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科学以民主为前提——李森科事件的启示行政管理08级研 罗艺 208006010520世纪上半叶，正是遗传学迅猛发展之际，苏联却出现了一段历时30年的反对并扼杀遗传学的伪科学案。
以李森科为代表的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统治了苏联农业科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
由于得到斯大林、赫鲁晓夫等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李森科在苏联科学界横行了30年时间。
李森科之流把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严重破坏了学术民主，扭曲了科学界的学术气氛。
他们残酷迫害众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冤死在狱中，使得苏联的遗传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总的来说，在学术上, 对李森科的评价, 有关领域的科学家们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来各抒己见。
但从政治上总结李森科主义兴亡的历史教训, 却要及早去做。
自然科学理论问题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被轻率地判定为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学派；随意给科学设禁区、下禁令；不准自然科学刊物宣传不同的学术观点, 不给科学家以交流学术思想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灾难。
透过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可以获得如下的理解。
首先，科学的发展与一国的文化传统和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李森科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对科学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
科学最宝贵的价值不是它能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利益，而是科学的精神，是一种崭新的思想意识，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制度文化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对精神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经济思想、政治理念、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
世界上很难找到两个政治文化模式完全相同的国家。
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苏联模式”曾经被机械地硬搬到这些国家中去，结果制约和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学院（系）：机械工程学院专业：物流工程班级： 2014级研1班学号： 1411393004姓名：胡洲指导老师：严建新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摘要：李森科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一例伪科学案，它使苏联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医学和农业的实践危害甚大，使科学在政治的强权下呻吟，得不到民主的滋养。
而科学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民主是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无论什么时代，科学都必须立足于不依任何个人和社会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关键词：李森科事件；伪科学；科学；民主随着近代几次科技革命的出现，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及对生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令人刮目相看，使得科技日益成为强大生产力的事实令人信服不已。
对此，马克思指出：“生产中也包括科学,应当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因素。
”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此，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
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
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
李森科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一例伪科学案。
以李森科为代表的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统治了苏联农业科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
李森科之流把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严重破坏了学术民主，扭曲了科学界的学术气氛。
他们残酷迫害众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冤死在狱中，使得苏联的遗传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李森科伪科学事件使苏联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医学和农业的实践为害甚大。
这一事件波及许多当年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向往社会主义的西方科学家不得不在科学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以至整个科学界极大的震动[1]。
处在当时背景下的自然科学家，不可能不对自己的政治态度做出选择，特别是在涉及与自身的科学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更无法绝对置身事外。
科学对民主的推动作用——民族生存的土壤——科学姓名：徐斌班级：管102班学号：2010310215科学对民主的推动作用——民族生存的土壤——科学在重大决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人们通常把目光集中在民主化上，这是无庸质疑的。
只有民主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什么是民主，怎么样才能做到民主，是我们迫切需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科学对民主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要实现决策的民主化，首先要保证决策是否科学。
决策的民主化为实现决策的科学提供了最有效最可靠的体制保证，使决策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而重大决策时新民主化的过程就是科学的实现过程。
重大决策实现民主化的目的和过程就其意义而言，都是按照科学化的原则为重大决策服务，这种服务体现了重大决策本身的内在要求，即重大决策的质量高于一切的要求。
重大决策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最直接的因素是民主因素。
只有民主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只有民主才能使科学很好的为人民服务。
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重大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较之以往更加突出，这就需要科学的推动作用。
当民主成为决策者的理念之后，重大决策的失误仍然在所难免，原因何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决策者非理性影响。
一定范围内的理性在更大范围来看可能是非理性，相对的。
决策者的理性是有条件的，除了自身的科学素养和理智外，外在条件对理性地控制是十分重要的。
重大决策是一种权利，是权力的运用过程，民主包含对重大决策权利的监督和控制，只有民主化才能保证科学的实现，但首先要保证民主本身的过程是科学的，科学的民主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民主化出现问题，决策科学必不能实现。
在科学指导下的民主化和集团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信奉集团主义道德的人看来，目的可以说明手段的正当性，只要是领导集团的命令，最后总是简化为领导个人的命令，就是没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
在这种道德观的支配下，个体不允许有运用良心判断是非的自由，他的尊严，地位，发言权以及伤害别人的权利，都取决于领导的决策，这是与科学的民主相违背的，就算决策是由民主过程实现的，决策也不能科学，因为这只是集团的领导来决定的，其他人都是跟风。
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摘要上个世纪中叶的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对当时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和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伤害，经历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苏联科技史上的“李森科事件”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一个黑暗的深渊。
反思李森科事件让我们了解到科学进步在专治政治体制下举步维艰的事实。
就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
对比古希腊民主的政治制度而所取得的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没有政治民主科学理论的研究就会受到政治霸权的侵害，由此可见民主对科学的重要性。
关键词：李森科遗传学民主政治科学1. 李森科事件的始末1.1 李森科简介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9.17—1976.11.20)。
苏联农学家、生物学家。
生于乌克兰，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业专科学校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
曾于基洛佛巴德农场工作时研究春化处理，于1929年提出植物阶段发育理论，提出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学，否定孟德尔的基于基因的遗传学，并进一步将他的观点普及化而提倡米丘林生物学，因此与全世界生物学界在思想上处于对立的地位。
可是李森科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并借此使用政治手段迫害打击在苏联内反对自己的学术者，得以使他的学说成为当时苏联生物遗传学的主流。
于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任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1941年李森科报告得到了无性杂种，并在“遗传性及其变异”一书中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体系（1944），即“李森科的学说”。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否定斯大林的路线，但令人遗憾的是赫鲁晓夫继续支持李森科。
直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下台，苏联的生物界才得以清除李森科的荒谬学说。
1.2 历史背景及其始末20世纪30年代前后，苏联曾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政治大运动。
当时，科学界的一些人把阶级的方法应用到各种科学问题上。
许多科学家和其所属的领域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科学，被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摘要：李森林主义无疑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怪胎，它是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苏联社会特殊背景的产物。
从表面上看，整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国家领导人权力的滥用，李森科本人趁机利用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达到个人目的，但实质上，科学家与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相勾结，以及他们立场的不坚定，才是李森科事件发生和兴起的根本原因。
关键字：李森科事件；前苏联；国家政权；科学独立性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苏联，曾经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政治大运动。
这一时期，科学家们纷纷把自己所属的研究领域和科学学派确定为是“无产阶级”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科学。
[1]于是这种被贴上“无产阶级”的科学流派开始寻找“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科学进行打击和批判。
同时，由于当时斯大林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在农业方面提出个体农民集体化，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导致苏联国内城镇粮食和商品严重匮乏，前苏联当时的农业处于困境并面临很大危机。
[2]在这双重条件影响下，李森科开始了其以“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名头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长达三十多年的“李森科伪科学案”。
李森科，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来在一个育种站工作。
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无意间在雪地里发现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
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并且在没有严谨的科学实验和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大肆鼓吹，虚报产量，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和大幅提高小麦产量的灵丹妙药。
而当时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正被国内糟糕的农业状况所烦扰，于是李森科的“春化处理”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视。
从此，李森科在其“科学”道路上开始飞黄腾达。
然而，在1929年到1931年期间，春化法不仅没有使苏联粮食产量提高，相反还增加了农业负担。
在这段时期中，李森科的理论被当时许多正直的科学家批评和反对。
李森科却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于是他绕开学术转而借政治手段打击迫害持有不同观点的科学家。
科学与自然观研究摘要: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
本文在介绍了自然界的基础上,辩证的分析了,任何自然界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用科学来改造大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
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
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
唯心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精神或上帝的产物。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处在永恒运动、变化、发展中的物质世界；自然界一切现象都是对立统一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自然界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对自然界认识的基础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
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认识。
大体包括人们关于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规律、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
自然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基础，因而任何一种系统的哲学必然包含与之相适应的系统的自然观。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只消极地适应而是积极地作用于自然界。
在这一相互作用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对自然界本质的认识。
因此，自然观既不象唯心主义所说的那样，只是人的思维的自由创造；也不象机械唯物主义所说的，只是思维对自然界的消极反映。
构成自然观基础的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只是自然界本身。
任何时代的自然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尤其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反过来，它又对自然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在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神话形态的自然观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对垒日趋明显。
唯心主义自然观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唯物主义自然观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形态。
在古代，人们基本上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普遍联系、不断运动的整体，由此形成朴素的自然观。
近代科学深入自然界的各个细节进行孤立静止的考察，由此产生形而上学自然观。
现代科学则日益广泛地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联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展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这一科学的自然观对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日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必须定义“科学”这个名词。
从奥本海默的浮沉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摘要：奥本海默作为曼哈顿工程的领导者，因其科学领袖身份而被冠与政治家角色的命运注定要与美国政治决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本文就其或辉煌或坎坷的浮沉一生，来解析一个科学领导人的政治科学观对整个国家命运及政治走向的深刻影响，借此进一步剖析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利害关系。
最后引出，作为史上一个典型的冲突案例，我们国家应该怎样以此为鉴，找清自己方向，少走弯路以实现和谐发展。
关键字：奥本海默政治科学关系一、学者生涯1904年4月22日，奥本海默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居里奥斯14岁时远渡重洋从德国来美国定居，是一位具有犹太血统的精明强干的商人。
母亲埃拉(EllaFreedman)是位出色的美术教师，她的画接近专业水平。
这个爱好音乐和绘画的家庭，使奥本海默从小受到了艺术的熏陶。
童年的奥本海默就表现出广泛的好奇心和极强的学习能力。
在纽约，他进入一所有较高水平、培养通才的文化学校学习。
他考入哈佛大学，虽然他选择了非常广泛的课程，如古典语言、化学、物理等等，可他只花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学四年课程。
1925年夏天毕业后他去了欧洲，四年的旅行生活，他把自己培养成一名理论物理学家。
首先他来到剑桥大学深造，随后应邀去哥廷根大学工作，1927年春获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
1928年他回到美国，在哈佛和加州理工学院任研究员。
次年去荷兰莱顿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工业大学任职，同年回国。
这时许多学院竞相聘请他，他选择在加州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执教，1946年开始任教授，他与哈里森结婚。
1941年他在加州大学试验室参与原子弹研究计划，尽管1942年政府安全机关由于他过去的左翼活动怀疑他是否有资格参与原子武器的研制计划，1943年他还是担任了曼哈顿工程实验室主任[1]。
1946年他被授予梅里特国会勋章。
1947年他出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一直至终。
期间因为自身的影响力太大且又与决策人物立场相反而受到诋毁和迫害，从而被逐出政界。
试论“民主”与“科学”乃是救治中国一切黑暗的良药引言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其发展与稳定对全球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面临种种挑战和问题的当下，如何解决中国的社会黑暗现象，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将论述“民主”与“科学”作为治理模式和思维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促进和改进，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黑暗问题。
民主的重要性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保障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推行民主制度能够实现政治权力的合理分配，确保政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民主制度能够让民众参与政治决策，借助选举和公民表决等方式，减少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度。
通过引入民主机制，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公民素养将得到提升，从而有助于治理黑暗现象。
科学的重要性科学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基石，是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工具。
在中国，推崇科学精神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应用，推动经济、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提升。
科学方法的运用可以使治理措施更加客观科学，避免主观臆断和盲目行动。
科学的思维方式还能够培养人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促进社会的创新和进步。
民主与科学的互补关系民主和科学之间有着密切的互补关系。
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决策环境，而科学方法则能够提供准确可靠的决策依据。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主可以确保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被充分听取和关注，而科学可以为政策提供基于实证的支持和建议。
两者结合起来，将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和黑暗现象。
民主与科学在解决黑暗问题中的应用反腐倡廉反腐倡廉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是社会黑暗现象的集中表现之一。
民主制度能够通过选举和问责机制，确保政府的廉洁和执政透明。
科学方法可以帮助发现并证实腐败行为，为打击腐败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民主和科学的结合还可以构建一个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提高公众对腐败行为的敏感度和监督意识。
教育改革教育是培养人才和社会进步的关键领域，而教育领域的黑暗问题也屡见不鲜。
“李森科事件”的启示作者：孙慕天来源：《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03期重温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史，足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保卫民主，保卫科学。
在苏联自然科学七十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遗传学那样，在那么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与哲学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
的确，苏联遗传学史是科学史上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破坏科学独立精神、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而这一点又是通过“李森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的。
历史地说，对西方遗传学的否定思潮一开始并不是由李森科鼓动起来的。
西方学者茹拉夫斯基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中，存在一个“摩尔根主义者学派”。
与此同时，虽然还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西方流行的生物哲学观点，但不少人也确实在自觉地学习唯物辩证法。
正是在对遗传现象的哲学反思中，不同的哲学观点的交锋也拉开了战幕。
在这场论证中，主要显示了两种思想导向：一种是坚持摩尔根主义，在进化问题上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另一种是坚持拉马克主义，强调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
随着论战的展开，德波林派占了上风。
但是，随着1930年底反德波林派的战斗打响，形势骤变，在清算自然科学战线的德波林派时，遗传学中的摩尔根主义就成了矛头所向。
1931年3月14日～24日，共产主义科学院唯物主义生物学家协会召开全会，这是遗传学领域的一次意识形态性质的会议，主题是反德波林派，会议提出的任务是“重新审查‘被神圣化了的’资产阶级生物学”和“对生物学进行布尔什维克的改造”。
会议的主题发言人是托金，他强调指出：“生物学战线是最落后的战线。
”托金在总结发言中说：“摆在我们协会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现在我说，它首先是同一个巨大的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的事业有关。
”这个事业是什么呢？托金解释说，它不是那些在“研究所或实验室里产生的个别的偶然的问题”，而是“同农业集体化”，同“现在在畜牧和植物栽培的实践中必须做出什么成就”有关的问题。
