
这一事件是指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学识匮乏的李森科独霸苏联生物学界的事。
李森科利用政治斗争与学术斗争结合的方法，将学术敌人打为阶级敌人，奸诈地迎合斯大林及赫鲁晓夫的私心，取得个人的胜利。
“李森科事件”的启示作者：孙慕天来源：《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03期重温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史，足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保卫民主，保卫科学。
在苏联自然科学七十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遗传学那样，在那么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与哲学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
的确，苏联遗传学史是科学史上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破坏科学独立精神、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而这一点又是通过“李森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的。
历史地说，对西方遗传学的否定思潮一开始并不是由李森科鼓动起来的。
西方学者茹拉夫斯基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中，存在一个“摩尔根主义者学派”。
与此同时，虽然还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西方流行的生物哲学观点，但不少人也确实在自觉地学习唯物辩证法。
正是在对遗传现象的哲学反思中，不同的哲学观点的交锋也拉开了战幕。
在这场论证中，主要显示了两种思想导向：一种是坚持摩尔根主义，在进化问题上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另一种是坚持拉马克主义，强调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
随着论战的展开，德波林派占了上风。
但是，随着1930年底反德波林派的战斗打响，形势骤变，在清算自然科学战线的德波林派时，遗传学中的摩尔根主义就成了矛头所向。
1931年3月14日～24日，共产主义科学院唯物主义生物学家协会召开全会，这是遗传学领域的一次意识形态性质的会议，主题是反德波林派，会议提出的任务是“重新审查‘被神圣化了的’资产阶级生物学”和“对生物学进行布尔什维克的改造”。
会议的主题发言人是托金，他强调指出：“生物学战线是最落后的战线。
”托金在总结发言中说：“摆在我们协会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现在我说，它首先是同一个巨大的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的事业有关。
”这个事业是什么呢？托金解释说，它不是那些在“研究所或实验室里产生的个别的偶然的问题”，而是“同农业集体化”，同“现在在畜牧和植物栽培的实践中必须做出什么成就”有关的问题。
而这一点又抓住了坚持西方遗传学方向的学派在当时的致命弱点。
当时，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还处在起步阶段，基因的染色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假说，只是20年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DNA的发现，才使遗传学的产业价值充分展示出来。
当然，无论是那时苏联的最高决策集团，还是理论家们，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远见。
于是，急功近利的短视就必然在战略上引导科学事业和理论思潮走上歧途。
這时的李森科，刚刚离开阿塞拜疆的甘仁斯基农业站，（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孟德尔一样，他在那里也种豌豆）迁往奥德萨，当然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
但是，在我们这些回溯历史的人看来，会议的议题和氛围令人觉得李森科已经呼之欲出了。
费拉托夫在谈到这次会议时，正是这样说的：“李森科的形象似乎已经高悬在生物学的头上。
”的确，李森科是那一特殊时代的产物。
费拉托夫深刻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在30年代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和科学技术的因素希奇古怪地拼凑起来的舞台上，李森科是被选择出来的文化傀儡；而他则在策略上手段灵活地和无耻地运用了这些因素。
”李森科是标榜身怀解决作物增产问题的科学诀窍敲开中央学术殿堂大门的，这个诀窍叫做“春化法”。
这是一种农业上早已用过的育种法，就是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种子生长，从而缩短谷物的生长期来躲避收获季节的低温或霜冻，达到增产的目的。
30年代初，在奥德萨的乌克兰育种和遗传研究所，李森科就建立了专门的春化法研究室，还出版了专门的杂志——《春化法通报》。
李森科是以一个实干的农学家的身份登场的。
1934 年，瓦维洛夫提名他出任乌克兰科学院院士，次年成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从此飞黄腾达。
开始时，李森科还只是在实践的层面上宣传自己的春化法，并未致力于建构独立的理论体系，以与西方经典遗传学分庭抗礼，直至取而代之。
1935年前后，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理论包装——米丘林生物学。
米丘林是育种专家，致力于远缘杂交的研究，把南方的果树移植到北方，培育了300多种果树品种。
米丘林毕竟是一个科学家（且不说他的成就如何），即使对孟德尔遗传学，他也采取了比较科学的态度，他说：“任何科学结论以及从中得出的最后结语，例如，孟德尔定律，仅在没有发现其中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才是有用的”，而他举出孟德尔的山柳菊实验和自己的实验说明存在这样的矛盾，但又指出这也可能“算作例外”。
当然，在后来的情势下，他的著作、讲话、致词也有明显的倾向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米丘林是一个实验生物学家，没有直接参与李森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从总体上说，还是坚持了科学规范的。
但是，对李森科来说，米丘林的科学思想，确实包含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东西。
历史表明，李森科用米丘林理论作为“李森科主义”思想体系的支撑点，是十分聪明的选择，这使他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通过“理论”建构，他把春化法泛化，举凡对植物、种子和块茎在种植前所做的一切，都被称作春化。
李森科演绎出的“重大”理论结论是：“生活条件改变引起遗传性的改变”。
经过这样的论证，李森科锻造了自己与西方经典遗传学作战的武器。
据我们的研究，至少在1935～1936年间，他还没有特别打出“米丘林主义”的旗号（当时米丘林尚在世），而是以捍卫达尔文主义相标榜。
1936年12月19日～27日，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召开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广有争议的“农业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春化法”问题。
在这次会上，李森科的观点虽然占了上风，却仍然不乏反对者。
据格雷厄姆的统计，会议的46个发言中，支持李森科的是19人，反对的17人，模棱两可的10人。
对此，李森科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三年后，李森科已经羽毛丰满，自认有实力彻底打垮对手。
1939年10月7日～14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召开遗传学和育种学讨论会，李森科认为时机已到，他迫不及待地脱掉达尔文主义的外衣，打出了米丘林遗传学的新旗号。
他的发言中有一段话，堪称“李森科宣言”：“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称自己是‘阶级的’（至于是哪个阶级则讳莫如深）遗传学的代表，近来竟至大搞思辨。
他们声称，批判孟德尔主义就将摧毁遗传学。
他们不想承认，真正的遗传学乃是米丘林学说……不得不违心地宣称，就是李森科、普列津特等人褒扬米丘林学说，破坏了科学遗传学。
要知道，我们米丘林主义者，并不反对遗传学，而是反对科学中的废话，谎言，是要摈弃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僵化的形式的原理。
我们所推崇的、为千千万万人的科学和实践所发展起来的苏联学派的遗传学，就是米丘林学说。
这种遗传学做出的成绩越大（在科学上我无须谦虚，因此可以自豪地宣布，所得到的成绩非同小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就越难以掩盖在科学上的各种谬误。
”会上李森科一伙的声势大振，在53个发言者中，反对者只有23人，已不像上次会议那种势均力敌的态势了。
总的看来，反对者始终处于守势，只是要求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严肃科学家，瓦维洛夫几乎是用一种恳求的口气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委会的领导会理解，我们，那些追求真理和献身于科学的学术工作者，是很难拒绝我们的观点的。
你们理解情况是多么严重，因为我们正在捍卫的是巨大的创造性工作、精确的实验、苏联和国外的实践所取得的成果……解决众多的争论问题本质上只能通过实验。
必须为实验工作提供充分的可能性，哪怕这些实验是从对立的观点出发的。
”瓦维洛夫还在向对手要求科学的中立性和公正的实验评价，这样的善良愿望与李森科派的心中所想，真是南辕北辙。
试比较一下李森科咄咄逼人的说法，“这次会议从我这里听到的将主要是，我为什么不承认孟德尔主义，我为什么不认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形式遗传学是科学”。
可以发现，像瓦维洛夫这样的真诚的学者，实在是太天真了，这也许是因为科学智慧终究并不等于政治智慧罢！从实践上说，米丘林的工作带有一种“民间科学”的色彩。
他在田野中从事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实验操作，以不断培育出的大量新果树品种展示出丰硕的实际成果，而那些主流遗传学者，在实验室中长期埋首于几乎看不到任何效益的研究，两者之间的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要知道，当时的苏联，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社会舆论，都对生物学和农学期望甚殷，因为30年代苏联的农业一直处于危困之中。
斯大林本来指望全盘集体化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问题，他乐观地说：“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
”可是事与愿违，原定“一五”计划食品增长1倍，而结果实际产量1932年比1928年减少了30%，1932年农业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1933年的粮食产量比1928年减少五百万吨。
特别是1932年以后的几年，情况更为严重，许多州出现饥荒，牲畜大批死亡。
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粮食收购危机，物资匮乏，价格飞涨，基本食品和日用品全面实行配给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为解决当前农业问题服务的学术研究，当然会受到特别的鼓励。
党的要求是按社会主义的计划大规模地改造自然，米丘林式的研究道路是与这一语境完全吻合的。
米丘林的名言是：“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而是要向自然去索取。
”苏联党和政府在他生前就授予他“伟大的自然改造者”的称号，可见，这不是偶然的。
李森科敏感地迎合现实的需要，利用米丘林园艺学的这一特点，利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性质进行投机。
他一面斥责理论生物学者面对饥荒无动于衷，躲在实验室中埋首研究果蝇；这样，那些理论生物学家的动机就变得可疑了，他们似乎故意捣乱，有意削弱苏联农业，阻挠五年计划的实施。
1935年，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集体农庄庄员会议，斯大林在主席台上就座。
李森科在讲话中含沙射影地攻击学术对手说：“同志们，你们知道，破坏分子和富农不只是在你们的集体农庄才有……在科学中他们也是这样危险，这样顽固……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斯大林高兴地插话说：“好啊，李森科同志，好啊！”反过来，李森科又吹嘘自己的春化法是使苏联农业摆脱困境、实现大幅度增产的灵丹妙药。
1935年，《消息报》报道春化法使谷物增产1000万普特（1普特＝16.38公斤）。
两年后，李森科宣布已经把名为“女合作社员”的冬小麦转化为春小麦，免去越冬时间，使小麦缩短了生长期。
如此等等，李森科就成了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民族英雄。
1935年，瓦维洛夫被免去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由穆拉洛夫接替，他试图调和两个对立的遗传学派，于1937年被解职；继任者迈斯特刚刚上台就被赶下去，1938年李森科终于登上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宝座。
科学知识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价值中立的。
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建制，它的存在和它的成果与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都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因此每当社会各种力量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时，科学，它的研究目标，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甚至科学的结论，都会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